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桐家族企业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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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实操经验】有效实施内控的四大痛点公司治理模式可以有很多种标准和框架, 而且不同国际框架的标准也是不同的。
中国还要去借鉴别人不足的地方改善现有的体制。
这对中国来讲是跳跃性的发展。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发布和推行实施时间表的逼近, 中国上市公司对于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飞跃”, 但是对于如何实现有效的内部控制, 仍缺乏清晰的标准, 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风险管理文化和管理体系。
在本刊对企业CFO及内控专业人士的访谈中发现, 如下问题已经成为掣肘中国企业内控实施的“痛点”。
痛点一:量化金融危机及其衍生的全球经济衰退的一个“正面”价值就在于企业较之以前空前重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但企业成本在可控的范围内找到量化风险的管理架构和工具是目前企业普遍的困惑。
正如资本市场风险顾问公司创始人兼总裁LeslIERahl所言:“如果说我们要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话, 那就是不可小觑复杂性、不透明性、杠杆和非流动性。
当作出资本评估时, 这些变量并未计算在内。
”由于风险管理本身是从金融业衍生出来的, 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都较之企业先进, 目前一些银行提出可以凭借自身在风险管理上的优势为企业伙伴的风险防控提供咨询服务, 帮助企业规避部分风险。
对此接受本刊采访的专业人士均表示, 在资金管理业务上银行与企业间的确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但企业所面临风险的广度和量化的难度不能与金融机构同日而语。
全球性的商业咨询和内部审计专业机构——甫瀚公司董事总经理兼大中华区总裁刘建新表示, 金融业本身的风险相对企业来说是比较容易量化的。
金融业对企业风险的把握主要是从资金运作、存贷的比例和评估企业的信贷程度的层面, 而从企业的角度看, 风险其实还有很多方面的内容, 包括供应链的风险、买卖的风险、价格的风险等。
其中很多风险量化起来比较困难。
据刘建新介绍, 风险管理在近5到10年来已经运用到企业里面。
“企业本身在过去没有框架和理论去评估它自身风险在哪里的时候, 其运作是以盈利为主的, 而现在的企业要面对投资的风险或者是供应商的风险, 是否有相应的决策和控制活动, 甚至一些体系去应对和量化这些风险就变得非常重要。
52评论PINGLUN15年岁末,万科的股份在二级市场上被宝能大量增持,宝能一跃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万科创始人王石及其率领的管理团队公开反对宝能的增持行为。
于是,围绕万科是否应该接受现实,王石是否应该退出舞台,宝能掌门人姚振华意欲何为等,市场人士议论纷纷。
一方是著名企业家和带有国有色彩的著名企业,另一方是非著名企业家及资金实力非常雄厚的民营企业,因一方反对,另一方“霸王硬上弓”,使这场股权之争从开始便带有不对称的逆袭色彩。
万科的反对遭宝能无视后,申请股票停牌,停牌期间万科与宝能分别争取第三方支持,监管部门亦在此期间先后发声。
在今年3月临时股东大会前后,万科管理层拟引入新股东深圳地铁,但原大股东华润对程序表示疑议,使深圳地铁入股万科充满变数。
截至目前,这场股权之争可谓一波三折。
万宝之争表面上是万科管理层反对宝能控股的股权之争,实质上是万科管理层与宝能关于万科控制权的争夺。
双方关于控股权与控制权的争夺,经市场发酵,很快演变为一个站队问题,即广大中小股东是支持宝能,还是支持万科管理层?支持宝能的主要依据是,宝能没有违反市场规则,合法合理地买入万科股票,无可厚非。
宝能无论用险资,还是自有资金,外人无权干涉。
姚振华向王石明确表态,入股万科后不会改变王石的领导地位,这已非常不易。
王石强调道德情怀和企业文化,说明没看清现实,资本市场中一切要靠资本说话。
支持万科管理层的主要依据是,万科之所20以有今天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大股东不参与公司管理,另一方面得益于职业经理人团队,如果宝能控股,很难保证这两方面不会产生改变,而一旦改变,万科的企业文化和品牌价值将受到很大影响,万科将变得和其他众多企业一样,不再是曾经的令人称道的万科,这令人惋惜。
从根本上说,万宝之争是公司治理领域“股东利益至上”与“利益相关者利益至上”争论的一个现实版本。
如果赞同股东利益至上,那么就信奉资本的力量,认为资本是无情的,成王败寇,凭实力说话,不能谈情怀。
1、双层制董事会:真正意义上的双层制董事会以德国模式为代表它建立在“共同决定” 原则基础之上,并以监督职能为中心,构建董事会。
董事会主要结构是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
监事会主要是决策、监督职能,董事会是执行职能。
2、累积投票权制度: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分拥有与待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分散投票选举数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
3、公司治理结构:指为实现公司最佳经营业绩,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基于信托责任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结构性制度安排。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决策机构。
公司内设机构由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组成,分别履行公司战略决策职能、纪律监督职能和经营管理职能。
董事会是股东会闭会期间的办事机构。
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皆以形式决议的方式履行职能,总经理则以行政决策和执行力予以履行职能。
4、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
剩余控制权则是”特定权“以外、对合约所涉及财产的支配权。
是公司合约有文明规定的利用公司财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运营之外的公司决策权,仅是控制权的一部分。
公司是市场中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要素所有者投入要素追求的是要素增值,其关键内容之一就是明确未来要素增值如何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未来的增值不是一个确定的金额,必须由要素所有者承担一个不确定的剩余增值额,剩余增值额承担这也就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这称作公司的剩余索取权。
5、机构投资者:主要是指一些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投资信托公司、信用合作社、国家或团体设立的退休基金等组织。
机构投资者的性质与个人投资者不同,在投资来源、投资目标、投资方向等方面都与个人投资者有很大差别。
6、非执行董事:是指不在公司经理层担任职务的董事,又称为非常务董事,是董事的一种,也是构成董事会的成员之一。
试论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摘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企业运作和进展的质量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今世界企业进展的共识,对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也有专门大的作用。
文章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新思路。
【关键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完善随着改革实践的纵深进展和思想熟悉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紧微观基础的企业,必需成立标准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公司运作效率的高低。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会、董事会(包括领导)、监事会三个机构组成,并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职责,但实际操作起来并非睬想。
专门是一些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公司制企业,由于各类主客观缘故,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必需加以完善。
一、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进展的必然要求(一)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决定着企业运作和进展的质量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有利于减少公司代理本钱,增强公司在全世界化时期的竞争能力,改良公司绩效,也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世界银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曾经指出:“对世界经济而言,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像健全的国家治理一样相当重要。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融资、吸引国际国内资本所必需的。
坚守良好的公司治理准那么,也能够增强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该公司的信心,从而降低融资本钱,最终能够吸引更稳固的资金来源。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今世界各国企业进展的共识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不过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由于没有股权限制,在决策机制上就有如此的缺点——老总一个人说了算,国有企业的一股独大也会有如此的现象。
这种现象与现今世界公司治理结构进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一方面,由于国际上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手中操纵了大量的资金,如英国国家退休金协会,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协会等。
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前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向跨国经营。
在跨国经营中,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成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将分析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问题分析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其中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最基本也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其公司治理结构往往面临以下几个问题:1.职权集中、垄断经营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往往将决策权和执行权集中在少数高层领导手中,从而导致企业决策缺乏多元化和公平性,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2.资金缺乏、利益冲突的问题:经营跨国企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国有企业往往源源不断地面临着资金缺乏的问题。
此外,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往往面临着利益冲突的问题,从而影响企业利益最大化。
3.对外市场竞争不足的问题:国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往往缺乏对外市场竞争的意识,从而难以应对市场竞争的挑战,进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公司治理结构方案针对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应采取以下方案:1.推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有效分离,从而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改革。
2.加强对外招商引资:通过引入外部投资和资源,扩大公司资金池,增加公司经营的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3.强化外部市场竞争意识: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教育企业员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市场竞争,从而在全球市场中更好地发挥企业优势。
在跨国经营中,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
因此,国有企业应该加强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推进多元化决策,加强对外招商引资,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和经营水平。
这将有助于国有企业实现跨国经营中的长远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5篇第一篇: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大量的国有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新型国有企业不断产生。
本文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这在股份公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出资者众多且分散,因而出资者难以像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那样直接经营管理公司,而代之以公司治理结构,即为了保护公司法人资产能有效运营,在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上作出的权利安排。
具体而言,它主要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阶层组成的一种企业组织结构。
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托管给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结构,在其授权范围内经营;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选举产生董事会的同时,为了保证董事及经理人员按其意志合理经营,还选举产生监事会,以期其负责监督公司的财务、经营、投资分配等。
显然,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各权利要素各自具有自己的权利重心和权利边界,公司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与监督权,四权分立,三会一总,各司其职,相互制衡。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否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影响。
在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公司化的改制进程中,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经济转轨时期的一些制度性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我们必须作出深刻的认识,才能改进和完善我国国有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促进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1、资本市场不健全近几年我国股票市场虽有很大发展,但存在上市公司少,市场容量小,不规范等问题。
揭秘内控体系路线图2010年4月26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以下简称“配套指引”),各界对于内控话题的热度持续升温,而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的CFO都将面临内控建设的考验。
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以下简称“内控规范体系”),突破了我国传统的将内部控制局限于会计与审计的局面,将内部控制嵌入公司治理并融入生产、人接受采访的各方人士一致认为,《内控指引》的出台明确了各方的责任,本土CFO们应当利用这个契机,借助这部有着国家级高度的“内部控制规范”完成之前可望不可及的整体运营风险的源头控制。
“中国版萨班斯”是误读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小舟看来,“内控规范体系”有如以下几点令其印象深刻:体系完整、层次较高、体现中国特色、定位准确。
曾在清华同方任CFO多年的杨小舟进一步提到,关于企业的内部控制,不同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理解,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或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主要是指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第二种观点认为,不管叫做内部控制也好,风险管理也好,都是指对企业各种各样经营风险进行的(包括公司层面、运营层面和操作层面的业务与财务风险)管控;第三种观点将公司治理的目标、治理风险也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这是一种最宽广的内部控制概念。
对于不同层次的内部控制,各国的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咨询机构都发布了不同的控制框架。
例如,美国的“萨班斯法案”(全称为“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强调的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目标是为了促使企业的财务报告按照美国GAAP编制,以确保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美国COSO2004年发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实际上是第二个层次的内部控制。
至于第三个层次上的内部控制,系统性的观点少,但实务中不少企业是这么做的。
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不是完善,最根本的判断标准,还是看是否有利于企业战略层面的风险管理,是否有利于企业经营战略和长远目标的实现。
公司治理原则的作用——兼评《OECD公司治理原则》2004年修订版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鲁桐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它是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和机制。
公司治理涉及公司的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系列的关系。
其核心问题是在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公司外部股东和内部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公司治理通过这样一个架构,使公司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得以确定。
良好的治理结构可以保证代理人根据公司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最佳利益行事,对代理人提供有效的监督,从而激励企业更有效地为社会创造财富。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尽管各国进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却反映了这样一个共识,即人们普遍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业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保证现代市场体系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它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成败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在更大范围内关系到控制金融市场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影响到全球的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但在公司治理的实践上,人们发现,它与理想的距离相差甚远。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率先掀起了公司治理改革运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
那些经受了危机影响的国家,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公司治理重建市场信心,吸引外国投资者,并克服经济结构性缺陷。
在东欧等转轨国家中,不良的公司治理被认为是私有化之后公司未能进行结构重组的重要原因。
1998年4月27-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召开部长级会议,呼吁OECD与各国政府、有关的国际组织及私人部门共同制定一套公司治理的标准和指导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OECD成立了公司治理专家小组,其成员汇集了公司治理领域的各界精英。
公司治理是我国企业变革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公司治理问题更为社会所瞩目。
一直以来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是中国公司学习的典范和追赶的目标。
但美国金融危机表明,美国模式的公司治理出了问题有很多需要中国吸取和借鉴的经验教训。
公司治理专家赵险峰一直长期专注于公司治理的研究,又是一位实践者。
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赵险峰请其就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解剖。
美国公司治理缘何失效中国证券报:美国金融危机使公司治理失效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赵险峰:根源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逐利和贪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能。
这就是资本玩家们为什么如同吃了豹子胆,敢于站在前人尸体上去摘取“金玫瑰”的直接动因。
如果不进行约束、制衡和规范,企业获利的欲望会无限膨胀;二是失衡的薪酬激励制度。
美国公司治理的缺陷在于巨额奖金制度,以天价奖金诱导和激励创新精英们运用高杠杆设计和推销五花八门的创新产品吸引投资者上钩,华尔街的暴利和辉煌正是建立在过度激励和创新基石之上的;三是董事会未能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屈从于个别人的意志,如担任雷曼公司CEO14年的富尔德,在这次危机前兆期及生死关头,反应迟钝、过于自信,错过了数次自救的机会,那么董事会成员又是如何作为的?显然集体决策规则没有被遵守;另一方面,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公司决策层已听不进任何有关存在风险的提示;四是美英公司治理模式缺乏制衡功能。
如董事会缺乏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衡的机构,而缺乏制衡的结构和机制,会潜在和极易引发内部风险。
国企治理关键在于改变官商文化中国证券报:您对我国公司治理总体情况如何评价?赵险峰:由于我国股份制变革实践较短,对该领域的一些认识、规律、经验和方法仍然在探索中,目前我国企业公司治理仍然在起步阶段。
多数大中型金融机构和国资委管理下的大型国企都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和基本制度,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老国企的政企不分、“一把手”文化、缺乏制衡机制和问责机制以及大锅饭、效率低下等体制弊端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距市场经济与企业竞争的客观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从新《公司法》看国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目录一、内容概要 (2)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2)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3)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4)二、新《公司法》的主要特点与创新 (5)2.1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7)2.2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 (8)2.3 优化公司资本制度 (9)2.4 加强公司信息披露 (10)2.5 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11)三、国企公司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12)3.1 国企公司治理的现状 (13)3.2 国企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14)3.3 国企公司治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15)四、新《公司法》对国企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 (16)4.1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措施 (17)4.2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途径 (19)4.3 优化公司资本制度的策略 (20)4.4 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 (21)4.5 强化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的方法 (22)五、案例分析 (24)5.1 案例背景介绍 (25)5.2 案例公司治理改革的措施与成效 (26)5.3 案例公司治理改革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27)六、结论与展望 (29)6.1 研究结论总结 (30)6.2 对国企公司治理改革的建议 (31)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32)一、内容概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企公司治理改革已成为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新《公司法》自2018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国企公司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全面调整和完善。
本文将从新《公司法》的主要内容出发,分析国企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以期为国企公司治理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新《公司法》的出台与实施,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与制度框架。
研究新《公司法》背景下的国企公司治理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阿里合伙人制度与战略董事会建设解决两权分离问题字号+作者:鲁桐来源:清华管理评论2015-05-03总体而言,“合伙人制度”既是为了解决两权分离问题,保证创始团队对企业的控制权,也是为了解决战略规划与实施问题,更是为了追求阿里实现基业常青的梦想。
阿里是一家创新...虽然阿里已经辉煌上市,但关于其“合伙人制度”的讨论仍然在发酵中。
该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愿景是什么?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哪些?本文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深刻的阐述,值得阅读。
阿里“合伙人制度”与战略董事会建设文| 鲁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党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250亿美元融资额创下了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IPO)的全球纪录,并很快成为市值仅次于谷歌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按市值排名的世界第六大公司。
然而,阿里曾被香港证交所拒绝上市,上市之路一波三折,掀起了关于创新型公司上市条件、上市规则、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广泛讨论。
围绕阿里上市,各界议论纷纷,但有一个关键问题绕不过去,即“合伙人制度”。
阿里的“合伙人制度”,即一个合伙人团队可以提名董事会半数以上的董事,通过影响董事会成员组成,保持对重要事项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合伙人总数没有限制,当选合伙人需满足一定条件,并由3/4以上现有合伙人投票同意。
当然,阿里的“合伙人”不是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
一般意义上的合伙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合伙人以其资产合伙投资,合伙经营,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或有限责任,而阿里“合伙人”并非公司的大股东,并不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如今阿里已经上市,但关于该制度的讨论仍不会终止。
该制度的本质是什么?愿景是什么?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有哪些?这些问题值得关注。
“合伙人制度”的本质:解决两权分离问题阿里之前希望在港交所上市,但是被拒绝,原因是“合伙人制度”违反了同股同权原则。
具体而言,上市时马云和蔡崇信分别持股8.8%、3.6%,董事和高管团队持股14.6%,合伙人持股比例不足30%,却可以提名半数以上的董事,而香港上市公司中,一般任何股东都可以提名董事,阿里相当于给予合伙人“特别提名权”。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蔡达标和潘宇海,在共同经历了创业早期的艰难之后,因为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又掺杂着家族情感的变异,双方由昔日的联合创业者变成了今天的利益敌对方。
因为双方的股权份额几乎相当,这导致他们之间的冲突难以在不影响公司发展的条件下自行解决。
最近的消息是,公司原董事长蔡达标因涉嫌经济犯罪于2011年3月被广州警方带走,至今尚无明确结论。
在真功夫的案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风险投资在几年前向真功夫注资时,曾考虑到两位创始人几乎相等的股权是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由于他们支持蔡达标的发展思路,因此投资人曾要求逐渐稀释潘宇海的股权。
但在这一要求被落实之前,真功夫的内斗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真功夫的案例让我们想到,联合创始人的股权旗鼓相当这种结构,是不是天然蕴藏着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如果这种结构已经既成事实,那是否能够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对这种潜在的威胁进行缓冲,以避免公司僵局的出现对企业发展带来伤害?为此,本刊与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一次研讨会,邀请几位专家就真功夫案例所涉及到的以上议题进行讨论。
关于真功夫案例的细节,各方媒体已经多有报道,本刊不再详述。
以下摘录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李宇,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双头创业的模式可能会很成功,也可能会很失败。
双头创业,对收益的期望值可能比单头创业高一些,但是风险会加大。
从资产组合的角度可以分三个层次来分析:第一,如果把创业的两个人作为独立的人力资产,只要二者的价值变动不是完全正相关,组合在一起之后风险会降低,或者期望值会增加。
第二,由于两个资产具有互补性,可以产生协同效应,双方的资产价值在合作中会比独立的情况下增加,因此在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期望值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人完全是理性的,那么资产组合价值变动特征就比较容易分析,合作创业一般会优于单独创业。
第三,人不只是资产,不是完全理性的,人有意志,有情感,有道德约束。
做个有条件的“甩手掌柜”经济导报:对于更多的中国家族企业而言,他们未来必然要面临这样的艰难抉择:更强的竞争压力将驱动其由家族优先向管理优先的转型,企业将吸纳更为专业、精明强干的非家族成员,甚至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的特殊政策环境,大量企业的主导权可能不得不托付给经理人,如何应对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防止经理人出现败德行为、家族资产被侵吞,将成为一个重要考虑事项。
大股东如何做好“甩手掌柜”?牛海鹏:不能急于做“甩手掌柜”。
在家族企业中,接班人好选,但是保障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却不容易。
不能完全做“甩手掌柜”,而是要“扶上马,送一程”。
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关键人物不可或缺,如黄光裕,在入狱之前,他个人就是国美发展最重要的资源。
目前,中国公司多采取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等方式,家族企业创始人或者创始家族在企业转轨、公开化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焦虑感”。
如何解决这种焦虑,首先《公司法》应当放松规制,允许公司自行探索一些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和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
具体到控制措施上有很多选择,如防止股份被稀释条款、股权激励之“金手铐”计划实施、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等,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都是可以采取的,当然需要兼顾公司效率和控制的双重目的。
鲁桂华:“陈黄之争”有陈晓的责任,但是作为公司的大股东,黄光裕也难辞其咎。
黄光裕当年在二级市场大量减持国美股票,获利套现,无形中削弱了他作为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也导致了其在去年股东大会上的溃败。
他应该没想到,自己的短视行为会带来如此后果。
在欧美发达国家,公司创始家族之所以可安心做“甩手掌柜”,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法制环境更为成熟,股东中往往以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主。
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也有相应的安排,如分类股份,将公司股份分成AB股,即向外部投资人公开发行的A类股,对内部管理者的B类股票,这可以使得公司创始家族在公司的股权或者表决权不被稀释,是一种制度保障。
以美国福特公司为例,福特家族虽然只持有公司2%的股份,但是有70%的投票权。
“信托责任”:职业经理人立足之本经济导报:国美内斗后,家族企业对于职业经理人的戒备心更重了。
如今,随着陈晓的离职,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态是否会再度恶化?家族企业的大股东和职业经理人如何和谐相处?鲁桂华:因陈晓就放弃引进职业经理人,这种非企业框架的安排是一种倒退。
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也需要检讨自己的“信托责任”。
职业经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是不得损害股东的利益。
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不仅要具备专业素质,还要有一定的职业操守。
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企业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不能够仅仅凭借“感情信任”来维系,而是应该通过“机制信任”来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
其实,股权激励只是其中一个举措,如何使职业经理人最大程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更为关键的因素是管理制度的建设,使他们能在明确的范围内,充分施展所长,并获得足够的经济和非经济回报。
这种基于制度的“信任”,是每个健康企业必须建立的,绝非“开倒车”那样简单。
王陈:现代中国企业结构的根源在于中国文化中家庭独一无二的地位。
在低信任度局面下,中国企业很少得以真正壮大,一旦规模有所提升,常常面临分裂风险。
在我国,职业经理人“忘恩负义”者有之。
上世纪末,杨纪强为使自己创建的黄河集团上市,聘请王雁元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由后者组建了公司首届董事会。
之后,王雁元将黄河集团的资产转移到自己注册的公司,直到1999年事发被捕。
可以说,国美股权之争使中国职业经理人这一群体再度面临信任危机。
国内民营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原本就缺乏信任,在企业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的共存模式中,国内民营企业完全将管理权交给职业经理人来打理的模式所占比重较小,且以失败告终的居多。
对此,很多企业都采取了保持大股东绝对控股、同时掌控董事会的做法,若发生大股东与管理层矛盾时,大股东随时可以更换管理层。
美国的公司章程中也加入了保护创始人的条款:即不管创始人股权被稀释到何种程度,其本身或经由其提名的董事都要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这种制度性安排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此外,国内现有的一些特别表决权、毒丸计划等先例,或许将为保障大股东尤其是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权提供一定的借鉴。
鲁桐:家族企业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最近,国美大股东与管理层的控制权之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从道德层面、管理层面、经济民族主义层面、经济利益层面等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评判。
我比较关注的是国美事件对于推动我国公司治理改善的意义。
当家族企业规模做大,股权社会化是一种必然选择。
对于已经走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家族企业而言,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股权分散化的过程中,保持家族对于企业的合理控制?这对于历史不长的中国家族企业的确是个新挑战。
国美的成长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家族企业如何顺利实现向现代企业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美争夺控制权的案例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需要的基本外部条件之一是健全的法制环境,特别是对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
西方商业史上关于创业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博弈并不鲜见。
在“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下,美国法律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在合同条款如公司章程和协议的设计中,体现对创始股东的保护条款,创业股东的股权不管被稀释到什么程度,都要占据董事会,或由其提名的人占据董事会的多数席位。
在这一游戏规则下,管理者很难与创业投资者进行对抗。
对于公司的传承和控制,股权并不是唯一可以奏效的东西。
像福特汽车公司的福特家族,丰田汽车公司中的丰田家族,仅拥有不到5%的公司股权,公司的控制权仍稳稳地掌握在家族手中。
经过上市后多年的股权稀释,日本欧姆龙公司的立石家族仅拥有不到5%的股权,但在7人的董事会中,有三位董事是来自立石家族的成员。
看来,怎样在资本运作中保留自己的控制权,我们需要学习成熟的商业经验。
在另一方面,从现实经验看,发达国家普遍股权相对分散,而落后国家普遍股权高度集中,其背后的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公司法制健全和公司治理良好,使公司能够有效地通过股权分散来实现资本的积聚和企业的扩张。
而落后国家基本的市场经济法制,尤其是民法和公司法制落后,使其难以走上高效运作的现代企业组织成长之路。
可见,健全的公司治理基本法律制度和框架是孕育公司股权分散的原因和条件。
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有股权分散才能真正健全公司治理”,把股权分散作为公司治理完善的前提条件,这是犯了由表象推断实质的错误。
家族企业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遍的商业组织形式。
在美国,有75%以上的企业属于家族企业。
像沃尔玛、欧莱雅、西门子、家乐福等都是富可敌国的家族企业代表。
家族企业因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如更加全心全意地投入,注重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强烈的企业荣誉感,家族成员间特有的信任关系和很低的沟通成本等,使其比非家族企业更有效率。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存活期不超过三代,这主要是由于家族后代对于管理越来越大的企业缺乏应有的准备和能力。
为了提高家族企业的存活机率,需要尽早建立一套适当的公司治理体系,以适应未来企业发展的需要。
家族企业因“家族因素”的存在而面临更为复杂的公司治理问题。
一旦家族政治进入到企业之中,并且进一步地让企业外聘人员也卷入到家族政治当中,则会阻碍企业的组织发展进程。
多少个豪门恩怨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从家族企业治理的角度看,一般会经历从人治到法治结构三个不同阶段。
在人治结构阶段,企业完全由创始人拥有和管理。
在做商业决定时,大多数关键决策都是由创始人自己做出的。
由于这一阶段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在同一个人手上,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对简单。
一个关键的当家人或老板具有绝对的权威。
正像黄光裕入狱之前在国美的地位一样。
但这种能人家天下的一元化结构的董事会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董事会往往代替管理层决策和管理公司。
习惯按公司初创时期的经验来思考和解决企业所面临的新问题。
家族企业治理面临的第二个阶段有人叫做“交错结构阶段”,主要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扩张,以及股权多元化,使决策和管理的复杂性大大提高。
为了适应企业新的发展要求,“老板”往往主动引入非家族职业经理人协助管理企业。
正如当年黄光裕力邀陈晓加盟国美电器一样。
董事会在此阶段也相应形成了二元的董事会结构,即由创业者和后来进入的资金或技术的新股东构成董事会,包括风险投资者、战略投资者等。
在这一阶段,创业者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争夺控制权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的国美正处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的第二阶段。
引入智囊班子或建立形式上的二元董事会,其实际运作效果如何,取决于领导者的人格因素和自我超越能力。
从家族、企业到国家,任何一种组织能够合理地存在和发展都依靠于其内部成员间共享的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
没有基本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最终受伤害的是企业的利益。
而企业不仅仅属于股东,也属于所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债权人和消费者。
所以,如果未来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顺利将控制权传承,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创始股东资产变现走人,要么学习如何做股东,如何通过董事会的专业化运作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这一学习过程是漫长和痛苦的,通常要付出高昂代价。
现代公司制企业作为一种法律的产物,股东享有了有限责任的益处,相应地在管理上就必须让渡部分权力,由董事会行使公司管理的权力。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平衡设置,才使现代公司制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
家族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和挑战也不同。
从长远看,探索和建立合适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和机制是必要的,这些机制可以保证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对公司的控制。
按照科斯(Coase,1937)等人的观点,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
这种契约关系可能是正式的(合同形式),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如文化、道德、行为准则)。
公司法可以理解为有关公司治理的一个“一般性契约”。
一个遵守契约的商业社会才能维持它应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
在国美之争上,契约是解决问题的底线,也是唯一的标准。
我们欣慰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美的大股东还是管理层都是在规则之下行使权利,是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下来争夺控制权。
最终胜负的结果是一回事,而以怎样的方式取得胜负更重要。
不管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去博弈,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框架内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国美的事件中学习到如何按照商业逻辑进行思维和行事。
国美案例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商业规则的进一步确立,是中国商业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式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