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

薛暮桥薛暮桥（1904年10月25日—2005年7月22日），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人物简介主要成就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

薛暮桥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的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于2005年7月22日去世。

中国现存的经济学家里，再没有人有他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这样的影响：在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制建设阶段，他都曾亲身参与设计。

生平介绍青少年时期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生于江苏无锡县礼社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里。

15岁那年的一天，正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初二的薛暮桥听到噩耗：爱面子的父亲在50岁生日的前几天，害怕债主逼债，悬梁自尽。

半年后，薛暮桥辍学到杭州铁路车站当练习生，学习会计。

薛暮桥当年的秘书、现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的李克穆对薛老惊人的记忆力叹为观止：对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薛老可以随口道出。

20岁的时候，薛暮桥已经成为当时沪杭铁路车站中最年轻的站长。

铁路工作的经历让他结识了大量工人，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暴行，并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

1927年，薛暮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一二”政变后，在杭州被捕入狱。

薛暮桥和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甲监5号。

面对死亡判决，张依然每天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

有一天，张秋人把书一扔：“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非常惊讶：“既然知道快死了，为什么每天还要读书？”张秋人答道：“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

”这句话对薛暮桥触动很大。

回忆录里，他写道：“这是终身难忘的教诲，我一生没有忘记他的教导。

”从此，薛暮桥养成了心无旁骛的习惯。

监狱里、禁闭室中，薛暮桥都置若无人，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书本里。

3年的监狱生活中，薛暮桥学习了世界语、世界通史，但读的最多的是西方和苏联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些为他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出狱后不久，薛暮桥幸运地遇到了经济学的启蒙老师陈翰笙。

陈翰笙反对引经据典，反对不做调查研究、空谈理论，注重田野调查。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薛暮桥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调查报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

文章以家乡礼社镇的薛姓家族经济状况变迁为主线、揭示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必然。

不久，该文被翻译到日本。

抗战前夕，薛暮桥担任《中国农村》首任主编，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变革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军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官。

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他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

一个难题摆在薛暮桥的面前：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日伪政府发行的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

薛暮桥研究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根据地加大抗币发行量，购进物资，从而稳定了物价。

解放区没有黄金和外汇，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

30年后，世界各国废止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

文革时期1947年初版胶东解放区薛暮桥著1966年的那场风暴一开始，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就身陷旋涡。

他被认为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

其理由是他写文章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公有制占100%并不好。

薛暮桥首先被关押在办公室内，当时通称：牛棚。

薛小和回忆：与父亲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位董姓造反派头头。

薛暮桥再次用上杭州监狱里用过的办法，趴在办公桌上，旁若无人地孜孜读书。

一天中午，门口的守卫和往常一样，喊薛暮桥和董拿饭票买饭，薛老往卫生间一看，才发现董已经上吊自杀，尸体已经僵硬，而薛老因为读书竟全然不知道。

薛暮桥1967年的冬天，薛暮桥全家被“勒令”离开百万庄附近的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

在张老太太眼里，薛暮桥全然不是什么“牛鬼蛇神”，更像是一个落难书生：薛老的生活自理能力差，她经常看见薛老对着冒气的水壶手足无措地喊：水开啦！在干校，薛老是岁数最大的一位，夏季花生成熟的时候，薛暮桥的主要工作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偷地里的花生。

薛老是孩子最喜爱的看守，在他沉醉书里时，孩子们就可以溜到对角偷花生。

冬季，薛暮桥的主要任务是烧猪食。

一次，薛老一把一把地将柴草往锅灶里送，一个火星爆在了棉裤上，烧掉了半个裤脚才发现。

这是他唯一的棉裤，冬日里，年近7旬的薛老穿着破棉裤走来走去，“风从洞里吹到全身，冻得真难熬”。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每当他从别人旁边走过，人们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

就在这种前面看似没有一丝曙光的时候，薛暮桥在酝酿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

薛小和去探视父亲时发现：父亲每天收工后，就坐上小马扎，趴在床沿上，一笔一画地写他的书，每写完了一稿，父亲就笨手笨脚地将稿纸整整齐齐地装订起来，封面用一种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书名。

这一年薛暮桥65岁。

在干校完成数稿后，薛暮桥恢复了工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撰写工作进一步加快，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在经过7次修改后在青岛最后完稿。

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而此时的学术界正是一片荒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

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

”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全国各省紧急加印，发行达1000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空前的纪录。

1984年，在“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上，薛老说：他只有两次读书的机会，读了两个大学：“牢监大学”和“牛棚大学”。

改革开放时期1980年，薛暮桥在无锡与老友孙冶方合影杨建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个体摄影师。

从1979年年底始，每天早晨，杨建就带着马扎和一个水杯来到这里，开始一天的工作。

那年春天，杨建从北大荒挤上了回城的火车。

车站里，挤满了和自己一样面容饥饿而又惶惑的回城知青。

资料显示：1979年前后，全国像杨建一样的回城知青达1647多万。

时称“待业青年”的这批人，就业须由劳动局统一调配，报到后在家等待一个家属提前退休、顶替接班或内部招工的奇迹。

1979年7月18日那天，杨建在《北京日报》上记住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薛暮桥。

在那篇题为《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文章中，薛暮桥指出：老职工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办法不妥，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发展生产，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丰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

薛暮桥认为：1958年把自负盈亏的公私合营商店和手工业合作社几乎一扫而光之后，一方面大量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工作没有人干，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劳动者找不到适当的工作。

在运输业、建筑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当时城市非常需要，却又非常缺乏的行业，应改变过去有些人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漏洞”进行封堵的做法，允许发展集体企业甚至个体户。

应鼓励回城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

这一观点后来被决策者概括为：“广开门路，三扇门（指国家、集体、个体）就业。

”能不能让个体户上天安门？薛暮桥的提议在报章上引发了激烈地讨论。

这一年，薛老已75岁，刚刚复出，担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决策者最终同意在回城知青较多的北京试行，取得良好效果。

当时，灵机一动的杨建从行李中拿出了一架破旧的“海鸥”照相机，走上了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起见，杨把关系挂在街道服务联社。

一位业内人士估计，26年来，杨建及其同行拍摄的照片约在1亿张左右，在广场付费留影的有两三亿人次。

同年，从北大荒返城的李晓华，和杨建一样，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

凭借一台美国冷饮机，李靠2毛钱一杯的冷饮完成了原始积累。

后来李晓华成了名列《福布斯》巨富榜的亿万富翁。

2004年底，全国个体私营企业2720.07万户，从业人员达9604.36万人，占GDP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不足1%增长到30%以上。

而1979年私营企业是0，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

比起其他学者，薛暮桥具有天然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薛暮桥即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首任统计局局长；和其他官员相比，薛老又多了专家的思维和探索的精神。

薛小和说：“从一开始，父亲就直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制度，并极薛暮桥力想办法做好它，也就是在不断完善、修补之后，他发现了计划经济的制度缺陷。

”“父亲并没有用理论来推断个体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早年在上海时，他对那里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有切身的体验。

”薛小和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经常穿梭在集贸市场的小贩中间，询问行情。

即使出差在外，薛老也要去当地的农贸市场走一走。

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叫到了家里做家具。

木匠抱怨：活太多了，忙不过来。

薛老问：招几个徒弟行不行？木匠回答：不敢，害怕说是资本主义。

按照当时的政策，雇工8人以上者，就属于剥削性质。

“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并且由他和整个国家一起吞下自己参与种下的苦果，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促使他反省的动力会更大，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迫切，他对改革目标的认识也容易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

”薛小和说。

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搞了整整20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

1980年10月，薛暮桥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

在一片沉寂的学术界，他的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当时，改革的方向正在探索之中，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薛暮桥因为强调市场调节而被列为“第四类人”，同时在小范围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