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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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 共 2 页 在我国传统的法律理念中，罪犯向来是作为敌人来打击的，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坚持的理念都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要重于一切，关于打击犯罪中对人权的保障问题闭口不谈。随着刑事法治理念的启蒙，我国也逐步在法律上认可了人权保障的观念。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刑事确定无罪推定的诉讼原则。2004年，首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至此，人权保障理念才在我国广为传播。但在司法实践中，相对于打击犯罪而言，人权保障的观念还是非常淡薄的，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往往偏重于对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而不落实新法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
理论上讲似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有着天生的矛盾，如果把打击犯罪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有效的打击犯罪，执法人员就会不择手段，随意侵犯深圳践踏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造成冤案；相反，如果把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作为主要目标，打击犯罪的效果便会削弱，从而影响打击犯罪的效率，甚至造成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也就是实体公正与形式公正的矛盾，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追求实体公正的，可问题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完全保证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该怎样抉择呢？
老师认为：现代社会是充满风险的，而人性是有着向恶的趋势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最为犯罪嫌疑人而站在被告席上。此时，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犯罪嫌疑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因此必须保证被告人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换句话说，保证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就是保证我们每人人的人权；保证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其实就是保证我们每个人将来可能会受到的公正的审判。比起不让任何一个犯罪的人避免不受追究来说，保证不让任何一个无罪的人受到冤枉更有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不禁想起来在美国号称“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第一次看到这个案件判决的时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震惊。如果辛普森案发生在中国，判无期、死刑都是可能的，长达一年多的审判，众多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国人无人不晓，加上辛普森显赫的身份，相信如果发生在中国，没有哪个法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判其无罪吧！美国是个追求“程序公正”的国家，在美国公民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家，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个无辜的人失去自由这种事情发生。如果程序上的公正与实体上的公正产生冲突，美国人宁愿舍弃后者，也不愿前者被践踏，他们认为，只有严格地遵照法制程序、完全不违背程序地进行裁决，才能保证法律不会被权贵者利用，才能保证不会被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滥用职权来维护自己的个人喜好，统治者滥用职权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要比街道上的犯罪者更为可怕。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认为：“罪犯逃脱 第 2 页 共 2 页 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宪政法治的核心和重点绝非一味不择手段、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而是应当正本清源，注重对政府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权和国家专政机器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任意欺压无处申冤的小民百姓。”
当然，并非每个国家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上都是选择了程序公正。苏联的法律教科书对美国“程序公正”的批判称：“为了刻意表现对嫌疑人人权的保护，不惜以受害人的权利、社会公众的权利甚至道义可能被牺牲为代价。”从社会责任和良知的角度来讲，俄国人的批评无疑一针见血地扯下了我们倍加珍惜的民主法制的温情面纱。
无论如何，遵循程序公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充分尊重程序上的正义，如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口供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惟一证据等等，个人的权利才会在强大的国家权利面前获得保障。虽然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注重程序公正不一定总是导致公正的审判结果。诚然刑讯逼供反而有利于及时破案、伸张实体公正。但是，更多的事实证明，以程序违法换取实体公正，多是冤假错案的根源。程序公正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我相信纵使经公正的程序得到的结果确实使得一些有罪之人不受惩罚，那也是我们为自己权利和自由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