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王艮儒学思想平民化特色初探》篇一一、引言王艮，作为儒学的重要传承者，其思想不仅继承了儒学的传统精髓，更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和活力。
其儒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色。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王艮儒学思想的平民化特色，分析其思想内核与历史背景，以期为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提供参考。
二、王艮儒学思想的历史背景王艮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
在这一背景下，王艮儒学思想应运而生。
他致力于将儒学思想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提出一系列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思想主张。
其儒学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和思考。
三、王艮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1. 民本思想：王艮认为，民为邦本，国家治理应以民为本。
他强调君王应以民心为依归，关注民生疾苦，以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2. 注重教育：王艮认为教育是提高人民素质、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他主张普及教育，使人民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素质。
3. 道德伦理：王艮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是社会的基石。
他提出一系列道德规范，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四、王艮儒学思想的平民化特色1. 关注民生：王艮的儒学思想紧密关注民生问题，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关注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他的思想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旨在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
2. 普及教育：王艮主张普及教育，使人民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一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教育限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
3. 通俗易懂：王艮的儒学思想表达清晰、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
他的思想主张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人们能够轻松理解其内涵。
五、王艮儒学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王艮的儒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民本思想、教育理念和道德伦理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同时，他的思想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王艮的民本思想提醒我们关注民生问题，以民心为依归，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平时作业三一、名词解释1.周公：周公，名旦，是周武王之弟。
周武王去世之后，成王继位，因成王年纪尚小，无力治国，即由他的叔叔周公辅政。
周公主持政务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政局，巩固统治。
他平定了殷商残余势力发动的“三监之乱”，又大规模地分封诸侯，以加强对各地区的控制。
据史载，周公还制礼作乐，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制度。
这些举措为西周王朝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周公的政治思想以注重调节为特色，他吸取了商亡的教训，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重大的修正。
他敬天尊王，又指出天命的赋予不是固定不变的，君德和民情在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成功地论证了朝代更替的合理性。
同时，周公又将注意力转向现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提出了明德、保民、慎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2.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是孔子。
他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整理并编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这些典籍后来成为儒家经典，被称为“六经”。
孔子提出了系统的政治学说，创建了儒家学派，并成为儒学的祖师。
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孔子外，还有孟子、荀子。
儒家学派的主要特点有三：第一，祖述尧、舜，宪章汤、武，尊崇先王之道。
第二，崇尚礼义即尊卑上下等级秩序，重视伦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
政策原则倾向于人治、德政。
第三，尊崇孔子。
无论儒家中的哪一个支派，都尊奉孔子为祖师。
3.法家学派：法家学派兴盛于战国时代，代表人物有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等。
法家学派具有比较鲜明的派别意识，他们在理论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主要是：第一，注重运用国家强制力来治理国家，建立统治秩序。
法、术、势理论正是这种政治理念的系统表达。
第二，极力主张君主专制，明确提出君主的权力和利益具有至上性。
第三，以耕、战政策作为富国强兵的主要途径。
4.贾谊：贾谊，洛阳（今属河南）人，西汉著名文学家、政论家。
他是西汉初年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
他18岁时就以文学才华闻名于郡中。
20岁时，经人推荐，被汉文帝招为博士。
左派王学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中的左派嘉靖、万历年间，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成为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
“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
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
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
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
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
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
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李贽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他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认为穿衣吃饭的问题即可说明，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
“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字汝止，号心斋。
他家境贫寒，只上过3年学，后跟随父兄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
靠刻苦自学，王艮终于成为一名儒学大家，并形成了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谈解的平民学风。
王艮原来叫王银，据说王艮在拜王守仁为师时，王守仁认为他有些高傲，个性太强。
为了使王银今后能谦虚谨慎，注意克制自己，就把他的名字“银”，改成了一个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从此就叫王艮。
王艮38岁那年，他从别人处了解到王守仁的思想，便去南昌找这位心学大师请教。
结果，一番问对，王艮被王守仁的理论所折服，只好拜师称徒。
可回头一想，王守仁的思想中也有与己不合之处，便后悔了。
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1）。
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
一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
他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之家，是由经商（贩盐）致富而治学的布衣儒者。
他27至37岁，自学10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38—46岁，他师事王阳明。
王艮从学王阳明期间，他们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以至王艮“时时不满其师说”（2），“往往驾师说之上”（3）。
嘉靖八年（1529），王艮在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4）。
此后，他定居于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从政治思想上看，王艮最具新意和特色的是提倡“百姓日用之学”。
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是“道”的中心内容，也是检验“道”的标准。
“圣人之道”亦频以“百姓日用”为旨归。
他说：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5）这样，王艮便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将“凡”与“圣”沟通了起来。
王艮早年长期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摆脱贫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质条件。
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虽亦有道德精神的内涵，但更蕴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
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
人有困于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
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6）。
基于这种认识，王艮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活动都纳入“百姓日用之学”中，如他不反对贫而仕，甚至认为举业也未可尽非。
说：“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
有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
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学者批摘举业之学，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
目录引言（绪论） (1)一、王艮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2)二、王艮思想的主要内容 (3)（一）实用主义----百姓日用即道 (3)（二）肯定人性，提倡个性解放 (3)（三）安身立本，肯定人的生存价值 (4)（四）以“天下人治天下”的人民参政的政治思想 (4)三、王艮思想的评价 (5)结论 (8)参考文献 (9)致谢 (10)引言（绪论）作为一代平民出身的学者，王艮虽曾师承王守仁，却没有被王学的思想所束缚，而是对其积极因素进行了发挥。
他从王守仁的不分贵贱亦可“致良知”出发，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等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在理论形态上沿袭儒学的传统命题。
但实际内容却与儒学正宗相背离，形成了新的儒学思想，为以后的早期思想启蒙运动指出了方向。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儒学的发展史走向了一个微妙期。
王艮的新儒学思想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王艮的这一思想展现了很独特的味道，不同于以往的其他儒学大家的思想，他是借着儒家的外壳替新兴的经济力量说话，与当时的西方启蒙思想遥相呼应，成为了思想界的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一、王艮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传统的农耕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开始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孕育萌芽。
其中以城市手工业者，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
具有近代意味的是，新的社会力量同传统的社会力量开始发生摩擦，中国社会在其固有矛盾加剧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矛盾。
社会存在的变化，呼唤着新的社会意识。
传统的儒家理论体系不能满足这个新兴阶层的需要，并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但是儒家的正统地位过于牢固，于是儒家思想他们的改造下有了新的面目，并且开了儒学转型的先河。
这其中以王艮的新思想为先导，带来了小生产者的思想崛起。
王艮生活在当时经济最早萌芽的地区，并且生活在社会下层，能够深切体会人民所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而且，他所读经书不多，其治学方法主要“以经悟道”，“以道释经”。
民间儒者——王艮靳晓东【摘要】儒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政治儒者和民间儒者。
顾名思义，政治儒者是指那些辅助君侯将相依靠政治力量推行儒家治平思想的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再加之科举制的推动，政治儒者数不胜数。
与此相对，在民间也有一些终生不仕，但却乐于传道推行德化的人，阳明先生的弟子王艮就是典型例子。
【期刊名称】《华夏文化》【年(卷),期】2012(000)002【总页数】2页(P59-60)【关键词】儒者;民间;王艮;政治力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科举制【作者】靳晓东【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22儒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政治儒者和民间儒者。
顾名思义，政治儒者是指那些辅助君侯将相依靠政治力量推行儒家治平思想的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再加之科举制的推动，政治儒者数不胜数。
与此相对，在民间也有一些终生不仕，但却乐于传道推行德化的人，阳明先生的弟子王艮就是典型例子。
阳明先生是一代大儒，心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他去世后，其徒分散四方，设立书院，举行会讲，招收学生，以讲学实践传播师说，王学遂风行海内，成为明代中晚期思想界的主流。
在这一过程中，王艮和王畿贡献最大，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
”“泰州”即是指王艮及其创立的泰州学派，这段话既肯定了其对传播阳明学说的重要贡献，同时也说明王艮的思想并未拘泥于师说，而是在继承阳明学的基础上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
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论》中说:“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心斋，是阳明门下最奇特的一个人物。
”王艮38岁时才拜阳明先生为师，之前就已有自己的一套思想理论，即使拜于阳明门下也“时时不满其说”，经常与其师相互辩论，阳明先生很赞赏他“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的态度，故将其名改为“艮”，又取《易·艮卦》“艮，止也”之义，命其字为汝止。
何心隐的思想主张有哪些中国明代思想家何心隐简介本文导读：何心隐思想仍然属于儒家范畴，他认为人为天地之心，心是太极，心即是理。
主张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
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
著作多散佚，今有中华书局版《何心隐集》。
学派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三十岁以前，他和当时一般读书人一样，走的是科举道路，以后才跟颜山农学“心斋(王艮)立本之旨”，成为泰州学派的再传弟子。
黄宗羲说，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
”(《明儒学案》卷三二)他们在当时表现了惊人的叛逆精神。
但何心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当幕僚，先后在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江西等地讲学，学生很多，传人却极少。
万历七年(一五七九)，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杀害。
临刑那一天，“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
”(李贽《何心隐论》，《焚书》卷三)他的被害和李贽一样，是明代思想史上轰动一时的冤案!思想何心隐为理学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称之为“异端”。
何心隐曾在家乡江西永丰试行过一套乌托邦，“构萃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
”(《明儒学案》卷三二)与他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只写在纸上，何心隐的萃和堂却已建在地上，行动上早已领先了，可惜思想上却还停留在中世纪封建的框架中。
萃和堂是依据《大学》“修齐治平”的理论建构的，它和那些数世同堂、合族而居的大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说在它的内部多少有点平等的意味，那也不过是把封建宗法关系给田园化了。
它对明代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然有对照、批判作用，但并没有扯断封建的脐带，“齐家”的目的还是想“治国”。
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曾指出民粹派乌托邦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它可以是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参见《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352页)。
王艮、何心隐世俗化的儒学政治思想王艮及其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色，在于其以阳明心学为契机，将儒学由庙堂之学变而为民间之学、由经院之学变而为大众之学（1）。
兹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对王艮、何心隐的世俗化儒学思想予以论析。
一王艮（1483—1541）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
他出生于黄海之滨一个世代灶户之家，是由经商（贩盐）致富而治学的布衣儒者。
他27至37岁，自学10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38—46岁，他师事王阳明。
王艮从学王阳明期间，他们师生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始终未能消除，以至王艮“时时不满其师说”（2），“往往驾师说之上”（3）。
嘉靖八年（1529），王艮在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4）。
此后，他定居于家乡，开门授徒，“自立门户”，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从政治思想上看，王艮最具新意和特色的是提倡“百姓日用之学”。
在王艮看来，“百姓日用”是“道”的中心内容，也是检验“道”的标准。
“圣人之道”亦频以“百姓日用”为旨归。
他说：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
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
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
（5）这样，王艮便以其“百姓日用之学”将“凡”与“圣”沟通了起来。
王艮早年长期贫穷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摆脱贫困是“尊身立本”必要的物质条件。
所以，他的“百姓日用之学”虽亦有道德精神的内涵，但更蕴含了人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
他说：“即事是学，即事是道。
人有困于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
夫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6）。
基于这种认识，王艮把理学家视为“人欲”的许多活动都纳入“百姓日用之学”中，如他不反对贫而仕，甚至认为举业也未可尽非。
说：“知此学，则出处进退各有其道。
有为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
有为贫而仕者；为贫而仕，在于尽职，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学者批摘举业之学，正与曾点不取三子之意同。
举业何可尽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7）。
他更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修养方法，“以日用见在指点良知”，结合现实社会生活去启发人们认识自我固有的价值，做到自尊自信、自由自在，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使心体永远保持活泼愉悦的状态。
这使他的思想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后学对之予以进一步发展，而使儒学更加世俗化，如何心隐以“物欲”为人的自然本性，李贽倡言“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8）。
这种思想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遭到正宗儒家学者的排斥和抨击，顾宪成即曾指出：“（何）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9）。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还包含发展平民文化教育，提高普通民众精神生活水平的要求。
王艮认为：“夫良知即性，性焉安焉之谓圣；知不善之动，而复焉执焉之谓贤。
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以先知觉后知’。
一知一觉，无余蕴矣。
此孔子学不厌而教不诲，合内外之道也”（10）。
“圣人”的责任就在于“以先知觉后知”，使“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11），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社会理想。
王艮终其一生始终以“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2）作为讲学传道的宗旨。
他的学生中，虽也有象徐樾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乃陶匠等。
这种百姓日用之学，显然同讲求经典的正宗儒学大异其趣。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打破“经生文士”垄断文化学术的意义。
王艮与王阳明在思想体系上有同有异。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世俗化。
他的某些观念经过一定改铸后，可以被不同政治倾向的思想家所利用，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何心隐、李贽等就是在王艮学说影响下向“异端”发展的。
但在基本政治价值观上，王艮与王阳明并无根本分歧。
在王艮的思想体系中，“圣人之道”和“百姓日用之道”是同一的，道、中、良知、性是同一概念，所谓“百姓日用之学”或“百姓日用之道”，无非是着重强调平民百姓也有天赋良知，即“良知天性，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而措之耳”（13）。
这不仅和王阳明的观点几无区别，而且同鼓吹“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孟学派亦无原则差异。
“百姓日用之学”的社会政治内涵仍然是宗法化的社会——政治伦理。
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凡不符合宗法伦理的，就不是“良知”或“道”；至于“愚夫愚妇”若“伤风败俗”、“贼君弃父”，就更不是“道”了。
王艮谓：“穷乡下邑，愚夫愚妇，又安知所以为学？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14）。
王栋对之解释得更为明晰：“君子谓‘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时顺应，不萌私智者言之。
”在百姓是，能与之“冥然暗合”的几率并不高，且往往转眼间，“忽入禽兽之域而不自知也。
故与道合才什一，而背于道者恒什九矣”（15）。
这大体是符合其师之旨的。
二何心隐（1517—1579年），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今江西吉安）人，著作传世颇多，今有容肇祖先生汇编《何心隐集》（16）。
何心隐嫉恶如仇，富有个性。
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西省试，高中榜首。
他仰慕王艮“良知之学”，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钧，从此不图科举。
三十八年（1559），因写信讥讽邑令强征赋外之税，身陷囹圄，经友人营救获释。
翌年北上京师，积极参与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招致权贵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
万历年间，张居正禁毁私学。
何心隐特撰《原学原讲》，与之针锋相对，力倡“必学必讲”，并“讥切时弊”，指斥张居正专政，遂被权贵诬为“妖人”、“奸犯”，遭到缉捕，惨死狱中。
何心隐的思想深受王艮、颜钧等人的影响。
颜钧（1504—1596年），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江西永新人。
他师事王艮高足徐樾，并曾聆教于王艮，是泰州学派的重要传人。
他盛赞王阳明、王艮，谓：“我朝天道中兴，阳明唤醒良知，开人心目，功同东日之启。
继承心斋，洞发乐学，丕振大成”（17），又超越理学道统，自命为孔子的正宗传人。
颜钧继承发扬泰州学派传统，大力推动儒学的世俗化，在理论上进一步发挥心学的“御史造命”、“自我主宰”、“人人君子”的思想因素，提倡人们在“内在良知”上的平等（18）。
何心隐沿着这种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以“师友”说论证君臣父子、士农工商在道德人格上的平等。
这类思想在儒学主流派看来实属“小人之无忌惮”，黄宗羲也认为泰州学派“传自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9）何心隐从“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应过分强调亲疏贵贱这分或上下尊卑之别。
他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
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
”“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
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
”（20）在他看来，“亲亲”、“尊贤”固然重要，但“亲亲”不能只限于亲自己的亲人，而应亲所有的人，才“足以象仁”；“尊贤”也不能只限于君臣，而应尊敬所有的人，才能“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足以象义”。
总之，做到“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21），即以“亲亲”、“尊贤”为起点，达到彼我无间、人己一体，这就是何心隐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
依据这种思想，何心隐对传统的“五伦”关系进行了新的排列。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交而友”、“相友而师”，故而“五伦”中唯有师友一伦符合平等之义，是最高层次的社会道德关系。
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非不交也”，但因受到血缘或政治、经济因素的干扰，“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22），均非平等交往，实践范围亦过于狭小，属于“小乎其交者也”（23）。
他主张以师友之道统率人际关系，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融入师友关系，各类人都平等地相交相处、相亲相爱。
他说，“臣民亦君也。
君者，均也；君者，群也。
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
一身，则心为君也。
君呈象于四体百骸，则元首为君也”（24）。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25），“君臣友朋，相为表里”（26）。
所以，李贽评论何心隐道：“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27）。
这显然对传统的伦理道备观及其所维系的等级森严的社会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冲击作用。
何心隐进而在《答作主》一文中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士、农、工、商、贾应该是相互平等的。
农、工、商、贾都可以为士、作圣贤。
在道义面前，社会地位低下的农、工、商、贾遂被提高到与士、圣贤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种思想，是依据王艮“万物一体”、“体用一源”论以及颜钧强调“自我”的思想而推导出来的，但何心隐比王、颜更进了一步。
王艮、颜钧只是在理论上强调了主体精神及其能动作用。
何心隐则不仅仅在理论上予以论证，而且明确提出农、工、商、贾要想真正取得与士、圣贤相平等的地位，就应“不凭人之议，不凭人之求”（28），自己去斗争、去争取。
倘若自己“狃于小”而不去斗争，则不仅得不到平等，甚至还会招致殒身之祸。
他说：“如身在农、在工、在商，身在卑也，不保，未有不殒其身者也”（29）。
因此，何心隐呼吁农、工、商、贾等为维护自身生存权利，争取自身社会地位而抗争。
他强调指出：“农工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商贾；商贾欲主于自主，而不得不主于士”，并认为只要敢于抗争、勇于“自主”，农工便可超而为商贾、商贾便可超而为士、士便可超而为圣贤，这是“必实超之而实为之”（30）。
自孔子以来的历代儒家无不讲求“仁爱”，何心隐的思想无疑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
他承继先儒推己及人的“仁”论，更发展王艮“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31）的思想，把亲亲、尊贤扩展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并进而凸显“师友”一伦在人际道德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把儒家“仁”论从一个方面推向极致。
这显然是对当时日趋绝对化的专制王权、森严的礼制和程朱理学的伦理观的批判、冲击乃至对抗，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但是，何心隐并没有完全否定君臣、父子等人伦——社会关系的政治价值。
兹可从以下三端予以考察：其一，何心隐的所谓平等，主要是指人性的平等、道德人格的平等，即将人们在“道”面前的平等。
但事实上，人们在“道”面前又是有差异的。
他以“道”为维系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并认为治学与行道是维护朋友之道的基本途径。
他说：“师非道也，道非师不帱，师非学也，学非师不约。
不帱不约则不交”。
又说：“师也，至善也。
非道而尽道，道之至也；非学而尽学，学之至也”（32）。
这样，就“仁则人心”而言，人们的道德本质同一，任何人在道德追求面前都是平等的，故互为“朋友”关系；而若就“尽道”与否而言，则人们有尽与不尽、至与不至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