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背景下的北京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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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问题及方向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加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区之间的协作,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随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一些现状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需要及时解决才能更好地实现协同发展的目标。
本文将从现状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现状问题1. 经济发展不平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初衷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然而目前三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北京依靠国家政治和文化资源,天津侧重于港口经济和制造业,河北则以产业转移和资源环境承载为主要优势。
这种发展模式导致了三地经济结构不够协调,难以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也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发展速度和质量。
2. 交通不畅京津冀地区的交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由于人口密集和经济发展集中,这一地区的交通压力较大,尤其是京津两城之间的距离,容易造成通勤、物流等各种交通问题。
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建,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需求。
3. 生态环境治理亟待加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直较为突出。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日益凸显,给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严重影响。
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4. 公共服务不均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另一个目标就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区域内的公共服务水平。
目前三地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较大,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导致了不公平现象。
这不仅影响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影响了区域内的人才流动和城市发展。
二、发展方向1. 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各地可以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协同。
建立统一的投资促进扶持政策,引导资源要素向河北省转移,加快三地之间产业链的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建立跨区域的教育、医疗合作机制,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提升区域内的整体发展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思路与对策1. 引言1.1 背景介绍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和推进,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城市化和人口压力。
北京市作为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其各种功能集中过于密集,导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凸显。
为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提升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和品质,必须进行首都功能疏解,将部分非首都功能向外部转移。
首都功能疏解是指将北京市的一部分非首都功能和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人口疏散和城市功能协同。
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可以有效缓解北京市的资源紧张和环境问题,同时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制定科学合理的疏解思路和对策,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顺利进行,是当前北京市面临的重要课题。
1.2 问题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一直承担着繁重的非首都功能,如政治、文化、教育等。
随着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人口密集度的增加,首都功能过度集中已经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加。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地区的用地、交通、能源等资源供应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首都功能集中导致了北京市的发展不均衡,大城市效应凸显,城市病问题突出,如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污染等。
最重要的是,北京地区的非首都功能承载过多,已经影响了首都的核心功能发挥,影响了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合理有序地进行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只有通过有效的疏解思路与对策,推进首都功能有效疏解,才能实现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正文2.1 首都功能疏解的必要性首都功能疏解的必要性是为了缓解北京市过度集中的人口、产业和资源,有效减轻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
首都功能疏解可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区域间资源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
将非首都功能转移到周边地区也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思路与对策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背景下,需要探索出一种能够有效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非首都功能疏解,可以采取分阶段的方式进行。
可以选择一些非核心的、容易疏解的功能进行移动。
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可以逐渐向京津冀其他城市迁移,以减轻北京的压力。
然后,可以逐渐疏解一些生产性的功能,将一些企业的总部、研发中心等逐渐向外迁移。
再逐步疏解一些服务性的功能,如金融、文化娱乐等。
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来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来吸引企业向外迁移。
可以给予迁移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和土地补贴。
还可以对一些需要疏解的功能进行限制。
限制进京的重污染产业、高能耗产业等,以减轻北京的环境负担。
可以通过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来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可以加快京津冀城际高速铁路的建设,打通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瓶颈。
还可以建设一些交通枢纽,如机场、火车站等,方便人们的出行。
通过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使得京津冀区域内的各个城市更加便捷,降低企业迁移的成本,从而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还需要加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统筹规划。
京津冀三地应该在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环保治理等方面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
通过规划协调,避免重复建设,避免资源浪费,使得非首都功能疏解战略能够顺利推进。
还需要加强宣传推广,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迁移到京津冀其他城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迁移过程中可能面临招工难、人才引进等问题。
需要通过宣传推广,向企业传递迁移的好处,激发企业的积极性。
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需要探索出一种有效的思路与对策。
可以采取分阶段、政策手段、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和加强宣传推广等多种方式来推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京津冀区域内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思路与对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吸引了大量人口的涌入,这也导致了北京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土地资源的日益紧缺。
同时,北京还面临着交通、环境、住房等方面的压力,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制约北京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这些问题,国家开始提出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在此背景下,北京进行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1. 什么是非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是指通过拆解北京原有的非政治、文化、教育等非核心功能,将其转移到周边地区。
这样有助于缓解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压力,同时也可为周边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
2. 思路与对策(1)挖掘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潜力京津冀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之一,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分的发展潜力。
因此,通过协同发展,实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已成为京津冀地区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2)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升级近年来,北京已逐渐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转型。
因此,对于北京而言,通过淘汰、转移一些低端企业、产业,促进举办更多的高端企业落地,推动工业升级是非常必要的。
同时,在推进工业升级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
(3)发展和完善北三县、张家口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为非首都功能疏解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因此,要想有效地实现非首都功能疏解,就必须加快全方位发展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善公路、铁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宜居性等方面。
(4)推进重点区域产业的转移北京周边地区最具有潜力的是曹妃甸、廊坊、沧州等地,因此,要想实现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就必须重点关注这些地区的产业转移。
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引导等手段,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转型和升级,逐步吸引更多的人才和企业走向这些新兴城市之中。
(5)加强环保工作随着企业的转移,也面临着环保问题,因此,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也要加强环保工作。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上)宋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院院长各位学员,大家好!我叫宋强,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院长,我今天主讲的题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今天主要讲四个部分内容,第一是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些规律性认识;第二是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现状;第三是京津冀区域面临的环境保护形势;第四是协同发展中,生态环境如何进一步做到率先突破。
一、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规律性认识首先来看生态环境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我想从五个方面做一下介绍,第一,什么是生态环境。
第二,生态环境问题从何而来?第三,PM2.5问题的成因,我们以北京市为例,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环境问题。
第四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五是外部性特征、邻避效应、公地悲剧这样一些有关天生态环境问题理论方面的探讨和认识。
在我们今天的讲课中,会重点贯穿我们对规律的一些认识和把握,包括我们所举的一些事例,进行的一些分析和讨论,最后都要以规律性认识来贯穿。
(一)什么是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按照我们现在公认的一些说法,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
它有几个特点,一,与人类密切相关;第二,它会影响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
在这么一个前提之下所出现的各种自然的(包括人工干预形成的)力量(物质、能量)作用的总和。
简单地说,生态环境具有一些自然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一,生态系统具有多样性,我们有空气有水,有植物、动物,有这么一个生态圈。
在这里面,生态系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构成了我们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础。
第二,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特别在这里面关于物质和能量,它们是一个整体平衡、守恒的规律。
第三,有一个规律叫生态平衡规律,地球这个生态圈整体上来说,它始终在努力保持生态平衡,对于地球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城市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保持生态平衡。
在保持生态平衡努力的基础上,内部各个子系统分别会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循环,物种之间也会进行竞争。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与未来展望1. 引言1.1 背景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旨在加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京津冀地区位于华北平原的核心位置,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和河北省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和推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能够缓解北京城市问题,提升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还能够实现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增强整体竞争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出的,是中国政府通过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和促进城镇化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出发点。
这一战略的提出和推动,将为京津冀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将为全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1.2 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协同发展可以加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可以有效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现象,减轻北京市的城市压力,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升区域内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全国的发展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对于区域内的各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战略。
2. 正文2.1 建设历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设历程可以追溯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该规划提出了建立协同发展机制、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环保治理等一系列措施。
随后,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各级政府开始密切协作,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2016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启动区分区合作机制,分别确定了政治联络、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通、环境保护等四大合作区域。
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调研报告一、引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旨在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协同创新,推动三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深入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我们进行了此次调研。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与意义(一)背景京津冀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但长期以来,三地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为突出。
北京面临着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环境压力大等“大城市病”;天津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
为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二)意义1、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2、缓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改善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
3、促进产业转移和升级,推动三地产业协同发展。
4、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一)交通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效1、铁路方面,京张高铁、京雄城际等线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三地的时空距离。
2、公路方面,多条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使得公路交通更加顺畅。
3、机场方面,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成投运,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航空运输网络。
(二)产业协同发展稳步推进1、北京的部分非首都功能产业向津冀有序转移,如一些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等。
2、三地在产业合作方面不断创新模式,共建产业园区,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3、新兴产业如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在三地的协同布局逐渐形成。
(三)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加强1、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取得明显成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水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
3、共同推进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宜居的区域环境。
1、教育领域,通过合作办学、师资交流等方式,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
2、医疗方面,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不断扩大,医疗合作项目增多。
3、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一)体制机制障碍仍待突破1、三地的行政管理体制、政策法规存在差异,影响协同发展的效率。
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专题报道XIANGYIN06乡音2021-11携手撑起首都生态“绿伞”—京津冀政协主席联席会议建言首都“两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赋予京津冀三地的重要政治任务。
10月10日至11日,京津冀三地政协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再聚首,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建设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一年一度的相聚,得益于三地政协主席联席会议机制。
7年来,三地政协联动履职、协同发力,围绕交通一体化、科技协同创新、水资源协同保护、社会保障共建共享、全产业链布局等协同发展的重点问题调研协商、建言资政。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联席会议,省政协将协商议政的“会场”搬到了视察调研的“现场”。
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涿鹿县、怀来县的首都“两区”建设情况,实地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效,为精准协商建言奠定了基础。
构建水资源保护利用共同体金秋时节,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内,霜枫争艳,层林尽染。
与会代表漫步园中,对一处处美景发出赞叹。
这座横跨怀来县中部,以永定河河漫滩以及官厅水库479米以下为主的公园主体,东西横跨47公里,南北纵跨26公里,规划总面积135.4平方公里,湿地率96.61%,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生态环境支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确保“一湖清水”送北京,近年来,张家口市通过湿地公园的建设,使官厅水库及上游永定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入库水质已经由之前的地表水Ⅳ类提升为Ⅲ类,出库水质已经达到Ⅱ类,总体水质向好。
鸟群数量和植物种类越来越多,野生植物由原来的106种增加至318种,野生鸟类由原来的169种增加到181种。
北京市政协介绍,为推进官厅水库上游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系统化治理,加大水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力度,早日恢复官厅水库饮用水源功能,北京积极与冀晋蒙等地研究制定官厅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水源保护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京津冀协同背景下的北京治理作者:韦文英孙莉来源:《开放导报》2016年第06期[摘要]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北京治理面临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博弈、治理分权与协同分权、区域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多中心与政府治理能力匹配、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六大关键性问题。
在剖析关键性问题的基础上,本文预判北京治理趋势,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北京治理模式、调整部分政府机构职能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北京治理治理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利益主体[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28-05[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高端智库定向认领项目(项目审批号:16RL05)。
[作者简介] 韦文英(1966 —),壮族,广西贵港人,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区域治理;孙莉(1979 —),女,山西太原人,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区域经济与城市经济。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京津冀三地的人口格局、生产力布局、公共资源和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空间结构,进行重大而深刻的整合和再布局过程,也是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和城市治理体制进行深刻转型和全面再造的过程。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对京津冀区域协作治理和城市治理既是重大机遇,更是一系列难度不小的考验和挑战。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点目标任务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优化首都核心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强化京津双城联动,对京津冀三地交通沿线节点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
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城市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课题。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深入推进,北京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结构、治理方式和治理体制等都将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革。
一、北京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1. 战略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北京的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这决定了北京未来的治理模式选择和治理体系建设,必须适应城市定位的新变化和新要求,才能实现北京的善治。
北京治理的重心必须从过去强调经济建设和硬件发展,转移到强调社会、文化、环境等并重,构建一种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环境良性互动的新秩序。
在这样情势下,创新北京治理体系、转变北京治理模式已势在必行。
新的治理体系和模式更多的是强调适应首善之区建设和现代化大都市区发展要求的“政治社会稳定、开放包容、引领示范和创新驱动”理念和局面。
2. 协同发展与地方利益博弈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可避免地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存在长期利益博弈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说,是北京、河北、天津三地以及三省市与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利益博弈,包括资源的合理分配、重大项目的生产力布局、区域性生态保护、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等等。
中观层面的三地博弈是京津冀范围内各区县以及省市一级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微观层面上的博弈关系主要是经济经营、居民、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等。
而区域协同发展中利益博弈的最大障碍,就是当前旧格局中的利益既得者的权益。
北京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居民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疏解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必然会涉及政府、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就业人口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因此必然毫无例外地引发有明有暗的利益博弈问题。
如果无法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平衡机制,那么,京津冀协同发展就不能顺利推进。
3. 治理分权与协同集权问题北京治理在京津冀协同背景下是跨区域治理,此过程实际上是政府权力资源的再分配,关键在于有效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
国内学者对跨界治理提出有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平衡区域协同模式和多元驱动网络三种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
根据每个阶段的特征,北京采取相应的治理方式。
在初期或者合作不足的前期,采取协同集权的方式,也就是中央政府主导的模式;在中期逐步采用治理分权方式,包括平行区域协调或多元驱动网络模式。
每一个阶段一般需要5~8年的时间。
如果治理手段与区域协同、疏解进程的阶段性特征不匹配的话,就难以达到区域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预期目标。
4. 区域协同发展与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区域的利益相关者是区域治理的主体。
区域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方面。
在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不断解构或重组,形成非正式的松散的社会组织——网络族群。
互联网的隐匿性、便捷性使得各利益主体的身份变得模糊,政府的意志、资本的力量、各种社会势力都在网络上博弈,原有利益主体的利益更加复杂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要突破市场和政府二元对立和单一主导模式,形成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之间的规范化分工协作。
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权力清单”制度,推进权力下放,不干预市场和社会自治能够解决的领域。
京津冀的区域协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三省市的利益平衡,而且也是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平衡,还包括政府与社会公众、市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各利益主体在网络社会中的博弈。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反复博弈,或冲突或一致,利益博弈复杂化。
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平衡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
只有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平衡机制,才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只有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到北京或区域治理中,通过持续的互动、协商、合作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协调才能实现区域治理的目标。
5. 多中心与政府治理能力匹配问题北京治理包括实体空间治理和虚拟网络空间治理。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北京下,北京的空间结构从原来的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
2015年7月10日~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会议提出,下一步北京市将聚焦通州,深化方案论证,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
通州定位的调整将给北京市城市格局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北京城市规划中区县定位也随之调整。
从体现政治职能的角度看,北京呈现出北京市行政主中心(国家政务区)、行政副中心(北京政务区)的“双心结构”。
东城区和西城区由原有承当国家政务和北京政务双重职能,转变为以国家政务为主,北京政务的职能相对弱化,其定位会发生重大的调整。
通州区过去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区,但是随着通州承担北京主要的行政职能,未来成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的政府治理能力必须与新的定位相适应,不再单单是原有行政区治理能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到全市。
从北京政治职能空间格局来说,国家政务与北京政务区域合一的单中心结构将会被打破,原有北京治理能力在空间上的分配将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同样,在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职能方面,北京也将呈现多个“微中心”的格局。
多中心、网络化的格局对政府治理能力、权力资源结构的分配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与挑战。
与实体空间不同,网络空间具有隐蔽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的特征,呈现出扁平化网络化的结构。
在网络社会中,只要有共同利益或者诉求,任何人和事件都可以形成一个圈层式网络联盟或网络族群。
网络空间的中心就是由不同网络圈层叠加构成。
实体空间有清晰的边界,而网络空间边界模糊,政府治理的难度将会更大。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多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可能在群体极化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互联网上迅速引爆,从虚拟世界蔓延到现实社会,从而对现实的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挑战北京各级政府机构的治理能力。
6. 城市功能转换与治理体制创新问题首都城市功能从过去强调经济职能转换为突出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功能,城市功能的转换也需要匹配相应的治理体制。
首都功能的转换对各行政区的职能定位影响比较大。
东西城成为中央政府区的所在地,区内的经济职能将弱化,北京市的行政职能将会剥离或者迁出,形成一个以中央政务为核心职能的功能区。
通州成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
东西城、通州职能定位的变化,导致在权力资源方面的重构。
同时,北京经济职能的弱化,将会对政府机构的设置产生一定的影响。
原有传统经济管理的职能部门,可能面临着调整合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体现首都新定位的职能部门。
维护政治、文化、社会秩序方面的职能部门,将会得到更多的资源。
随着职能定位、权力划分、机构设置的变化,运行规则也随之发生改变。
在强调经济职能下的治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首都战略定位,需要进行治理体制的创新。
否则,原有的治理体制将会桎梏城市功能转换,进而延缓首都新定位的实现。
二、趋势预判1. 区域协同发展是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良方,北京新治理模式的选择将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长期过程从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明确首都战略定位、疏解非首都功能、调控产业人口,优化空间布局,在区域层面合理分配资源、区域功能重组、创新体制机制是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良方。
北京治理是多种力量的平衡,是权力资源的再配置,是一个持续调整的互动过程。
北京治理新模式的选择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城市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运用区域治理的原理和思维,构建适合北京实际情况的治理机制,综合运用各种治理模式。
同时,根据具体任务和目标进行区别组合,搭建适宜、有效的治理结构。
从现阶段来看,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疏解非首都功能及人口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搬哪些、谁来搬、搬到哪、怎么搬”是疏解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疏解涉及到治理主体所代表的各种利益的相互交织,或一致或冲突,或联合或对立,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结构网络。
各种利益的调节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
非首都功能承接地的产业培育、疏解配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此过程中,北京治理模式的形成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的某一种或多种情势:北京局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原有产业和续接产业的错位脱节、基础设施改善放缓、公共产品供需不平衡、治理走上弯路、社会冲突频繁和加剧等。
2. 在现有宏观财税体制下,关注北京地方利益仍将是北京在协同中不可也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种区域治理,是区域利益相关者采取合作的方式共同解决涉及区域公共利益的事务。
当三省市地方利益与京津冀区域利益保持一致,区域协调就相对容易实现。
当区域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或者对立,从理论上来说,地方利益应该让渡于区域利益,形成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
但是从实践角度来说,地方利益受损,也就意味着地方利益主体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和居民的利益受损。
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市去“经济中心化”程度的把握必然是个难点:要搬多少企业?搬迁哪些经济体?同时,在对于经济实体搬迁的问题上,不同层级的政府会有不同的诉求,不同的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也有不一样的认识和要求,由此形成疏解不满情绪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