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自由主义发展观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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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后自由主义发展观及其批判[摘要]西方后自由主义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聚焦于人的内在,而非外部世界的变革。

其出发点不是宏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是主体内在选择能力的提升和主体内在自由的实现。

后自由主义将“发展”定义为自由的增进,有助于唤起第三世界国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过分聚焦于个体的内在心理文化因素,而非外部世界的变革,这种后自由主义只能沦为资本主义框架内的修补方案。

[关键词]后自由主义;发展观;环境政治[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3-0101-07[作者简介]武海宝(1980―),男,山西晋中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唯物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北京100871);刘慧(1978―),女,河南南阳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研究(江苏南京210023);谭艳秋(1991―),女,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中心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政治研究(江苏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欧气候政策的发展动向、对外影响及我国对策研究”(11CGJ02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On the Development View of WesternPost-liberalismBy:Wu Haibao,Liu Hui & Tan YanqiuAbstract:The development view of Westernpost-liberalism sets the human-oriented developmental aim in terms of individual capabilities,focusing on the inner side of human beings rather than the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This development view is not based on the progress ofmacro-economic society bu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bject’s inner choosing abiliti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ubject’s internal freedom. It is positive that Post-liberalism defines the development as the increasing of freedom,which can evoke the subject’s awakening in the colonial or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However,if the individual intern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overemphasized and the external transformation is neglected,the so-called Post-liberalism will inevitably end up being a mending scheme just inside the capitalist framework.Key words:Post-liberalism;view of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politics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观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发展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

新自由主义认为,人类主体拥有一种普遍的理性行为模式,能够确知自身的利益和需求,按照理性思维做出选择。

然而,经济增长的持续,是以如下代价为前提的:我们的环境被破坏,我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日益丧失,维系我们的社会关系模式日益衰落等①。

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困境,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提出了以“可行能力”为核心的发展观,主张把“发展”置于“自由”的框架中,从人的内在能力的增长来看发展,而发展则要求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的选择能力增长的社会环境,从而扩展人的内在自由,这种发展方式被称为“能力途径”(Capability Approach)。

以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这一发展观置于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来考察,也因之称其为后自由主义发展观,表明传统自由的边界是外在的,发展的内涵具有时空性,实质上是传统发展观顺应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自然趋势,这正是后自由主义所要抵制的①。

值得肯定的是,后自由主义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将发展定义为自由的增进,有助于唤起第三世界国家主体意识的觉醒。

一、传统发展观及其改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是宏观政治经济的发展,通常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作为评价发展的主要标准。

这种发展指向物质的进步,意味着人类主体要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

然而,致力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如GDP路径没有给“人”以充分关注,不能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而即便考虑到了平等分配问题,也没有关注如何才能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包括健康、教育、政治参与以及女性的地位和人身安全等。

这种纯经济增长式的发展不仅不能持续,相反还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悬殊,政治腐败等。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人类发展进步,只有重点关注教育、营养、健康和工作技能等方面的政策和旨在提高民众能力的大规模投资,才能扩大民众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和确保人类持续进步②。

其中,人类发展指数是根据三大基本维度来计算的,即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平,而这些维度无一是以经济增长为直接指向的。

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和发展路径,发展伦理学就是在反思发展问题中应运而生的。

20世纪后期,德尼?古莱(Denis Goulet)、戴维?A.克拉克(David?A. Crocker)等学者开始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发展目标、过程和手段进行了自觉的价值反思,并对发展路径进行了规范性价值研究和意义研究。

但是,概观古莱等人所构建的发展伦理学,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观念在现代条件下的再现,强调平等、自由、尊严等价值观念,反对整体主义的发展,重视民主政治制度。

因此,西方发展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批评与社会建构理论③。

同样,1982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mlcois Perroux)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认为发展的目的、中心和根本动力是“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将发展由客体中心论转向主体中心论,指出人的能动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

人不是市场的奴隶和被迫服从市场规则的市场参与者,而是有能力通过精心规划和组织为改变环境而从事各种活动的真正的人及其群体④。

因此,佩鲁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力资源的重要作用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但受制于唯心史观的局限性,致使其沉浸于道德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人性的抽象观念中。

在对新自由主义局限的批判中,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强调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

他深切关注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特别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

森明确指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福利。

这种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个人收入提高、技术进步及工业化、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等观点。

森认为,上述观点只是作为扩展社会成员享有的自由的重要手段,而实质自由才是发展的目的。

作为“经济学的良知”,其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关于后自由主义发展的争论。

后自由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关注人的发展,新斯多亚主义的代表人物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将森的发展概念定义为能力途径,关注人们是否获得实质自由。

自由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拥有,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控制、歧视、奴役和压迫都不能被接受。

只有在自由这一基本价值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经济福利方面的改善才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增加。

这里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发展的目标转向了人类主体本身,将自由摆在了极端重要的地位上,也就是把“发展”置于“自由”的框架中,从人的内在能力的增长来看发展。

这种发展要求创造一个有利于人的选择能力增长的社会环境,从而扩展人的内在自由。

后自由主义关注人类主体在发展中的角色,认为自由对于发展而言,不仅是工具性的,更是构成性的,是发展的根本目标。

二、后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人类主体后自由主义将发展目标聚焦到人类主体上,其对主体的理解沿袭了福柯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由主义的普遍理性假设。

后自由主义的主体与殖民/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主体也是不同的。

殖民/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关注殖民地主体,将殖民地主体最终获得自治权以及自我解放作为发展的最终目标,也即为殖民地带来自由。

但是这里的“发展”与后自由主义的发展有本质差别:前者谋求主体的自治,代表理性主体的觉醒;而后者意味着提高主体作出选择的能力。

(一)福柯对现代主体的解构按照传统自由主义对人的自由的理解,自由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限制自由的因素被越来越多地提出来,这些限制因素起初是外部的,后来渐渐源于主体内部,即便是启蒙也不足以将人解放于种种限制,自由的世界正在不断缩小①。

在自由主义面临这样的危机时,福柯的生命政治学重塑了自由的内涵,把视野从对主体的外部世界的变革转向对主体的内部世界的管理,把传统自由主义框架中基于代表的政府转向对人生存方式的治理。

生命政治学的最大启示在于人并不单方面地受制于权力意志,自由的获得不依赖于权力的节制,不依赖于对外部世界的改变,而应该关注对个人生存方式以及主体内在世界的管理。

人类主体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和人类历史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构建。

福柯拒斥本质主义的主体观,认为由于人类主体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抽象构建,人类历史也就不存在对某种本性或人类基础的终极追求。

(二)后自由主义框架中的主体后自由主义没有一个确切的理论实体存在。

“后”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超越,但这种超越不是外在超越,而是内在的超越。

在后自由主义的框架中,不存在普遍性的不变主体,这与福柯社会历史产物中的人类主体是一致的。

因此,这一框架中的主体,不具有通过自身成长和对环境的变革来实现进步和解放的能力。

虽然其关注点仍然在主体身上,但是主体成了致力于人的发展实践的客体,而不是通过变革外部世界谋求发展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