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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收储政策的演变及其评析作者：郝英莉何菲来源：《环球市场》2017年第08期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粮食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必需品，同时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各国对于粮食生产均给予足够的重视。
农业不可能在一个脱离市场竞争和没有市场风险的环境中形成，因此，理顺粮价和市场的关系已成共识，但调整的步骤必须要有序、稳妥，以便让农民能够逐渐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规避市场风险，真正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关键词：粮食收储政策；市场竞争；经营风险；宏观调控1、我国粮食政策演变的特点1.1粮食政策演变具有渐进性通过对我国粮食政策演变的历程进行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粮食政策演变具有渐进性的特点。
就发展进程来看，从建国初期的自由购销到统购统销政策的形成，再到统购统销政策的衰落和解体，最后到粮食市场体系的建立，其中粮食政策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在前一次粮食政策的基础上实现的，都是首先对原政策的部分修正，即使是统购统销政策向粮食市场化的转变，也是在维持了两种政策同步发展的状态下实现的重心转移。
当然每一个政策的出台，也是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粮食政策也应该逐步调整、逐步完善，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就发展范围来看，粮食政策的演变都是在局部实验的基础上才向全国推广的。
1.2粮食市场的开放性纵观我国粮食政策的演变历史，粮食市场的开放性一直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推动着我国粮食政策的演进。
统购统销时期，国家主导粮食管理，粮食市场甚少，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消失。
但是，粮食市场的生命力是无法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抑制的。
199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化改革、1998年的“四个分开，一个完善”政策，以及2001年以后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制定适应粮食市场开放性的粮食政策，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正确选择，因为只有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粮食市场，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从1953年开始施行到1992年寿终正寝，经历了三十九年风雨路。
粮食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民将生产的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需要的粮食也由国家供应，就连农民自己食用的口粮的品种和数量也要由国家批准才能留下。
同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严禁自由买卖。
在现在看来，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农民的一项霸王条款。
因为粮食的收购价格不管是高是低，农民不卖也得卖，哪怕经批准留下的口粮吃不饱肚子也不能多留一斤。
三十九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却伴随了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大半生的岁月。
记得在1954年以后的几年中，那时农村还是单干，每到秋天，村里的干部为了将上级交下来的卖余粮任务分摊到每户农民头上，天天大会、小会地连着开，对于思想不通的农户还要夜以继日地做动员工作，遇到有些出身不好的农户软磨硬泡时就给他加上一顶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有的村子甚至发生了吊打群众的现象。
据说在全国范围内因此而自杀的人也不在少数。
在层层高压下，农民们只好卖掉了部分口粮和种粮。
当时连官方也承认是征了一部分“过头粮”。
农村中半饥半饱的日子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后来农业合作化了，接下来又人民公社化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就没有单干时那样难做工作了，上面只要将村里（后来叫大队）主要干部思想弄通了就行了。
大部分村干部为了保住乌纱帽，总是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再安排社员的口粮。
记得1957年秋后，我们村里连续几个月没有分口粮，就连农民家中原来留着喂猪的麸皮和谷糠都吃光了。
在人民公社初期，大跃进又助推了浮夸风，全国各地都在放粮食“卫星”，亩产千斤乃至万斤的新闻屡见报端。
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假象。
同时，“增产”了那么多的粮食，不多卖点给国家也说不过去，于是就出现了有的村将社员的口粮都卖给了国家，上级来人检查时用稻壳子装进粮屯里再在上面盖一层稻谷来糊弄检查的人，说是社员的口粮已经留足。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闹剧屡见不鲜。
饮食变迁见证改革开放40年巨变◇ 杨德孝（口述） 马振华（整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尽快富裕起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恢复生产，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为稳定社会，保障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粮食及各种物资供应，制止和打击投机，从1953年11月起，全国实行粮食计划收购政策。
从1954年起，全国粮食、布、棉等物资全部实行计划供应，所有商品一律凭证、凭票购买。
十一届三中全会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包括农村生产力，为粮食放开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1983年，国家首先宣布布票停止使用。
1993年，国家又宣布粮票停止流通使用，粮价放开，市场搞活。
1993年1月1日，武汉市粮食价格和经营全面放开，粮票终止使用，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那些伴随人们的各种票证，作为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记载，从此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粮食是市场最后放开的一个商品，从计划着吃到变化着吃，人们从只求吃饱到追求吃出健康、吃出特色、吃出品位，看出改革开放这40年的巨大变化。
吃热干面都要用粮票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人估计都不知道粮票是什么了，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有钱还吃不到饭，还必须要有粮票。
现在大家吃热干面，掏钱就买，甚至都不用掏钱，直接刷手机就能买到。
但在1993年之前长达40年的时间里，没有粮票，有钱也吃不到热干面。
曾经影响几代人的粮票逐渐被遗忘，正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是1976年结婚的，虽然是机关干部，但也遇到了当时很多人都面临的窘境：要请亲朋好友们吃饭，可粮票不够，买不到米，怎么请人吃饭？正当我发愁时，家住黄陂的亲戚雪中送炭，将自家种的100斤大米挑到了我家。
当时的幸福感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看着亲朋好友们在婚礼上吃着大米饭，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为什么没有粮票，有钱也买不到米呢？说到底就是当时粮食短缺，国家只能靠计划的方式来保证民众对粮食的基本需求，而票证正是短缺经济的主要特征。
见证风雨兼程40年粮食改革变迁作者：孙晓明来源：《粮食科技与经济》2018年第10期近日，翻开过去剪报小集子，映入眼帘的是1985年2月12日笔者发表在《泰安日报》一版上的一则新闻—《当前农民的四大要求》。
这则新闻记叙了1985年笔者随泰安地委工作组到泰安地区所辖的新泰市农村宣传“中央一号文件”，在座谈会上基层干部群众提出的四项要求：一是要求国家取消生猪派购任务，二是要求国家对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三是要求要求解决乡镇企业用电问题，四是要求税务部门按国家规定收税。
看到这篇小文章，笔者不禁回忆起这四项要求的始末。
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了大的改革。
这一年，根据粮食总量收支平衡有余的新形势，也就是1984年的粮食大丰收的情形，为解决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决定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双轨制”（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供求，实行议购议销），并提倡鼓励积极发展粮食转化，出台了35°坡以上丘陵地退耕还林的一系列农村政策。
在“双轨制”的推动下，国有粮食企业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搞活了粮食流通市场，促进了国有粮食企业发展。
可以说，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轫于1985年，结束了从1953年以来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迈出了极其坚实的一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85年入冬以后，笔者和泰安地区行署糧食局的时相玉、孙竹亭两位同志，陪同泰安地委组织部部长到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宣讲“中央一号文件”。
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明确取消了实施32年之久的粮食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
这项政策是在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旨在让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中共中央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及时扩大市场调节，在农村建立市场机制而进行的大胆尝试。
从新泰市宣讲回来后，我着手写了一篇《当前农民的四大要求》，被《泰安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之后，文章被山东省政府内参刊用，引起不小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市场调控的演变及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粮食计划、定量供应到市场化调控，粮食市场经历了从“定向”到“自由”的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粮食市场调控也不断进行着改革和调整。
本文将从粮食市场调控的演变着手，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市场调控的变化及其影响，并对未来的粮食市场调控进行一些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粮食市场主要通过国家的计划经济来进行调控。
国家实行粮食计划，确定粮食生产、购销和储备的各项任务和指标，实行统购统销的方式，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和定量供应。
这种粮食市场调控模式下，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权力极大，一切粮食的交易都要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市场价格也是由国家来制定和控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逐渐意识到中央计划对于粮食市场调控的弊端。
集权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了粮食市场的僵化和低效，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于是，国家开始逐步放开粮食市场的调控，推进粮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首先是在1985年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乡村经济的活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改善了粮食市场的供给状况。
随后，1990年代初，国家对谷物收购价格开始逐步放开，农民可以自由出售粮食，市场价格开始逐步形成。
1998年，国家对粮食市场进行了全面的价格改革，取消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和最高收购价的限制，粮食市场的价格基本实现自由浮动。
粮食市场调控的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粮食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活力，促进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粮食市场的供给量和品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粮食市场逐渐趋向平稳。
市场价格的自由浮动也使得粮食市场价格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提高了市场的灵活性和效率。
随着粮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是粮食价格的波动性增加。
市场价格的自由浮动使得粮食价格更加容易受到市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明显增加，对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和粮食市场的稳定性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粮食价格波动的历史分析和近期展望报告关键点：●对我国过去20年的几次粮价大涨进行分析●提出供应和消费的增速差是衡量粮价上涨压力的有效指标，而通货膨胀则构成了粮价上涨的触发和推动因素●解释了宏观经济周期和粮价周期一致的原因，分解了供应不足的冲击因素● 对今年的情况做出展望和预测报告摘要：▲1953-1984年的粮食市场，实行的是政府定价的统购统销政策。
1985年以后逐步放开粮食市场，中间有过几次政策的反复，直到2004年才实现购销的市场化▲ 在1985-2006年的22年时间里，我国经历了三次比较明显的粮食涨价（粮食生产和零售价格同比增长>10%）,1988-1989,1992-1995,2004▲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的绝对量数据难以解释粮价的上涨，我们构造了供应和消费的增速差，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历年的价格波动▲宏观经济和粮价周期的高度一致性，不仅仅是因为通胀预期和成本推动。
宏观经济的冷热通过农户能够影响粮食市场的供应量▲国家粮食政策在长期看来，是粮食供求关系内生决定的。
从中国和美国十分相似的价格波动概率分布图看来，政策的差异可能并不是粮食市场的根本推动力▲ 近两年由于周期性原因和农资价格涨幅过大，种粮收益率处于一个下降的通道，粮食生产增长略显不足，虽然没有2003年供需失衡的情况来得严重，但也不可过于乐观。
而今年的通胀，在短期内无法快速下降。
供应不足和通胀，这两个粮食涨价的基本面和触发推动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 夏季是粮食消费的淡季，而且经过5，6月份的北方粮食库存的调运，南方销区的储备比较充裕，我们认为近两个月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判断今年9月份以后，特别是10月份秋粮收购时期的粮价走势，我们认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7，8，9月份粮食主产区的洪涝和旱灾的情况，以及通胀的程度。
如果接下去的水旱灾对秋粮生产的影响较大，通胀继续维持高位甚至反弹，就可以构成粮价上涨的条件。
届时，在政府考虑农民收益，理顺粮价，不多加干预的思路下，粮价在下半年，再加上明年上半年，可能会有20%左右的涨幅。
中国粮食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统购统销的时代"1953年10月16日、11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此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李先德研究员说。
当时的农村普遍实行集体所有制，建立了公社，农民没有自己的承包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首先完成国家统购任务之后，剩余的在合作社社员之间进行分配。
"妇女、儿童、男劳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而由于国家统购任务具有强制性，遇上歉收的年景，还可能出现统购粮挤占农民口粮的现象。
"李介绍。
国家统购的粮食作为国家储备和工业领域的产品一样，由各级粮食主管部门按照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在城市居民中间进行分配。
"当时一个乡一个粮站，收上来的粮食由政府统一调拨。
"河北省南皮县粮食局副局长邵文新说，他总结当时的城乡粮食体制，"基层粮站搞收购，县城粮站搞供应。
上学的、上班的、养猪的都各有供应标准。
所以分配粮食是当时县粮食局的主要工作。
""实际上，1978年开始施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国家对统购统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为了鼓励农民多交粮，1979年国家对粮食统购价提高21%，同时对超出国家'定购粮'的部分实行'超购价'，'超购价'比统购价高50%。
这一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476.5亿吨跃升至1984年的40730.5亿吨。
但是'统购统销'的粮食体制没有发生变化，农民卖粮只能遵从国家定价。
"李先德研究员说。
双轨制的兴衰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进入了实质性变革时期。
这一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这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从粮食统购统销到放开粮食市场的历史性转变 2009年03月06日08:10 生意社生意社03月06日讯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
在这60年里，围绕粮食的多与少问题，中央在政策措施上作出过多次重大调整。
因而，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
一、建国初期的粮食购销新中国建立伊始，粮食产需、供求矛盾十分尖锐．面对严峻的粮食形势，党和政府一方面组织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扭转市场剧烈动荡的局面，把粮食价格稳定下来，在粮食经营政策上主要把握两个环节：一个是规定适当的公私经营比重；一个是掌握合理的粮食价格水平，发挥国家牌价在市场上的主导作用。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粮食状况逐步有所好转，这对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对商品粮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当时的粮食情况却极不适应。
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党中央于1953年10丹16日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趴接着，中央人民政府于11月23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根据《决议》和《命令》从12月初开始贯彻实施。
其内容包括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以及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
计划收购。
政务院《命令》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
”按此规定，国家在农村统购粮食的对象是农村生产粮食的余粮户，所要统购的是余粮户的余粮。
所谓余粮户，就是对生产粮食的农民，留足其全家口粮、种粮、饲料和缴纳农业税外，还有多余粮食的农户。
对余粮户的余粮，一般统购80％一90％，统购的粮种和价格由中央统一规定。
计划供应。
政务院《命令》规定的计划供应范围包括县以上城市、农村集镇、缺粮的经济作物产区、一般地区缺粮户和灾区的灾民，还有熟食业和食品工业等。
按照这个范围，当时供应人口接近两亿，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供应品种由少到多，供应办法由简到繁，由宽到严。
由国家严格管理粮食市场．政务院《命令》规定：“一切从事粮食经营、加工的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经营的粮店和工厂，统一归当地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但得在国家严格监督和管理下，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代理销售粮食。
”“所有私营粮食加工---及经营性的土碾、土磨，一律不得自购原料，自销产品，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或在国家监督和管理下，代消费户按照国家规定的加工标准从事加工。
”“一切非粮食机构或私商，禁止跨行业经营粮食。
农民运粮进城出售，由国营粮店或合作社收购。
”统一管理。
中共中央为保证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施，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和调度”的粮食管理体制。
《决议》中规定：“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
”中央《决议》指出：“上述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缺一不可的。
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而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
而如果不由国家严格地控制粮食市场，和由中央实行统一管理，就不可能对付自由市场和投机商人，且将由于人为的粮食山头的互相对立，给投机商人以更多的捣乱机会，结果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亦将无法实施。
”在部署了粮食统购统销之后，中共中央又与同年11月13日作出了对油料实行计划收购和销售(统购统销)的决定。
其主要精神是：油料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营，私商不得插手。
油料中的主要品种，如花生、芝麻、油菜籽、胡麻籽和油茶籽，均由中央统一下达收购计划，逐级向下分配，并规定：对油料的统购，与粮食统购一同进行。
统购统销制度从1953年开始执行到1985年结束，长达32年之久。
在执行过程中，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包括曲折)，这项制度也在不断发展。
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为救灾需要，1954年至1955年度在非灾区多购了约35亿公斤粮食，全国统算，也多购了11．5亿公斤(计划征购434亿公斤，实际征购445．5亿公斤)；加上1953年至1954年、1954年至1955年两个粮食年度的统购，有许多强迫命令和卖“过头粮”等现象，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
到1955年春，许多地方几乎是“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
这种虚虚实实的粮荒，不仅妨碍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也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5年3月3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除将1955年7月1日至下午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的征购任务，由464．85亿公斤减为450亿公斤(后又两次核减，最后减为415亿公斤)以外，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制度，要求各地在春耕开始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预先知道自己全年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
在确定“三定”政策时，毛泽东提出：“粮食定产要低于实产，要使农民多留一点，多喂一点，多自由一点，做到‘人不叫，猪不叫，牲口不叫”。
结果，1955年粮食定产一般为实产的90％一95％。
1955年到1956年度征购粮食完成435亿公斤，虽然超过计划20亿公斤，但因为这年大丰收，又实行了“三定”，征购工作进展顺利．“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
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是有了定产、定购、定销，心也定下来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根据两年的经验，特别是1955年上半年处理粮食风潮的经验，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趴前者对定产、定购、定销事宜作出了详细规定。
关于定产，《办法》规定：“1955年分户核定的余粮户粮食交售任务，在正常情况下，自1955年起，三年不变，增产不增购；缺粮户的粮食供应量，每年核定一次。
”后者规定：市镇粮食统销由凭证购买，按户核实，改为按人定量供应，并发行粮票。
1956年初，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
农业合作化后，农产品购销制度怎么办?国务院经过反复讨论，于1956年10月6日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1955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核定。
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
”这样，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
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为几十万个合作社。
1956年，由于部分地区遭灾减产，为了保证这些灾区的粮食供应，《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1956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坚持在“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这以后，经历“大跃进”和十年动乱，统购统销制度又作了若干新的规定：①1960年10月以后，实行超购加价办法。
即社队出售的粮食，超过统购任务的部分，国家按高出统购价格的一定比例计价收购。
②1961年9月以后，实行售粮奖售工业品制度。
③1961年、1962年严重困难时期，国家对那些暂时确有困难、以后有能力归还的生产大队实行粮食借销。
借销的粮食在下一个季度或下一个年度必须归还。
④1958年2月，在中央管理权限大下放时，曾经将中央管理粮食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
经历“大跃进”之后，1962年9月收回，重新实行中央统一集中管理。
⑤1955年一定三年不变期满之后，1959年、1965年重新定产、定购、定销，规定一定五年不变。
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1959年全国定产指标为2500亿公斤原粮，而1959、1960、1961年的实际产量分别只为1700亿公斤、1435亿公斤、1475亿公斤。
三年平均实产比1957年减少413．8亿公斤，但平均年征购粮食却比1957年增加了47．9亿公斤，相当多的地方购了农民的过头粮。
“三定“本是一种好制度，但由于整个经济工作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造成高估产、高征购，给农民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也给粮食工作自身增加了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渐有所放松。
从1979年开始，粮食统购指标，在1971年确定的“一定五年不变“的基础上，每年核减25亿公斤，同时增加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从1982年开始，对粮食征购、销售、调拨，由中央向省、市、自治区包干，一包三年不变，多购少销的粮食，归省、市、自治区掌握，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购任务后，有权处理多余的粮食。
国家除了统购外，开展议价收购，实行多渠道经营，并恢复了传统的米市和粮行。
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和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政策的实施，粮食连续六年丰收。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40731万砘，粮食采购量达到12945万吨(含议购)，粮食总产和采购量都创历史最高纪录。
三、实行粮食定购政策1979年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双重作用，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长期使人焦虑的农业生产得到全面发展。
粮食生产形势和购销形势很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与此同时，一些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是1984年出现了全国性的“卖粮难”，国家收储能力不足；二是由于购价提高而销价未动，导致国家财政补贴迅速增加，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市场粮价下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随之下降。
这些变化表明，完全由国家统起来的统购统销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粮食形势的发展，必须彻底加以改革。
针对这一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起，取消粮食统购，实行合同定购。
定购的品种为稻谷、小麦、玉米和主产区大豆。
定购价格全国统一实行“倒三七”比例价(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
改革的核心，是要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粮食供求的调节作用。
至此，实行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制度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双轨制“的粮食购销体制，即政府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一部分粮食购销，另一部分粮食购销由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自主进行，实行完全的商品交换，由市场机制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