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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其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财富和行动指南。
下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一些认识。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系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和指导性，能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正确引导和有效推进。
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人民中，使其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才能凝聚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得到全面传播和广泛应用。
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提高人民群众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批判的精神和辩证的思维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素养。
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融入到教育、宣传、媒体等各个领域，可以帮助人民群众增强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能力和批判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支持和智力支持。
第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科学基础。
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特别是传播到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去，可以加强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提高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推动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谈到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时，指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这是一项关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战略任务。
我仅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大众化与中国化、现代化的关系首先谈谈对大众化这个概念的理解。
大众化与大众性是有区别的。
大众性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是标识理论所涉及、维护或关注的群众的X围的概念。
大众化是使理论为尽可能多的群众所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工作。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大众性，只不过“大众”的成分和X围有所不同而已。
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理论也都反映了本阶级的诉求，还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关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共同诉求，也有自己的群众，也有一定的大众性。
完全没有大众性的理论是不存在的。
同时，任何理论也都需要大众化。
这是因为理论都不是大众自发活动的产物，而是少数理论家精神劳作的产品。
如果不经过一番大众化的工作，即使客观上反映了大众的利益和诉求，也未必能为大众所理解。
任何阶级的理论家创造理论都不是为了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按照他们所维护的阶级的利益改变世界。
他们决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理论变成藏之名山的秘密文献，而总是要努力在大众中传播宣扬，让大众理解理论、信服理论，从而征服人心，赢得大众。
这种工作就是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众性，也不在于需要不需要大众化，而在于大众性和大众化的内容和X围与别的理论根本不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的是有史以来最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有史以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它的根本任务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以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经过一系列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终达到彻底消灭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
因此，它的大众性具有史无前例的深刻内容和广阔空间，与其他理论的大众性有原则的不同。
学术研讨Academic research■ 李明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点思考摘要: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就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传播深入的过程中不断被深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党历史发展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必要途径。
正确定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与反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人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时逐步被人民群众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定方式和途径使人民大众认识、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的是要人民群众在具体的实践中可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闪亮的一颗明星，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
而要想让理论想要变成物质力量必须掌握群众即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使群众掌握理论的基本途径。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坚持和发展的认识经历了曲折过程，就像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和发展一样，曲折和反复也必定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规律探索道路中。
邓小平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
不成功甚至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如何普及马克思主义一些极端错误做法，可以起到“前车之辄，后车之鉴”的作用。
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审视与反思。
1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二者间关系的必要性“文化大革命”中，在“斗私批修”口号下，把外来的都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对于历史上的，都当作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加以反对。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了游离于人类文明成果以外的独往独来的理论体系。
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损害。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它对各种思潮是持批判的兼收并蓄的科学态度的，它没有一味的排斥非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感2009152班 20092701 吴俊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调是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的的。
至此我国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的认识，今天我会对这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观点。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实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的重要指导理论、思想。
2、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三个涵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层涵义是它的革命的针对性。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认识世界和说明世界的科学,更是革命的纲领、行动的指南和现实地改造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只有通过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达到。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二层涵义是它的实践的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据实践的要求所做的应用性处理,就是把马克思所规定的革命的实践形式和路线方针,转化为具体能够完成时代使命的实践形式和路线方针。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三层涵义是它的科学的系统性。
这是指把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时代主题、实践形式和根本纲领,转化为革命的科学学说和根本纲领相统一、人的解放的实践形式和时代主题相一致的理论体系,形成一个完备的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和纲领体系。
关于刘力波先生《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读后感。
此文以史为鉴，在第二次文化思潮融合的过程中，寻找第一次外来文化成功融合的经历、过程，并且发现文化融合的历史背景以及与当地文化思潮的融合借鉴，理论上再次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资料和独特视角，现实中促进政治、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回顾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更进一步希望从两次文化融合中，找到一种融洽的渠道，那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相互涵摄、融合并逐步成为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又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理论方法，与现实研究。
二：本文大体分为四个部分：1：摘要部分，简单介绍了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以及理论和现实意义。
2：回顾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从传入到传播到完成中国化其中各阶段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以及文化思潮的历史演变。
3：比较了佛教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性，时代背景有所差异，文化视角上也有所差异，佛教从市民到上层政治人物都在传扬，而马克思主义主要集中于政治精英人物范畴，但有三个共同点a：都是外来文化b：都涉及到中国文化的继承与整合c：都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变迁4：佛教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其中包括：a、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b、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像第一次文化融合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达到视界融合，其中还谈到了禅宗鼻祖六祖慧能，并且借助毛泽东助理林克的话，说明毛泽东对《六祖坛经》的研究，来说明毛泽东在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找到了佛教c：外来文化要成功实现中国化要满足一定条件，说明了外来文化要本地化要满足当地社会现实的需要，并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最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需要经历的一些阶段，以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三：本文的基本内容包括：探究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历史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的演变等，其中包含：以对等的翻译，逐步化整为零的渗透到原始的思想中，并且传播过程中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其中以“神灭”“不神灭”“有无因果报应”等最著名的是“三衡论战”在思想争鸣过程中有了“众生有性”“顿悟成佛”最后出现了众多佛教门派，最终禅宗经过对中华文化的消化、吸收，在隋唐时期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座的心得体会参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座后，我深感这是一次极有意义的思想启蒙之旅。
在讲座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使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拓展。
首先，讲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
中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国家，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的发展。
这一点使我深刻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必然的，只有理论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祉。
其次，时代化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和出现新的形式。
因此，我们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时代要求我们不停地学习、更新知识、提升能力，保持与时俱进的思维和观念。
最后，大众化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与全体人民的素质提高相结合。
全民的参与和共同的奋斗，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
因此，大众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让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时代的思想。
通过这次讲座，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告诉我们要密切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和实践能力，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而努力奋斗。
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两种革命的“时代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2］（P263）。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劳工大众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为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就必须扎根于广大民众的社会实践。
李大钊将“民众”与“劳工阶级”相联系，把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多数人”规范为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人民。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1］（P32）。
然而，当时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又多是知识分子。
于是，他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作用，需要让初步掌握这一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1］（P304）他还亲自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开展活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敏锐地把握住了农民是中国劳动群众的绝对主体这一最基本的国情：“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
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利病。
”因此，他号召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2］（P304—305）。
1925年，在领导北方国共合作期间，他又进一步表达了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5］（P85）3．坚持学以致用，将马克思主义融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之中1920年2月，在护送陈独秀秘密迁往上海的途中，李大钊与其共商了建党大计。
马克思主义的佛教观和佛教的马克思主义观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问题。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和佛教徒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问题做了一个整体的概观。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佛学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相似和根本追求上的异趣是二者之间一系列交涉和冲突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佛学、辩证唯物论、唯心论一、前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方向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一切传统的思想文化都必不可免地要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它自然要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发动批判，由此而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变革。
对于这一历史变革，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有一个方面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佛学的关系问题（1）。
研究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宗教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对中国佛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从整体上说，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对佛教进行批判，他们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主要武器，着重于揭示佛教的阶级属性、反动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佛教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佛教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在僧侣和居士方面，情况比较复杂。
民国时期的佛教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既有肯定，也有批评，有人曾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
1949年以后，佛教界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和精神生活中的统治地位。
在此前提下，一些僧侣和居士们倾向于论证佛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为佛教争取生存地位。
本文着眼于不同思想主体的立场分野，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佛学的关系做了一个整体的叙述，期望能由此给我们发展21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佛教观此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包括两类人，一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毛泽东等；另一类是持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佛教学者，如候外庐、任继愈、方立天、澜、郭鹏、严北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