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妙凝:中华文明探源系列独家报道《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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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考古的“双子星座”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2015年08月14日13: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4日作者:孙妙凝偃师,一个似乎注定要与王朝的硝烟与战事相联系的所在。
此地得名于“武王伐纣,回师息戎”的传说,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位于洛阳盆地东侧,南屏嵩岳,北临黄河,伊洛两河如练汇流其中,是东西交通之要冲,兵家必争之所。
从三代至隋唐,偃师所处的洛阳盆地是中原大地上最为耀眼的所在。
如今,这片土地上遗迹宛然、古风犹存。
洛河之侧,偃师商城、二里头遗址、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遗址一字排开,邙山之上,离离汉冢似在讲述逝去的传说。
自汉代起,就有学者认为偃师即为商汤所居的亳都。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班固自注云:“尸乡,殷汤所都。
”东汉郑玄也认为:“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令考古学家振奋的是,就在20世纪,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相继在这里被发现,这两处遗址在地理位置上相近,在年代上有继承关系,并可能有一段共存关系。
它们交相辉映,成为夏商考古研究绕不开的“双子星座”。
偃师商城发现再引争议2015年7月21日傍晚,记者来到偃师商城西城墙保护展示工程现场。
这一工程自2007年开始施工,采用边发掘、边研究、边保护的施工方案,目前已经复原出宽约17米、高2米左右、长约1500米的偃师商城西城墙,它被310国道分成南北两段。
在夕阳的映照下,金黄的土墙映着离离青草,古意盎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曹慧奇带记者来到一处城墙“豁口”处,这便是位于偃师商城大城和小城交界处的西二城门。
同汉魏洛阳故城的阖闾门、隋唐洛阳城的定鼎门相比,这里的城门显得相当窄小。
此处的门道约为2.8米宽,只能容四五人并肩而行。
在城门一侧,散落着用彩砖做成的墓葬分布示意图。
曹慧奇告诉记者,彩砖下约1米处是早商时期的中小型平民墓葬,曾出土小件青铜器和陶器。
如今,为了遗址的保护,考古工地已经回填,它们与3000多年前的城墙夯土一起继续在地下沉睡。
中华文明探源——我国北方的红山文化最先步入文明阶段在朝阳火车站听到从内蒙古赤峰开往辽宁沈阳的火车到站的语音信息,内心有一种亲切感和完成任务的欣喜感觉。
2018年,一个人跑到内蒙古赤峰看红山文化、大明塔、燕长城遗址,那时候是第一次开始了解红山文化,当时所了解的信息还比较碎片化,没有把各文化类型系统地连起来。
2018年参观内蒙古赤峰博物馆后的记录红山文化因发现于内蒙古红山后遗址,而被命名红山文化,是一处时间范围在6500年前至5000年前,空间区域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沿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的文化类型,而辽宁省的朝阳一带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区域。
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遗址红山文化出土玉猪龙红山文化出土C形龙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精美玉器、陶器,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相关遗址的发现说明在红山文化后期,红山人已经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过渡到宗教崇拜(或祖先崇拜),进入了古国时期,国家已经步入了初级文明阶段。
牛河梁遗址圆形祭坛女神是红山人模拟当时的真人形象塑造的,不是后来人虚幻出来的,因此女神是红山人的始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苏秉琦红山女神像红山文化是最早步入文明的文化,比中原要早1000年。
——苏秉琦。
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及其代表器物)的确,对中华文明探源确实不是简单地说在哪里先发现了什么,哪里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而是关键要看某区域的前后文化继承关系、发展脉络。
处于燕山南北、长城内外的这一北方区域中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脉相承,发展脉络清晰。
兴隆洼文化出土陶器兴隆洼文化出土玉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同一时期查海文化是兴隆洼文化的一种类型)发现了最早的玉器和龙形象(石堆摆成),距今7000余年的赵宝沟文化出土的典型四灵纹陶尊,为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提供了实证,距今6500年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里出现了玉猪龙、C形玉龙,注意这里是龙和玉的首次结合。
红山文化的形成和演变红山文化是素有“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之称的文化。
它出现在全球文明发展史上,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单独存在的一个文化,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红山文化的起始红山文化的起源和起始时间不太清楚,但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时的红山文化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氏族联盟制度,同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因此,红山文化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二、红山文化的演变随着时代的变迁,红山文化也在不断发展演变。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红山文化逐渐衰落,此时的文化已经与商代文化发展交叉并存。
随后,在商代文化的影响下,红山文化逐渐演化为黄河文化,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三、红山文化的特点红山文化的特点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展开。
首先,红山文化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畜牧业方面。
其次,红山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村落和城镇的兴起,拉开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序幕。
再次,红山文化也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科技宝库。
四、红山文化的重要性红山文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演变过程和文化特点,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所占的位置。
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红山文化也为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总之,红山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成长和演变影响了中国文明史的进程。
红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点,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在中国的山东省,位于乡村之间的一片土地上,隐藏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
这个遗址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可以为我们揭示古代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之中,周围环境清幽宁静。
遗址
的发现得益于当地村民的偶然发现,他们发现了一些古代遗物,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古发掘,一个古老的文明遗址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这片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古代工艺品。
这些工艺品展示
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技术水平,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通过这些文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和宗教情况。
除了工艺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还保存了一些古代建筑遗迹。
这些建筑遗迹
包括房屋遗址、祭祀场所等,一些墓葬也被发现在这片遗址中。
这些建筑和墓葬为我们提供了古代人们生活和宗教信仰的重要线索,帮助我们 re construction 这段久远的历史。
通过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研究,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得以丰富和深化。
这片遗址见证了古代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也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文明的重要资料。
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古代社会的秘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寻中华文明源头2022-11-16简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从2006年初到2022年底,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研究的时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
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
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中国”的雏形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
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
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
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
贯通人神的红山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8日第928期作者:孙妙凝0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境内最早的玉器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洼遗址和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距今约8000年。
中国新石器中晚期,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南北辉映,共同创造了璀璨的玉文化,为后世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奠定了基础。
“以玉为葬”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
近年来,勾云形玉器、玉猪龙、玉人等一批极具神秘色彩的玉器在红山文化墓葬中被发现,这使人将其与祭祀、礼仪、巫术等活动联系起来。
红山玉龙独树一帜相对于以琮、璧、钺为主要玉器群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丰富多姿的动物形玉器独树一帜。
在动物形玉器中,龙形玉器又是最为风姿特殊的一种。
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件龙形玉器常年吸引着往来游客的目光,它便是有着“中华第一龙”美誉的红山玉龙。
细看这件玉龙,通体呈墨绿色,莹润光滑。
与人们熟知的龙造型不同,它无爪无麟,形状如同一个字母“C”。
玉龙项背上飘扬的长鬣最是醒目,昭示着腾然欲飞的气韵。
这件玉龙于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
无独有偶,在这片孕育文明的土地上,还出土了另一件同样价值连城的红山文化玉器——黄玉龙。
碧玉龙和黄玉龙都是当地农民发现的,命运却不尽相同。
碧玉龙被发现后很快就送进了博物馆,历经名家之手,此后享誉中外。
而黄玉龙发现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年未遇伯乐,在农民的手中历经辗转,未被重视,后经苏秉琦鉴定才被正名,可谓历尽坎坷。
如今,黄玉龙被陈列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向世人讲述着红山文化的璀璨辉煌。
在红山文化玉龙中,更为常见的是猪首龙,它形如玉玦,首大体肥,獠牙外露。
在牛河梁第二地点四号墓,出土了两件猪龙形器,它们并排倒置于墓主人胸前,可见有神器之用。
为什么在同一种文化类型中,出现了两种造型迥异的玉龙?从“C”形龙到猪首龙,中间是否存在演化关系?这些问题引起了学者的热烈讨论,时至今日仍是众说纷纭。
曾有学者提出,两个类型龙的原型都是猪首。
中国古都系列独家报道--辽五京寻访辽上京农耕和游牧交汇的奇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9月23日第1056期同样作为都城,在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名城的比照下,辽上京的存在显得相当寂寞。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很难寻觅它的身影;在史书中,有关它的记载也是寥寥。
当初,在北宋人的想象中,辽国极为偏远酷寒,这在宋人的使辽诗中可见一斑,无论是王钦臣的“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还是彭汝砺的“寒日拥云初漠漠,急风招雪晚萧萧”,都抒发了这种情绪。
那么,辽上京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带着好奇,记者踏上了寻访辽代都城的旅途。
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沃土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孕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生业方式。
在距今6500—5000年之间的红山文化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渔猎并存的生产生活方式。
而在距今1000年左右,这片神奇的沃土又迎来了它的另一个辉煌期——辽代。
从北京北上至赤峰市,再向北行约260公里,就到了今天的巴林左旗,也就是辽上京的所在地。
记者曾在冬天造访过赤峰各旗,当时,白雪覆盖了山川,朔风吹得人脸生疼,令人想起欧阳修“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的诗句。
记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赤峰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青色的山丘连绵起伏,在蔚蓝的天空下尽情地展露着优雅的曲线。
除了山丘和草原,大大小小的湖泊在这里交错分布着。
当年,西辽河流域的潢水、土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等都是契丹人的行猎之地,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
一年四季,契丹人在此穿梭行猎,他们放起海东青,或是在空中捕禽、在水中捕鱼,或是在山中射虎猎熊,草原上则奔跑着骏马、牛、羊、鹿、兔等动物。
塞外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已有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辽代,这里的环境比现在更加宜人。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曾在研究中指出,根据碳14测年、花粉分析、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四方面依据互参,可以基本肯定,至少辽圣宗时期西辽河流域仍然处于环境适宜期。
2024北京高三一模语文汇编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一、现代文阅读(2024北京石景山·一模)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什么是文明?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标准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
但是,世界上也不乏未同时具备“三要素”的文明,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为文明社会,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而辉煌的印加文明是没有文字的文明。
可见,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
中国古代史籍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但其中关于炎黄时代的记述有不少带有神话色彩,并不能作为信史。
因此,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有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者。
国内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开始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国外部分学者和国内个别学者则怀疑甚至否定夏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认为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只能从符合国际学术界“三要素”标准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
要想消除学术界存在的疑问,非常重要的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田野考古获得一系列重大发现,如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在辽西的红山文化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坛庙家第。
加之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各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思路,促使学术界进一步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国内众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参与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探源工程”)正式启动。
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目前研究工作已经进入第五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一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8日第928期作者:孙妙凝
0近年来,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工作不断走向深入,使得我们能够从更新的视角探索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进一步论证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一重要学术课题。
那么,红山文化在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何具体特征?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
重大社会变革成为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及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历程,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考古材料。
根据这些材料,您提出了红山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论断,这是基于何种方法?现有的考古材料如何证明这一点?
刘国祥:张光直先生的《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对如何研究文明起源的方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
他的研究方法对探索辽西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通过对辽西地区不同阶段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予以总结分析,可以确定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质变的阶段。
红山文化之前,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两个重要阶段。
红山文化之后,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经历了重要的转型期,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崛起及崭新文化面貌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从聚落形态、经济形态、埋葬习俗、原始宗教信仰、手工业分化及技术水平、文化交流等诸多特征看,公元前3300—前3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晚段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相比,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应为探讨该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节点。
此外,从红山文化的遗址分布、房址形制和聚落布局、祭祀性遗址的分布和布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等方面也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的辽西地区史前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报》:红山文化历经1500年之久,它何时进入了文明社会?有什么具体特征?
刘国祥: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阶段是在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
在早期晚段,通过吸纳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在辽西地区正式形成。
中期阶段是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这是红山文化全面发展的阶段,开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
晚期阶段是在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发展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革。
红山文明形成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辽西地区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部分,对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红山文化与红山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发展的高级阶段。
其特点是出色传承、广泛吸纳、博采众长、凝聚精华;其主要标志:一是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等级技术能力的出现;二是等级制度确立,玉礼制系统形成,特权阶层出现;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成熟,以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龙图腾崇拜最具代表性。
红山文明所揭示出的社会管理体系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
农业发展为文化兴盛提供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有何影响?
刘国祥: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稳定而富足的食物来源为人口的迅猛增长和手工业的分化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的经济形态中,渔猎—采集经济占据重要地位。
兴隆洼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已经产生,旱作农业系统开始形成。
赵宝沟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红山文化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从生产工具看,从小河西文化至红山文化,均发现成组的磨盘和磨棒,用作加工谷物的工具。
红山文化时期出现了磨制更加精细的宽身、窄柄、尖弧刃石耜,其实用功能显著增强。
在收割工具方面,从红山文化中期以后,才开始大量出现磨制的长方形或桂叶形双孔石刀。
由此看出,红山文化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了配套的掘土、收割、加工工具,农业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
从古环境资料看,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转暖,为红山文化晚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保障。
此外,红山文化细石器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除常见的细石叶和石核外,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助推了渔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渔猎—采集经济依旧十分发达,两者有机互补,开创出辽西地区前所未有的生业模式,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确立独尊一人式王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认识红山文化时期的王权形式有何新认识?是否有新的考古材料可以为之提供例证?
刘国祥:2002—200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红山文化四号大型石棺墓(以下简称“牛十六M4”)的发现最为重要。
该墓保存完整,墓葬形制别具一格,玉器的出土位置和组合关系明确,它的发现是探索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确立的重要例证。
这座墓葬的圹穴长3.9米、宽3.1米、深4.68米。
石棺内壁长1.9米、宽0.5—0.55米、高约0.65米。
石棺砌筑精致,是目前所发现的红山文化规格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
从随葬品来看,牛十六M4内随葬品共有8件,其中玉器有6件,分别为玉环3件,凤、人、斜口筒形玉器各1件,还有2件小型绿松石坠饰。
随葬玉人、凤和斜口筒形玉器代表一种高规格的玉器组合关系,墓主人应是牛河梁遗址已发现的墓葬中生前社会地位最显赫的人物。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红山文化积石冢不仅是埋葬死者的茔地,同时也是生者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牛河梁遗址集坛、庙、冢于一体,是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中心性祭祀遗址。
被埋在积石冢石棺墓内的少数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生前应是掌管祭祀活动的祭司,同时也是掌管社会政权的统治阶层,死后成为被祭祀的对象。
从牛十六M4可以看到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王权的确立,它的发现对于客观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结构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