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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成人高等教育生源的因素及对策思考摘要:文章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生源数量下降的几个主观和客观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成人高等教育质量、增加生源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生源;对策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知识经济社会更是成人进行知识更新、终身学习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高校成人教育作为继续教育、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身教育的思想与实践的源头,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实践基础,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决定因素。
所以说成人教育在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改善民生及促进劳动力就业等方面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在最近几十年里,社会对成人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人教育的参与率已达40%-50%,甚至更高。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但是新时期教育形式的多元化,导致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竞争。
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源不断萎缩,招生困难。
成人高等教育的生源问题已成为了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当前最为严重和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
这与成人高等教育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不得不引起教育界的深刻思考。
一、造成成人高等教育生源萎缩的原因1、受高等教育大众化、自学考试等的影响近几年,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使得高考的升学率大幅上升。
此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职院校以及各类民办学校风起云涌,使学生学习的渠道拓宽、学习的机会增多。
社会上各类职业教育、岗位培训等的招生也使得报考成人高等教育的生源进一步分流。
这些构成了近几年成人高等教育生源出现逐年下滑趋势的客观原因。
2、社会认可度降低目前许多学校盲目上规模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质量,殊不知没有质量就不会形成规模,即使有,也是一种虚假的规模,对社会发展不仅起不到积极作用,还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没有教学质量的保障,规模即使再大,结构也是不合理的。
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社会学解析作者：蔡金花韦永琼来源：《高教探索》2007年第06期摘要：高等教育学历信号失调的一个集中体现即学历贬值。
本文分析了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的成因及其表现，并指出学历贬值引发了更为激烈的学历竞争，给高等教育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历贬值；社会学高等学校扩招之后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历逐渐贬值，学历信号逐渐失灵：另一方面，社会成员仍然积极地追求高学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学历是促进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源的绝对数量有限，因而总是被不平等地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使人们获得不同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社会纵向结构。
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蕴涵着社会流动的动态平衡。
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因素可以分为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
在传统社会中。
先赋性因素。
如家庭出身、政治背景、血缘关系等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先赋性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后致性因素，如教育和文化等的作用逐渐增强。
进步主义教育学派认为，教育通过增加人们的知识和提高人们的技能。
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增强社会的流动性，改善人们的收入，最终实现收入均等和社会平等。
然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了进步主义学派夸大教育作用的理论。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莱纳兹认为，在开放的社会里，教育的任务不是单纯为了增加知识和技能，而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分层起到积极的、干涉的作用。
依据大体上是恰当的和客观的标准对社会成员进行筛选，并且促使社会成员服从筛选过程的结果。
教育之所以能够发挥分配社会资源的作用，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基于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相对公平的社会选择系统，要求相对公平的评价标准。
在近代社会以前，中国属于一种身份社会，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间主要是依据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来分配，由于先赋地位而获得资源并占据某种地位，使社会流动处于一种封闭的结构之中。
独立院校学生思想行为错位问题研究摘要：独立院校学生思想活跃，观念新潮，他们处于经济变革的时期，受诸多的社会因素影响，主要表现为价值观迷茫，行为上无所适从等。
因此，加强对独立院校学生思想行为错位问题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错位思想内在矛盾教育理念一、独立院校学生思想行为现状独立院校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富裕，课外技能素质水平较高，接触面相对较广，创新性强。
独立院校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行为强烈，他们迫切希望能打破传统思维，积极应对压力市场，他们践行时代精神，走在时代前沿，勇于实践。
1.父母代办思想制约学生主动行为独立院校学生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一般，甚至有家长就希望能混个文凭出来，其他的事情，父母都会代办。
这就导致一部分学生思想上放松，认为学与不学都一样，缺乏斗志，行动上消极懈怠。
一部分学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和激烈的竞争环境，感到现实的无奈和无力，开始沉迷虚幻的网络世界。
出现迟到、早退，旷课，或者根本听不进去等现象。
2.逆境中逃避的思想，致使学生沉迷于网络世界独立院校的学生成绩一般处于中游水平，经文理分科，专业特长，一部分呈向上的趋势，另一部分进入大学，可能一落千丈，容易产生极端。
而一直处于顺境的他们，往往选择逃避，开始沉迷于爱情，你侬我侬，色情网页，想入非非，或是虚幻的网络世界，凶杀、赌博性质的游戏，甚至出现模仿“侠客”，来处理现实中遇到的矛盾。
3.缺乏准确自我定位，表现为行动上的投机和行为上的失控独立院校学生正义感十足，但他们在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心里承受能力却相对较差，又缺乏准确的自我定位，容易眼高手低，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
往往希望投机取巧，用非常规的手段和方法去获得利益，容易产生嫉妒，怨恨，导致敏感、抑郁、隐藏的自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
二、独立院校学生思想行为错位原因分析1.教育理念的落后与体制上的弊端独立院校的办学特点，虽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性，可是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界限明确，体制呆板、一味的应试教育，大学仿佛就是复制机器的工厂，很大程度制约了学生的视角和创造性，这都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改变的。
中国本科学历含金量的变化分析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本科生是天之骄子，现在就从历年高考录取率分析中国本科学历的含金量1977年：录取27万，报名人数570万，录取率约4.8%。
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
录取率约6.6%。
1979年：录取28.4万，报考人468.5万，录取率约6.1%。
1980年：录取28万人，报名人333万，录取率约8.4%。
（预选制后，大约只有4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报考本科院校，考生外语成绩按30%计入总分。
考试成绩只通知考生本人，不张贴公布。
取消考生查阅试卷的规定。
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招收自费走读生7000多人。
)1977-1980年间录取率很低，是因为累积了很多文革期间的复读生的缘故，而且当时的中学教学还出于不正常状态，许多考生英语只懂C26个字母和少量的单词，所以考试能力含金量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高，但许多考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特别勤奋吃苦，尤其是77-78级的，深受大学老师们的好评。
1981年：录取28万人，报名人数259万，录取率约10.8%。
(理工农医类加考生物，按30%计入总分。
)1982年：录取32万人，报考人数187万，录取率约17.1%。
1981-1982年间录取率也较低，是因为高中学制延长同龄考生分为2次录取，以及还有延续下来的小部分复读生，可比录取率大约是29%。
估算过程如下：基于83-84级的报考人数估计为170万，85级为176万，估计81-82级的合计可比报考人数为165万。
据本人了解，81-82年的应届生应该占录取人数的80%左右。
那么81-82年的可比录取人数为（28+32）x80%=48万人。
由此，81-82级的可比录取率为48/165=29%，与86级相当。
1983年：录取39万人，报考人数167万，录取率约23.4%。
(这年全国统考时间调整为7月15—17日。
)1984年：录取48万人，报考人数164万，录取率约29.3%。
靠毕业证找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毕业证找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以下几个方面才是求职过程中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学历贬值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获得本科或以上学历。
然而，学历贬值的现象也随之而来。
企业对于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与之对应的却是学历含金量的下降。
一些企业在招聘时更看重应聘者的实际能力和工作经验，而非单纯的学历背景。
因此，把学历当做求职的唯一优势已经不可取了。
二、经验胜于学历相比学历，企业更加注重应聘者的实际工作经验。
在很多职位中，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是求职者获得面试机会的必要条件。
尤其是在一些技术性强的领域，如IT、工程等，企业更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人才。
因此，在求职过程中，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往往比学历更加重要。
三、个人品牌和口碑在信息化的时代，个人品牌和口碑对于求职者来说越来越重要。
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求职者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口碑。
这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对应聘者的认知度，还可以让求职者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个人品牌和口碑的建设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积累，因此，在大学期间就要注重个人品牌的打造和口碑的积累。
四、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也是求职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求职者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而社交能力则可以让求职者在团队合作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工作中，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些能力也决定了求职者在职场中的发展空间。
五、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成为了职场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一个优秀的员工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在求职过程中，展示出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能力，可以让求职者获得更多的青睐。
综上所述，靠毕业证找工作的时代已经过去。
学历贬值的危害演讲稿学历贬值的危害引言：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学历贬值的危害。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但与此同时，学历贬值现象也日益严重。
本次演讲将从就业竞争激烈、人才浪费以及社会不公等方面，详细阐述学历贬值所带来的危害。
一、就业竞争激烈1.1 学历泛滥导致求职者增多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相同或类似的学历背景。
这使得求职市场上出现了大量拥有相同或相似学历的求职者，从而使得就业竞争变得极其激烈。
1.2 学历成为门槛在众多求职者中，用人单位常常将学历作为筛选简历和面试候选人的首要条件。
这种情况下，没有较高学历的求职者往往无法进入面试环节，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二、人才浪费2.1 学历不等于能力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和潜力。
然而，由于学历贬值，用人单位往往只看重求职者的学历背景，而忽视了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
这导致了大量优秀的非高学历人才无法得到应有的机会，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
2.2 教育系统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当前教育系统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忽视了培养学生实际能力和创新精神。
这使得许多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面临困难，无法胜任工作岗位。
这种情况下，即便他们拥有高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也会遭遇到挫折。
三、社会不公3.1 学历歧视现象严重由于学历贬值，用人单位常常根据求职者的学历对待不同。
拥有高学历的求职者往往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待遇，而非高学历者则面临着更多的就业困难和社会歧视。
这种学历歧视现象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3.2 职业发展受限学历贬值导致许多非高学历者在职业发展中受到限制。
一些职位和晋升机会要求具备较高学历，这使得非高学历者无法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地位。
结语：学历贬值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不仅使就业竞争激烈、人才浪费严重，还加剧了社会不公平。
我们应该认识到学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用人单位也应该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
如何看待文凭贬值现象大学扩招导致大学生骤然增加使得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优势不断被削弱。
文凭贬值现象的出现，大学生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其声望值下降。
从民众中的形象中的天之骄子，几年时间就变成了眼高手低干啥啥不行的穷酸秀才。
在大学文凭含金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人们都会不遗余力地争取进入重点学校，学习热门专业，之后去接受更好水平的教育。
大学扩招，一方面能够更广泛扩大受教育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这样提高人口素质，带动经济发展，鼓励学生创业。
文凭不断贬值，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员工时有很大的主动权，非高学历不用。
许多同学只能寄希望于考研来求得预期的“好工作确实，研究生学历曾一度是职场的香饽饽，就像皇帝的女儿从不愁嫁。
但近几年，研究生扩招的规模也在急剧加大。
如今，研究生同样要面对就业难题。
甚至有统计数字表明，研究生的就业率还不及本科生。
于是，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读研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们又何必浪费这几年光阴?我们把文凭看得过于神圣，过于绝对，似乎只要有了文凭就有了一切。
其实我们忽略了学历、文凭并不等于知识；文凭、知识也不等于才能；知识、才能更不等于贡献。
而大众市场要选择的是那些既有知识、有才能又能作贡献的人。
我们有许多人没有上过大学，看学历很低，要文凭没有，可是论对某一方面的了解，包括书本知识，比有大学文凭的人还要多，市场怎么能把这样的人排斥在外呢？只要能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就业机会。
文凭作为身份的象征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文凭是学历的标志单并不是知识多寡的唯一尺度。
天无绝人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尔盖茨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他凭借知识不断提高自己，在软件行业有一番建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使是一直存在的职业，工作内容和职业内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工业化时代的教师，只需要在专业知识上，对学生形成比较优势，就可以胜任这个岗位。
而现在，社会对人的要求已经由具备单一的某种技能，上升为具备复杂的能力，比如判断力、诚信、求知欲、好奇心、创造力、自我激励、首创精神、耐力、热情、交际技能等复杂特征。
东北石油大学 2011 —2012学年第1、2学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实践报告班级：姓名：学号：成绩：关于毕业大学生应选择继续深造还是就业的调查调查对象：大三以及大四的在校大学生调查时间：2011年10月6日—2011年11月4日调查方式：与在校大学生共同探讨了解面对如饥似渴的跨国公司，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面对社会中大批量的本科生。
对于应届的毕业生应该选择继续读研接受更加宽范围的知识领域还是选择步入社会当中去亲身的掌握和积累些就业经验呢？应届毕业生面临深造或者求职的选择时出现的彷徨和焦虑，在大学已成为常态。
此篇论文将针对这一话题展开多方面的利弊分析。
在此我先引用来自第一调查网的一份表格调查，从而了解下大家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根据图表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当代这个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研究生和本科生没有什么差距，能力都差不多，这种想法也是应届大学生选择步入社会从业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花大多的精力与时间和金钱去学习考研所带来的结果会和本科生一样甚至远远不如本科生。
一、就此方面的看法，我可以总结来说一部分应届毕业生选择就业放弃考研的原因一是：认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认可度在社会上持平等观念，自己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在漫长的考研路上。
就这样的看法我将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全面的分析了解下是否研究生在就业上同等于本科生。
根据《网络招聘下北京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与职业发展调研报告》这份智联招聘的调查报告通过网络求职环境下北京地区24所高校22400名毕业生的抽样调研及数据分析，反映了2005届至2007届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职业发展、行业分布、薪酬水平等情况。
据报告的数据显示，北京高校毕业生近三年的初次就业率为80.6%，高于全国毕业生就业率72.1%的平均水平。
北京地区文科学生的就业率略高于理工科学生，本科生就业率略高于研究生就业率，比例分别为81.4%和76.8%。
调查数据显示北京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就业匹配度为54.5%，近三年来北京高校毕业生无工作变迁经历的比例为68.54%。
自考本科含金量低
自考本科含金量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学历认可度低：自考本科的学历认可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这一点在招聘中往往不如普通的全日制本科学历有优势。
2. 知识深度不足：由于自考本科的学习时间较短，课程设置相对简化，导致学到的知识深度不足。
相比之下，普通的全日制本科学历通常有更充足的学习时间和更完整的课程设置，能够提供更深入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支持。
3. 实践经验缺乏：自考本科学生一般都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群，学习时间有限，难以参与大量的实践活动。
而一般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可以在校内积累实践经验，例如实习、实验等，这些经验对于未来就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 学习方式受限：自考本科的学习方式主要以自学为主，相对缺乏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和互动的机会。
而全日制本科学生可以通过课堂讨论、小组项目等方式进行学习和思考，有更多的机会获取同辈和专业人士的指导。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自考本科的含金量。
首先，可以加强与企业合作，提供更多实习机会，使自考本科学生能更好地获取实践经验。
其次，可以加强课程设置，提供更深入的专业知识，尤其是紧跟行业发展热点的课程。
此外，还可以鼓励自考本科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实践锻
炼来提升学习质量和深度。
最后，可以通过建立学科竞赛等活动，鼓励自考本科学生参与，提高学术水平。
总之，提高自考本科的含金量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学历认可度和知识深度等方面，通过改善课程设置、加强实践经验和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来提高学历的含金量。
简述学历贬值的原因
1. 毕业生数量增加，竞争加剧：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职场竞争激烈，从而使得学历对就业带来的优势逐渐降低。
2. 薪酬压缩：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和劳动力供需的变化，许多公司会降低招聘标准，对于高学历的应聘者也不再给予高薪酬，从而使得学历有所贬值。
3. 技能需求越来越多：在现代企业中，拥有高学历已不仅仅是入门的门槛，企业更注重雇员的技能和实践能力。
因此即使拥有高学历的应聘者，如果不能与工作岗位所需的技能和经验相匹配，那么学历也会贬值。
4. 人才浮动：在公司中，晋升和加薪的方式与拥有学历有关。
但是，许多人也会考虑跳槽以获得更高的薪酬和晋升机会。
如果他们的新岗位不需要高学历，那么他们的学历就会贬值。
文凭含金量减少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辛辛苦苦读了四年本科，等到工作却觉得什么都得
从头学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民工家庭不愿让孩子读大学，寒门越来越难出贵子？既然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对日后的
工作并无太大影响，那大学教育还有用吗？
这些问题看似非常之中国式，但事实却是，很多西方国家
都在某些历史阶段，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高等教育与工作职业之间，看似是无比紧密的上下游关系；但无论是很多企业还是求职者，早已不再执着于“专业对口”这样的神话故事了。
不过更奇怪的是，哪怕从业界到教育界，都不再对大学“作为职业培训基地”的可行性抱有幻想，但“教育-职业”的迷思依然犹如宗教信仰一般，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这似乎成了一个比“大学教育究竟有没有用”这一问题本身更难索解的难题。
兰德尔·柯林斯于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
的历史社会学》虽然距今已近40年，但其结论却依然历久
弥新，特别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残酷真相：教育看似增强，但实则却阻碍了社会流动，并借由“政治工作（闲职）-技术
工作”、文化通货等理论概念，捅破了文凭表面光鲜亮丽、内里却不名一文的那层窗户纸，在将近40年前，就回答了那
个困惑我们许久的问题——文凭，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
从技术训练走向文化通货
在柯林斯看来，大学可以提供职业教育所需的必备技能，无疑是大学教育的最大神话：学生们在大学中学习了大量与未来工作无关的知识，而那些所谓“实用”的内容，多半也赶不上工业界、企业界日新月异的发展。
柯林斯所拆解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将学校视作为职场提供“技术管制功能”祛魅。
但是既然学校无法提供真正实用的技术人才，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包括企业）对学校乃至文凭趋之若鹜呢？柯林斯认为，劳动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劳动，比如种地、制造业工人；另一种则是政治劳动，比如投行咨询、或是一般大企业的管理层——前者生产财富，我们经常将其称之为实业；后者分配财富，一般不直接创造价值。
政治劳动因为主管分配，所以其实越来越趋向于“闲职”（sinecure sector）；而随着体力劳动被机械化生产所代替，劳动市场上的“闲职”也越来越多。
文凭则是帮助雇主区分“政治劳动者”与“生产劳动者”的重要手段。
那么，为何要用文凭来区分两者呢？作者通过对医生、律师和建筑师这三类工作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发现文凭所代表的往往不是生产型的技能，而是政治型的“文化通货”——从大趋势上看，任何时代凡是取得较高文凭的人，大多数具有
较好的家庭背景、较为强烈的受教育欲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及足以支撑脱产教育的经济条件。
这些人的属性，完全符合“闲职”的要求。
就这样，文凭帮助雇主在雇佣“闲职”人员时进行区分。
比如，投行的工作并非
要求雇员精通经济学或金融——顶级投行往往更倾向于家
世良好、名校毕业的学生，因为这意味着学生（及其父母）较广的关系网，也有利于企业对外的整体形象——这些内容，招聘者往往很难直接问出口，或是提问的时间成本太高；而一张文凭往往就能解答所有此类问题。
这种社会建构下的文凭，其实代表了一种“文化通货”。
“文化通货”虽然叫“通货”，但并不是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货币——往好的方面可以理解成“腹有诗书气自华”，往坏
的方面或许就是金钱的“文化”外衣。
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
往往更有意愿，也更有余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资。
这些孩子上得起补习班，学得起钢琴课，父母更愿意他们能读大学，而不是希望他们在初中或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挣钱，哪怕父母也知道如今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天之骄子”，但他们还是希望把孩子们送入大学——因为最高学历将会决定孩子日后更可能是从事“生产工作”还是“政治工作”——文凭，就是这种文化通货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一个人家庭背景的最直接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高等教育不仅没有像其一直所宣扬的
那样，促进社会流动，给予家贫者以摆脱其本身社会阶层的契机。
相反，一旦学校-职场这架机器进入正式运转中之后，文凭越来越会变成阻碍社会流动的堤坝——因为与文凭更
相关的，往往不是实际的能力与技术，而是教育资源的倾斜、父母家庭的背景……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十年来“寒门难出贵子”“新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重要原因。
教育社会学脉络中的柯林斯
柯林斯的《文凭社会》看似论证惊世骇俗，结论耸人听闻，但其背后有深刻的学理脉络。
首先，本书所诞生的上世纪70年代，正是帕森斯所主导的“功能论”在北美社会学界节节败退之时。
在哈佛大学，对这
种具有意识形态调和色彩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简直成了某种社会学的政治正确。
而柯林斯此书，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诞生的：社会学家不再把教育视为某种社会功能的组成部分，而是将之放在阶级冲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
所以，在柯林斯看来，文凭所代表的高等教育，不仅无法提供社会流动，无法为企业提供在技术层面上的有用人才；相反它成了利益阶层手中的工具，完全且彻底、但又无比义正辞严地将无力负担高成本教育的人群拒之门外。
其次，《文凭社会》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重要影响。
彼时，布尔迪厄与帕斯隆的《再生产：教育、社会、文化》（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刚于1977年推出英译本；虽然其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概念要到上世纪80年代才渐趋成熟，但其核心理念已然显露无疑。
柯林斯的“文化通货”无疑深受法国理论启发（柯林斯也把布尔迪厄的《继承人》和《再生产》两书列入参考文献）。
此外，《再生产》中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当权者更倾向于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而非“物理暴力”（physical violence）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与柯林斯的政治劳动、生产劳动的概念划分高度相似，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文凭理解成布尔迪厄“符号暴力”的一种另类形式。
从更加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自鲍尔斯和金提斯1976
年出版《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之后，北美学界的批判教育社会学开始崛起。
《文凭社会》也是在这一波浪潮之中崭露头角。
柯林斯在本书之后，转向微观社会学、冲突社会学，之后更是提出旨在打通社会学微观宏观壁垒的“互动仪式链”，其研究重心从教育社会学上转移。
但当《文凭社会》出版20多年后，《教育社会学手册》（2000）和《智识城市的未来：变革中的美国大学》（2002）等书计划出版时，两书主编全都邀请了已经告别教育社会学多年的柯林斯，来重新撰写关于教育比较历史视角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文章，由
此也可见柯林斯《文凭社会》一书在教育社会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柯林斯并未完全否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他在本书第一章就强调，初级教育（如扫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显著。
这与之后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所认为的“教育等因素并不能导致经济增长，教育就是经济增长本身”不谋而合。
虽然分属不同学科，各自的学科脉络也完全不同，但两位优秀的学者却从关联议题的不同角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对我们的启示
“中产焦虑”是近年来最为热门的话题，而教育则无疑是中产焦虑的重灾区。
教育投资从学钢琴、学芭蕾、学高尔夫，到一掷千金购置学区房，学校从面试学生发展到面试家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幼儿园入园排队抢号、小学入学求人送礼……
这些种种社会怪现象看起来相当荒谬，但如果以文化通货的视角来看，却又异常合理。
对中产家庭来说，教育的战争是一场“不参与，即出局”的多轮博弈——他们无法像贫困家庭那样因“力不从心”而“自暴自弃”，但也无法像钟鸣鼎食之家那样“花得起”“输得起”。
中产家庭时刻要面临阶级滑落的心理
危机，只能通过对于文化通货的投资，来保证孩子取得一纸文凭，得以在高度竞争的社会中不要掉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本，来尽量撬动孩子教育上的文化杠杆，换取最划算的文化通货，让孩子在“政治职位”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文凭社会，也与美国类似，走向了“文凭通货膨胀”的极端——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学士一操场——学历的通货膨胀，已然带来了文化通货的泡沫破碎，博士、硕士的含金量大大贬值，这也逆向助长了很多扭曲的学术行为（如抄袭、注水），同时也使得教育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每况愈下。
虽然很多人文教授不得不祭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文科）无用之有用”——但很可惜，如果高等教育只能仰仗这种名为反功利主义、实为保住饭碗的防御性言辞来维系自身尊严的话，那无疑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虚无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