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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老歌：一种记忆性声音的回忆自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老歌”“出场”，日久弥新，“上海老歌”承载的社会和文化记忆不断被建构。
“上海老歌”，这一中国流行音乐萌芽期的通俗文化，它包蕴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性”文化基因组成的重要内容，不仅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更在中国大众流行文化史上实现了一个持续建构的消费神话。
一“、上海老歌”：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从夜幕降临至晓色朦胧，《夜上海》为现代听众留下了一段“大上海”夜生活的原始记忆，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关于“摩登”城市的想像性“声音”: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她笑脸迎/谁知她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晓色朦胧倦眼惺忪/大家归去心灵儿随着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节选自《夜上海》，陈歌辛曲、范烟桥词)在这首歌中，传统乡土中国的“夜”已转换了时空——被置于了上海大都市的空间背景上，也转换了“主角”——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体，而不再是传统乡村的士绅或农民。
在歌中，上海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显然，对于当时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夜上海”既陌生而又有吸引力，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天地”、“新环境”，人们沉醉其中，却又无力自拔。
以《夜上海》为代表的“上海老歌”的创作，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兴盛于30-40年代，是“上海开埠”这一特定时代传统和现代环境交互作用和演化的产物。
在这一时期，上海的经济迅速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就具备了西方工业文明成熟期的一些特征，并很快成为举世闻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远东第一都市。
上海的“都市化”发展，不仅产生了许多新的城市景观和文化表征，同时还孕育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现代生活方式。
作为对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积极回应，建立在上海这个商业大都市基础上的中国流行音乐——“上海老歌”“应景”式地诞生了，且很快为人们所欣赏和喜爱。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大众文化摘要:清末民初的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产生，在此基础上，上海萌生出都市大众文化，它呈现出娱乐性、通俗性、大众性的特征，并影响到市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
关键词：上海都市大众文化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不再是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商业精神进入文化领域并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建立在此经济基础和精神之上的文化，呈现出对大众的青睐或者是迎合。
一、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产生的原因首先大众文化的主体基础是市民大众。
市民大众与乡民不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见识和眼界都比较开阔。
尤其是上海，租界、华界各自独立，五方杂处，各种社会现象应有尽有，可谓见多识广。
域外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是先驻足上海，然后才传向国内其他地方的，这决定了市民大众本身的素质，对文化的接受和创造都有着较高的水平。
其次市民社会和民主环境是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晚清以降，西方先进的思想不断地被引进中国，在同中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渗透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非西方严格意上的市民，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市民社会。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上海的都市大众文化得以产生。
再次商品（市场）经济是大众文化存在的经济基础。
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一切都直接、间接转变成为商品，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文化参与市场的流通，并以货币的形式体现出来价值，这本身就是对传统价值认定的反叛。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文化被不断地复制，走进市民生活；同时，商业社会也造就了大量的消费者。
大众文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历史的舞台，开始展现它的风姿。
〖3〗二、清末民初上海都市大众文化的特点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社会现象，是工业化时代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众日常生活内容的反映。
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是双向性的互动传播。
另外，由于大众文化面对的是下层市民，加之商业化的操作，因此，它必须讲求娱乐性、通俗性和兼容性。
城市现代性的检审与城市审美文化的构建——读德波拉史蒂
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
张碧
【期刊名称】《西部学刊》
【年(卷),期】2016(0)13
【摘要】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的著作《城市与城市文化》,对西方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现代性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讨论。
作者对此前哲学社会学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
以民族志和法科学地审视城市——乡村的现代性问题。
作者还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宏观式批评理论作为方法维度,阐明了考察资本
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及社会生产关系对探究城市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
《城市与城市文化》具备极重要的学术及社会意义。
【总页数】3页(P12-13)
【关键词】《城市与城市文化》;城市化运动;文化研究;民族志式观察
【作者】张碧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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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与城市"的中英美学与文化差异:中英审美现代性的一种比较——首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综述 [J], 张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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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文化研究作者：王丹来源：《大观》2020年第03期摘要：“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开始了都市与文学的结合，但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覺派的小说却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都市叙事。
而经受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特点。
文章从消费文化和社会交往（男女关系）方面来研究新感觉派小说里表现的都市文化。
关键词：新感觉派小说;文学;都市文化一、文学、都市与都市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学与城市的碰撞是在“五四”时期，而当时所谓的城市文学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的缩影，而都市更是由于城市的规模、人口、经济的不断扩大与发展才形成的。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是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最先发生较大改变的地区之一。
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是上海挤进大都市行列的直接推动力，而在生产方式变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一种文化系统，也就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
在大部分反映近现代上海的文学作品中，上海是一个光怪陆离的都市，一方面存在着摩天大楼，另一面却又有很多鸦片馆和娱乐场所，有颓废气息的存在。
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有一种优雅的慵懒、神秘感，浪漫而又奢华。
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们是最先感觉到这样一种都市文化氛围的，他们善于利用各种小说创作的技巧来表现出他们直观感受到的都市景象，通过对病态生活进行描写以及心理的刻画，对人物进行精神分析，小说中人物当时的心理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表现出来，造就了一种文化行为。
二、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文化表现新感觉派小说家声称不愿再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而要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注到客体中去，以新奇的感觉来创造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
由此新感觉派小说家成为上海都市文化的代表，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都市文化，在他们笔下呈现出的是不一样的上海，刻画出当时在上海生活着的人们的内心，从而表现出当时上海的另一番文化景象。
论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的文化身份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上海现代派热衷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地追求先锋艺术。
他们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表现出锐意创新的先锋文化身份。
因为上海文化的商业性与娱乐性,其文化身份总体上呈现出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文化身份”是我国学术界于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引进的一个概念。
英国文化学家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体认,一个集体的“真正的自我”,藏身于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共享这种“自我”。
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它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具有一个稳定的、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
根据霍尔的理解,“文化身份”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内核,又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被构造”之中。
它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1](P209-211)。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派群体文化身份中共有的相对稳定性内核,即他们文化身份的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而对于他们文化身份“被构造”的过程,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特征将作另文探讨。
一“我们必须把个体理解为生活于他的文化中的个体;把文化理解为由个体赋与其生命的文化。
”[2]弗兰兹·博厄斯的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群体与上海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30年代既是上海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我国现代派文学的成熟繁荣阶段。
在上海的《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新诗》等杂志周围结集了一批以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杜衡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他们热衷于现代都市生活,执著于先锋艺术追求,主要以翻译创作、经营书店、编辑杂志为生,在文化身份上具有大致相同的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
孤岛时期上海的广播电台(1937-1941)论文摘要民国时期上海的娱乐文化蔚为大观,内容很丰富,其中的广播娱乐就是都市生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拟选取孤岛时期(1937.11?1941.12)为考察时段,参考《上海广播电视志》、《旧中国上海广播事业》等资料集,结合《申报》、《上海无线电》等报刊资料,以广播电台的设立为切入点,关注广播电台的生存与发展,电台与播音员、电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通过考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和播音情况,试图借此思考战争阴影下的娱乐文化,深化对娱乐生活文化的认识,并对大众文化中广播娱乐的缺位予以补充。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叙述战争背景下的广播电台设立和发展概况,在对广播电台节目加以分析的基础上,考察战争背景下的广播电台内容是否发生变动;第二章,主要从播音员和听众两个方面,探讨孤岛时期广播电台作为一种新娱乐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考察日方当局对广播电台的审查制度,借此对孤岛时期广播电台的发展状况做出原因分析;第三章,探讨广播电台娱乐同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联系,大众文化的分层同样在广播电台文化中得到体现。
本文昀后的结论是,战争没有给孤岛广播电台文化造成断裂,民国上海的大众文化在这时也没走向衰微。
造就这一事实的原因要归于孤岛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
关键词: 上海孤岛时期广播电台大众娱乐 AbstractThe populace entertainment of Shanghai presented a magnificent sight inthe Republic of China, of which the performance entertainment is influential. The entertainment of broadcasting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the populace entertainment lives. Based on island time 1937.11-1941.12the radio station i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rban popular culturefor the stud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ulting radio station and television in Shanghai and Radio station in Shanghai in old time, and soon, combing Shenbao and Shanghai Radio, focus on the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radio stations,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announcers and radio stations, listeners and radio stations, radio and people daily livesBy inspecting programs and broadcasting, thinking entertainment cultureunder the war, intensifying to recognize the entertainment lives, and tocomplement radio entertainment in popular cultureExcept the instr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is thesis is made up of three chapters: Chapter 1, narrates the establishing of radios in island time, introducing a generalsurvey of the radios, inspects the fundamental state of radios. Chapter 2, narrates onannouncers and listeners, probes radios as one of new entertainments take parts inpeople’s daily lives. Chapter 3, probes into radios to play a role in popular cultureIn a word, the thesis thinks the war don’t make broadcasting culturebroken, not make popular culture be in decline, it make broadcasting culture monstrosity prosperous instead. It owed to especial historicalenvironmentKey words: ShanghaiIsland timeRadio stationPopulace Entertainment 目录绪论.1一研究缘起..1二研究现状..1三关注问题及史料运用5四题目界说..5前言.7第一章孤岛上海广播电台的概况9第一节广播电台的设置9第二节广播电台的节目.16第三节对广播电台的审查制度..25第四节民营广播的困难处境.27第二章播音员与广播电台..29第一节从月份牌电台女郎说起..29第二节播音者的苦闷31第三节听众的苦与乐35第三章广播电台与大众文化..40第一节广播电台与日常生活.40第二节电台文化与娱乐空间..43结语..45附录..46参考文献57后记..61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孤岛时期上海的广播电台(1937-1941)绪论一研究缘起1923年1月23日,奥斯邦电台试播成功,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
上海的石库门风情关键词：石库门；中西合璧；里弄摘要:石库门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成为了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
其民居建筑的风格具有浓郁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味。
在20世纪以后，老式石库门逐渐被新式石库门取代，在建筑风格上更加西化。
其兴盛、其衰落见证了一个多世纪历史的变迁。
石库门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一大特色是包容性、大众性，这正是上海文化的精髓之一。
引言：里弄是上海的人性化都市景观，独具特色。
其中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石库门代表了一段历史，从中可以了解到上海传统市民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甚至是生活的信仰。
现在由于城市的改造，许多老城区的原貌风味在消逝，经典的老石库门所剩无几。
事实上正在消逝的不仅仅是这一东西合璧的建筑，更是一种石库门文化以及它所代表的老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
正文：石库门的起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围合仍是上海住宅的主要特征，但不再讲究雕刻，而是追求简约，多进改为单进，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住宅应运而生。
这种建筑大量吸收了江南民居的式样，以石头做门框，以乌漆实心厚木做门扇，这种建筑因此得名“石库门”。
早期的石库门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它脱胎于江南民居的住宅形式，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保持了中国传统建筑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的特点。
老式石库门住宅，一进门是一个横长的天井，两侧是左右厢房，正对面是长窗落地的客堂间。
客堂宽约4米，深约6米，为会客、宴请之处。
客堂两侧为次间，后面有通往二层楼的木扶梯，再往后是后天井，其进深仅及前天井的一半，有水井一口。
后天井后面为单层斜坡的附屋，一般作厨房、杂屋和储藏室。
整座住宅前后各有出入口，前立面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正中即为“石库门”，以石料作门框，配以黑漆厚木门扇；后围墙与前围墙大致同高，形成一圈近乎封闭的外立面。
所以，石库门虽处闹市，却仍有一点高墙深院、闹中取静的好处，颇受当时卜居租界的华人士绅、富商的欢迎。
近代上海消费文化之构建
发表时间：2012-06-26T15:45:08.467Z 来源：《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年5月（上）供稿作者：孙晓雷王玲玲李芳品杨伦贵[导读] 2O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广告量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以1927—1937年《申报》广告为例
孙晓雷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王玲玲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李芳品贵州省织金县第三中学贵州毕节 551700
杨伦贵州省织金县牛场镇大坝贵州毕节 551700
中图分类号：I207
2O世纪二三十年代，《申报》作为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广告量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下面，我们将通过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1927年——1937年）《申报》广告进行分析和解读，具体揭示它是如何参与构建上海消费文化的，期望从一个侧面对近代上海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等消费文化现象进行验证，进而验证上海市民意识形态的世俗化转型。
一《申报》广告与话语生产方式的改变
广告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与语言是相伴而生的。
一个社会的话语系统不但是特定文化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这套话语系统来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同样，广告通过影响消费文化中的话语再生，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习惯、思维方式。
通过对《申报》在1927年—1937年间广告主体的初略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这时期大部分的广告商品是舶来品，其内容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
在对这些舶来品进行宣传时，《申报》广告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是标榜产品的“洋”关系。
如大美烟公司的吉士香烟广告：“吉士在美国脍炙人口，因其味美绝伦，吸者无不满意。
”（《申报》1921年3月22日），老晋隆洋行的爱同氏爽口糖粒广告：“新到中国，美国人最欢喜的爱同氏爽口糖，能使君快乐。
”（《申报》1921年4月14日），留兰香糖的广告：“糖中之王——留兰香糖，更甜更香，誉为更长，最耐细嚼。
欧美各国，人人喜嚼此糖。
”（《申报》1930年1月22日）。
这些“洋”商品广告的独特魅力不仅源于某种现实的匮乏，同时还源于独特的历史记忆——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羡慕和模仿，其国民也因其绅士、富足而成为上海市民不自觉的模仿对象。
此外，在广告语言上，这段时期全英文广告也开始在《申报》出现，尽管数量不多，但是作为一种外来语言，它能够在被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垄断的广告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种新的广告语言，这同样显示了“洋”的影响力之大。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1933年出现的四则全英文广告中，有三则是外语学校的招生广告。
在各种“洋”招牌的“夹击”下，学习外语在当时成为一种风潮，以至于扫大街的大妈都会两句英语。
毋庸置疑，当说外语成为一种风潮时，便会对那些试图跻身“符号名流”的市民形成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触这些语言，人们的话语结构就会发生改变。
这种话语结构的改变，于部分仅是为了跟随潮流以便跻身名流之列的市民而言，使得他们在追求“洋”商品物质用途时，进一步强化了崇洋的心态，至此取洋名、着洋装、住洋楼、吃洋餐、讲洋话等逐渐成为一种时髦行为。
于另外部分对西方文化通过深入接触有较深理解的市民而言，他们已经能够用外语进行思考，这种思考隐藏着的是对这种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的认可。
二《申报》广告与特定消费阶层的形成
一般来说，广告中包含了各种产品和服务，在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实际使用价值背后渗透着各类生活方式意识和消费欲望，并且这些意识和欲望因阶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
在《申报》广告中，我们可以发现，之如“上流社会”、“上等人士”、“高雅人士”等词语在服饰、饮料、香烟、汽车等广告中大量出现，如颇受“上等仕女”欢迎的“三桶牌三星白兰地”、深得“高雅人士”喜爱的法国 “三星斧头老牌白兰地酒”等。
这些广告借助具体内容为消费者描绘了一个虚幻的上流社会生活场景：他们品着德大、凯司令等咖啡馆的咖啡，饮着三桶、斧头等牌子的白兰地，抽着金马、美丽等牌子的香烟，开着林肯、别克等牌子的汽车，住着有马赛克瓷砖、抽水马桶的西式小洋楼，坐在戏院的包间里听梅兰芳的戏。
如果说这些标榜“上等社会”的广告教给少数有钱人的是如何去进行和他们身份相匹配的消费，那么对普通大众而言，这些广告通过提供有钱人的生活细节，告诉他们如何去识别有钱人的同时，还在大众中塑造出“富有阶层崇拜”情结，教会他们如何仿效、追随，诱惑着他们通过努力向这个虚拟的“上等社会”靠近。
于是，在广告的宣传和许诺下，大众开始不满足商品使用价值带来的舒适和方便，而是越过它们，直指商品背后的象征价值。
与其说他们是在消费商品，不如说是在消费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他们不断被唤醒的欲望，期盼真正跻身于“上流社会”。
在虚构“上流社会”的过程中，这时期的广告除了直接标榜“上等”外，还普遍宣称广告产品的高档和优良，如大利汽车行的飞霞汽车广告：“购一辆飞霞汽车即算得独占鳌头。
”（《申报》1927年1月8日），美通汽车公司的林肯汽车广告：“林肯汽车，无论驾驶何地，均可与其境地相适应，宛若配合玉指之玉饰，又似风景线上之美景。
其在豪华生活之中，既属锦上添花，而于车主本身，又足表征其为善于处事之人物。
”(《申报》1934年7月3日)等。
或许这是近代《申报》广告的另一种策略，但是在所有人的身份都含糊不清的二三十年代上海，这种策略却具有特殊意义，即这些无处不在地流布在《申报》的广告话语继续强化“上流社会”意识。
在这里，广告宣传的各种商品，不仅仅是满足大众的物质性需求，更重要的是消费其背后的符号价值。
它隐性的告诉大众，只要消费这些商品，可以通达上流社会，实现自己重塑身份的梦想。
三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上海逐渐步入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作为消费社会的一个表现也逐渐显形。
毫无疑问，消费文化现象的形成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作为当时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申报》广告也是其中之一，它通过影响消费文化的话语生产方式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借助广告传播把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符号价值来表现和培育特定的消费阶层（上层社会）两种主要方式参与了近代上海市民以享乐主义、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文化的构建。
在这一过程中，它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上海民众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消费文化意识形态，让渐趋现代的消费行为拥有了塑造上层人士身份、“洋”享受的价值。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判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申报》广告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海民众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