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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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贫困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贫困不仅直接影响着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还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本文将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贫困问题的本质、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贫困问题的本质贫困问题是指一部分人因为缺乏物质资源和机会,导致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的现象。
贫困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更是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发展经济学认为,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
二、贫困问题的原因1. 结构性原因: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本身可能导致贫困的长期存在。
例如,农业主导的经济模式在一些地区过时,并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此外,城乡发展不平衡也是结构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教育与技能问题:教育水平低和技能匮乏是贫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缺乏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贫困人口面临着失去提升自身能力和竞争力的机会。
3. 制度和政策问题:不公正的制度和政策也是导致贫困问题存在的原因。
腐败、不公正的税收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使得贫困人口难以脱离贫困的困境。
三、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1. 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关键。
通过促进经济产出的增加和就业机会的提供,可以有效减轻贫困问题。
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使经济发展更加均衡。
2. 教育与技能培训:投资于教育和技能培训对于贫困人口提升自身能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政府和社会应提供充足的教育资源和培训机会,帮助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
3. 社会保障与制度改革: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每个人都有享受基本福利的权利,是减轻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
同时,改革制度和政策,提高透明度和公平性,减少贫富差距,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
综上所述,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关键的议题。
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
印度反贫困政策举措及其经验启示1. 引言1.1 概述印度反贫困政策的背景印度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然而贫困问题长期困扰着印度社会的发展。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印度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
面对这一现实,印度政府不断努力制定和实施反贫困政策,希望能够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
印度反贫困政策的背景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当时印度政府开始推行“贫困减轻计划”,旨在减少贫困人口数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政府不断完善和调整反贫困政策,提出了包括“穷人的全面发展计划”、“就业担保法”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以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随着印度经济的不断增长和政府的持续努力,印度反贫困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贫困率在逐渐下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覆盖率也在不断扩大。
贫困问题在印度依然存在,并且面临诸多挑战,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印度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反贫困政策的力度,致力于实现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
1.2 印度反贫困政策的重要性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
贫困不仅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
印度的反贫困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印度的反贫困政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和谐。
贫困会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加剧,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通过采取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可以减少贫困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反贫困政策也是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
贫困群体的存在会拉低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影响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通过减少贫困人口,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增强国家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反贫困政策也是提高人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贫困是导致人们生活质量下降、心理压力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通过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印度的反贫困政策对于国家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感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绿色生态经济的减贫效果研究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贫困问题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
生态经济被认为是一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减少贫困的有效手段。
本文将探讨绿色生态经济对减贫的影响。
首先,绿色生态经济能够为贫困地区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绿色经济的特点是以可持续性为基础,重视环境和社会问题,注重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再生能力。
相较于传统经济,绿色经济需要更多的人工操作,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绿色经济的发展也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对于贫困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贡献。
其次,绿色生态经济可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
贫困地区往往面临着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劣,人民在生产、生活中难以得到健康和安全的保障。
绿色生态经济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通过推广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等方式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
再次,绿色生态经济可以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地区有大量的生态资源,但是由于方法的单一以及市场主体不足等问题,导致难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而绿色生态经济强调可持续性,通过“农民自己的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的组织与服务、政府与政策的支持与引导”等方式,发挥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最后,绿色生态经济与减贫的效果还有待提高。
虽然绿色生态经济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但是实际落实中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绿色经济需要适应市场需求和政策环境,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和企业文化等因素也需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
我们需要在推广绿色生态经济的过程中加强调研和实践,掌握更多的经验与技术,从而提高它的减贫效果。
就此而言,绿色生态经济是一种有益于减少贫困的有效途径。
在当今快速变革的社会环境下,加强对绿色生态经济的思考和研究将对全球减贫事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城市反贫困的财政政策研究【摘要】根据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只有提高了生活在最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现阶段,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贫困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政府应当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市化反贫困财政政策在过去32年间,我国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47%以上,提高了30个百分点,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0%),而且城市的发展还伴随着各种“并发症”,城市贫困化便是其中之一。
农村地区的生产力低下,其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绝对贫困,同时随着国家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在逐步得到解决。
城市贫困主要体现为相对贫困,正是因为在城市中的贫富反差更为强烈,所以城市贫困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远甚于农村贫困。
城市贫困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它贫困程度的彻底性。
一是城市贫民不同于农民有土地维持生计;二是由于城市用地紧张,城市贫民一般住房面积小、条件差,影响了生活质量。
因此,城市贫民的贫困是一种赤贫,城市反贫困的任务是相当艰巨而且紧迫的。
习惯上将城市贫困分为以下四个类型:一是传统上由政府长期予以救济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二是贫困的失业者;三是在职职工领取低工资、下岗人员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人员领取离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四是由于其他原因致使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居民。
而这几类人刚好也是政府扶贫解困工作的受益对象。
但是笔者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这种分类方法还不够全面,城市贫困按照来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城市原住贫困人口,这一群体也就包括了前面所述的四类人群;二、进城务工人员。
由于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我国的城市化带有“半城市化”的特征。
在目前不完全统计的3.1亿城镇就业人员中,进城的原农村劳动者至少占一半。
他们支撑了中国这三十多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减贫策略与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逐渐凸显,贫困问题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减贫策略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应对贫困问题的关键。
一、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然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贫困问题在许多国家仍然普遍存在。
贫困是一种在物质生活、教育、医疗和社会参与等多个方面都达不到基本要求的状况。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较弱,贫困问题尤为突出。
二、贫困问题减贫策略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减贫策略。
首先,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能力,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
其次,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此外,促进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减少贫困发生率。
还有,在贫困地区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基础条件,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三、可持续发展与减贫策略可持续发展是指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基础上,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与减贫策略相结合,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而且可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例如,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不仅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环境,还可以为贫困地区提供就业机会。
此外,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降低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
四、政府与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在推进经济发展与减贫策略的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经济支持,并加强对贫困地区的监管。
同时,社会也要积极参与,提供志愿服务、捐款捐物等形式的支持,共同推动减贫工作的进行。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与贫困问题减贫策略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
通过采取合适的减贫策略,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同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与社会需要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合作机制,才能实现减贫目标,迈向更加繁荣与可持续的未来。
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贫困,但是一些人在脱贫后又出现了返贫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将就该问题展开探讨,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一、返贫现象的原因分析1.经济结构单一很多贫困地区的经济来源单一,一旦主要经济来源受到冲击,很容易导致家庭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
2.缺乏可持续性的就业机会一些脱贫家庭在脱贫后由于没有稳定的就业来源而再次陷入贫困之中。
3.医疗卫生支出过大一些返贫家庭因为患病需要大量的医疗费用而再次陷入贫困。
4.缺乏教育意识和技能一些返贫家庭由于缺乏教育意识和技能,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再次陷入贫困。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返贫现象的出现,如何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加强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针对农村地区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应该加强农村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扶持一些符合当地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产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来源。
2.促进可持续就业机会政府和社会应该鼓励引导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推进医疗保障政策应该推进农村医疗保障政策,保障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需求,并加大对大病救治的资金支持力度。
4.加强教育扶持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帮助农村贫困家庭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5.建立健全的脱贫监测和评估体系建立健全的脱贫监测和评估体系,对脱贫家庭进行动态管理,及时发现返贫的苗头,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
6.建立返贫帮扶机制建立返贫帮扶机制,对已经脱贫的家庭进行动态跟踪帮扶,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技能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和就业。
7.加大对扶贫干部的监督和考核力度加强对扶贫干部的监督和考核力度,提高扶贫干部的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确保扶贫政策的落实和效果。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3申晓梅(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71)摘要:一国经济的增长的确是降低该国贫困发生率的重要、甚至是基本的手段,但经济的高增长本身并不能够自动减少贫困,所谓“滴漏效应”更是不会自动发生。
各国经验表明:有效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只有与旨在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确保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且优先受益的社会公共政策的协同配合下,才能大大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及其所遭受的贫困打击,提高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
关键词:经济增长;反贫困;产业选择;公平政策中图分类号:F06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5831(2005)0320024225Research on the An ti2poverty Effect of Econo m i c D evelop m en tS HE N Xiao2mei(School of Public M anage m ent,South W estern U niversity ofFinance and Econo m ics,Chengdu610071,China)Abstract::A nati on’s econo m ic devel opment is undoubtly the key t o reduce poverty rate.But fast econo m ic increase does not aut o2 matically guarantee the abate ment of poverty,not t o menti on the occurrence of s o2called“a tiny dr op effect”.Ex periences of every nati ons sho w that:only in co mbinati on of policies t o better the living conditi on of the poor and t o assure their p ri ority t o benefit,can a effective macr oecono m ic policy be achieved,thus greatly reduce the poor populati on and their sufferings,boosting the anti2poverty effect of econo m ic devel opment.Key words:econo m ic devel opment;anti2poverty;industry choice;equity policy 就宏观来看,一国贫困发生率的高低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间有着直接联系。
一般而言,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意味着较高的贫困发生率;但不能由此推理或断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必然意味着较低的贫困发生率。
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但各国的社会紧张程度也在增加;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失业队伍日益庞大,穷人越来越多;用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的话来说:目前世界上有30亿人每日的生活水平不到2美元,有13亿人每日生活水平不足1美元,有1亿人每天都在挨饿,世界每年约有1300-1800万人死于贫困,远远超过战争的死亡人数。
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的增长战略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大量的发展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只重视经济增长,忽视广泛分享问题导致的“失去了十年”,提出了“滴漏效应”、“中产阶级”等阶级分析与分配效应关系的理论,强调“大多数人普遍分享”的意义。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小康社会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确保每个人生存、发展权利得到充分实现。
显然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或困难在于:怎样让那些因为某种原因而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以外,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或贫困人口亦能参与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队伍中来,其生活状况能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改善?艾尔泽在《减少贫困的政治》一文中曾这样说道“经济增长一直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的减贫策略而得到提倡,但对贫困人口的公共投资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放慢。
经济增长使部分人口获得了好处,但同时无论从绝对意义还是相对意义上看,它也加剧了贫困的程度”。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42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11卷第3期JOURNAL OF CHONG Q I N G UN I V ERSI TY(S ocial Science Editi on)Vol111No132005 3收稿日期:2005-01-05作者简介:申晓梅(195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劳动经济研究。
反思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总体上看减贫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不仅农村贫困下降平缓,而且城镇总体贫困变得更为严重了。
(一)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需要通过人均收入的增长为人们所分享,或通过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而得到反映或体现。
但就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看,远远落后于人均G DP的增长。
1986-1998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平均增长率比G DP平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 DP增长率少6个百分点(1978-1998年间我国G DP增长率高达16.6%),其中1981-199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最终消费额增长率为6.6%,但仍低于人均G DP增长率近3个百分点。
[1](P39)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自1996年以来下降速度陡然加快。
1997年,城镇居民10%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增幅为-0.3%;1998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5425.1元,其中10%最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为2476.8元,两者人均收入比为1∶01457;1999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为5854元,最低收入组人均收入水平为2617.8元,两者之比为1∶01447。
居民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消费支出方面的差异亦相应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生活资料(七分法),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331.6元,而最低收入户的消费性支出为2397.6元,仅相当于平均水平的55.4%;1999年,10%最低收入户家庭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427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
[1](P290)可见,低收入特别是贫困户并没有通过所谓“滴漏效应”享受或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二)高低收入间贫富悬殊现象进一步突出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社会极少数人手中,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深。
据资料显示:1999年20%高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42.2%,户人均月收入达992元,而20%的低收入户收入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月收入仅为124元,最高与最低户人均收入比为1∶8;反映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亦从1988年的0.23上升到1995年的0.33,1996年为0.424,1997年为0.425,1998年为0.456,2000年达0.458,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3至0.4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1] (P118)变化速度之快令人担忧。
说明不同人群对经济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了富人,其他人只得到了面包屑”。
(三)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下岗人数逐年上升,失业率亦在不断攀升1990年我国经济的就业增长弹性为0.671,1996年为0.138,1998年为0.065,2000年为0.100;全国城镇企业下岗人员由1993年的300万人,增至1995年的564万人,1997年达到940万人,1999年为640万人,2000年为657万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94年的2.1%,1996年的3.0%,到1999年达到3.2%,而真实失业率2000年已达到7.4%;城镇失业人数约为1600万人(劳动部预测)。
[2](P2,44)在目前的中国,就业仍然是人们获取劳动收入的主要手段,失业则意味着收入的锐减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意味着发生贫困。
(四)中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以及贫困发生率进一步恶化、加深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西部已成为我国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
1998年,全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210.4万人,其中西部省区有2029.5万人,占全国的48.2%;1999年全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2412.2万人,其中西部省区有1644.1万人,占全国48.18%;就城市而言,西部省区的城镇下岗人数和失业率亦在不断上升,并带来巨大的贫困压力。
1997年全国登记失业率为3.1%,而西部12省区有10个省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登记失业率最高的青海是7.4%,贵州是6.5%。
[1](P293)西部省区下岗职工的月人均生活费用明显偏低且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1997年西部省区中职工月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的有10个省区,其中内蒙古最低仅为43.8元;西部省区职工月人均生活费仅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20%。
另西部省区城镇居民与东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亦呈日益扩大趋势,1999年东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1.46∶1.00提高为1.48∶1.00; 199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前五位的是上海10932元,北京9183元,广东9126元,浙江8428元,天津7650元,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收入最高的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省份贵州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
省际间的基尼系数亦由0.06上升为0116。
[1](P39 -40)可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全国总体经济经历了高增长阶段,但东西部地区居民在这一高增长过程中受益情况大不相同,西部省区获利相对较少,而且与东部省区除了经济发展上较大的差距外,为数众多的贫困人口,不断产生的新贫困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西部省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正如冈纳・缪尔达尔在其《世界贫困挑战》一书中的一段话:“在这些国家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52申晓梅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研究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综上所述说明,经济的高增长并不能自动减少贫困,“滴漏效应”亦不会自动发生。
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必然保证有较低的贫困发生率,其中经济增长的模式选择,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导向作用非常关键,直接决定并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减贫”效果。
正如T odar o所指出的“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问题,并不是自然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结果,如果增加的国民收入可以在人们中广泛地分配的话,那么它或多或少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特点和政治以及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