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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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回顾我国现阶段的农村治理是村民自治,乡镇政府组织、协调、指导公共事务的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是历史的选择,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本文通过对农村治理模式进行回顾,将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迁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治理特征进行总结,从而加深对我国农村治理的认识,为当代农村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标签:农村;治理模式;政社合一;基层政权;特征一、问题的提出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村占据了绝大部分。
因此,了解当前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对社会治理来说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对任何事物的探知都必须追本溯源,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治理现状来探讨各个时期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特征。
二、我国农村治理模式变迁(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1. 农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与土地改革紧密联系。
土地改革将农村分化为地主、富农、贫农等各个阶级,并将地主和富农视为斗争对象,强制性地把地主和富农的资产没收用来济贫,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出现提供了现实条件。
1950年12月,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区人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之后,《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工作指示》也随之发布。
在这些法律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我国农村的区、乡人民政府都普遍建立起来。
当时在行政村或乡政府以下,还有大小不等、形式不同、名称不一的村级组织,与当时的总体形式相一致,这些村级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性,直接受乡政府或行政村的领导与支配。
这个时期的农村一般都只在乡一级才会设立党支部,作为基层党组织,但是在党员人数较多的行政村或自然村,也会建立党小组。
在东北、华北和西北的广大解放区,土地改革在全国解放时已基本完成,基层党组织也基本建立,党在农村有了很大发展,党的覆盖范围已经突破乡一级,渐渐向人数众多的行政村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乡村结构变迁中的新治理作者:文军来源:《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一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由一个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以宗族、血缘以及地缘关系为纽带,具有高度同质性的熟人社会,其社会交往结构相对独立,社区治理也自成体系。
比如,在晚清之前很长一段时期内,封建皇权为了能够有效管理乡村社会,主要是依托士绅阶层并借由礼俗与伦理道德来完成对乡村社会的管理,国家正式权力并没有建立到最基层的村落社区,而这种管理方式也没有妨碍乡村的稳定与发展,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乡村结构长时段的稳定。
直到现在,我们在乡村最基层实行的还是一种社区自治的方式,而国家正式权力只建立在乡镇一级。
然而,进入以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社会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其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城市化浪潮的影响,各种外部性因素日益渗透到乡村社会之中,乡村社会不再处于自然和相对独立的状态,而是逐步演化为国家各种制度变迁的一种产物。
其在结构层面至少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大量中青年人口的外出直接导致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日趋空心化。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把乡村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吸引走了,留下的是大量处于人口结构“两端”的儿童与老人。
人口结构的两极化和空心化,将导致乡村社会建设的严重乏力和乡村有生力量的严重匮乏。
二是城市文化的不断侵入使得传统的乡村文化结构日益复杂化。
传统的乡土文化遭受到了现代城市文化的严重侵蚀,所谓的新的城市文化实际上在乡村社会中成为“无根的文化”,而原有的传统乡土文化又在逐步地走向消解,新旧文化的同存局面使得乡村文化结构日益复杂化,文化认同难以达成。
三是乡村工业化使得农村职业结构不断异质化。
工业化浪潮向乡村的推进逐步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同质性职业结构,乡村内部职业由原来相对单一的种养殖业等传统的农业职业形态开始走向分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移到非农职业领域,乡村职业形态由此走向了多样化,职业结构异质化趋向不断加强。
740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抽屉TwitterFacebook(摘要):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即表现为农村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面临农村社会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城市化带来村民自治主体条件、自治环境、自治方式与手段的变迁,赋予村民自治新的内涵与形式,其影响是深刻的和基础性的。
受城市化的推动下,村民自治在农村社会关系、组织形式、村民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性的变动中生成、推进与发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乃至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部分或整体转制,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制。
(关键词):城市化村民自治乡村民主城市民主无论是从人口比例,还是从产业结构及其分布来衡定,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开展村民自治等,农民从中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对公共社会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农村社会自主性增强,社会政治日趋民主化;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人口迁徙、流动频度加大,城乡分治格局逐步被打破,农村城镇化或城市周边乡村被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之中。
这样一来,村民自治,即表现为农村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面临农村社会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
就村民自治外部环境而言,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制度,运行于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民主的发展受到城市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影响和制约;就村民自治内部而言,村民自治在其内部结构要素,如农民的非农化,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社区环境的城镇化,乡村都市化,以及社会关系、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性的变动中生成、推进与发展,乃至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部分或整体转制,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制。
一、城乡社会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当代行政区划体系(1)中,城乡呈现如下基本类型或状态:一是直辖市制型,其行政体系为,直辖市――区(县)――乡(镇)――村(居);二是省制型,省――地级市(行署)――县级市、区(县)-乡(区、镇)――村(居、牧);三是自治区制型,自治区――地级市(州、行署、盟)――县级市(县、区、旗)――乡(区、镇)――村(居、牧);四是副省级市制型,市――区(县)――乡(镇)――村(居)。
2009年02月(第23卷第2期)华东经济管理E ast Ch i na E con o m ic M anage m en tF eb 1,2009(V o.l 23,N o .2)[收稿日期]2009)01)08[基金项目]200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西部新农村建设0调研课题[作者简介]毛寿龙(1967)),男,浙江奉化人,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蔡晶晶(1981)),女,福建厦门人,研究方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p 本期视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变迁问题)))基于贵州省习水县二郎乡实施/三关工程0的思考毛寿龙,蔡晶晶(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民工的大量进城导致农村日益空心化,农村/留守儿童0和/空巢老人0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贵州省习水县二郎乡推出了/三关工程0,以三类群体)))农民工、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为作用对象,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体系。
/三关工程0不仅仅表现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更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乡镇治理的制度基础、城乡关系、政府职能范围等方面的变迁。
从未来看,只有从综合配套的制度安排着手,理顺事权和财权关系,走向多中心治理,引入民主秩序,才能实现/三关工程0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的良好治理,并最终推动城乡综合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乡镇治理;/三关工程0;变迁[中图分类号]F299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5097(2009)02)0027)09The T ransfor m 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Chi na p s U rbanization)))Based on Thinking of /SanGuan P roject 0of Erlang V illage ,X ishui County ,Guizhou Provi n ceMAO Shou-l o ng ,C A I Ji n g -ji n g(Schoo l of Public A d m i nistration,R en m in Universit y of China,B eij i ng 100872,Chi na)Abstrac t :W it h t he rapi d deve lop m ent o f urbaniza ti on ,a larg e nu mber o fm i g rant wo rkers i n c iti es resu lted i n an i ncreasi ngly holl ow i n rural areas .T he /L eft -behi nd Ch ildren 0and E lde rl y i n /E m pty -nest F a m ily 0have beco m e se ri ous so cial proble m s .In this contex t ,t heX ishu i County i n Gu izhou P rov i nce l aunched the /SanGuan P ro ject 0for the three groups -m i g rant w orkers ,/L eft -behind Ch il dren 0and/Empty -nest F a m il y 0,i n order t o establi sh a co m prehensi ve serv ice syste m./SanGuan P ro j ec t 0no t on l y appears as t he i m prove m en t o f the rural pub li c sy stem ,butm ore pro f und reflecti on o f t he transf o r m ati on of t he i nstit utiona l basis ,urban -rura l re l ation and t he scope o fgovern m ent functi ons i n rura l governance .In the fut ure ,on l y by proceeding the comp l ex i nstitutiona l arrange m ents ,and stream li n i ng t he re lati ons bet ween ad m i n i strati ve r i ghts and fi nanc ial power ,t ow ards a po l y centr i c ity and draw i ng i nto demo cracy ,can we ach ieve the sus -ta i nab l e deve lop m ent o f /San G uan Pro j ect 0and pro m ote a good rura l gove rnance ,and ulti m a tely pro m o te t he ha r mon i ous deve l op m en t o furban and rural areas .K ey word s :urban i zati on ;rural governance ;/SanG uan P ro ject 0;transfor m ation一、研究背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或农村劳动力的进城一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pdf
中国乡村县域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改革开放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用之道。
现代化的县域治理,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新型县域治理理念,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政府行政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能够更好地激发下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减少投资和管理成本。
此外,乡村县域治理还应健全基础性制度,如法治化制度、财政
分权制度、形势感知制度和智能化流程制度,建立覆盖从房地产开发
到社区管理的一体化服务体系,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处理乡村政务,积
极推进政府事务信息公开制度,有力贯彻落实“和谐乡村规划构想”。
未来,中国乡村县域治理现代化工作将进一步加强,全面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将主要聚焦“四个均衡发展”,诸如时代化高效治理体系、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统筹发展、乡村安全与舒适。
前沿技术将
被更好地服务乡村县域治理,实现智慧县域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水平
和服务水平实现进一步提升。
农村文化No n g c u n w e n h u a论述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农村的变化李明虎四十年前,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再不实行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事业必然会被葬送。
现如今,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们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转变。
国际社会中,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主要来自于坚持不懈的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
四十年众志成城,四十年砥砺奋进,四十年春风化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开放顺应了我国人们要美好生活、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对世界各国人民要和平生活、合作和发展的时代潮流有所契合。
中国改革开放必然会获得成功,也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1农村生态的变化我国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另外,农村环境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进程。
但是,农村环境保护新形势在现如今的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中很难得得到进一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随着城市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危害,尤其是相关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氛围不高的情况下,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必然会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2乡村发展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获得的成令人瞩目,但发展失衡的现象也变得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同群体利益诉求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和城乡发展失衡。
城乡失衡是当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
环境保护、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日益显著。
农民的改革红利远落后与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民日益贫困。
农民存在的贫困是现实存在的,只要是不平等的公共服务供给、“权利”、“身份”被制度化的结果,最终导致农村呈现出严重环境污染、养老照顾不到位、医疗供给不足、农村教育滞后等问题的出现。
假如不能够有效和科学的解决上述问题,那么农民生活质量的可持续改善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农村社会锚段必然会有所加剧。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本文概述《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文旨在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演变过程、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考察,本文试图揭示乡村治理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问题和改革动向。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也为当前和未来的乡村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文章首先回顾了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包括农业社会的形成、封建社会的兴衰、近代社会的转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
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乡村治理在这些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重点探讨了乡村治理模式、权力结构、治理效能等方面的变迁。
接着,文章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指出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主要观点、争议和研究空白。
同时,结合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文章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如基层组织的弱化、农民参与度不高、资源分配不均等。
文章提出了未来乡村治理改革的方向和政策建议。
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度、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
文章也强调了跨学科合作和实证研究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一文旨在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现状和问题,以期为当前和未来的乡村治理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概述中国,这片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土地,其社会历史的变迁丰富而复杂。
自古代农耕文明兴起,至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
在古代,中国社会以农耕文明为主,乡村治理主要依赖于宗法制度和乡绅阶层。
宗法制度通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秩序,乡绅阶层则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连接着官方与民间,维护着乡村的稳定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乡村治理,虽然形式简单,但却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浅谈晚清到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乡村治理体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乡村治理体制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传播文化教育、调解纠纷、税收征收等多种职能。
本文将浅谈晚清到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制度,探讨其特点、优缺点以及对当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晚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期,中国乡村治理体制主要包括了庄、镇、乡三级政府和官员、义务、民间团体这三方力量。
这种乡村治理模式具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文化传承。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地方官员腐败、民间团体权力不断削弱等原因,晚清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逐渐出现了许多弊端。
当时的官员腐败严重,无法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解决民间纠纷。
大量的农民起义和农村暴力事件也显露了乡村治理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
这种制度弊端在民国时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反而继续扩大并深化。
在民国时期,农村治理的任务更为艰巨,因为民国时期正值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治理的主要特点是政府与农民自治组织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
在政府层面,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如《村组自治章程》、《乡自治组织法》等,加强了对农村的管理与控制。
而在农民自治组织层面,各类农民团体如农民协会、乡贤会等也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乡村治理体制中,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间的互动与协调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乡村治理相对更为正常和稳定。
由于战乱纷争、政府腐败等问题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依然存在不少弊端,在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混乱和暴力事件。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乡村治理体制,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弊端,但其中也蕴含着不少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乡村治理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权责分工,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应当各自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限,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
农村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现状农村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乡村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乡村治理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
同时,也有不少地方在积极探索与实践,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将以2000字左右的篇幅,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现状进行深入探讨。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农村社区建设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也是农村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实际情况中,一些农村社区存在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落后、社区管理混乱等问题。
农村社区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制约了乡村治理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中的难点问题乡村治理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基础和核心,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
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不到位、村上组织存在腐败现象、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等,都成为乡村治理的难点问题。
三、乡村治理现状的特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复杂性。
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等因素的不同,乡村治理现状也各有特色。
有的地方注重村民自治,有的地方重视政府引导,有的地方侧重行业协会参与,显示出多元多样的乡村治理现状。
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农村社区建设是落实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
只有建设好农村社区,才能形成有序化、规范化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因此,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乡村组织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
当前,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支持乡村组织建设,注重培养和选拔村干部,提高村民自治的意识和能力。
六、推动乡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乡村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
政府部门应该倡导社区自治、政府引导、居民参与的治理模式,多渠道解决民生问题,完善农村社区建设。
七、加强法治建设,维护乡村稳定法治建设是保障乡村治理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建立健全乡村法治体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是维护乡村稳定的重要举措。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李莉卢福营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
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
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
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
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
主要表现为: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
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
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
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
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
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
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
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
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
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
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
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
再次,集体企业改制,通过出卖、租赁、股份化、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改制,绝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了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经济性质,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2)国家向社会分权。
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重要方式。
它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下放经济权力后,国家向农民下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由农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随着新兴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又逐渐将部分社会管理的权限分离出来,下放给特定的农村民间组织。
比如,农村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等。
从人治到法治。
沿袭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对中国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极其深刻。
在改革以前的乡村治理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一言堂、“大民主”、主观随意、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违背民主、法治的现象,呈现出典型的人治特征。
改革以后,“依法治国”、“依制治村”得到强调,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相继出台,尤其是农村民主建设和村民自治发展逐步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轨道。
各级地方党政部门还结合本地实际,做出了不少创新和探索。
比如,浙江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地方性创新。
比如: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新昌县的“村务公约”(乡村典章)、嵊州市的“八郑规程”、天台县的“民主决策五步法”、柯城区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等,成为浙江乡村治理地方创新的一大特色。
②国家建构:乡村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主导性
从特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的领导和主动推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中,政府在农村社会变迁过
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这集中表现在:
供给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
任何一个时期的乡村治理均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据,任何一场乡村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根据。
这些制度都是由政府建构的。
具体地说,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供给者,或者说建制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制度依据,首先来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然后是地方政府的法规和政策,由此形成两个层级的乡村治理及其创新制度的基本架构领导乡村治理变革过程。
任何一场重大的乡村治理变革行动,均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
从土地改革和农会建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于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最终实行农村改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在有关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的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
在各地的乡村治理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动员力和控制力。
组织和推动乡村治理的变迁。
乡村治理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工程,难免会遇到风险、困难、挑战、波折,甚至出现重大失误,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组织的推动。
各地的乡村治理创新和变迁都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密切相关。
即使是由农民和村级组织自发组织的乡村治理创新工作,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总结和推广。
政府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和变革中具有相应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
“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进变迁过程。
”③
尊重农民: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历史发展表明,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
乡村治理变迁既是一个国家建构和政府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创造的过程。
农民的自主行为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④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动力,农民群众的抗争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
实践一再证明,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乡村治理的变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超强控制有可能损害农村基层社会最基本的活力。
在政府超强控制下,当政府的决策脱离了乡村社会实际,损害了农民利益时,尽管乡村治理变革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无力的农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变革,并理性地选择“生产力暴动”、“闹退社”、“投机倒把”之类自主行为,以表达不满、表示抵制。
如此,有可能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断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乡村治理变迁遭遇阻碍。
反之,当政府的变革决策和行为与农村社会实际相适应,符合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时,乡村治理变革往往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比如: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村民自治等社会变革,正是与农民群众的意愿相合,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获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空前支持,实现了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变革需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
农民是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积极行动者,民间力量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和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主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崛起、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农民创举,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
研究表明,农民的自主行为建构了问题意识,使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具有更加客观的信息与背景,进而引发政府的自觉推动,给予政府换一种方式行事的启示与压力,促进政府改变制度选择,重新界定,或者放弃、修改原来的制度安排。
同时,它以体制外的新生力量对制度变迁形成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并通过自身的绩效改变政府的认知与行为取向,助推民间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实践并发展成制度体系。
⑤1949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程度不同地影响、改变着国家的制度选择,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变迁。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自主行为是一种“创新性越轨”,这种“越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和行动结果。
它诱致制度创新和社会变迁,是一种“诱变性行
为”。
可见,乡村治理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尊重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尊重农民的创造实践,充分发挥民间的创新活力。
理性的政府不应当过度压制农民和农村的自主性,而要适时地总结农民日常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做法、好经验,科学地对待农民的自主性行为,及时发现隐藏其中的创新因子。
把群众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互动型制度创新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有序变迁。
注释
①参见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47~649页。
②参见卢福营等:《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198页。
③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
④⑤参见应小丽:“农民自主行为与制度创新”,《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