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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659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及其解析-育明教育
一、名词解释
角色紧张初级社会群体情景定义最后一个忘了
二、论述题
1、根据列维等人的观点，论述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特点
2、试述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
3、分析文化、社会化和个性三个概念的关系
4、找一位或数位理论家论述其关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区分及其意义
三、简答题
1、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出现了“新农居建设”，强制居民上楼居住，请分析对农村社区的影响
2、人口老龄化对城乡社会发展的影响
3、试述帕克对城市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4、转型中国的情感状态
5、忘了（想起了来补）
育明教育金牌咨询师大强老师认为，2013年北京大学社会学659社会学理论考研中规中矩，题型、难度均变化不大，侧重基础知识的考察。
名词解释不仅要答出其内涵同时要解释其外延，有的连同背景等相关知识也要答出。
简答首先进行重要名词的阐述，只表述其主体部分即可，然后答出课本中的相应文字，最后提炼升华进行总结，有亮点，有看法，有感叹，这北大、人大、中财、北外教授创办集训营、一对一保分、视频、小班。
吉登斯：反对“微观”和“宏观”：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对于考察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来说，上述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于两个原因，我没有采用更常见的术语，即“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社会学”研究。
原因之一，是这两个术语相互之间经常形成尖锐鲜明的对立，似乎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二者之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非得把其中一个看作是在某一方面比另一个更为根本的视角。
比如说，戈夫曼就有意拒绝关注涉及到大范围的社会组织和历史的问题。
在这种拒绝中，似乎就潜伏着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只需通过他有时称为微观社会学的这种研究，就完全可以发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现实。
而另一方面，宏观社会学思路的倡导者则往往认为，对日常社会活动的研究是琐碎无聊的，意义最为重大的应该是那些涉及范围较大的问题。
然而，如果说这种敌对是一场战争的话，它充其量也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在这两个问题中有哪一个就高出一等。
微宏观的分野之所以往往使人想起一些令人遗憾的联系，原因之二即在于：即使在这两种视角之间没有什么相互冲突的地方，也往往会形成一种颇为不妥的劳动分工方式。
在人们眼里，微观社会学主要关注的是“自由行动者”的各种活动，这些问题应该交给符号互动论或常人方法学这样的理论立场来处理；而另一方面，人们认定，宏观社会学的领域就是分析对自由活动施加限制的那些结构性制约因素。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指出，不管我们如何宽宏大量地看待这种劳动分工的结果，它也已经严重地误导了社会学的研究。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学者会认为，“微观社会学”研究和“宏观社会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呢?我想，这里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刚才提到的概念上的劳动分工。
是哲学上的二元论强化了这种分工。
这种分工要求采取某种比绝大多数作者所能够或者愿意构想的更为彻底的方式，重新阐述社会理论。
我们不妨来简短地看看柯林斯(R．collins)近来对这个问题的令人颇感兴趣的探讨，这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著李康译人们习惯用“社会变迁”这个术语来指某个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中所发生的某种变迁，更具体地说，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制度秩序(core institutional order)所发生的某种转型，我们足以称其为社会类型的某种变迁。
我并不坚持认为，在变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进行富有意义的探讨之前，非得就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制度秩序”或者如何清晰地区分各个社会的类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事先就对社会变迁的某种“支配因素”论坚信不疑，否则关于变迁是否“的确”发生的争论就会没完没了。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新近针对功能主义的批评意见的一些潜在意涵，尤其是那些牵涉到社会变迁是如何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孕育而生的观点。
我的立论是：批评者们由于将自己的批驳矛头集中于功能主义的一种待定形式（即“规范功能主义”[normative functionalism]），从而过于拘泥某些问题，虽说这种特定的形式很是盛行。
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之为“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问题。
其结果便是批评者往往忽视了“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问题，而就他们主要关注的冲突和社会变迁而言，这些问题是同样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一般功能主义(general functionalism)的视角看起来依然是最为合用的研究手段。
一K﹒戴维斯（6）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对功能主义的界定。
这种界定是如此得宽泛，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看不出它和当代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些假设之间有什么分别。
这实在是一团和气的做法。
但如果我们在说功能主义时，指的不过是将社会视为一套由彼此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系统，是与“还原论”相对的一种反动，那么致力于批判功能主义的绝大多数学者一夜之间就都该改换门庭了。
至少说有多少人会接受诸如“功能必要条件”（functional requisites）这样与功能主义如影随形的概念，则大可商榷，也许得看我们对这些概念作何解释了。
巴斯卡与吉登斯思想的相似性比较分析罗伊巴斯卡,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批判实在论哲学的创始人;安东尼吉登斯,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以结构化理论而闻名。
我们发现,同为英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二者的思想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
当然,他们思想的相似性己经被一些学者提到,如伊恩克雷布、艾拉科恩。
因此,对巴斯卡与吉登斯思想的相似点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重视本体论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
科学哲学家奎因指出,科学研究不能没有任何本体论观点的指导,科学理论研究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或本体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然而,社会科学为了确保与自然科学的同质性,于是采取了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立场来淡化社会本体的复杂性,从而导致惯例上缺乏一种对于本体论的思考。
事实上,关于社会现实性质的认识确实影响到我们在试图解决社会现象时所运用的推理方式和方法。
因此,在本体论上的稍事努力,是我们亟需要做的。
关注本体论,是巴斯卡与吉登斯所共同呼吁的。
巴斯卡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心应由认识论转移到本体论上。
在他看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缺乏一种适当的本体论,这两种哲学传统分别从经验和话语界定真实,从而把本体论和认识论混淆在了一起,导致本体论维度的消失。
巴斯卡把视角重新定位在本体论上,追问世界本身应当是什么,因为这才是主要的。
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的实在是不及物的,即它独立于我们的社会知识之外,独立于我们认识主体之外。
实在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真实层(指结构、机制、力量、趋势)、实际层(指事件和事物状态)和经验层(指经历与印象)。
其中,真实层面的事件(机制)虽然无法观察到,但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到的事件的基础,创造出并统治着现实中的世界。
真实层面是科学研究的关键。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可以通过分层本体论的观点加以研究。
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因果机制存在于真实的层次中,并不一定能被感官经验所体察到,不可及的真实必须通过科学知识的哲学,也就是对经验知识的二阶探讨才能逼近真实。
系统整合方案系统整合方案是指通过将不同子系统、模块或应用程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完整、协同工作的系统。
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中，各行各业都需要将各自的系统和应用程序进行整合，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信息流通的准确性。
本文将从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和实施三个方面探讨系统整合方案的重要性和实施步骤。
需求分析是系统整合方案首要的一步。
在许多组织中，不同的部门或团队使用不同的系统或应用程序来处理他们的工作。
这些系统之间往往无法相互通信和共享信息，导致信息的重复录入和处理效率低下。
因此，通过仔细分析各部门需求，了解他们目前使用的系统和应用程序的功能和不足，能够为整合方案的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系统设计是实施整合方案的关键环节。
首先，需要根据需求分析的结果，确定整合方案的目标和范围。
然后，设计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和数据流程，确保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能够准确、实时地交互。
同时，还要设计一个可以适应不同系统和应用程序的接口，以便实现数据的转换和传输。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扩展性，确保整合方案在后续的发展和升级中能够满足应用的需要。
实施整合方案需要按照一定的步骤进行。
首先，需要进行系统配置和数据迁移。
这包括安装和配置整合软件、导入和清洗数据等。
然后，要进行系统测试和调试，以确保整合方案能够正常运行。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修改和调整，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最后，需要进行用户培训和技术支持，确保整合方案能够被用户有效地使用。
系统整合方案的实施可以带来许多好处。
首先，它能够实现信息的无缝共享和流通。
不同部门之间可以方便地共享数据和信息，避免了信息的重复录入和处理，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次，整合方案能够提供更准确和实时的数据分析和报告。
通过整合各个系统的数据，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仓库，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此外，整合方案还能够简化管理和维护工作。
相比于维护多个独立的系统和应用程序，维护一个整合的系统要更加方便和高效。
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N．莫塞利茨赵晓力译摘要：本文考察了洛克伍德、哈贝马斯、吉登斯对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之间的区分进行概念化的不同方式，本文认为洛克伍德的概念化（经过一些修正）要比另两位理论家在逻辑上更为一致，也更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社会整合，系统整合，矛盾，冲突，系统/生活世界，微观/宏观在对社会转型进行经验研究时，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种划分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1用眼下正出名的一些二分法对它进行改造或超越的各种努力，又把它跟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争论挂上了钩，像功能主义解释的地位，主观主义社会学和客观主义社会学（subjectivist and objectivist sociologies ）的联系，以及对社会现象进行本质主义描述（essentialist accounts）的问题，等等。
本文关注的是哈贝马斯（1987）、吉登斯（1984）如何重构洛克伍德（1964）的区分，并认为他们的努力并不是非常成功，保留洛克伍德最初的阐述（经过一些修正）更为有用。
洛克伍德对于洛克伍德（1964：244-56）来说，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划分使学者能够敏感地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看待社会整体；而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带来的则是对社会秩序或混乱（social order or disorder）的不同机制描述（mechanisms accounting）。
社会整合指的是“行动者之间和谐的或冲突的关系”，而系统整合则着眼于“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相容或不相容/矛盾的关系。
从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待社会整体，导致了从社会合作/社会冲突的角度研究社会秩序/社会混乱问题。
这些都是行动者在他们认识社会世界的基础上，发展策略以保护或促进（他们所认为的）自己利益的结果。
而在系统整合的层面，重心从能动作用视角转向系统视角。
占据中心舞台的不再是行动者，而是“系统各部分”。
洛克伍德认为，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者以制度眼光看待系统各部分。
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著李康译人们习惯用“社会变迁”这个术语来指某个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中所发生的某种变迁，更具体地说，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制度秩序(core institutional order)所发生的某种转型，我们足以称其为社会类型的某种变迁。
我并不坚持认为，在变迁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这一问题进行富有意义的探讨之前，非得就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核心制度秩序”或者如何清晰地区分各个社会的类型达成共识。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事先就对社会变迁的某种“支配因素”论坚信不疑，否则关于变迁是否“的确”发生的争论就会没完没了。
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新近针对功能主义的批评意见的一些潜在意涵，尤其是那些牵涉到社会变迁是如何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孕育而生的观点。
我的立论是：批评者们由于将自己的批驳矛头集中于功能主义的一种待定形式（即“规范功能主义”[normative functionalism]），从而过于拘泥某些问题，虽说这种特定的形式很是盛行。
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称之为“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问题。
其结果便是批评者往往忽视了“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问题，而就他们主要关注的冲突和社会变迁而言，这些问题是同样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一般功能主义(general functionalism)的视角看起来依然是最为合用的研究手段。
一K﹒戴维斯（6）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对功能主义的界定。
这种界定是如此得宽泛，以至于我们实际上看不出它和当代社会学最基本的一些假设之间有什么分别。
这实在是一团和气的做法。
但如果我们在说功能主义时，指的不过是将社会视为一套由彼此相互依赖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系统，是与“还原论”相对的一种反动，那么致力于批判功能主义的绝大多数学者一夜之间就都该改换门庭了。
至少说有多少人会接受诸如“功能必要条件”（functional requisites）这样与功能主义如影随形的概念，则大可商榷，也许得看我们对这些概念作何解释了。
同时，究竟有哪些元素可以算作是组成一个社会系统的“部分”，“互赖”观念本身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显然也蕴含着潜在的分歧（10）。
然而，倘若抛去这些见解不谈，戴维斯所重申的“一般”功能主义立场当然可以和功能主义中更具体、也是更富有争议的形式相区分开来。
戴维斯总是不愿明明白白地论述一些目前被许多人与功能主义取向联系在一起（尽管并不带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的特征：首先是强调在社会行动的整合中所包含的“共同价值观要素”的重要性；其次是未经验证就假定对社会稳定状态的考察优先于分析社会变迁。
这两种倾向——尤其是前一种——就是我们接下去要谈的“规范功能主义”的典型特征○1。
以下我们将考察规范功能主义的批评者们带我们来到的立场，在此之前，还有一点区别对下面的论述至关重要。
它就是“社会整和”与“系统整和”两者之间完全是人为虚构出来的区别。
社会整和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行动者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上，而系统整和问题关注的则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序的或冲突的关系。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规范功能主义里，整合的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联是很清楚的，其内在的逻辑也非常简明。
鉴于在一个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可称得上是在系统层面上分化开来的，只有这个社会的制度模式，因此，对由系统失调所导致的社会失调来说，它唯一的源泉也就体现在不相适配的制度模式所产生的角色冲突上。
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里，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并不能完全替代其他大致适配的“组成部分”，那么，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之间这种特定的关联就只是表述方式中的一种而已，即在看待“越轨”和“冲突”的现象时，诉诸作为一个功能整体正在发挥作用（functioning entity）的系统的运作。
下文我们还将回到这一点。
现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功能主义的批评者们把自己批判的锋芒完全集中在这一理论处理社会整合问题的方式上，尤其是在“制度”概念的含糊性上过于纠缠。
二罗伯特．K．默顿，这位一般功能主义学派首屈一指的倡导者，业已提请人们关注制度这个术语的静止意涵。
他这么写道：“不能单单把‘制度’看成仿佛得到社会中所有群体和阶层协调一致的支持。
我们必须系统全面地考察特定群体对特定‘制度’所给予的支持的程度，否则将会忽视权力在社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15，第122页）。
人们经常批评规范功能主义的主要意见，是认为它基本上将制度看作是带有道德意味的整体，而没有严密地探究普遍体现于主要的制度背景之中的规范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许多学者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局限，比如达伦多夫（5）和雷克斯（19），他们的基本论点相当切近，足可以合而论之。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念称作“冲突论”。
主张冲突论的学者们首先指出的是：必须把规范和权力理解为将社会关系“制度化”的两种可供相互替换的一般形式。
以雷克斯为例：我们也同时认识到，在我们的系统里行动者所追求的一些目标，如果在系统的立场上来看，也许就成了杂乱随意的目标，甚至会与系统有所冲突。
倘若在目标之间的确存在冲突，那么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行为就有可能不受共享规范的决定，而是取决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地迫使他人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权力就此成为对社会系统的考察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变量（19，第112页）。
其次，潜在的利益冲突也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系统的共同特征，正是它们使权力关系“制度化”○2，因为对他人的权力（权威）是社会自身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稀缺资源”形式。
达伦多夫写道：“联合体（associations）中的权威分布是形成冲突群体的最终‘原因’”（5，第172页）。
因此，如果说权威的行使方和被施加方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是社会组织的一项“正常”特征，那就始终存在权力的去制度化以及运用权力来维持制度这样的可能性了。
只要是本着现实的、动态的观点来看制度化问题，权力在冲突的生成与控制方面的作用就会是首要的一点关注。
乍看起来，规范功能主义所建构的社会的图景所激起的一些反论点，似乎使我们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现代社会学那充满争议的出发点。
然而，幸运的是，无论是规范功能主义论者，还是主张冲突论的理论家，都不打算将格林式的“（自愿）意志”（Will）与“（外来）强力”（Force）（11）之间的二元对立视为一项切切实实的问题。
一方是规范—共识—秩序，一方是权力—异化—冲突，这两套主题并不被看作是在社会学上切实可行并可相互替代的选择。
○3因此，当我们发现达伦多夫和雷克斯在发展自己对规范功能主义的反论点时，都认为必须借助某种系统的形式，就不免有些惊异了。
他们的反论点分别体现为“社会强制论”（coercion theory of society）和“社会冲突模式”（conflict model of society）。
○4而他们就为何贯彻这一研究策略所给出的理由甚至还要更令人惊讶。
首先，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模式”或“参照框架”特别适用于社会学中某些特定的问题范围，尤其是对工业社会的考察（5，第161至164页；19，第112及114页）。
其次，达伦多夫认为统一“整合论”（即规范功能主义）与“强制论”的可能性不大，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5，第164页）。
这些理由的说服力都不是很强。
你不能先是断然假定：社会无论是作为一个纯粹道德的整体，还是作为一个纯粹强制性的整体，都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又提出：鉴于有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显得更有秩序或是更具冲突，所以有必要围绕这些不可思议的前提假定塑造一套语汇。
诚然，权力在何种程度上渗入社会关系，必然牵涉到如何理解共识的“不完满性”和冲突的倾向。
可即便是在权力非常明显、冲突又十分普遍的情况下，倘若不将规范功能主义业已发展出来或是打别处承袭下来的，有关价值体系（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动态特征的概念与假设融入冲突论，我们是否还能够充分地把握各种冲突现象，可就大有疑问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一定的权力结构之下，价值体系的实质对于潜在冲突的源生、强度及方向都有着显著的意义，尤其关键的是价值体系如何形塑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欲望水准。
它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某些特定的欲望，这些欲望将孕发变迁的要求，或是给彼此冲突的各种物质利益火上加油。
但它也可能会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含糊程度，足以同时被不同的冲突群体加以利用，或者反过来将多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兼收并蓄。
还有一种可能是，不同群体在物质方面的相对位置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广泛的冲突，即涂尔干所谓“道德去类化”（moral declassification）的后果。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是考察社会整合中达伦多夫和雷克斯认为自己理论最为相关的那一方面的特征，即社会冲突，也必须系统地扩展他们的研究框架，以明确地考虑曾经成为规范功能主义探索焦点的价值体系的各种变量特征。
⑤而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的冲突论也就不再是什么“特殊的”取向，原汁原味的规范功能主义才应享有这一称号。
最后，规范功能主义与冲突论都非常明显地使用了许多（就其各自所需解决的问题而言并非内在特征的）社会学概念。
对此我们只需看看达伦多夫在说明阶级冲突的可变性时，频繁地运用了“多重群体关系”这个概念（5，第213至218页），而其运用方式又与其他学者毫无分别，比如说威廉斯（24，第560至561页）。
当然，达伦多夫如此满腹疑虑、而人们又是那么心向往之的统一，之所以能够被学者们接二连三地实现，恰恰是在于他们积极主动地使用诸如此类的共同概念与假设，而不是因为孜孜以求就“制度”或“社会”的定义达成某种共识。
实际上，达伦多夫称之为“整合论”和“冲突论”的理论之间的分野，在相当程度上更明确地体现在问题的界定方式而不是解决方式上。
如此说来，为什么又要强调发展另外一些可供替代的概念图式，以让关于权力与冲突的观念发挥核心作用呢？这里的部分原因是在于，迄今为止，规范功能主义对沿循这些脉络提出的论点的认识紧紧停留在口头文章。
而更为基本的一点原因或许是因为：均衡分析（equilibrium analysis）在规范功能主义那里是以共享价值要素为关注焦点的，而达伦多夫和雷克斯由于怀着他们对社会变迁不加掩饰的关注，因此在考察均衡分析时，会去到权力与冲突的领域之中，寻找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
倘若当真如此，那么主张冲突论的学者们在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中，又能将我们推进多远呢？达伦多夫和雷克斯宣称：社会变迁是冲突群体间权力的变动不居的均衡关系（5，第231至236页；19，第196页）。
这样一来，尽管社会变迁非常频繁地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却并不一定成立。
在一个社会系统里面，冲突也许是内在固有的，而且很强烈，但却并不引发什么触及根本的结构变迁。
为什么有些冲突会导致变迁，而另一些却不会呢？冲突论或许会这样回答：这是由影响群体之间权利均衡关系的变量因素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