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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医学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当时已通过一些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传到我国。
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我国，是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以建教会医院为主要形式[1]。
1863年9月英兰长老会第一位医疗传教士吴威凛在汕头创办汕头福音医院，应为西方医学进入潮汕地区的开端。
在晚清到民国时期，随着人们对西医学的认知和认同，就诊病人增加，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培养本土西医学人才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途径，从而推进了我国西医学教育的创办和发展[2]。
这个时期潮汕地区西医学教育也有长足的发展。
一、潮汕地区西医学教育的开创与沿革（一）汕头福音医院的西医学教育汕头福音医院始建于1863年。
医院开办后，作者简介：朱文平（1962—），男，广东汕头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33区域历史随着老百姓对西医学技术的认同，医院的影响逐步扩大，伴随而来的是病人数量显著增加，西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凸现出来。
为解决这个问题，汕头福音医院开始培养医学助理。
1874年吴威凛医生将医院临近的一间小房子作为课室，教授3名中国学生，学习西医解剖学、药物学和外科学等课程[3]，由此开创了潮汕地区西医学教育的先河。
此后，汕头福音医院发展了西医学专科班教育，与医学助理教育相结合。
专科班教育为对外招考，医学助理教育为医院对内培养，学制、课程和教学模式大致相同。
学制一般为3~4年，授西医学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以培养实践技能为主。
根据《汕头福音医院年度报告》的记述：1884年，“这一年接收4名男学生，他们都是客家人，其中3人是来自德国传教会照管下的教堂。
他们中有一人的表现令人失望，被遣返回家去了。
有一名学生毕业离开，我希望他能到乡镇去，在那儿致力于应用他从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4]。
”1886年，“这一年里有一个6人组成的班级接受教育。
课程包括药物学、解剖学及生理学。
克尔医生和奥斯德医生的著作被用作教科书。
民国四大中医都有谁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中医一般指的是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
在民国时期，中医界出现了闻名遐迩的四大名中医，你知道他们都是哪几位吗？一起到民国故事中了解一下。
施今墨：施今墨（1881.3.28～1969.8.22），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施今墨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
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
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
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萧龙友：萧龙友（1870—1960）名方骏，字龙友，别号息翁，解放后，改为不息翁。
幼读经史，为清时拔贡，后学医有成，擅长治疗虚劳杂病，论治主张四诊合参。
推崇《伤寒论》，重视七情内伤致病，医药并重。
曾于1934年与孔伯华在北平创办北京国医学院，以弘扬中医，培养中医人材。
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齐名。
人称北京“四大名医”，尝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全国一、二届人民代表等职。
萧氏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留《现代医案选》、《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
孔伯华：孔伯华（1885－－1955），谱名繁棣。
中医学家。
山东曲阜人。
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
学自家传。
早年任北京外城官医院医官。
1929年被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请愿团赴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收回“取缔中医”的成命。
后与萧龙友合办北京国医学院并任院长。
建国后，任卫生部顾问、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
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传扬济世之训孕育岭南名中医2010年03月18日来源: 南方都市报◆中医药大学是岭南名中医的摇篮。
▢药圃里的李时珍雕像。
药圃里生长着稀有中药品种,俨然广东珍贵中药种子库。
广州名片名牌学府系列总第129期侯选名片128期广州中医药大学提名辞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最早开办的四所中医药高校之一,经历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从创立到成长整个发展历程,一直是综合实力居全国最前列的中医药名校。
索引作为岭南名中医的摇篮,广州中医药大学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最早兴建的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它的建校基础是成立于1924年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2002年在全国的一级学科评估工作中,学校中医学一级学科整体水平全国排名第一。
唯心大学的“大”“小”问题十年前,父亲在偏远的小渔村为儿子的前途出谋献策:争取在数理化上拔尖,考一所医药大学,真才实学,出来后才好找工作。
但是儿子不才,天生就有数理化恐惧症,这场父母的望子成龙几年后以儿子上了一所文科学校草草收场。
在这里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作为文章的开头,并不是故意拿青涩往事说事,为了更好地以当事人与局外人的双重身份来谈论如今的大学。
说实在话,在浮躁与功利的就业教育横行的年代,提及大学两字,不仅让人汗颜,同样使人心虚。
如今的大学,围墙还是原来的围墙,大学已经不是原来的大学:一边看到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多数考虑的不再是学识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学这个有什么用”自然而然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另一边则是高校办学唯利是图所滋生的大学腐败,假成果、假学问、假效益、假就业率遍地都是。
倒出这么多苦水,并不全是危言耸听的证据陈述,而都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关于“大学”的社会现实。
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喊了很多年,却很难推行,要知道社会风气的形成与颠覆远比专业设置和分科复杂得多。
关于大学的“大问题”没解决,大学里的“小问题”又出现。
有网友出来声称,做一个大学生“难”,现在做一个中医药专业出来的大学生更是“难上加难”:比起很多综合性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十几年来在教育市场的位置却更为尴尬。
本世纪广东著名中医简介本世纪(1900～)经历了满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百年岁月，几经沧桑，南粤医林，名医辈出，抒写了广东中医近现代历史的壮丽诗篇。
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顾二十世纪广东中医著名人物医事活动及他们对祖国医学作出的贡献，显得特别有意义。
本世纪初本世纪初乃清末民初之际，近代的广东已成为我国商业资本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外文化沟通之枢纽。
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中医药学术跃然崛起，创造了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学文化。
而这一切，往往是通过著名医学人物历史贡献来体现的。
1、陈伯坛及伤寒四大家陈伯坛(1863～1938年)，字英畦，新会人，近代著名经方派医家，著作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
陈氏乃光绪甲午(1894年)科举出身，儒而通医，1905年受聘于广州陆军医学堂任中国医学总教习，1924年在广州书坊街设伯坛中医夜学馆，1930年迁居香港创办伯坛中医专科学校。
临证善用经方，药量奇重故有“陈大剂”美誉。
学术上主张“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金匮》，其治学皓首穷经，在《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里用了很多功夫作经文考证，表面看来泥古，注经以文字求，但深入细读则可发现其不但以经注经，更复以临证经验注经，正如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所说：广东伤寒四大家表面看来泥古，但确能挽救危重病者。
广东伤寒四大家之称，首见于民国苏任之为易巨荪《集思医案》所写序言：“清季之末，广州医林中，以专研经方著名者有四人焉，当归称为‘四大金刚’，乃陈英畦、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是也。
”黎庇留，名天佑，顺德人，著《伤寒崇正篇》；谭彤晖，号星缘，亦作星沅，举人出身，有无著述未详；易巨荪，名庆棠，鹤山人，著《集思医案》，其运用经方比之英、庇两公更为灵活。
2、杨鹤龄杨鹤龄(1875～1954年)，大埔人，近代著名儿科医家。
杨氏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杨湘南、父亲杨继香均有医名，在各善堂及广东育婴堂当医生职。
民国广东针灸医籍考
刘芳
【期刊名称】《中医研究》
【年(卷),期】2011(024)006
【摘要】民国时期的广东针灸医学在摸索中前行.本期广东针灸医家医籍有周仲房的<针灸学讲义>、梁湘岩的<针灸科讲义>、曾天治的<科学针灸治疗学>等等,对这部分内容的挖掘整理,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研究民国时期针灸医学的发展,并为现代针灸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总页数】3页(P72-74)
【作者】刘芳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广州,61040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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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针灸医籍方位术语考 [J], 周然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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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药启示录(十二)
靳士英;靳朴
【期刊名称】《现代医院》
【年(卷),期】2007(007)012
【摘要】@@ 17清末民初广东伤寒学与温病学之发展(上)rn清代至民国时期,广东伤寒学与温病学有长足的发展,表现为著名的医家与著作的林立,由师徒相授而举办学校,应对传染病能力的增强等等.考其原因,主要:一是病谱的变化,海外传来许多新的疫病如霍乱,烂喉痧等,老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等的不断爆发流行.
【总页数】6页(P66-69,插1-插2)
【作者】靳士英;靳朴
【作者单位】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广东广州,510315;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广州,51008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574.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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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岭南医药启示录(续篇十二) [J], 靳士英;靳朴
5.岭南医药启示录（续篇十二）附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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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医阶层进化论：从落魄少爷到千万身家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各界出现了许多不同层次的人物。
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医学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在这个时期，一些医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从落魄的少爷逐渐成长为千万身家的富翁。
这其中蕴含着医生阶层进化的历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我们要了解民国时期的医生社会地位。
在当时，医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职业群体，他们通常都是家族传承的医学世家，或者是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获得医生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合法的医师。
医生一般都具有高学历和相对良好的社会地位。
在民国时期，医生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敬重。
医生的经济地位也相对较好，他们可以通过治疗病人来获取丰厚的医疗费用，从而获得相对富裕的生活。
我们来了解一些医生家庭的兴衰。
在民国时期，一些医生家庭因为各种原因，遭遇了困境和衰落。
一些医生家庭因为家族内部纷争，导致了家族财富的流失和家族荣誉的丧失。
一些医生家庭也因为经济压力和社会变迁，导致了家族的经济状况不稳定，甚至陷入了贫困和落魄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生家庭没有能够及时调整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家族的衰落和没落。
也有一些医生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成功地克服了困境，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一些医生家庭通过自己的医学才华和医疗技术，在民国时期成为了备受社会尊敬和赞誉的名医，从而赢得了社会地位和财富。
一些医生家庭也通过自己的商业经营和投资，成功地实现了家族财富的积累和传承。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医生家庭积极地适应了社会的变化，勇敢地面对了困难和挑战，最终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我们要认识到民国时期医生阶层进化的历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医生阶层的变化既受到了家族传统和社会地位的影响，又受到了经济压力和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医生家庭始终保持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而另一些医生家庭则遭遇了困境和衰落。
《万氏医贯》一本医书造就40位中医序译文广东省潮安县浮洋镇的井里村有一件“镇村之宝”，这是一本古医书——《万氏医贯》。
该医书传承了13代400多年，造就了全村40名悬壶济世的郎中。
井里村地处偏僻，只有千余人，但村民有行医的传统，特别是在儿科、皮肤科、内科等方面比较出名。
目前全村从事医疗医药者超过40人，足迹遍布潮州、汕头、深圳、惠州、海南等地。
多年来，村里众多孩子高考填报志愿时很多都首选医疗和药学专业。
井里村人的行医传统，据传来自明代时井里村人柯玉井。
他在任广西梧州府知府期间，得到的一本由当时流放到此的太医万邦宁所编纂成的《万氏医贯》。
后来，柯玉井于1567年在万邦宁的帮助下创办了“天安堂”，《万氏医贯》也在井里村传抄，许多柯氏后人因此步入行医之道。
目前村内医书传人之一的柯耀锐医生称，书中不少古方十分灵验，比如刚出世的婴孩夜哭不止，照医书中所载以八只蝉衣和七片薄荷熬汤服用，简单而效果佳。
柯树泉是柯玉井的第13代孙，他继承祖传秘方，行医25年，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经验。
目前，柯树泉是太安堂集团的掌门人，他说，早在2004年他便萌发了将祖先柯玉井救太医受赠医书的故事拍成电视剧的想法。
2009年电视剧《玉井传奇》拍成并在潮州电视台播出。
《万氏医贯》序予少尝读孔圣书，知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医。
医者恒也，缘也。
宁平生业医，以医事父，以医事君，事父事君者，恒也，非缘也；至于宁以医受患难而得安康，遇良朋而沐知交，缘也，非恒也。
宁受庭训历医，相传五代矣，宁方髫龄时，有活人志，先君始教宁继医，祖述授受，以德为本，婆心为先。
宁自十八岁行医，迄今七十余载，见信一方，未尝有一事愧也。
适本省提督学道官薛，面受天子敕，寻方外山林奇才逸士，不论技艺，有关国家需用者，可访问其真实，特荐以备朝举。
宁草莽下士，知识愚昧，学术疏浅，恭逢文宗薛老先生临荆州，持衡人才，拔荐多士，乃以宁姓名题表上达。
曰：善医国者，惟万氏一人而已。
臣审详最谨，不敢隐匿。
当代丹道医家——张觉人先生当代丹道医家——张觉人在四川当代中医名家中，张觉人先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他自号觉因老人，字梦禅，清光绪十六年（1890）2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东岳乡。
少年迭遭不幸，9岁丧父，13岁丧母，孤苦伶仃的他，只得跟随伯父张义泰学习中医。
光绪三十二年（1906），16岁的张觉人拜倪静庵为师，专习中医外科。
这倪静庵是一个神秘人物，常独自一人到人迹罕至的深山旷野或荒园萧寺中去炼丹（因炼丹场所最忌讳喧嚣和污秽，否则易“走丹”），一去数日始归。
张觉人聪慧勤快，见师父用丹药为人治病，疗效如神，态度又很和蔼，因此对倪静庵十分尊敬恭顺，深得倪氏的喜爱。
慢慢地，张觉人从师父口中了解到，金丹之术本是古代道门中人欲通过炼制和服用金丹，达到长生久视，甚至白日飞升的一种炼制药物的方术；客观上却为我国古代药物学和化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炼丹需要大量采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如常用的矿石类药物就达六七十种之多。
在长期的烧化、冶炼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了各类物质的性能和变化，积累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和医疗实践经验，发展了独特的道家医学和药物学。
中国古代传统医学有一流派就叫“丹道医家”，简称“丹医”，多攻外科。
他们多属道门，行踪诡秘，鲜为人知。
丹医专用秘传丹药为人治病，有钱人随便给酬，贫苦人则分文不取，称为“布外功”。
该派戒律极严，每代只传授一人。
倪静庵把自己学到的一些丹药秘方传授给了张觉人，并告诉他，当今最有学问的南派丹道医家，首推贵州平越福泉山高真观老道廖复阳。
在倪静庵的言传身教下，张觉人对炼丹术和丹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宣统三年（1911），他只身一人，跋涉千山万水，到福泉山高真观拜廖复阳为师。
当时廖氏已年逾九旬，早已不再收徒弟，因感张觉人千里寻师之诚，破例收其为关门弟子。
张氏在廖老道门下，潜心苦学丹道医术，终于得到了廖师真传——“玄门四大丹”。
这“玄门四大丹”，是全真道龙门派为人治病常用的主要丹药，即“乾坤一气丹”，主要用于治疗已溃或未溃的各种疮疡；“金龟下海丹”，主治坏死组织、多年溃疡、顽固瘘管、痈疽疔毒等；“混元丹”，既可内服，亦可外用，可治30多种疾病；“毒龙丹”，适应病症范围甚广，疗效颇佳，可治内科疾病160余种，妇科疾病20余种，儿科疾病30余种，外科疾病20余种。
本世纪(1900～)经历了满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百年岁月，几经沧桑，南粤医林，名医辈出，抒写了广东中医近现代历史的壮丽诗篇。
在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顾二十世纪广东中医著名人物医事活动及他们对祖国医学作出的贡献，显得特别有意义。
本世纪初乃清末民初之际，近代的广东已成为我国商业资本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外文化沟通之枢纽。
在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中医药学术跃然崛起，创造了具有地方时代特色的岭南医学文化。
而这一切，往往是通过著名医学人物历史贡献来体现的。
1、陈伯坛及伤寒四大家陈伯坛(1863～1938年)，字英畦，新会人，近代著名经方派医家，著作有《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麻痘蠡言》等。
陈氏乃光绪甲午(1894年)科举出身，儒而通医，1905年受聘于广州陆军医学堂任中国医学总教习，1924年在广州书坊街设伯坛中医夜学馆，1930年迁居香港创办伯坛中医专科学校。
临证善用经方，药量奇重故有“陈大剂”美誉。
学术上主张“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金匮》，其治学皓首穷经，在《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里用了很多功夫作经文考证，表面看来泥古，注经以文字求，但深入细读则可发现其不但以经注经，更复以临证经验注经，正如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所说：广东伤寒四大家表面看来泥古，但确能挽救危重病者。
广东伤寒四大家之称，首见于民国苏任之为易巨荪《集思医案》所写序言：“清季之末，广州医林中，以专研经方著名者有四人焉，当归称为…四大金刚‟，乃陈英畦、黎庇留、谭彤晖、易巨荪是也。
”黎庇留，名天佑，顺德人，著《伤寒崇正篇》；谭彤晖，号星缘，亦作星沅，举人出身，有无著述未详；易巨荪，名庆棠，鹤山人，著《集思医案》，其运用经方比之英、庇两公更为灵活。
2、杨鹤龄杨鹤龄(1875～1954年)，大埔人，近代著名儿科医家。
杨氏出身医学世家，祖父杨湘南、父亲杨继香均有医名，在各善堂及广东育婴堂当医生职。
鹤龄自幼随父研读医书，长即在堂帮同诊视，1892年考取前清官医，1907年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育婴堂收养婴幼共分七栅，其中一栅住危重病儿，鹤龄每天细心诊治，前后任职6年，积累丰富儿科临床经验。
1949年以前的中医辛酸史2006年11月17日10:26[我要留言]续百年的中西医争辩中无不纠缠着民族兴亡的自尊和自强的意志。
因为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
现代科学支持下发展的西医于是当然是公共医事的指导，这种逻辑下的中医抗争只能是一部辛酸史。
1568年:西医进入中国的开端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从此西医来华就未曾间断，但那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只是在澳门、广州一带，而且大多是传教士医生，主要工作是传教，行医是接近民众获得良好印象的传教辅助方式。
1827年:郭雷枢来到中国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Colledge）来到中国，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
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
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
几年后，郭雷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有很高价值，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
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
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伯驾的广州教会医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给传教和医疗以明文规定，传教医师合法地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城市。
最好地执行这个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驾（Parker）。
伯驾的身份也只是牧师兼医生，1835年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钦差大臣林则徐及两广很多大小官员都曾请伯驾看病，说明其名声很大。
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1877年时，大约只有38个中国人在教会医院受训，到1895年时，仅广州教会医院就有150名中国人通过训练毕业，随后逐年增加。
唐医家初扬名唐医家初扬名刘小斌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始终动荡不安，多次发生战乱，从晋朝王室的“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的“五胡乱华”。
群雄混战，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南迁避乱。
随之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南越蛮荒之地得到了第一次的较大规模的开发，医学史上也首次出现了一批着名人物，除了我们上一集介绍的葛洪、鲍姑夫妇外，较为着名的还有支法存、仰道人、轩辕述等。
支法存，本是胡人，生长在广州，约在晋永和中期，也就是公元350年左右。
他妙善医术，擅长治疗脚气病和热带寄生虫病，着有《申苏方》五卷。
《申苏方》现已佚失，但在《肘后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共辑录了支法存的存方十七条。
其中他用治疗脚气的处方，便他成为中国治疗脚气病的先驱、“防风汤……南方支法存所用多得力，温而不损人，为胜于续命、越婢、风引等汤，罗广州一门南州十人常用。
亦治脚弱良方”。
这是《千金方》中引用支法存治疗脚气的方子，脚气病是由于食用的谷物过精，导致维生素B1缺乏，主要表现为肢端感觉减退、异常，深反射减退或消失等多发性神经炎的症状，常伴有下肢浮肿、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胸闷心悸等。
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有名的认识和治疗脚气有独到见地的医家，在他的《千金方》中引用了支法存的方子，可见支法存的治疗是明显有效的，文中所谓“温而不损人”，即后世所说温而不燥，这从中反映出支法存的学术特点与遣方用药的特色和风格。
支法存对防治热带寄生虫病即所谓“中蛊”，也留下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方剂。
比如，治疗中蛊吐血或下血方，治疗饮中蛊毒，令人腹内坚痛，面目青黄，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细菌性痢疾一类的消化道疾病的病变无计方等，都对流行病传染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支法存虽然是胡人，但他长期居住岭南，与岭南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虚心学习岭南的民俗及流传于民间的医疗方法，终于使他在岭南医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用蒸气疗法治疗溪毒（沙虱），虽是一种民间疗法，但支氏活用此法，用以治疗伤寒，即：汗解伤寒，这一治疗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如张茵、阮河南、徐文伯、许宗等人都受其启发，并进一步将这种方法改进、提高，成为现今的熏蒸疗法。
民国时期中医药著作概述
焦振廉
【期刊名称】《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006)003
【摘要】从医学史的角度，一般将1840年～1949年的中国医学划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医学”，现代各医学史专著均是这样划分的。
这种划分是合理的，无庸争议的。
但就中医药著作的编撰和出版情况来看，与上述分期并不完全吻合，似乎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尽管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医学就开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殊历程，
【总页数】3页(P5-7)
【作者】焦振廉
【作者单位】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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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国时期的“教学”研究——以民国时期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为基础的考察 [J], 侯怀银;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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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广州博济医院
刘泽生
【期刊名称】《羊城今古》
【年(卷),期】2005(000)003
【摘要】广州博济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最典型
的中国第一所西医院。
其正门原在仁济路，与当时外国商行云集的广州十三行相望，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学医的地方。
然而，抗战中的博济医院，随着老成凋谢，人们知之甚少。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文意在让人们了解抗战中博济医院的一些片断。
【总页数】3页(P8-10)
【作者】刘泽生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6.2
【相关文献】
1.民国早期广州博济医院的专业化发展(1914-1926年)
2.博医济众创新发展——
前进中的聊城市人民医院3.近代来粤医学传教士对结石病的研究——以广州博济
医院为中心4.西式医疗及其教育对广州地区的影响r——以广州博济医院为例5.政权更迭年代的广州博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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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广州医疗慈善活动之特点(1912年~1938年)
李计筹;郭强
【期刊名称】《医学与哲学》
【年(卷),期】2022(43)4
【摘要】民国时期(1912年~1938年)广州的医疗慈善事业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医疗慈善的理念由传统的道德教化,转向对民众生命健康权利的关注,大力开展以公共卫生为主的群体医疗救助。
医疗慈善的模式,由官方独办、官办与民办机构并立,发展到以官方为主导、官民合作,再到政府将民间机构纳入监管,医疗慈善事业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成熟化。
开展医疗慈善的经费来源多样化,收费兼行赠医成为主流的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了医疗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总页数】5页(P73-77)
【作者】李计筹;郭强
【作者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09
【相关文献】
1.传教士慈善事业的特点与启示——以民国时期社会救济为例
2.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团体慈善公益事业与现代寺院慈善活动的比较研究
3.民国时期海洋灾害救济中民间慈善活动探析
4.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慈善救助活动述论
5.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慈善救助活动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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