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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东汉与羌的战争史上东汉帝国西北边疆百年战争导语：东汉建武六年(30年)至东汉末(公元185年)，东汉与羌族诸种在西北地区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民族战争。
羌族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
秦东汉建武六年(30年)至东汉末(公元185年)，东汉与羌族诸种在西北地区进行的一场长期的民族战争。
羌族是中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
秦汉时已进入奴隶社会。
分布在湟水流域及甘南、川西和青藏高原地区，以游牧为主，也从事农业。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种落繁多，无相统一。
互相劫掠，以力为雄。
汉初，湟中诸羌臣服于匈奴。
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降河西休屠王、浑邪王，西逐诸羌。
武帝建河西四郡及金城郡，以隔断羌与匈奴的联系。
其后羌人数反，汉平之。
羌遂徙依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朵海)。
王莽辅政，贿诸羌豪献西海、盐池，建西海郡。
王莽败亡，羌人复据西海、盐池，并不断入居塞内。
东汉初年，隗嚣割据陇西，乃就慰纳，领兵以拒汉。
至建武九年(33年)，凉州尽为羌人聚居，遂置护羌校尉，管理羌人事务。
十年，先零羌与诸种掳掠金城(郡治允吾，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湟水南岸)、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中郎将来歙等破之。
十一年，羌复掠临洮(今甘肃岷县)，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
置其众于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西)、陇西、扶风(郡治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东汉末移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南佐村)三郡。
次年，武都(郡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50里)参狼羌反，援复平之。
中元元年(56年)，参狼羌又反，杀掠吏人，寻复平定。
时烧当羌居大、小榆谷(今青海贵德县黄河南岸)，势力转盛。
二年秋，其豪滇吾与其弟滇岸率步骑5000攻陇西塞，塞内羌均起兵响应。
先后击败陇西太守刘盱、谒者张鸿，官军死近2000人。
生活常识分享。
西羌内迁与东汉陇右势力的兴衰
王莽篡汉,中原渐趋离乱。
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于并凉各郡。
新莽政权覆灭后,更多羌人内徙与汉人杂处。
东汉建立,试图重新控制河湟,汉羌矛盾激化,双方陷入常年战争。
战火所及,稼禾被刈,人民备受摧残,遂致并凉残破,陇道断绝,西域交通被迫中断。
东汉拉拢河陇豪族镇压西羌,使这些豪族地主势力迅速膨胀,享有种种特权,威行郡县,权震朝纲。
安帝永初后,统治集团日趋腐朽,依恃羌胡兵作为资本的陇右豪族势力更为扩张,地方割据因素迅速滋长。
汉末,随着党锢之争更加激烈、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三国雏形渐趋完善,东汉随之灭亡。
2008年3月第18卷 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China ’s Borderland History and G eography Studies Mar 12008Vol 118No 11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王 伟 东汉治羌政策是汉代治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回顾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东汉治羌政策是在“大一统”和“民族可以变化”的民族思想指导下,结合羌人分布广、种类多、好内斗、会农耕等特点制定的,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且当时又无他法可行,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关键词 东汉 西羌 治理政策作者王伟,1978年生,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地址:云南省大理市下关万花路,邮编671000。
东汉一代,一方面羌族势力浸盛,常常劫掠边陲,进犯中原;另一方面,汉王朝本着“大一统”的思想,着力加强对羌人的控制,致使羌汉矛盾日益加深,羌汉战争频频爆发。
双方战争自建武十年(34)先零羌入寇开始,到中平元年(184)融入黄巾大起义的洪流之中,持续150余年。
东汉王朝被弄得“五州残破,六郡削迹。
周围千里,野无孑遗”,①最终导致了“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②局面的出现。
基于此,处理羌族事务成为关乎国家治乱兴衰的头等大事,史学界将研究的目光也集中在东汉羌族问题上。
一、史学界关于东汉治羌政策研究(一)东汉治羌政策专论对于东汉治羌政策,与羌族相关的论著多有涉及。
王钟瀚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史》一书认为:“东汉对羌人,一方面实行镇压政策;另一方面强迫迁徙,以分散其力量。
”③此外,江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④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⑤木芹《两汉民族关系①②③④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王钟瀚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王符:《潜夫论・实边》。
史》、①杨建新和马曼丽共同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②马长寿先生遗著《氐与羌》、③冉光荣等著《羌族史》、④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⑤等论著都直接或间接地就东汉治羌政策做了归纳和总结。
三平羌乱简介、经过、历史意义以及影响三平羌乱（东汉）——打死老虎累死牛，汉羌百年战争，直接拖垮了东汉帝国战争概述：东汉王朝在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化，对边塞少数民族采取高压政策，引发了与羌人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在“屠夫”段颎的镇压下，第三次大规模羌人抗汉战争结束。
羌患是东汉帝国最大的边患。
将帅星数：★零章马贤段颎皇甫规精彩星数：政治影响星数：★★综合星数：4★战争类型：好战——一场原本不用“赢”的战争。
战争深度解析：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
——东汉民谣汉安帝二年（143年）九月，东汉帝国的西北部，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一百八十多场地震。
对于长期处在战争泥潭中的汉、羌百姓来说，人祸之后，又迎来了无情的天灾。
在天灾面前，双方或许都感觉到了人力在自然面前的渺小。
建康元年（144年）元月，汉顺帝刘保下诏，将汉廷对羌的策略由战改为抚。
羌人对东汉帝国的第二次大规模反抗战争也渐渐趋于平息。
但汉、羌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解决。
四年后，汉、羌之间的第三次大规模战争又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来得比前两次更加猛烈。
羌患，成为了东汉帝国最深的政治泥潭，陷入而不能自拔。
羌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关于他们的先祖，有的史料记载为三苗（也有一说为炎帝），而在我国目前发现的甲骨文资料中，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就是“羌”字，证明了这个民族历史的悠久。
夏商时期，羌人大致活在甘肃省大部和陕西西部、山西南部及河南西北一带，是商王朝时期比较兴旺的方国。
武王伐纣，部分羌人就参加了武王姬发的联军。
秦汉时，羌人已经发展成众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有先零、烧当、卑湳、卑禾、婼、参狼、钟等。
在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汉阳（天水）、金城（兰州）、安定、北地、陇西五郡羌族人口达259990户、1001802人，并逐步内迁，成为西北最具影响的少数民族。
内容摘要羌族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时期，随着羌族内迁和中原王朝向羌地的扩展，汉（王朝）与羌族的关系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民族史料与民族学理论相结合，使文献记载与考古、简牍材料相印证，从羌族内迁、两汉王朝对羌族的管理以及羌族的反抗斗争等三个方面，概述和分析了两汉王朝与羌族关系的冲突与调适，并探讨两汉王朝对羌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以究中国古代民族政策和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两汉王朝羌族关系内迁管理起义知识水坝@damdoc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Ｑｉａｎｇ’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ｐｌａｙｅｄａｎｒｏｌ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ｐｅｒｉｏ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ｏｖ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ｇ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ｌａｉｎｓＷａ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Ｑｉａｎｇｏｆ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ａｎｇ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ｌ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Ｔｈｉｓｔｅｘ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ｗｉｔｈ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ｏｒ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ｆｏｒｅｆａｔｈｅｒ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ｃｏｒ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ｔ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ｗｏｏｄｅｎｔａｂｌｅｔｏｒｓｌｉｐｆｏ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ｖ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ｆｒｏｍＱ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ｔｈｒｅ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ａｓ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ｏｆＱｉａｎｇｔｏＱｉａｎｇ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ｅｔｃ．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ｕｍｕｐ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Ｑｉａｎ９１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ｒｉｇｈｔｌｙ．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Ｑｉａｎｇ’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ｕｒ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ａｎｃｉ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ｏｎｅｔｈｎ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ｇｅｔｕｐｔｏ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ｉｎｌａｔｅｒａｇｅ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Ｑｉ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Ｍｏｖｅ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Ｕｐｒｉｓｉｎｇdamdoc为您倾心整理(小店)(QQ@2218108823)damdoc为您倾心整理(小店)(QQ@2218108823)王力：曲汉：ｔ朝与羌族关系研究的《关于东汉时期羌汉战争的性质——与张大可同志商榷》（青海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１期）则对张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东汉前期的羌汉冲突中以羌人缘边侵扰抢劫性质居多，而安帝以后的羌汉战争完全可以用“起义”来概括。
东汉与羌的战争东汉与西羌的战争，又称羌战。
历时百年，中国东汉与河西走廊西部的西羌部落断断续续进行的百余年的战争。
由于西羌的内迁，和河西走廊、陇西当地的汉朝人时常发生冲突。
加之，西北的地方官多数都残酷苛暴，导致西羌反抗此起彼伏，西羌人屠杀汉朝人，汉朝军队也屠杀西羌人，西羌人在东汉取代了匈奴成为汉朝第一外患。
背景汉宣帝时代赵充国就对屡次侵犯边郡的先零羌进行就地打击。
汉光武帝时代的马援亦是如此。
本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大允谷（今青海省贵德）的烧当羌，其首领滇良联合其他诸羌，击败了先零羌，夺得了大榆中地。
烧当羌因此开始强大，在新莽末年、更始帝、隗嚣时期，不断侵入边郡，甚至深入内地。
滇良死后，儿子滇吾继立。
滇吾继位后，该部落日趋强盛。
烧当之乱57年秋，滇吾率部入侵陇西郡，在允街击败陇西郡太守刘盱。
原来在陇西郡为汉朝守卫边疆的西羌人全部反汉。
刚刚即位的汉明帝诏命谒者张鸿率兵讨伐西羌人。
张鸿在允吾县被打败，全军覆没。
十一月，汉明帝又派中郎将窦固与捕虏将军马武率领四万兵众讨伐西羌人。
58年七月，马武等打败烧当羌，其他造反的羌人部落悉数投降或者逃散。
滇吾第二年投降，亲自朝见汉明帝，护羌校尉窦林将滇吾译成滇吾、滇岸两名，说当初是滇吾与他弟弟滇岸率部入侵陇西郡，称两豪归降。
汉明帝得知实情后，将他免官。
滇吾死后，其子东吾、迷吾继立。
77年，安夷县（今青海省乐都），有个官吏强抢西羌人妇女为妻，被那个妇女的丈夫所杀。
安夷县长宗延追捕凶手，直至塞外。
该部落的羌人害怕受罚，就一起杀掉宗延，联合勒姐、吾良两个部落叛变。
于是，迷吾便率各部一同造反，击败金城郡太守郝崇。
汉章帝命武威郡太守傅育为护羌校尉。
迷吾联合封养部落共五万余人，进攻陇西郡、汉阳郡。
八月，汉章帝派行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手，共三万人，讨伐西羌人。
马防等人的部队在冀县（今甘肃省天水）时，大败西羌人，斩俘四千余人，于是临洮解围。
民意操控、皇权危机与党锢之祸作者：冯渝杰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03期关键词风俗谣言隐逸天命民意汉代皇权党锢之祸作为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有名党争，不仅是东汉以降士人反复言说讨论的对象，也是现代学术聚焦研究的重要问题。
有关东汉党祸的起因，范晔《后汉书》记载说，术士牢修因怀恨河南尹李膺案杀其师张成之事，“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仔细分辨，这段看似因果逻辑清晰的记述实则充满了疑问：牢修之言究竟是否为捕风捉影的“诬告”？“党人”的罪名是否有依？天子震怒的原因，究竟是对“诬告”之言信以为真，抑或仅是其欲加之罪的因势发作？前贤的讨论从不同角度、程度不一地证成了党祸确非桓帝轻信盲从宦者诬言，而是其本人借题发挥的结果。
这些论说在重新审视党锢之祸史实基础的同时，也考察了汉末的制度、文化生态，给人以重要启发。
然而看似题无剩义的问题背后，尚存些许未能完全说透的疑难：士人更相驱驰的条件是什么、共为部党的基础为何？如何切实理解谣言在党祸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其主导权何以为士人所握？疑乱风俗何指？紧随“诬告”而至的天子震怒与大兴党禁，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目的，又主要针对党人的何种行为？基于这些疑问，本文希望跳出具体的政治事件归因或单纯的集团斗争式的分析模式，拟将“党锢之祸”置入广义且更深层的皇权合法性构成及其运作场域中予以考察，以“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的罪名解析为中心，检视士人如何通过主导地方至中央谣语传播的方式操控民意，由此凸显、加剧皇权合法性与地方风俗、民众意愿的深层紧张关系，最终引發皇权危机、酿成党祸的历史过程。
法律严密、朝野井然有序、制度理性高扬的秦帝国，却在短短的十五年之后，便于陈胜、吴广率先发起并陆续得到响应的反抗运动中，迅速瓦解了。
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现实，给继踵其后的汉帝国传递了无比宝贵的试错经验：帝国的生命仅靠刚性的制度管控，终究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统一帝国秩序之长存，尚需人心的归服与认同。
《世界军事战争史-079》东汉与羌人的战争东汉与羌人的战争羌人又称为西戎，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共有150个部落，在商周时便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
到了汉代，羌人的分布范围大致如下：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东到扶风(陕西西部），南至蜀郡、广汉郡(四川西北），西北邻接西域，北达陇西、天水(今甘肃一带）。
到东汉时，由于朝廷将羌人徙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一带，与汉人杂居；东汉地方官吏及豪强对羌人加重剥削和搜刮，肆意虐待他们，激起羌人的愤满。
因此，羌人不断起兵反抗，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
东汉汉安帝统治时期，朝政黑暗。
地方官吏与豪强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朝廷当权者则以击败羌人来立功成名，借口对羌用兵以敛民财，以饱私囊，羌人被迫起来斗争。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汉朝廷强迫金城、陇西和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被征羌人因"惧远屯不还"，在行至酒泉时相继逃散。
汉发令各郡县截击逃散的羌人，"或覆其庐落"，羌族部落被迫反抗。
汉羌间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先零别种滇零羌和钟羌首举义旗。
他们因"归附既久，无復器甲"，于是"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切断陇道，"郡县畏懦不能制"。
朝廷忙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前往镇压，他们征发内陆10多郡的兵卒共5万人，开往汉阳郡(甘肃甘谷东南）并屯兵于此。
第二年春天，数千钟羌人在冀县以西击败邓骘军，歼灭千余汉军。
冬，邓骘又派任尚、司马钧率诸郡兵击羌，在平襄(甘肃通渭西北）与数万滇零羌人激战，汉军大败，损失8000多人。
之后，滇零羌人在北地郡(宁夏吴忠西南）自称"天子"，并广泛招集其它羌人反汉，向四周的汉地进攻，东击赵魏(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陕西中部），杀死汉中太守，抄掠三辅(陕西中部），阻断陇道。
汉军难以制服，邓骘不得不打道回朝。
羌人势力日益强大，继续攻汉。
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杨永俊内容提要:于东汉“羌祸”,古论在“众羌内徙”上做文章,今论则从内地政权对羌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上找根本原因。
古论述远因,是间接因;今论讲近因,是直接因。
古论夸大远因,今论无视前提,故唯有结合古、今之论,方能圆通无碍。
本文作了此番思索后以为,内地政权对羌众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得以“羌众内徙”为前提条件,而不适时宜、地宜的“众羌内徙”反过来又强化了激成东汉“羌祸”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造成“羌祸”“烈”的特点。
关键词:羌祸 内徙 众羌内溃 经济剥削 政治压迫由西汉武帝拓西疆逐西羌而激起的“羌乱”,发展到东汉时渐渐向“羌祸”恶化。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众羌开始在西州“内溃”开来,“叛羌”“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朝廷不能制”,无可奈何之际,安帝只得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①。
历十载之久的永初“羌祸”方告结束,顺帝永和末(公元140年)又发生了以且冻、傅难种首发的众羌“内溃”事件,“羌、胡大寇三辅”②,“烧园陵”③,朝廷复“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④。
继折腾了七年之久的永和“羌祸”后,汉末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东、西羌乱再起,“寇并、凉二州”⑤,直至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段纪明剿灭东羌,“羌祸”又持续了十一年时间。
断断续续延时达六十年之久的剧烈“羌祸”,给东汉政权以致命打击,虎虎生威的“中兴”王朝终于被彻底拖垮了,接踵而来的是纷纷攘攘的天下大乱。
为什么会发生“众羌内溃”的不幸呢?为什么会出现汉“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⑥的现象呢?古人往往从“众羌内徙”上挖根子,以为不把羌人迁徙内郡,尤其是不让降羌内徙三辅、河东,就或许只有羌的边患,而不会诱导出终成肘腋之疾的“内溃”后果。
①②③④⑤《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760页。
《后汉书・顺帝纪》第2本,第271页。
同上,第1689页。
参见《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687页。
参见《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2886页与2888页。
曾亲身指挥平定汉末东、西“羌乱”的名将段纪明是这种看法的始作俑者。
“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①。
作为军事家段纪明的这一偏颇之论到了南北朝史学家范晔手里,则被演绎为传统的代表性的史论观点。
范晔在《后汉书》论及东汉“羌祸”时,借用并发挥了段纪明的见解:“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
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叛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之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
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
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
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月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②“羌众内徙”诱导东汉“羌祸”史论一经确立,古人就很难脱其樊篱,即使大史家如司马光也无法例外。
司马光探究东汉“羌祸”之由时,很强调汉统治者“御之不以其道”③的统治术。
而所谓的“不以其道”,用他的原话,即是指汉统治阶级“内徙羌众”的治羌作法有违“外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④的“先王之政”⑤。
传统的史论观点甚至于对近现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的史学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他的不朽之作《秦汉史》中以为:“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⑥,依然把羌众内徙居于塞内当作东汉“羌祸”的根本原因。
从“羌众内徙”来探究东汉“羌祸”,这一传统史论观应该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它至少探及到“羌祸”能于内郡发生的一个远因,一个间接原因。
不过,由于种种客观的与主观的原因,古人往往把这个间接的远因当作了直接的、主要原因,夸大了作为次要原因的“徙羌”在东汉“羌祸”中所发生的作用。
古论之所失,与历史现实本身比较复杂的表里关系及人们的认识总难免被传统意识观念左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徙羌”入内或让众羌内属,是两汉时期内地政权理羌政策的重要内容。
为了分而制羌,西汉景帝就尝试过把主动归顺的研种留何羌徙迁塞内的作法。
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赵充国挟战败先零诸羌之余威,把降羌安置在金城郡,并“置金城郡属国以外之”⑦。
赵充国纳降羌于边邑郡县治下的作法,不仅宣告了汉武帝逐羌塞外政策的终结,也开了日后西羌大批内属徙居内郡的风气之先。
东汉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与马成等击败先零诸种羌,“徙降羌置天水、陇西、扶风”⑧,它开启了徙羌内郡的先河。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窦固与马武等在西邯击溃烧当滇吾,“徙七千口置三辅”⑨,降羌始被置于汉朝心腹地带。
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三辅的一部降羌又被远徙河东 λυ,这是羌众东徙最远的一次。
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击破烧当迷唐,“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 λϖ。
这是东汉“众羌内溃”前最后一次徙羌。
除了以上有组织的“徙羌”外,羌族种人还较经常地自动内属徙居塞内,流布内郡。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λυ见袁宏《后汉纪》第110卷。
《后汉书・西羌传》2880页。
《资治通鉴・汉纪》第3本1371页。
《汉书・宣帝纪》第1本262页。
吕思勉:《秦汉史》(上)3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同上。
同上。
《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1817页。
《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第2901页。
《后汉书・段 列传》第8本2151页。
通过强制“徙羌”与羌自动内徙,自古生活于“三河间”的羌族到东汉“众羌内溃”前夕已广泛分布于陇右、益州、河西、河内,并深入三辅、河东。
羌众散布于西州,为“羌祸”铺展于内郡制造了契机。
出于民族的归同感与种的亲缘关系,每当塞外羌种拥兵向塞时,边地保塞羌或内郡属羌就有不少自觉起而响应的。
如中元二年(公元57年),烧当羌从大、小榆谷攻陇西郡,“于是守塞诸羌皆叛”①。
同样,久居塞内的某一羌种揭杆反汉时,相关部落的塞内羌也有起而应和的。
如东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迷吾遂与诸众聚兵,欲叛出塞,……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②。
这种塞外羌与塞内羌及塞内诸种羌间相互声援的羌族反汉,势必把战火从塞外烧及塞内,由边邑延及内郡。
永初年间及其后所发生的三次“众羌内溃”,则正是由迁徙并已广布汉朝西疆边、内郡的诸降附羌众一同反汉的结果。
由此观来,西羌“内徙”与东汉“羌祸”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即随着羌众在边、内郡分布范围的渐次扩展,“羌祸”范围也相应扩大,“羌祸”也愈演愈烈。
这种时间上与地域分,很自然地显出了“羌众内徙”在“羌祸”中的作用,并由而拉近了它与“羌祸”之间的远因果关系的距离。
封建史论之所以把间接、次要的远因放大为直接、主要的近因,这不仅有历史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一客观因素在起作用,更与封建时代盘桓于人们头脑中错误的民族观念对历史现象认识的干扰与误导关系更切。
某种观念或意识一旦深入人心,它将变成人们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一种思维惯性或定式。
自周秦来确立的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正统民族观念成为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观念后,人们在分析民族问题时就不自觉地陷入到那种一味排斥贬抑边邑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维定式里。
在这种思维定式惯性力作用下,内地民众往往视骠悍的羌胡为凶狠成性的豺狼,目多智的蛮越为阴险狡侩的蛇蝎。
段纪明以为羌众怀“狼子野心,难以恩纳”,故“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③,斩尽杀绝;范晔以为西羌乃“殊性”之“夷貊”,“不可道御”,故应“斥远诸华”;司马光以为汉政府未能把“气类虽殊”④的西羌“处之四裔”,故招致“乱礼义之邦”的“内溃”后果,传统古论派代表们的诸多论述无一不是从这种偏狭民族观念演绎出来的。
因“内徙”,羌众得以广布于汉朝西州各郡,它为“羌祸”有可能发生在西州内郡提供了前提条件。
可是什么使可能的“羌祸”变为现实的“羌祸”呢?“众羌内徙”这一间接的、次要的远因只为“众羌内溃”准备了场景,它不承担、也承担不了直接点燃具体“羌祸”的迁务,因此,找出直接激成“羌祸”的近因是极其必要的。
而在阶级对立特别鲜明的封建社会,作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他们之所以屡仆屡起地反汉,其根本的直接原因是内地汉政权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这正是今人论述得多而古人论述得少的方面。
直接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羌族人民反汉起义的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每次较大规模的羌族反汉,都可以找出其背后的直接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
经济是决定性的因素,故经济剥削往往是阶级对立社会里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压迫者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
羌族的“反汉”,则是弱小的被压迫民族在经济上走投无路的选①②③《资治通鉴・汉纪》第4本的1803页。
《后汉书・西羌传》第10本的2881页。
同上第4本的1430页。
择。
随着西汉武帝开拓西疆,羌人赖以为生的牧场与少量耕地逐渐被纳入汉政府的苑囿与屯田范围,或变成内地豪强地主的庄园。
次第失去牧场或耕地的种羌为了生存,也相继起来抗争,先是西汉中后期先零等羌反于湟水流域,之后是世居大、小榆谷河曲与西海盐池的烧当羌在东汉前期的叛服无常。
当汉政府相继击败先零羌与烧当羌,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准备“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①时,羌族失去了所有的土地,一场全羌族人民为种的延续而掀起的大起义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方面,本人曾有专文论述②,于此就不再赘言。
从经济角度探“羌祸”却不独为今人的发现。
早在两汉时期,就有极个别敢突破“狄,豺狼之德”③传统民族观念的良心未泯的政治家已论及到官吏的“侵暴”,只是由于立场直指统治阶级,故形成不了共识。
于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司徒班彪分析“羌乱”之由时指出:“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风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④。
东汉晚期曾目睹过陇右羌民生活的政治军事家皇甫规在入任前也曾指斥这一现象:“无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如侵暴,苟兢小利则致大害”⑤。
能从“小吏黠人”的“侵夺”与边将“苟兢小利”的“侵暴”来分析“羌乱”之由,已触及到问题的本质了。
不过,不应该把对羌的经济“侵暴”定格在地方将吏的具体行为上,因为对羌人的“侵暴”既是整个统治阶级集体意志的体现,也同时符合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
班彪与皇甫规不懂阶级分析法,故对“羌祸”的分析上升不到深刻的高度。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压迫不仅集中体现了经济剥削,也给经济剥削的实施以强有力的保证,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内地统治者对内徙羌民的政治压迫是东汉“羌祸”发生的另一重要的直接近因,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滥杀降羌,强行征发,“徙羌”本身也是政治压迫的一种表现。
史书中有关羌人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事例俯拾即是,下面估且罗列几例以斑窥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