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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开启了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先河。
其代表性事件是着手制定宪法,于1908年8月27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钦定宪法大纲》;修订刑律,1902年3月11日(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二)光绪发布谕令《决定修订律例谕》历经9年,到1911年(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颁布《钦定大清刑律》。
而在言论法制方面,《钦定宪法大纲》中明确提出了“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并在制订宪法过程中于1906年7月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8年3月14日颁布《大清报律》、1910年1月1日颁布《大清著作权律》等法律,在宪法性文件中第一次规定了言论著作出版等表现自由,有关出版的法律也是中国法制历史中的第一次。
中国有关言论法律规定的沿革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言”的正当性,周武王灭商后,提出“敬用五事”的思想,即貌、言、视、听、睿,“言曰从”,“从作乂”,言论正当才能治理国家,安定民心。
[1]周穆王提出明德慎刑的主张,“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德之所威人皆畏之,德之所明人皆尊之。
主管刑罚的官员不是靠威虐治理,而是要有仁厚之心,“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
要依法审理裁决案件,“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轻重诸罚有权。
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
”[2]而另一种主张是法治与德治兼用:“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
”“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
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仁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
”[3]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法律的核心思想是“礼”,礼渗透到社会、政治的所有领域,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根基,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而中国古代法保护的主体是“礼”,而非人,更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人,对于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无疑会遭到儒家的无情批判,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主张“为我”的杨朱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人肖天地之间,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4],孟子对杨朱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甚至是破口大骂,有人身攻击之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为也。
近代前期的法制第一节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0—1911）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文件和著作的涌入，猛烈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法律制度。
但清朝封建守旧势力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竭力维护和推行清朝原定的《大清律例》，各部院则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只是根据新需要，随时修“例”或“则例”而已。
《大清律例》是清朝最基本的法典，乾隆五年（1740）修成，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 篇，30 门，436 条，附例1049 条，嘉庆时增至1573 条，同治时已达1892 条。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
其内容较前代法典，更加严格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地主阶级私有财产权。
司法制度亦沿旧制。
中枢司法机关为刑部（掌审判、司法行政）、大理院（掌复核、平反）、都察院（掌监察政事和复核各地案件）。
地方行政、司法组织混一，分州县、府、省按察使、总督或巡抚四个审级。
另有朝廷官员定期会审重囚（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死囚）的“朝审”、“秋审”等制度。
凡死刑，经复核报皇帝批准（即“勾决”）后，方能执行。
咸丰三年（1853）起，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各地农民革命运动，特令准备督抚“就地正法”（即先斩后奏），后相沿不改。
至光绪七八年（1881—1882），刑部才略加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
寻常强盗，不得滥引。
”①这是清末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列强加紧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革命运动不断打击下，特别是经历了1900 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
为了防范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应付新思想的挑战，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法律制度作了较大的变革。
修订律例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下令修订现行律例，派沈家本、伍廷芳负责，要求“按照（与列强）交涉情形。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是一项涉及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在探讨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过程。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王法”、“礼法”、“律法”三大法律体系并存。
在古代社会，王法是最高法律准则，由君主颁布实施，体现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治国理政之道；礼法则是行为规范和社会观念的总和，强调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而律法则是具体的法律规范和制度，用于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封建时代的法律制度始终以王法为核心，君主统治者的权威是法律的根本依据。
在这种体系下，法律的裁决和执行往往是由君主或其代表（官员）来负责。
同时，礼法和律法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法律制度逐渐走向了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律法体系和西方法律的介入。
明清时期，律法体系逐渐完善，法律制度日益规范化和法治化。
例如《大清律》和《大清刑律》等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制度从王法向律法的转变，体现了法律规范的发展和完善。
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完善。
清末民初的维新运动和法律现代化的倡导，为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崭新起点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中国正式宣布成立了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了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理念。
随后，国民相关部门颁布了《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等一系列法规，奠定了近代法律制度的基础。
然而，在中国的法律制度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困难。
近代以来的战乱混乱、外侵内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例如，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中国的法律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司法机构和法律体系的运行受到了严重干扰。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
中国我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着眼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利益，强调法律的服务性和保障性。
清朝法制近代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的近代史始于鸦片战争，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
晚清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法律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先进性的标志之一，集中而全面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
晚清时期法制近代化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预备立宪、清末修律活动、司法制度的变化。
十九世纪中后期，经过两次工业革命，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
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等因素使得列强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这块“沃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即走入一段屈辱而反抗的历史。
以《南京条约》为首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烈地冲击着经济、政治与法律的根基。
清政府的统治不久便风雨飘摇。
中国在求索着民族的命运。
然而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在一瞬间将“天朝上国”梦想全盘打碎，同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深刻反思。
于是中国朝野、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达成一个共识——中国要进步，一定要制宪。
在沈家本、伍廷芳两位主持下，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出台了，这标志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正式起步。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通过广州十三行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即有外商由此渠道将外国民商事方面法律介绍进入中国。
自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外商、传教士入华渠道和留学生、驻华公使出华渠道。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在洋务运动时，学习西方经营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向西方学习的进程。
而同时，中国本土纲常礼教思想历经两千多年历史考验，也不易根除。
由此不可避免的，两种法律思想产生激烈碰撞。
这些都在清末修律活动中有所体现。
《大清新刑律》仿效西方近代刑法，确定了一个以自由刑为中心，主刑、从刑组成的体系。
在其修订过程中又产生了“礼法之争”。
由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大清商律草案》得以产生，出现阶段性“民商分立”。
《大清民律草案》编制体系则具有现代《民法通则》雏形，分为总则和分则诸编。
但是《民律草案》前三章由日本法学家编写，基本仿照德、日等西方国家民法典，脱离中国社会现实，与后两章维护传统纲常礼教思想严重断裂。
中国近代法学发展
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开始接触并逐渐引入西方法学，开启了法学近代化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经历了多个阶段。
首先，在清末时期，中国开始学习引进西方法律制度，试图通过法律改革来挽救国家危亡。
在这个阶段，中国法学开始关注法律的实际应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法学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法学理论，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思想。
在这个阶段，中国法学开始注重法学的学术性和独立性，强调法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学又经历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国法学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
总的来说，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不断吸收和消化西方法学理论，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学体系。
中国近代法制观念变迁摘要：本文叙述了中国自晚清以来发生的法治观念变迁，以及晚清以来中国的各个政权颁布的法制特点。
关键词：近代法制观念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提倡“睁眼看世界”，中国人初步认识到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的必要性。
此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洋人兴办学校、出版翻译书籍，进行了以强权为后盾的一系列文化渗透活动，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进入中国。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一批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除了科学技术上的领先，还有制度上的领先。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礼治文化为底蕴、以专制主义体制为支撑的传统中华法系，面临着解体的深重危机。
以民主、宪政、法治为特点的西方法律文化的输入，使得以儒学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法制的变革已经是呼之欲出。
在这一时期，守旧派不顾时代潮流，拒绝任何改革，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在保持孔孟圣道与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在练兵、工艺等方面主张“采西法，以应世变”，从对外交涉的需要出发，提出学习“公法学”和制定“交涉刑律”。
这种法观念打破了祖宗之法不可改变的束缚，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新思潮。
这是国人由盲目排外到中体西用的观念的转变。
儒学三纲自汉以来一直是国家立法的指导原则，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改良派开始批评三纲，最为激烈的是谭嗣同，他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号召，否定君权神授的观念，批判宗法父权与夫权，力主变法图强。
这是国人从维护三纲到批评三纲的观念转变。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等人提出设立议院、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新法制的立宪蓝图，并进行了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对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做了广泛宣传。
到了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派创建民国的纲领处于主要地位。
国人的观念由专制神圣到君主立宪、共和。
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都是资产阶级法治的支持者，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念，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近代中国法治变革回顾1901年1月，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被迫下诏变法，开启法治变革之路。
但当时恐怕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现代法治会如此艰难和曲折！这确实需要不断地加以认真总结。
本文尝试通过几个视角做一简要回顾。
放弃“祖宗家法不可更改”20世纪初，面对内外交困，清廷终于放弃了“祖宗家法不可更改”的古训，责令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从方案、路径和时间进度等方面进行规划，以勾勒出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国家体制上实行君主立宪；起草门类繁多的部门法构建新的社会秩序；创建新的独立的司法机关；法学教育白手起家等。
由于时间的关系，方案大都没来得及真正实施。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但由晚清所开启的法治进程却并没有停顿，除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被废除外，后继的中华民国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法院组织法相继颁布，现代司法制度渐次推开，法学教育逐渐兴起。
民国时期的基本做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修改。
比如，1935年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就是在《大清民律草案》和北京政府《民律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中国法治变革从借鉴移植日本法起步中国古代法治传统源远流长，并曾对人类法治史作过巨大贡献。
但由于中西方在历史传统、文明基础、思想观念、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晚清时期的国人对于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治文明隔阂极深，加之当时启动变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尽快地在法治方面与西方列强接轨，这些决定了当时中国的法治变革是从借鉴和移植起步的。
晚清的法律借鉴和移植是从学习日本起步的。
正如康有为所言：“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足已。
”其结果是变革后的中国现代法律文明，从概念、规范、制度、体系、司法体制，乃至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组织模式等都直接从日本移植而来，甚至连《大清新刑律》、《大清商律》、《大清民律草案》（其中的一部分）等中国历史上诸多的第一部部门法都是聘请日本学者起草的。
中央层面的立法如此，地方立法也不例外。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经历了许多阶段和变革的复杂过程。
随着中国历史的变迁和西方先进法律的引入，中国近代法律制度逐渐形成，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晚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侵略，清朝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解决国家的问题。
于是，清朝政府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国的民法和刑法制度。
这些留学生成为了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奠基人，他们将所学的知识带回国内，并开始推动进行法律改革。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近代法律制度迎来了重大的发展。
1904年，清朝政府根据日本法律制度，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法学院，旨在培养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才。
此举标志着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
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大清民律》和《大清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法和刑法典。
同时，1909年，《大清民律》和《大清刑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政府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发起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包括新民法的制定和宪法的颁布。
1911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制定了《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这些法律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提供了法律保障。
然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动荡和战争的年代，法律制度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和推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法律制度再次面临了重大的变革。
1949年，新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刑法总则》，实施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此后，中国国家的发展和变革，伴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法律制度取得了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