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体制

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及其演变

一、古代朝贡体制的形成

朝贡体制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表现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这种制度能够追溯到中国的周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其后这种制度被推广到处理中央政权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上，再后这种制度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的交往上。历来的中国政府用这种制度维护其“天朝至尊”的地位，而把朝贡国视为藩属。“这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用以羁糜外国、怀柔远人的外交手段”。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是以夷夏传统关系为基础建立的。

古代的中国人是直观的对待世界的，“天圆地方”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地球的理解。天下既然是方的，在地理概念上就有中央与边角的区别。古代中国人毫不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天朝”天然地居于天下的中央，所以是“中国”而蛮夷戎狄只配住在四周四角，所以是“四夷”。这种古朴的中国中心理念，为构筑一个宗蕃模式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地理的、文化的依据。西周的制度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

周代通过度封，形成天子为宗主，诸侯、蕃邦为番属的格局。《国语周语》有“五服”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尚书禹贡》则有“九服”之说。不管是五服还是九服，其核心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以天子居住的王畿为中心，各服依次像一个同心圆似的向外辐射、扩展，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把世界划分层次。据此，中原是文明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

所谓华夏和夷狄，并不但仅是民族和地域的划分，而且是文化的高下之分。宗主与藩属之间的关系通过“宾礼”来维系，其原始内容就是朝聘之仪，既中原天子接受诸侯、蕃邦的朝觐和遣使聘问的仪式，唐以后还增加了天子对蕃邦遣使册封的仪式。这套理制与其说是标志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倒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文化的依附。只要朝聘者尊天朝为“上国”，遵从天朝的礼仪制度，表现自己“输诚向化”，就都能够得到天子的“温谕厚赐”。通过这种朝贡关系的确立，古代中国与东西方建立了友好联系，中外接触和交往从此史不辍书，经济交流绵延不绝。

朝贡关系的形成是以天下共主或“大中华”为理念形成的。

天朝皇帝是“天子”，恭承天命，君临万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这种天下一统的意识使他们将所有的“四夷”都列入诸侯国或蕃邦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天下”、“四海”是与世界等同的。令“四夷”归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属夷的入朝和贡献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各诸侯和蕃邦也同时具有对中原的“向化”之意，认同“中国”的文化，在意识上融入“大中华”之中。这样，以“天下共主”， “大中华”为理念的朝贡体系成为古代中国传统的理想国际体系。中华帝国的形象建立在朝贡体系之上，“万方来朝”成为历代帝王保持对外形象的理想追求。

礼治是中国古代理想的国际秩序的构想。

中国古代的“五服”的国家模式，是从距离王都远近为基础而划出的等级。从孔子开始，中国社会治理的理想蓝图就是建立和谐稳定的等级社会秩序。礼，在西周时已演变为一套十分繁琐的等级差别的仪式规范和典章制度，并从此成为传统儒家的核心内容，服务于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安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求治心理。

儒家一贯主张以礼治国，国家无礼不宁，用礼来区分君臣、父子、贫贱、亲疏等社会关系。所谓“礼达而分定”的礼，是完全抽象的。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秩序和社会治理之道。中国的夷夏之辩是建立在礼的等级之上，而这种礼治的外延，正是表达在朝贡体制上。国家治理上所遵循的礼治准则推而广之，用于对外关系，就是建立理想的国际关系——朝贡体系。各按等级名分，不互相侵夺，平安相处。

既然朝贡关系是唯一的中国传统外交关系，礼治的内涵，历代对外关系中的“德”，就成为了对外关系主导的理论和评价的标准。历朝封建统治者颁发给海外各国郡主和首领的大量诏谕，其内容几乎都是以传统儒家道家教化开导告诫，将中国传统中的“德”的光环笼罩于与之有交往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德”之远被，使中国传统文化远播海外，提升了古代中国的国际威望，也增强了周邻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向心力，使古代中国成为保持东方国际秩序和谐的象征。

“厚往薄来”是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政策准则。

历代统治者沉溺于“四方来夷”的优越感中，为了“柔远存抚”，除了对海外各国首脑或君主实行册封外，在“朝贡”和“回赐”这种特殊形式的官方贸易中，大量回赐朝贡国，形成厚往薄来的对外关系准则。蕃国进献的贡物，朝廷报以丰厚的回赐，是贡物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显示大国宗主风度。

二、明代的朝贡体制

明朝朝贡体制，包括三个局部：政治外交、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朝贡体制中的朝贡贸易分为朝贡给赐贸易和附进物品贸易。对于朝贡给赐贸易，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明朝会对朝贡国大加赏赐，数量惊人。《正德大明会典》载：“一时特恩不可胜纪。”附进物品贸易，是“正贡”以外，明朝称为“附至番货”或“附搭货物”的物品贸易。对于这种贸易，明前期因国而异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一般以“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使臣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必以钱钞相间……如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

明朝在《祖训》和《会典》中规定了朝贡通商的国家、期限和朝贡的路线及居留地。

相关允许入贡的国家，明《会典》载：“国初入贡，附载方物，止五国，定有则例。暹罗国：使臣人等进到贡物，例不抽分，给与价钞。占城国：贡物给价。三佛齐，正贡外附方物，皆给价，其余货物许令贸易。苏门答喇：正贡外使臣人等自进物，俱给价。锡兰山：使臣人等自进贡，俱给价。”后增加爪哇、真腊、满喇加等国。

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分别规定贡期为2年、3年或5年一次，朝贡须在规定的期间实行，“非贡期而至者，即阻回，不得抽分以启事端，奸民仍前勾引者，治之”; 指定广东、福建和浙江等省为朝贡的贡道，广州、泉州和宁波为朝贡国的居留地。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的记载，“诸番之直广东者，曰婆利……是皆南海中大小岛夷，见于明祖训会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凡十二国，皆尝来往广东者，旧例贡舶三艘至粤，使者捧金页表入京朝贡，其舶市物还国。次年三舶复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而《明史食货志》则载：“明初，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

除上述规定外，明代还规定了每次贡船的数目、随从的人数、贡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勘合的检验手续等等。

《明会典》中记有，“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周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旧制：应入贡番，先给与符簿，凡及至三司与合符，视其表文、方物无伪，乃津送入京”。勘合是将一份盖印文件截成两半，一半由朝贡国保存，另一半由市舶司掌管。当朝贡国商船抵达贸易港口后，由市舶司检验勘合，核对其所带来的表文及方物，确认无误后，方准予入贡。“其依期来贡，凡番舶抵岸，备倭官军押赴布政司，比对勘合相同，贡期不违，方转与呈提督、市舶太监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可见明代对朝贡管理之严格。

朝贡有严格的礼仪程式，包括外国使节进入宾馆的礼节，上朝时的服饰、跪拜动作、站立位置、进退路线等等。各国朝贡品一般为本国的特产，如各种香料、海珠、宝石、稀有禽兽和手工业产品等。中国政府接受贡品后，依例给予“赏赐”，通常为丝织品、瓷器、金银和钱钞等。一般来说，赏赐远比贡品价值高得多。

对各朝贡国来说，更重要的是朝贡后的商贸活动，但这由明朝官方所垄断。明设市舶提举司主理诸番入贡。“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其官方垄断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将海外贸易严格限定在朝贡范围内。

严禁私人海外贸易。实行贸易要到指定港口，朝廷办“牙行”，与民贸易，展开“互市”贸易。凡“勘合”之国，“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船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国王、王妃、陪臣等随贡船带来的货物，照例“抽盘”之后，即可在华贩卖。对这些货物，明王宫抽其十分之五，其余以官价收买。私商带货物来中国做买卖，船舶到来，经过政府检查登记，抽其十分之二，其余听其贸易。所谓“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吏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其番商货物入为市易者，舟至水次，悉封籍之，抽其十二，乃听贸易”。同时，明朝将朝贡贸易主要集中在京师会同馆实行，以集中管理，严格限制，规定贡使住在会同馆，中国商人到会同馆中洽谈生意，而不许使节直接到市场上做买卖。因而“自占城以下诸国来朝贡时，多带行商”。

能够认为，王宫对贡物的赏赐、随船带来货物抽分后的官价收购实际上都是一种贸易行为；朝贡国也正是看中了对华贸易的丰厚利润才竞相争做朝贡国家并来华“进贡”的。所以，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贸易关系。

三、清代朝贡体制的变化

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清代不存有典型意义上的朝贡贸易。与明代相比，清代的朝贡关系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清代基本上只存有第一种朝贡关系，即与清政府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成为属国的国家，数量只有七个，实际上与其保持长期而稳定的朝贡关系的更少，只有朝鲜、安南、琉球等国。至于后两种情况应该是明朝特有的现象，清代虽然也有记载欧洲等海外国家“入贡”的资料，但是即使是当时的当事者，都心知肚明这是普通的外交关系，是要求“互市”的使者，而非“贡赐贸易关系”。如《清朝柔远记》记载雍正七年允许“西南洋诸国来互市”时称：“先是，康熙中虽设海关与大西洋互市，尚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比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可见，清代的海外贸易有正常的渠道，朝贡贸易的对象仅限于有明确朝贡关系的属国。其次，除明朝以外，在中国的其他历史时期，如“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活跃，很多国家特别是私商能够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与中国交往，而不限于朝贡一途”。而明代因为实行海禁，除朝贡贸易外，没有其他的贸易途径，所以，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时代只存有于明朝时期。清代有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海关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属国选择“朝贡”的方式实行贸易，仅仅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获得额外的赏赐，而非实现贸易的惟一必要条件。所以，“朝贡贸易”在清代仅仅中外贸易的一小局部，而远非贸易的全部。其三，清代不存有典型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因为：第一，清代没有对贡物给予“等价回赐”。据统计，清朝从崇德五年到雍正六年的88年间，鉴于朝鲜岁供过重，曾先后9次减免，但是，全海宗估算，即使在最后一次裁减以后，朝鲜年供及其他形式的贡物总额价值约为13万两左右，远远高于清朝回赐物品的价值。所以，全海宗否认在中朝朝贡关系中经济方面有利于朝鲜的传统观点。李云泉也承认，即使在乾嘉道对朝赏赐增多的情况下，“朝鲜与清朝之间贡、赐物品的价值，恐怕也仅仅维持在大致相当的水平上，这与历代外交中‘厚往薄来’的一贯做法尚有不小距离。以此而论，全氏的阐释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无独有偶，牛军凯在分析了清代中越朝贡关系中贡物和赏赐的变化后，指出：前期贡物与赏赐价值相当，或许贡物可能还大于赏赐的价值，此后则贡物持续减少，而赏赐又有增加，赏赐价值高于贡物价值。但是假如加上沿途的耗费，“其价值远远大于清朝赏赐物品的价值”。“所以，从经济角度上讲，朝贡对于清朝政府和安南政府，都是庞大的负担。这个点正如全海宗教授研究中韩关系时所得出的结论”。第二，在清代，“贡赐关系”不构成贸易关系。所谓“每个朝鲜使团，都要携带大量贡品、礼品，而清政府也要对朝鲜国王及使团实行赏赐和回赠，这种以‘朝贡’方式实行的物质交换，实质上是一种双边贸易”的说法，是一种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的一般性观点，不具有实证意义。李云泉虽然也称“从经济角度看，贡、赐之间，即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商品关系”，但是他强调朝贡制度下的“互市”才是朝贡贸易的主体。第三，与清朝存有“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的所有国家在与清朝的有限交往中到底有多大的贸易额，虽然限于资料难以统计，但是仅从朝贡次数来看，也基本上能够推断“朝贡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影响显然并没有有些人估计的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