秦孝公：不世雄主，沉雄勇略亲厚结人权谋无痕
秦孝公嬴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本剧对秦孝公的塑造，以西汉贾谊《过秦论》之评价为根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不能一开始便过度张扬其势，堕入“神”的泥沼。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孝公忍耐力之表现，以其戏剧结构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能否饱满表现其精神世界之丰富冲突，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剧中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三勇之戏剧表现层层递进，直达人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峰(与商鞅同)。演员当把握由质朴外在的表现到精神内在的表现之层次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这方面剧中多有情节，最须注意的是“戒伪”二字。也就是说，不能将秦孝公的亲厚结人表演为临机做秀，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发自内心的真诚。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剧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色英雄。
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
商鞅：强势政治家，信仰至上明锐犀利尽公极身
商鞅的信仰是尊奉法治，追求目标是“为万民立法，为国家立制。”这一信仰及其追求目标，是其人生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更是其无私与极身的精神根基。商鞅信仰的展开形式，是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法治学说。其选择立足之邦，其论说治国理念，其实现变法目标以及处理情感私生活，无不表现为以一贯之的坚定纯粹。商鞅一切行为的根基，皆在于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商鞅对法治社会的追求，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徒的笃信与虔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这种坚定，
在历史上除了宗教开创者，几乎无人与之比肩。如何将这种千古仅有而又不能靠论述来形象表现的伟大纯粹的人格力量，以戏剧行为表现出来，是对演员的高难度挑战与考验。最大难度有二：其一，如何体现坚定的信仰追求所生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其二，如何在人物言行中渗透出一种精神的高贵，以及这种高贵精神的征服力量。其间火候是，既要冷峻肃杀，又要以精神世界的熊熊火焰为底蕴。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明锐犀利。
商鞅之明在于二：其一，清醒地知道信仰道路的艰难；其二，清醒地知道与自己选定的雄主如何共事。惟其有明，商鞅的犀利是冷而不硬，锐而不狞，是以信仰追求为依托的坚定明晰，而不是简单的声色俱厉。商鞅之锐(犀利)也在二：其一是思想彻底言辞犀利，其二是执法无情立断立行(大仁不仁)。此间之要，切忌犀利带出刻薄，切忌高贵带出浮华。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三层面是尽公极身。
尽公者，私不扰公也。极身者，敢于以生命维护信仰也。商鞅的尽公极身，既有秉性执著的根基，更有信仰至上的根基。惟其如此，商鞅的无情行法与舍身护法，都须表现出清醒的思索，而不是简单的走投无路的冤狱。
另外，必须把握商鞅孝公之性格区别。商鞅孝公两强相遇，肝胆相照共始终，历史奇迹也。故必须清醒把握其同于不同，方能体现人物个性。两人之同，在于都是千古罕见的正才，精神通同。两人不同，在性格气度：孝公沉雄，商鞅肃杀；孝公厚重，商鞅犀利；孝公亲和，商鞅冷峻；孝公质朴，商鞅高华；孝公通权达变，商鞅坚持原则。此间关节，是区别两人之根基。
商鞅是历史天空的一道闪电。
商鞅是疾风暴雨中一道接天贯地的长虹。
商鞅，是中国古典法制社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改革家。本剧对商鞅的塑造，以两种主流历史评价为根基：其一，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其二，西汉刘歆《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商鞅精神的最基本特质，是信仰至上的人格力量。
商鞅的悲剧命运，是现实恶欲对高远信仰的毁灭。
赢虔：一代雄杰，大公有私威猛内明龟忍再生
嬴虔作为历史人物，是秦国变法史上的一个异数。
史料关于嬴虔的记载很少，本剧依其参与历史事件之因果，推演塑造出其令人一咏三叹的命运历程。作为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嬴虔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与精神性格堪称艺术奇葩。
嬴虔命运大转折分为四大阶段，其性格特征亦表现为层层深化变异的四个阶段：第一段为统军大将时期，威猛雄烈而偶见复仇偏激(不是偏狭)。第二阶段为政治柱石(太子傅)时期，内明大义而偶见威猛沉郁。第三阶段为刑治后时期，精神变异，二十年龟忍再生，是嬴虔命运转折的枢纽期。这一变异时期的性格逻辑是：私恨屈辱相聚结，既不愿因一己复仇而颠覆秦国变法，又不能化解对商鞅的沉沉私仇，遂闭门自囚避开国政，终致酿出奇特的变异再生。第四阶段为孝公身死后再度复出时
期，冷酷沉静而洞察大局，既坚持复仇，又坚持护法，成为一个精神世界截然两分的政治家，对秦惠王前期构成巨大影响。
塑造嬴虔形象之难，在于体现其精神性格的变异历程。
具体说，前两阶段的表演，在于如何渗出其偏执恩仇一面；后两阶段的表演，则在于如何渗出其威猛雄烈底色。所谓渗出，便是既不能被该阶段性格风貌之主流淹没，又不能过分彰显其潜在一面而冲淡本阶段主流风貌。也就是说，前两阶段起的嬴虔，威猛雄烈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在戏剧冲突中表现其执著于恩仇必报的潜在性格；后两阶段的嬴虔，沉郁强毅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体现出嬴虔式的威猛雄烈底色。总归说，起落转换，而又必须互见原色。
此间火候，对演员功力是极大的考验。
嬴虔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深层开掘商鞅变法的历史内涵。具体说，嬴虔这个人物揭示的历史内涵是：当变法因其领导者的执法性格而导致国家权力格局的改变，将原本坚定支持变法的柱石人物推向敌对方面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嬴虔是冰炭同器而又不相融合的两极人格。
嬴虔是一幅黑白分明而又阴阳转换的太极图。
甘龙：枭雄孤狼，阴沉顽韧，洞察深谋
甘龙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本剧对甘龙的塑造，以对变法历史的逻辑推演为根基，其职位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形成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