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俞晓群：王云五，何许人也？他的挚友胡适先生说：“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的学生金耀基先生说：“他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曾经的部下胡愈之先生说：“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也是他曾经的部下茅盾先生说：“他是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我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的时候，就格外关注他的名字。
但直到前不久，我仍然在文章中表达着内心的困惑：“为什么一提到他的名字，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他的名字，历史就发生断裂呢？”现在好了，有了九州出版社《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总算清晰了我心中许多谜团。
文化奇人王先生说，许多年来他填写“个人简历”，在文化程度栏目中，只填写两个字：识字。
确实，他没有学历，只读过几年小学，连私塾都没有读完。
原因是他小时候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十四岁。
母亲把他当作病人，他怕受人欺负，畏见生人。
后来母亲觅得一个偏方，用田鸡蒸饭，他吃了一段时间，身体才好转。
再者因为他大哥读书好，考上秀才，十八岁却早逝。
父母以为风水不好，王家不该出读书人，只让他识字、读一点外语夜校，满足将来经商所需就可以了。
但王先生天资极好，早年他学东西进步飞快，十六岁进上海同文馆学英文，十七岁就兼职做低年级的辅导老师了。
十九岁他被聘去做中国新公学老师，他的同事是宋耀如先生；他的学生中有十七岁的胡适和二十一岁的朱经农。
由于没有学堂可进，图书馆成为王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去处。
他进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同文馆创办人布茂林的私人藏书室，布茂林是英国人，他有近千册英文藏书，大多是西方名著，有亚当·斯密《国富论》、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孟德斯鸠《法意》、休谟《人类理解》和卢梭《社约论》等。
在布茂林先生的指导下，王先生开始了他一生的自学追求。
此后几年，王先生通过分期付款，买下一套英文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条条读下去，边学英文，边学知识。
开风气之先，为古人续命——商务印书馆文/惠 成开风气之先：夏瑞芳初创商务印书馆夏瑞芳1871年出生在青浦沈巷乡，父亲先在当地挑糖担走街串巷，后来在南市董家渡开了一个杂货店，母亲也在附近帮佣。
于是，夏瑞芳成为留守儿童，寄养在大伯家。
11岁时夏瑞芳独自渡河，在船家的帮助下被带到了母亲帮佣的人家，主人是范约翰牧师，在陆家滨开设清心堂、经营美华书馆、创办附属的清心学堂（后改名为清心书院）。
范约翰看夏瑞芳可怜就同意他入住家里，还让他进学堂读书、在美华书馆实习。
正是在清心书院，夏瑞芳不仅学会了英文，更开阔了眼界和心胸。
可是，不幸接踵而来，夏瑞芳的父亲在1889年病故，母亲也是久病不能帮佣。
于是，清心书院校长伸出援手，先是介绍他到同仁医院做学徒，但他觉得没兴趣，后来又介绍他去了《文汇西报》和《字林西报》做英文排字工、《捷报》排字领班，这份职业使他如鱼得水并担任了部门负责人。
商务印书馆的合伙人鲍氏兄弟是宁波人，鲍家有三子三女，咸恩、咸昌、咸亨三兄弟都是在清心书院与夏瑞芳先后同学或者同在美华书馆实习，毕业后都在美华任职。
后来，夏瑞芳与咸恩的妹妹翠玉结为夫妇。
同学、同教、同道、姻亲，几个年轻人下班后常常会下下小馆、喝喝茶、聊聊天，每个周日还会在清心堂做礼。
不愿忍气吞声为洋人干活的夏瑞芳， 1896年4月15日，在城隍庙边的湖心亭小茶馆里，联合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同窗好友一起集资创业，当时实收股本3750元。
1897年2月1日，商务印书馆在江西路德昌里租了两间房，购置了两部手摇式小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三部手动压印机，雇了十几个工人开始承印商业账册、广告之类。
夏瑞芳时年26岁，是经理兼接业务、采购、收账、接待、校对，每天工作至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休息。
同时，他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不断委派技术人员赴日本、美国、德国考察，学习最新印刷技术。
他还亲赴国外学习，购买新式机器，大量聘请外国技师。
1898年6月，一场大火把德昌里的厂房与设备烧毁，幸而先前购买了火灾保险，得以化危机为转机，为商务的再出发提供了保证。
2021年第11期文史春秋见证历史● 肖伊绯20世纪初以来，商务印书馆不但是我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社，同时也是重要的学术机构。
1924年，商务印书馆费银11万两多，在上海建成远东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一幢5层钢筋水泥的大楼，以庋藏日渐增多的各类书刊，并供公众查阅。
至1931年，馆藏普通中文书籍已达20多万册；外文书籍8万多册；各类善本古籍3万多册；中外版图表、照片5000多种；元明以来国内各地方志2000多种。
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军的极大破坏，不得不将管理处从上海迁至重庆，设立香港办事处，将出版重心转移到香港。
商务印书馆的迁港史亦是一部沉重的国难史。
“一·二八”事变阻断发展路商务印书馆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各司其职，效率极高。
三所之中，编译所尤为世人瞩目，近现代各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各界名流有许多都曾在此工作，如夏曾佑、杜亚泉、蒋维乔、胡愈之等。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王云五等人苦心经营之下，在译介新学、倡举新知与整理国故、传承古学方面，均取得卓越业绩，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推崇。
商务印书馆到20世纪30年代时，业务蒸蒸日上，业绩不断提升，呈现出迅猛且稳健的发展态势。
此时，商务印书馆不但在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方面优势明显，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丛书以及《辞源》等工具书更是影响巨大。
正当商务印书馆全力发展之际，一场民族灾难打断了这一进程。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军队突然侵犯上海闸北地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随之爆发。
次日上午，位于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和附属尚公小学因遭日机轰炸着火，最终焚毁。
2月1日，被火势殃及的编译所（包括附设的10多家杂志社）和东方图书馆又因日军有意纵火，大火再袭，全部焚毁。
从3月2日日军占领商务印书馆所在的闸北地区，到5月23日由上海撤兵区域接管委员会收回为止，占地5万多平方米的厂区内，除机器修理部、浇版部等几处，其他庞大的建筑群均成废墟；所有的机2021年第11期文史春秋见证历史器设备、书稿纸张及藏版等均被付之一炬；东方图书馆藏书除5000册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其余亦化为灰烬。
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摘要：研究商务印书馆近代发展史，它的经营管理是不得不说的。
从开办商务的夏瑞芳到“网罗群才”的张元济，到后来救商务于水火的王云五。
每一个经营管理者对商务的贡献是巨大的。
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人”，“钱”，“政”的问题，每一个方面都处理的非常完美。
关键词：商务印书馆管理经营内部关系劳资薪酬在商言商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出版的重镇，曾经创造过近代出版的辉煌。
它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双子星座，它也曾和英国的麦克米伦公司以及美国的麦克劳希尔公司一起，号称世界三大出版家。
在现代出版业中，百年老字号的商务印书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具近代意义的出版企业。
同时它也是中西近代以来思想的汇焦点。
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是近代最大最重要的民营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大型近代企业的一个楷模，它的出版活动是近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商务印书馆1897年—1949年的发展史中的经营管理之道又是他成功以及拥有这样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
所以研究这样一个内容对于现代出版企业尤其是现代民营出版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现代企业中，管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常常被人提及。
管理学也在不断的实践发展中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
出版业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在出版业的发展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企业的楷模，在很多方面都有值得我们现代企业学习和借鉴的闪光点。
而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又在众多闪光点中最为闪耀。
这里所指的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之道主要是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近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它同政府的关系。
概括起来，可以运用三个关键词即：“人”、“钱”和“政”。
“人”——商务印书馆的人员内部关系管理内部关系，小而言之是一种人际关系，中而言之是一种群体关系，大而言之是一种社会关系。
它是一个企业经济的缩影，也是一个企业生机的体现，也是一个企业风气的写照，更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反应。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工人集中的地方，也是新是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
老商务印书馆有两个高，一个是高凤池，另一个是高梦旦。
也许是因为张元济的关系，一高为学界注重，另一高则较少被后人提起。
受到注重的高梦旦，被出版家陈原等誉为商务的“参谋长”。
这里要说的则是高凤池这位有点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商务的创业元老高凤池是商务真正的元老。
商务印书馆有4位创业元老，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之外，便有这位高凤池。
关于高凤池的早期经历，商务印书馆早年的《馆务通讯》第1期有《高氏传略》谓：“先生世居上海虹口，幼年生活很苦，父亲早死，由母亲陆氏抚养，11岁进清心义塾求学，半工半读。
21岁入美华书馆，31岁升为经理，34岁和夏瑞芳等创办本馆。
”因为出身教会学校的关系，高凤池终生都是一个基督徒。
创办商务印书馆的动议是由夏瑞芳和鲍咸恩提出的，“高凤池是对他们的动议进行研究、认为可行的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资本共3750元，500元为一股，4位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各一股，高只有半股，为250元，但鲍咸昌一股中有半股是向高借的，他们4人共三股半，计1750元，其他都是募集的。
创业艰难，由资本筹集一途亦可见。
有句话说商务印书馆是“大上海的小作坊”。
这句话，也对也不对。
商务创办的1897年，上海还不能称为大上海，不过早就有了路灯。
商务印书馆倒确实是一家弄堂里只考虑印书的小作坊。
这几个人能够考虑到印书，已经说明他们比一般人有眼光。
因为当时的新兴印书业的两个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印刷术有所改进，他们又在清心书院学过印刷技术，且有报馆排字经验；二是市场也呈现出一线曙光，新式教育正在替代旧式教育。
这一切得益于资本主义在上海已经初兴，新市民社会于无声中形成。
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高凤池作为股东并未进入书馆全职做事，或许是在幕后贡献意见作策划出版。
在夏、鲍等人具体运作，尤其是张元济1903年初加入后，商务的图书编译业务扩大，日感人手不够，图书的发货与材料的购进等更需能手。
夏瑞芳力劝经验丰富的高凤池入馆主事，因为高在美华书馆已能独当一面，有实际的发货进货经验。
《东方杂志》——近现代史的资料库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是近现代期刊史上一份重要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刊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3月11日，至 1948年12月终刊。
其间休刊四次，其中三次是由1932年的 “一·二八”事变、 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和1941年12月日寇攻陷香港直接造成的。
但屡仆屡起，不久复刊，刊龄长达四十五年。
1967年7月，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复刊《东方杂志》，出版了若干年。
如果把这段时间也算进去的话，刊龄还要更长。
《东方杂志》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
初期辟十五个栏目，即：社说、谕旨（清末的立宪派刊物都设这一栏）、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新书介绍。
此外，还刊登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记，有一时期甚至刊登“京官表”、“外官表”、“金银时价表”，真是上至天地之大，下至昆虫之微，无所不包，确实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杂志”。
清末民初，新闻出版业集中在上海，内地报刊极少，得到一本《东方杂志》“亦足周知中外近事”，所以它的包括各种信息的“杂”反映了客观的实际需要。
以后的年代里，《东方杂志》的栏目曾经有过重大调整，但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这一条始终不变。
刊期最初为月刊，中途改为半月刊，最后恢复为月刊，创刊时为24开本，后改为16开本。
首任主编是教育家蒋维乔，一名年轻助手为王迈常（铭远）。
以后担任主编的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陈仲逸）、钱智修、胡愈之、苏继 等；章锡琛、俞颂华、张明养、张梓生、吴景崧、冯宾符等先后在《东方杂志》担任过一般编辑。
他们大多数是学者和专家。
四十多年期间，《东方杂志》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内容的侧重也明显不同，这与各个时期商务印书馆当局及各主编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东方杂志》创刊时，正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与日商金港堂合资时期，所以《东方杂志》在其初期曾刊登过日本人的文章，如署名长尾雨山的《对客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