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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论“平庸的邪恶”W2/Gt&徐贲©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U!$©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63从二次大战结束到1975年去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整个的政治哲学生涯中始终不能忘怀专制的邪恶问题。
六十年代初,她对极权专制邪恶的看法由于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事件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她因此而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报道》(由原先为《纽约客》所写的五篇报道修改而成)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一说。
她对专制邪恶的关注也逐渐从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统治形态转移到对专制制度下个人道德判断的政治批判,进而提出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S}JGiR©中间思想文化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AnuK阿伦特在她五十年代初出版的《极权主义之源》一书中,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极权专制界定为“激进的邪恶”。
激进的邪恶是极端的邪恶,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原创的邪恶。
纳粹统治下的灭犹行动,斯大林统治下的集中营,是激进邪恶的最集中体现。
在阿伦特看来,激进的邪恶有三个特征: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
她写道:“集中营是进行改变人性试验的实验室,……为了证明没有不可能的事,极权统治却无意中发明了既无法惩罚也无法饶恕的罪行。
当不可能的(罪行)成为可能的时候,它也成为不可罚、不可恕的极恶。
极恶是无法用自私、纵欲、贪婪、怨毒、嗜权、懦怯这些邪恶动机来解释的,因此,对极恶既不能用恨去复仇,也不能用爱去容忍,或用友情去宽恕。
”〔注1〕A论坛-- 思想、文化、艺术BJw 阿伦特提出的关于极端邪恶的三个特征并不属于同一范畴,前两个特征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邪恶,”第三个则是关于“邪恶是什么。
”前面的两个特征可以用普通人对大恶的一般看法来映证,后一特征则必须在道德哲学中才能得到说明。
何谓平庸之恶一、平庸之恶的概念“平庸之恶”英文为Evil of banality，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此概念最早由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关于罪恶的一种哲学思考，与“极端之恶”（radical evil）相对而言，平庸的罪恶往往不易被人察觉，更容易被人忽视。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的高官艾希曼（也就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死刑执行者”）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
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一般认为，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却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就是平庸之恶。
如：赵高指鹿为马，群臣点头称是；纳粹建集中营，人们竞相应聘。
二、概念的背景与思考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并且被任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艾希曼负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但之后逃脱，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
但是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
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这次的审判也引起国际的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在汉娜·阿伦特所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中这样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
·外国伦理思想·论恶之伦理意蕴：：从平庸之恶到诡辩之恶论恶之伦理意蕴孔明安，王雅俊［摘要］善恶问题是道德哲学一直以来所关注和争辩的焦点问题。
其中，以艾希曼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线索的道德拷问引发了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阿格妮丝·赫勒的伦理对话。
阿伦特从社会视角出发，指出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普遍无思的平庸之恶，强调思考是破解这种恶行的关键。
而在赫勒看来，恶远非平庸的，它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并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其责任相关联。
赫勒在阿伦特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诡辩之恶，通过剖析诡辩之恶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勾连，强调以善为核心的内在道德的价值意义。
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与赫勒的诡辩之恶折射出了二人对个体行为之道德反思的不同视野，对二者伦理意蕴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历史和人的本性的认识，为道德反思和道德重构提供多元化的思考空间。
［关键词］平庸之恶；诡辩之恶；思考；权力［作者简介］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雅俊，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善恶问题的表现形式越发复杂。
只有充分认识到“恶”的复杂多变之样态，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善”。
关于纳粹党卫军将领艾希曼的审判①引发了许多思想家的不同思考。
其中，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平庸之恶”和以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为代表的“诡辩之恶”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不同的解答。
一、平庸之恶与不思的共存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阿伦特对恶的反思构成了她解决社会危机与道德困境的主旋律。
阿伦特关于恶的看法大致可以分为“根本恶”（radical evil）和“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两个阶段，其中关于“根本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康德。
康德所谓的“根本恶”不是指具体的极端的恶，而是指一切恶之可能的根据或根源。
如何看待和解决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我们或许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不思考，只盲目服从命令而将人性之善摒弃的人当然应该为所遭受的恶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否想过他们的境遇呢？我们不妨来听听另一种观点。
作家钱戈在《平庸之恶不平庸》一文中指出，“全民有罪”和“平庸之恶”是伪命题，并认为“绝大多数民众是处于被暴力和恐怖所挟持为人质的状态之下，强大的权力基础将人性的弱点恶性放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暴力和恐怖的胁从犯，催化了大大小小的恐怖分子和作恶者。
个人连自己渺小的生命和命运都左右不了，何谈思考呢？不去探索拥有绝对权力的人的罪恶，去指责没有真正权力的民众人性的平庸之恶，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这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认为全民无责岂不助长了个人可以冠以集体之名作恶，而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风气？我觉得知乎上有一个网友说的很好：一个人的责任有大有小，下令屠杀的军官和执行命令的下属其道德责任不能等同而论，但这并不是说其下属就毫无责任。
这个道理毫无任何复杂之处，它之所以成为需要反复辩论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人参与在“平庸之恶”中。
那我们该如何来减少这种恶的发生呢？我们不妨回到它的提出者汉娜.阿伦特的观点。
平庸之恶最致命的是它的无思性，要减少这种恶，即要学会思。
那“思”是什么？阿伦特认为“思”的活动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无声的对话，它要进行的前提有二。
一，两个对话者必须保持为朋友。
这要求进行这项活动的人要保持警惕，自己不能沦为自己也不想与之做朋友和共处的人。
二，“我”和“我”的对话者这两方要在对话范围之内保持一致。
换言之，从外部视角来看，进行“思”的活动的人不能自相矛盾，不能此言右而彼言左。
所以对于一个懂得“思”的活动，并且不愿意放弃它的人来说，在他心中始终有一个“同伴”在保持警惕，防止“自己”干出让他无法再与之“和平共处”的事情。
否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思”的活动从此就无法再开展。
这种内心状态所产生的效果，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让我们去抵抗平庸之恶。
恶的平庸性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内陆译作阿伦特）以对极权主义社会的研究开始政治哲学著述，而“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或平庸之恶）是尤其值得深研的概念。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将集中营头子艾希曼绑架到以色列进行审讯。
对生活在以色列的集中营幸存者来说，艾希曼固然罪大恶极，但这不是一次合法引渡，而在法律角度上说，艾希曼没有直接参与杀害集中营内的犹太人，他只是将犹太人转送到灭绝营的国家机器零件。
鄂兰在这场审讯中发现，在艾希曼身上有着每个现代人都有的普通特质，这种“恶的平庸性”在艾希曼身上，表现为不加判断地服从上级命令，无法在其从事的工作中思考犹太人的不幸与一己的责任。
去年电影《真理无惧：汉娜·鄂兰》大受欢迎，更多人开始阅读这本关于“恶的平庸性”之著作译本。
也许有人认为艾希曼的例子太极端，而事实上，鄂兰认为艾希曼并非莎剧中的奸险之辈如伊阿古或麦克白，而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根据书中第二章的讲述，我们可以窥见艾希曼黯淡的童年（算不上悲惨），艾希曼怎样像一般德国人般失业，后来在亲人介绍下，得以在经济萧条时进入犹太人经营的维也纳真空石油公司做事。
他之所以有机会进入党卫军部门做事，全拜那位不喜欢他的朋友卡滕布伦纳向他邀请。
艾希曼讨厌冲锋队那种暴徒式的反犹太暴行，甚至在纳粹建筑师施佩尔的建议下，熟读犹太复国主义者赫茨尔的《犹太国》，于是觉得自己是犹太问题和撤离犹太人的专家。
他对犹太人温文有礼，尊重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曾与计划偷渡黑市犹太裔劳工的巴勒斯坦犹太代表合作，后来甚至曾经幻想过当时甚嚣尘上的构思，即把欧洲犹太人送到法属非洲殖民地马达加斯加。
当后来元首命令的最终解决方案逐渐浮现时，艾希曼感到失落，因为最初希望与犹太人合作解决犹太问题的理想主义计划顿成泡影。
鄂兰发现艾希曼的供词前后矛盾，虽然艾希曼坚称遵守康德的道德命令原则，但看来他恰好违背了康德的重要道德原则：不可说谎。
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
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
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
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汉娜・阿伦特，她是一位思想家，思想以及思想的安顿始终是她不离不弃的主轴。
她的炫目是因她的思想而炫目，她总能比她的同性更深些再深些，她总能以自己的深刻活跃并生长在别人的心里，她总能在第一时间就让人感到她的非同凡响，她总能在别人思想结束的地方开始。
人们记住并在乎她，不仅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更因为她在思想上所留下的痕迹。
与汉娜・阿伦特相关的事件，当首推她的政治哲学家身份。
能够以政治哲学的姿杰总揽20世纪政治哲学全局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制高点。
从纯哲学的角度看，阿伦特的思想并不具有在20世纪代言哲学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都对她的写作持保留意见的缘故。
但就一个思想家、知识分子所担当的道义力量和无畏的勇气来说，就公民政治的公民责任来说，无论雅斯贝尔斯还是海德格尔都远逊于她。
当然，这是两个领域的事情，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
但因为她是他们的学生，他们自然会以这种思想上的渊源对她发出期待指令。
只是他们忘了，汉娜・阿伦特不仅是他们的学生，她还是女人，她还是犹太人，她还是在美国重构话语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道路是她人生轨迹各种合力的结果。
与海德格尔的故事
阿伦特在上大学之前就四处打听，在哪个大学的哪个人那里能学到真正的哲学。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她推荐马堡大学的海德格尔，人们传说海德格尔是秘密流传的思想王国的国王。
这位生就一副幽暗心肠求知欲超强的小姑娘理所当然去了马堡。
去马堡是冥冥之音的引导，到了马堡就确定了她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命运。
她在海德格尔那里学习的时间并不算长，就因为思想的逻各斯与爱欲的厄洛斯的激烈碰撞而被迫逃离，逃到海德堡的雅斯贝尔斯那里，在那里做完博士论文。
但她的灵魂却丢在了马堡，她的思魂和爱魂也一同丢在了马堡。
虽经一生的逃离，生存的逃离，思想的逃离，爱情与婚姻的逃离，却终究无法改变灵魂一次性丢失的厄运。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并且是用她一生演绎的故事。
她是女人，爱情当然是终极的东西，无论其他方面(包括思想方面)怎样光彩夺目，没有点燃爱情的激情，不曾透彻地爱过或者不曾将爱情落到实处，她终究是不幸福的人。
但她同时又是思想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就是对本能的控制、约束和驯化。
做女人还是做思想家?一个女人不做女人行吗(况且是否道德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女性思想家不约束女人的天性可假设吗?(思想越是中性对女性天性的损害也越大，而中性化程度恰是思想深刻性的标志)。
更严重的是，无论这个故事的爱情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是以海德格尔为背景的，都要在海德格尔的延长线上伸展。
回过头来看，海德格尔构成了汉娜・阿伦特的天命。
很多了解这段故事的人，抱怨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关系不平等。
阿伦特与他遭遇时，给他留下了一篇名叫《阴影》的作品。
这部作品尽显一个小女孩遭遇爱情的恐慌、胆怯和燃为灰烬的渴望，最终留下的却是伴其终身的幻影。
阴影变成幻影?不!阴影始终是阴影，幻影则是亦幻亦真。
海德格尔是光，而且是强光，影子及阴影则留给了阿伦特，阿伦特自己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无论是否阴影，阿伦特离不开的是光，尤其是光的强度，这个强度在阿伦特一生
中是不可替代的。
阿伦特爱海德格尔，这并不构成悲剧，阿伦特以女性之躯浸润海德格尔的思想，这本身也构不成悲剧，真正的悲剧是以海德格尔的思想演绎对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
这就注定不是平常爱情的平常事。
这就注定要发生故事的偏离和人性的扭曲。
不管从市民价值观的角度看，阿伦特在爱情方面是怎样的不称心不如意，海德格尔又是怎样的欺骗和不诚实，他俩都已经把爱情浸入了思想，也在思想的分延中丰富了爱情的释义，从此，人们就不会只谈论苏格拉底和可珊蒂帕，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深思海德格尔和阿伦特。
犹太女性思想家
阿伦特是思想家，是女性思想家，这已经有一丝宿命的味道。
如果再加一个定词，犹太女性思想家，不知读者您作何感受。
犹太人，这使阿伦特原本复杂的命运变得更加复杂。
在欧洲历史和思想史上，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说，犹太人始终是个变数，从斯宾诺莎到马克思，到爱因斯坦、阿伦特等现代人物，概莫能外。
无论你作为犹太人多么优秀，你却始终在主流的摆幅之外。
阿伦特自然也不例外。
除了感情上的颠簸和政治上受迫害这些实存层面的困苦之外，她真正的痛苦却在于她始终不能靠岸，总是往返于两岸之间，一岸是希腊的证明式，一岸是犹太人的信证式。
多少次的往返，总是差那么一步，就是无法上岸，过一种在精神上有家园的生活。
流浪是现代人的集体命运，但阿伦特更是经历了现代犹太人在信证和证明之间的深层的流浪。
这是一种不得不把流浪本身当做常数的生存轨迹和思想轨迹。
无论从身世上说，还是从思想和感情上说，汉娜・阿伦特都是流浪者。
虽然她是在多重漂泊中书写命运的人，但她却勇于担当，捍卫公理，甘为真理的仆人。
什么是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的一生都在注释知识分子。
她身为犹太人，受尽了屈辱和迫害，她当然希望犹太人能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享有公民社会应有的一
切人权保障。
但不能因为犹太人受尽迫害，就反过来迫害其他人。
在犹太人建国问题上，阿伦特始终抱持这种清醒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
阿伦特终身探索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促使她进入这一领域的初始动机，就是她的犹太人身世，并因此使她偏离了纯哲学甚至纯思的海德格尔道路。
不能因为敌人迫害了我，我就可以迫害敌人。
报复与复仇是低级的东西，它只能滋养更多的偏见与傲慢，只能使一个民族和社会变得更浅薄更狭隘，更无知识分子的成长空间，更无公民社会的道义力量。
艾希曼审判是中年阿伦特着力最大用心最深的事件之一，也是她知识分子品格的集中体现。
对这个案件的观察和评论，她没有问自己是犹太人还是德国人抑或是美国人，她在乎的是公民的权利，国际法的缺陷，犯罪者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政治与法律的区分，感情与事实的区分……
一个深受法西斯种族主义政权迫害的人，有N+1个理由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去，但作为知识分子，阿伦特对该事件秉持了纯分析的立场，这当然伤害了那些持各种民族主义立场和受害人立场的人的感情。
她爱她的老师，但在真理和公义面前，感情不是蒙眼布，任何感情都要被分解为真理和公义衡量下的元素，为此她既批评过雅斯贝尔斯，也批评过海德格尔，批评有时是尖锐和冷酷的，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对老师的真挚的感情；作为女人，她当然在感情问题上指责过海德格尔，而且随自己心态的变化指责的方式也不同，但她从来没有像勒维特那样，把个人的感受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混为一谈；对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和当纳粹的校长，她的批评尖锐苛刻，但这并不妨碍她探索海德格尔当校长的大学理想，并不妨碍她在海德格尔和国社党的思想之间做出严格的区分；从个人的温情来说，她当然对雅斯贝尔斯的人格评价更高，但这并不妨碍她以更肃穆更虔诚的态度对待海德格尔的思想。
让思的事情回到思的事情，让人格的事情回归人格的事情，让感情的事情限于感情的事情，让政治限于政治的场域……
一个知识分子到底要做出多少区分?并因这种区分以及在行动上贯彻这种区分付出多少代价?世故文化中的圆滑人格能否做出这一区分并愿为此一区分付出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