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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人品怎样傅斯年是20世纪初期著名历史学家，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他有什么值得我们所学习的人品呢?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傅斯年的人品，希望对你有帮助。
傅斯年的人品傅斯年生于清朝末期，早年间受到民主与科学的影响，创办了中国早期的一些杂志和月刊，开始不断的提倡新文化，摒弃封建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影响颇为广泛，从而也成为了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这对他后来成熟的人文品格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说道傅斯年的人文品格，胡适的一些话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什么，他说傅斯年理解力强，学业优异，有大刀阔斧的远见卓识，也有心细如丝的精细之处，在事情面前组织和协调能力高人一筹，有足够的感情张力，每件事情都会热情高涨，感情和理性并存，温柔可爱，又不失理智和调理，并且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矛盾体的合理共存，他就真实的出现在你眼前，出现在历史中。
傅斯年的矛盾体还体现在同一时期人对他不同评价，他的老师胡适认为他是最优秀最稀有的人才，感性与理性并存的最难得一见的人才，认为他是最可爱可亲的人，但是与他老师争锋相对的是周作人，他认为傅斯年只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外表的热情只是为了掩饰他内心软弱。
但是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处在新时代和旧社会跟新交替的矛盾体。
一万个人里有一万个傅斯年，可是他的影响现在至少还在持续并且一直持续。
傅斯年简介傅斯年出生在1896年，那是初春的三月万物复苏的季节。
从小受书香门第的熏陶，傅斯年少年时期接受了很好的教育。
在1916年刚满20岁的傅斯年升入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学府北大，在这里他怀着一腔热血。
傅斯年在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年代里参加了“五四”运动，之后不断的磨砺自己，曾先后入爱丁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
学习结束后回国任教，大量优秀学生出自他门下，同时在历史语言的研究上有很深的刻苦钻研，发表了诸多的文献著作，一时之间传为佳话。
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继续教书育人，他与北大的缘分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傅斯年曾经担任北大的临时校长。
高中历史论文：试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基本特色【中文摘要】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史学实践和史学理论方面都取得重要的成就，他为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主张在20世纪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学术界对傅斯年的史学实践及其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特色,并简要分析其基本成因。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特色中国史学史傅斯年博学多才，学贯东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各方面均有显著成就，但其学术成果尤以历史学最为显著，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出现的一位著名学者。
陈寅恪曾以“天下英雄独使君”相赠（１），胡适也说：“孟真真是一个人间最稀有的天才！”（２）傅斯年毕生都为构筑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这两座桥梁而努力并做出重要贡献。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新学术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取得的瞩目成就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其重视运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等现代意识和主张在20世纪中叶以前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史学思想堪称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虽然傅斯年的著述不多，但足以使其名留史册。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出现新的走向和特征，即“尊重事实、重视考据、强调求真、专项实证化、朴学化”。
这让我们不得不再重新关注一下这位史学前辈。
在笔者看来，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体现了这样几大特色：一、思想渊源的多元性傅斯年的史学思想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本乡本色的味道，又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集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和西方科学的训练于一身，真可谓是“中西合璧”，也正是在这种“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傅斯年才得以充分展现其历史才华，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具体来说，傅斯年史学思想的这种“中西合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中国传统的史学特征。
傅斯年一生中绝大多数研究成果都是有关中国方面的。
傅斯年思想研究——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的开题报
告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
傅斯年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等多个领域。
傅斯年的思想对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因此，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旨在从观念史的角度对傅斯年的思想进行分析，探究其思想内涵、影响因素和历史意义等问题。
具体研究问题包括：
1. 傅斯年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其思想来源和影响因素如何？
2. 傅斯年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3. 傅斯年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当代意义是什么？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傅斯年的思想内涵、其影响因素以及其在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作用。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观念史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化艺术作品的分析，探究傅斯年的思想来源和内涵，并分析其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影响。
同时，本研究还将采用文献调研、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相关数据和信息。
三、预期研究成果和意义
本研究的预期成果包括：对傅斯年思想内涵、影响因素和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究傅斯年思想在当代文化艺术领域的作用及其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
同时，本研究还可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的视角，并有助于推动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和交流。
四、研究进度安排
本研究的进度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文献调研和资料收集（1个月）
第二阶段：研究框架构建和理论整理（2个月）第三阶段：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2个月）
第四阶段：论文撰写和整理（3个月）。
浅论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思想傅斯年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傅斯年负责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
他发表了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思想。
他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他的这一观点使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也因此赢得了史料学派“旗手”和“舵手”的大名。
本文试就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史学观点做出以下梳理，以便了解傅斯年的观点。
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 。
他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
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
由此看出，他把史学的对象看做是史料，与他把史学放在什么位置是有关系的，他想建立一个科学的史学，想把历史学变成科学的历史学，这样凡是带有主观的史学便不是他口中的史学。
但是我们说傅斯年认为著史是在文学之外，并不表示他反对著史，他只是认为著史应该广泛地收集史料，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他对司马光、司马迁大加赞赏，就是因为他们在著史中收集了广泛的材料，尽量体现客观的历史，而后世史家的所作，则多为他所不满。
所以“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本意是说，历史研究便是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便是史料学。
把著史已经划在史学之外了，自然就推出“史学就是史料学”这个结论了。
第二，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到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因为傅斯年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因此做出“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的结论。
也谈傅斯年先生的“史料即史学”近日，笔者在研读“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资料时，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
相当多的论著在谈到“史料学即史学”这个论断时，往往认为，“在历史上确曾有人以崇尚史实即是历史学的说教，来反对理论对史学的指导地位。
我国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盛行的‘乾嘉学派’对历史就专一主张训诂考据史料，不事义理分析；后来又有人提倡‘史料即史学’的历史研究宗旨。
但是，他们都忽视了前边我们所说的一个事实，即史料尤其历史文献，既然是由主题的人所记述，就难免掺杂着许多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成分，这里除了其他一些偶然因素外，归根到底是这些记述者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所致”。
这里所说的“史料学即史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是谁提出来的呢？“史料学即史学”是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提出来的。
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集中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原文是：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1/ 6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明明白白说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是将“近代史学”与“古世中世”的“著史”作比较，说明“近代史学”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没有泛泛而谈“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而更系统阐述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观点的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的“史料略论”篇、“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篇详细地阐明了傅斯年对中西史学历史变迁的认识，由此可窥见傅斯年的史观。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排比列国纪年，“若干观念比19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
论傅斯年抗战前后的民族思想与活动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
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
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
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
傅斯年，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
有关傅斯年的研究，自20世纪前半期便已出现，至今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主要体现在资料整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等方面，分别涉及到傅斯年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考古学、文学、教育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领导史语所的贡献等。
以上为数众多的成果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傅斯年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笔者同时又注意到，作为具有独特的成长、教育经历和强烈爱国热情的台湾大学的奠基者，他的民族统一思想表现在他与台独、分裂中国势力格格不入的言行中，也渗透在他的民族思想中。
而对傅斯年这一思想领域的深入挖掘，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傅斯年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傅斯年首先是一位学者，一位历史学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他的头脑中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
面对20世纪初中国的内忧外患，傅斯年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间，是傅斯年研究学术的黄金时代，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陆续发表了《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10余篇学术论文。
在商周史、古代民族史、古代思想史等方面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中国古代史专著，着手于“九·一八”以前。
其中《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
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作者：沈年耀来源：《职业时空》2007年第18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
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
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
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
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
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
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
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
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
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
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分析摘要：近代史学大师傅斯年以客观实证为其史学思想的核心。
但傅斯年所倡导的治学理念本身及其与治学路向之间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这种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的追求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
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
本文将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及其根源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史学思想矛盾性的现实启示和局限性予以简要陈述。
关键词：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纯求客观；史料学，一、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观点之间自相矛盾；二是其史学主张与自身的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首先，我们来看其史学观点中的矛盾性。
傅斯年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把“史学”与“史料学”等同起来，明确提出了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观点。
这些观点在傅斯年1928年为史语所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多次提到。
如“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明确表达了区别于以致用为目的的“伦理家”和“文章家”而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
又如，傅氏提出“照着材料出货”的史料学研究方法，明言只要把材料整理好，“事实自然显明”；“推论是危险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里，傅斯年再次表达了与史观论决绝的态度。
再如，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又一次以不容争辩的语气强调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表达了对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情绪。
由此看来，傅斯年反对著史、疏通和推论的史学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但是，傅斯年在大约同时和以后的一些言论中又表达出对“著史”、“疏通”和“推论”事实上的赞同。
比如，1929年，他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时，曾得出如下结论：“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显然，傅斯年不仅赞同著史，而且把著史当成了一种可以进步的“事业”。
又如，傅斯年在谈到文学艺术“品类分别”标准时说：“疏通致远者为达，局促于遗训或成体或习俗而无由自拔者为鄙，能以自己之精灵为力量以运用材料者为通，为材料所用者为陋。
”傅斯年在此对“通达”和“鄙陋”的界定充分表达了“疏通致远”的史学立场。
显然，傅斯年的史学观点自身带有一定矛盾性：一方面反对“著史”和“疏通”，另一方面又说“疏通致远者为达”；一方面强调史学的史料学性质，另一方面又表明“为材料所用者为陋”。
这种矛盾性显然令人颇为费解。
其次，傅斯年的史学观点与其治学路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如前所述，傅斯年是反对著史、疏通、推论和致用的，但其史学实践却多有推论与疏通，目的即是致用。
如《夷夏东西说》中就有大量的主观推论，旨在证明中华文明起源于东部而非源自西方。
《东北史纲》中甚至有些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基础和有力的史实证明，其目的只为证明满蒙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显然，傅斯年撰写这些文章，无论是方法上还是目的上都偏离了其客观实证的史学主张。
又如，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中强调，对历史事件“不能作抽象的概括命题”，但作教科书的人“可以根据某种观点，作严密的选择”。
虽然只是选择，但选择是要“根据某种观点”的，选择的主观性显而易见。
再看看傅斯年从历史教育的目的出发，提出的三大“选择原则”：一是把历史知识当做“人学”；二是注重国民训练；三是突出文化演进之阶段，民族形态之述状。
谁能说傅斯年的“选择”方法没有偏离纯求客观的史学主张?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的史学观点与其治学路向之间存在矛盾性。
二、傅斯年史学思想矛盾性的原因分析(一)纯求客观的学术追求本身具有矛盾性傅斯年在学术上纯求客观的史学追求使他获得了“资料主义”的称号。
虽然他在事实上已经明显意识到史观和主观的价值观对研究工作的影响，但他要努力将这种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了，那真不得了”。
放弃客观之“不得了”的结果迫使傅斯年由“史学”退居“史料学”，矫枉过正地提出“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反对普及与致用”等纯客观的考证主张，认为只有回到史料的层面，才能趋近客观。
显然，这一学术追求本身具有矛盾性：其一，任何一种史学不可能等同于史料学，它们具有不同的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其二，即使是史料学，其史料的选择仍然依赖于人，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其三，任何一种客观其实都是相对的，纯客观是不存在的。
但从傅氏所追求的史学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目标来看，则其反对动机却是可以理解的。
再如，其“史料学”主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提出：一是针对将史料考证与史学区隔为二的学术氛围；二是针对学界避实就虚而片面强调史观和致用的时代流风。
说到傅斯年史学主张与治学路向之间的矛盾，罗志田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傅先生留下的多数关于史学方法和研究取向的言说，稍成系统者，都是针对后学的，不完全代表他自己的治学取向。
傅氏自己也言：“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不无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
显然，傅斯年认为针对他人立言和自身的研究取向是可以有所不同的。
由上观之，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首先来自于其纯求客观的学术追求的矛盾性。
(二)尖锐的时代冲突必然带来思想的矛盾性自从梁启超创立了资产阶级“新史学”后，近代的众多历史学者就在为其如何“科学化”而努力。
西方主张科学化的史学思想与方法成为中国史家“科学化”努力的重要借鉴。
然而，在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和近代中国政局的剧烈动荡下，中国近代史家的努力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境地，尖锐的时代冲突让他们非常纠结，傅斯年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现实中的西方世界观、价值观与政治、经济、文化诉求，严重伤害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
在学术追求与民族关怀的矛盾面前，任何学人均无法洁身自好和独善其身。
正如施耐德先生所言，中国近代史学承载着远超出“求真”、“还原”等学术追求之外的重负。
一方面，史家们努力寻求对中国历史新的理解，以使中国获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平等的地位；另—方面，他们还必须且只能在历史传统和当时环境的双重背景下维护历史的延续性。
在这种尖锐的时代冲突的影响下，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必然存在矛盾性。
(三)爱国至上的价值取向导致行为上的矛盾性傅斯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情怀支配着他的一切思想与行为：为纪念中国古代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唐朝爱国将领刘仁轨，他给儿子取名“仁轨”；第一个研究甲骨文字的罗振玉本是傅斯年敬重的一个学者，因拥护伪满被傅斯年骂为“老贼”，且拒不承认其固有的学术地位。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是客观实证，他将史学的最高境界界定为“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
正因如此，他鲜明地反对“疏通”、“推论”、“著史”、“致用”，声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
但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傅斯年的治学路向却存在大量“推论”、“疏通”以求“致用”目的的实际表现。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我国东三省，企图霸占我东北国土时，傅斯年毅然放弃“证而不疏”的史学立场，苦心撰写具有鲜明史观的《东北史纲》，以证明东北三省从来就是中国的固有国土。
这种以爱国为最高准则的价隹诹向，自然在特殊时代导致了他史学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性。
三、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尽管存在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无论从时代背景来说还是从学术追求来看，都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时对我们今天治史也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傅斯年追求客观真实的史学思想值得充分肯定。
傅斯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四伏、内乱不止、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界存在避实就虚而片面强调“史观”和“致用”的时代流风。
傅斯年本着矫枉过正的良苦用心提出追求客观实证的“史料学”主张，深刻影响着“史观派”和“致用派”，一定程度遏制了虚浮的学术歪风，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傅斯年追求客观真实当然离不开考证，而考证以“精”为贵，崇尚“小题大做”，这种考证作品具有“不是专门的人读不了”的特点，严谨而科学，一定程度上使史学保持了客观真实性。
故这种强调客观实证的“史料学”主张有其合理性，值得肯定，即使今天也应引起治史者的关注。
其次，在民族面临深重灾难的大背景下，任何学术追求必须让位于国家和民族利益。
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既承受了传统的知识和价值，又吸纳了西方的科学和思想。
他们内心如何处理传统与西方的价值，总是充满矛盾和困惑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知识分子大多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和历史担当，他们的骨子里是传统的，即使吸纳西方学问也是理性而自觉的。
傅斯年就是如此。
当求真的学术追求与传统的爱国情怀产生矛盾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满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再去实现二者的统一。
这种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始终置于一切价值追求之上的做法，既是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积淀，又融入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时代追求，值得当代学人学习和继承。
当然，傅斯年纯求客观的史学思想是有局限的，事实上也是无法完全实现的。
其纯求客观的“史料学”主张常常有偏执的成分，如果不明其特别的立意，是很难理解他的真实意图的。
比如，他在《工作旨趣》中提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据他的学生回忆“傅先生治所之道的一端是新进人员两年内不许写研究论文，只能读书”。
这就极易使人产生误解。
综上所述，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表现出来的矛盾性，既有其学术思想执著追求的因素，也与其时代冲突影响和爱国情怀的价值取向有关。
故应辩证地看待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矛盾性，注意充分吸取其合理成分。
唯有这样，才是我们对待傅斯年学术思想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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