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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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当时,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多年前就已壮烈牺牲,夫人高君曼离开陈独秀后也因病离世,前来接他出狱的是三子松年和在入狱期间照顾他多年的患难夫人潘兰珍。
陈独秀的出狱,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此时,摆在陈独秀面前的出路有许多——国民党许以高官厚禄、托派邀请他重整组织、美国图书公司邀请他前往美国写自传,但这些都被他一一拒绝。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1937年,陈独秀念兹在兹的就是为抗战奔走。
出狱后的陈独秀,四处演讲著说,联合各方力量协商共同抗日。
然而这一切又因王明、康生诬陷其为汉奸而被打断。
这场风波不仅堵死了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的机会,也让陈独秀从喧嚣的台前走向清冷的幕后。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恶化,陈独秀一路沿着长江西迁。
来到重庆后,在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下,陈独秀移居江津。
几易其所后,受杨家后人之邀,借为整理杨鲁丞遗著之机搬入鹤山坪石墙院。
在这里,陈独秀度过了人生最后的3年时光。
甘守清贫自得乐从江津城区出发,沿着蜿蜒山路行车半小时后便到了位于城郊鹤山坪的陈独秀旧居陈列馆。
这里原本是江津贡士杨鲁丞的故居,因院落四周用条石垒成了一人多高的围墙,故被当地人称为“石墙院”。
1939年5月27日,陈独秀和夫人潘兰珍受杨家后人之邀住进了其中一个小偏院的两间厢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传》中记载,这两间房没有天花板,脚下是潮湿的泥地,一下雨就满屋漏水。
室内家具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唯一的装饰是书房上挂着的一幅岳飞手书“还我河山”的拓片。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颠沛半生的陈独秀而言,终于有了相对安稳的栖身之地。
然而,这种度日艰难的境况始终未得到改变。
由于长年四处奔波加之频繁进出牢狱,年近六旬的陈独秀身体状况并不好,高血压、肠胃症常年伴其左右。
身患有疾,却没有稳定的收入。
当时,陈独秀的主要收入一靠亲友帮助,二靠发表一些文章,赚取一些零星的稿费。
这些钱都不足以让其度日,以至于困难时要靠典当朋友相赠的皮袍度日。
[键入文字]陈独秀的后代陈独秀的后代现今过的如何陈独秀的后代: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早期领导人之一,也似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1921 年7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1942 年5 月,于四川江津病逝。
接下来由小编来为大家说说陈独秀的后代。
长子陈延年:被捕后站着被敌人乱刀砍死陈延年,1898 年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17 岁时与弟陈乔年一同离家到上海读书,与他们的父亲——正在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生活在一起。
不久,兄弟俩都考入复旦大学。
1919 年2 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与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
1922 年冬,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延年、陈乔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 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夏回国。
在党的五大上,陈延年、陈乔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4 年10 月,陈延年前往广东负责共青团的工作,12 月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1925 年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而他的父亲陈独秀此时担任党的总书记。
陈延年为人正直,坚持真理,对父亲的错误主张从不徇私护短。
陈延年曾经说过:“我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么两样!”后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得陈延年与父亲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一次,陈延年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老头子(陈独秀)糊涂,看不出蒋介石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做革命的苦力。
”1924 年4 月12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
此时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1927 年6 月26 日,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在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 号(现山阴路69 弄90 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召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会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关于人事调整的相关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省委组织部长、韩步先1。
陈独秀的子女们作者:叶尚志陈长璞来源:《领导文萃》2011年第01期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已经离休的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多年来致力于为陈独秀“平反”的叶尚志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叶尚志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独秀三子陈松年。
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幼女长璞在身边照顾。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陈长璞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
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
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予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
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
回国后,兄弟俩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1927年,陈延年被捕。
陈延年在狱中沉着冷静,并未暴露真实身份,同时写信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求救。
汪孟邹托胡适疏通,胡适请吴稚晖帮忙,不料好心办成了坏事。
吴稚晖本来与陈独秀、胡适都熟,又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帮助过延年、乔年兄弟赴法勤工俭学。
陈独秀的子女们作者:季天琴来源:《百姓生活》2011年第01期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
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只隔几条巷子,他没听说过陈独秀的两位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
那时陈松年已经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曾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
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
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曾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
”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
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自小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4岁的胞弟陈乔年感情深厚。
1915年陈延年17岁,陈乔年13岁,由其父陈独秀接到上海求学。
两年后,他们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个儿子的严酷要求上。
他让两个儿子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
陈延年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他们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他们回家吃住,陈独秀不以为然。
在早期中国革命史上,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享有盛名。
尽管由于家庭原因,父与子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但共同的信念却让他们成为革命的同志。
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党史上独有的。
上海,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当选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地方;也是我党卓越的年轻领导干部陈延年和陈乔年成长、牺牲的地方。
1915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同一年,他把与发妻所生的两个儿子: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陈独秀的教育方式是特殊的,他始终没让延年和乔年在自己家里吃住。
据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潘赞化回忆,那时“两兄弟寄宿于《新青年》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脸色憔枯,人多惜之,而怪独秀忍也。
”但兄弟俩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还拒绝了祖母的接济,决心在艰苦中磨练自己。
延年、乔年在1919———1922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延年和乔年回到国内。
延年担任广州区委书记,乔年则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延年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长达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陈延年的聪明才干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延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滩,他与赵世炎一起,整顿和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积极领导上海工人和江浙的民众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1927年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继续当选为总书记,陈延年因斗争需要未能出席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乔年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氏父子三人在同一次党代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
1927年6月26日,正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的陈延年被捕;7月4日,与另外两位上海党的领导人赵世炎、郭伯和同时壮烈牺牲于龙华塔下。
[键入文字]陈独秀胡适鲁迅的关系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都是二十世纪对于中国社会多个学界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巨星,璀璨非凡。
从政治理念上看,陈、鲁两人比较接近,立场都相对激进,接受了共产主义观念较多,两人都不认同胡适的自由主义,反对其温和的渐进改良路线。
但是从友情交往方面来看,陈、胡二人是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虽然一度因为政治立场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但是两人之间的友谊从未间断,陈独秀对胡适保存着百分百的信任,生后的遗稿也是托付给胡适为其作序、出版。
但鲁迅便大不相同了,自从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鲁迅便对其产生仇视,后来逐渐形同陌路,不再交集。
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人最早的时候是在五四时期开始交往的,但是在性格方面,鲁迅并不怎么喜欢这二人,略生多疑。
陈独秀性格嚣张,胡适平和,但这两位老友私底下相处时却显得相反,反倒是胡适常常主动批评、产生争吵,有时候辩论到激烈的白热化阶段,向来温厚的胡适竟会一了百了地拂袖离开,或许是陈独秀对于胡适的感情中略带有一些父母兄长般的疼惜。
鲁迅早年间与陈独秀交情不算浅,鲁迅则是立场极其鲜明的一个人,极讲原则,因此在陈独秀被踢出党籍后便与之不再来往,但他也曾在文章中念起独秀,但此后再无瓜葛。
然而也正是这样分明的性格立场为他赢得了中共领袖们的普遍赞誉。
陈独秀后代生活怎么样陈独秀有四个老婆,虽然一个潘兰珍没有为陈独秀生下子女,但是其他三个都为陈独秀生下了很多后代,而他的后代又生了后代,所以陈独秀的后人有很多。
陈独秀的后代中包括他的5 个儿子和3 个女儿,虽然陈光美到死前都不承认是陈独秀的儿子。
陈独秀后代陈红,也是陈独秀孙女,幼子陈鹤年之女。
陈红在形容他们这后人的生活时,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一言难尽的悲怆。
陈红,北京中医药大学生物学的教授,她在说话间,举止温文尔雅,透露着知识女性的内涵。
1。
陈独秀婚姻简介三位夫人的图片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生活状况揭晓(2)陈独秀共有6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后改名陈哲民)、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中,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为陈独秀和结发妻子高晓岚所生,鹤年、子美为陈独秀与高曼君所生)。
这6个子女,大都走上了献身革命、自立自强的道路,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之所以能够献身革命、自立自强,是与陈独秀的教子有方分不开的。
疼爱而不溺爱,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死于国民党手中。
长子陈延年1927年6月下旬,陈延年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
反共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
”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
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
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
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
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
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次子陈乔年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
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
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
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陈独秀6个子女今何在?陈独秀共有6个子女,即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后改名陈哲民)、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中,延年、乔年、松年、玉莹为陈独秀和结发妻子高晓岚所生,鹤年、子美为陈独秀与高曼君所生)。
这6个子女,大都走上了献身革命、自立自强的道路,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同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之所以能够献身革命、自立自强,是与陈独秀的教子有方分不开的。
疼爱而不溺爱,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死于国民党手中长子陈延年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陈独秀对自己的子女非常疼爱。
但是,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无暇顾及家庭子女,不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给子女带来幸福,反而还曾因他从事革命活动而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
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
由于柏文蔚、陈独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冲没有抓到他们,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
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
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去乡间躲避,倪嗣冲才未能得逞。
延年和乔年在乡间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安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越来越感到,在安庆这个小地方,已经学不到更多的知识了,他们渴望外出求学。
他们的这一愿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亲的默许。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之事。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
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
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
于是,兄弟俩辞别母亲和祖母,乘舟东下,于1915年冬天抵达上海。
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
兄弟俩初到上海时,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则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当时,陈独秀虽然已闻名全国,但收入却不多,每月给兄弟俩的钱为数很少,只能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
平时,延年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
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
对延年兄弟俩的生活状况,旁人都以为太苦,常表怜悯之意,但他们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
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材。
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
她曾数次苦劝陈独秀让孩子们回家食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陈独秀,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
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后来一起考进了震旦大学。
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
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
可是延年、乔年当时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对苏俄有些反感,坚持要去法国。
他们在法国期间,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一度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最终同无政府主义决裂,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此后,延年和乔年先后参加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
1922年冬,兄弟俩又一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及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
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期间,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4年夏天,由于国内革命工作需要,陈延年奉调回国。
两个月后,他返回阔别了4年多的上海,并与当时在上海的父亲陈独秀团聚。
陈延年回国后,中共中央立即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
而同过去一样,他希望延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
到广东之初,陈延年负责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直到1927年3月奉命离开广东。
在此期间,他和周恩来、彭湃、毛泽东等人一起,领导了广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统战工作,并将起初只有几百名党员的广东党组织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名党员、领导数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他在广东最突出的功绩是成功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毛泽东当时就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还有人称他是“共产党中的两广王”。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陈延年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决不盲从。
他曾多次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说:“我和老头子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他的鲜明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称赞。
1927年3月,陈延年率中共五大广东代表团离开广州,北上武汉,准备出席党的五大。
可是刚到武汉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决定派他和李立三、聂荣臻等人火速赶往上海,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反蒋斗争的指示。
他们刚到南京,便获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到上海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
他虽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会选为党的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延年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杀害。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陈延年毫不畏惧,勇敢地承担起重整党组织的重任。
他与担任区委组织部长的赵世炎一起,开始为恢复被摧残的党和工会组织日夜奔忙。
陈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了。
反共头目吴稚晖听说陈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
”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立即给当时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了一封所谓的“贺函”。
杨虎立即下令严加审讯。
面对凶残的敌人,陈延年毫不畏惧。
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只好将他杀害来泄愤。
1927年7月4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将陈延年秘密处死。
陈延年在牺牲的时候非常壮烈,当敌人要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然几个执刑的士兵用力将他按住,但当刽子手松手挥刀时,他突然一跃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乱刀砍死。
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
面对死亡,他仍如此坚强,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气概,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当陈独秀得知自己的长子被害的消息之后,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丧子之痛。
次子陈乔年陈乔年于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
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与担任区委书记的李大钊一起工作。
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中共北方区委的重大决策,并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一起,为发动各界群众与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作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离京南下,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
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上,陈乔年和他的父亲陈独秀、胞兄陈延年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
父子三人同时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的五大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陈乔年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部长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作为中央委员,陈乔年出席了党的八七会议,并表示完全拥护会议对自己父亲的错误所作的批评,拥护党确定的新的方针政策。
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
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陈乔年在开会时被捕。
从被捕的第一天起,陈乔年就清楚地知道,由于他担任了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必死无疑。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畏惧,也没有任何懊丧。
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同敌人作斗争。
当他的身份暴露后,他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在狱中同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龙华的枫林桥畔,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6岁。
陈独秀得知自己的又一个儿子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后,极其悲痛。
这个性格刚强的硬汉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陈延年、陈乔年牺牲的消息,远在安庆老家的高晓岚并不知道。
她一直为他们两个的安危担忧。
为了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长女陈玉莹来到上海。
不料,陈玉莹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乔年都已牺牲的消息后,由于伤心过度,一病不起。
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玉莹也病死在上海宝龙医院。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三个亲生骨肉接二连三地惨死,作为父亲的陈独秀,其万分悲伤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陈松年窑厂工作30年,1980年退休陈独秀一生中,曾于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后坐过北洋军阀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政府的监狱。
陈独秀不畏惧坐牢,在狱中,始终保持着昂扬正气,铮铮铁骨,不向敌人屈膝投降。
陈独秀言语不多,不善辞令,但他的一身正气和硬骨头精神却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子女。
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933年6月底以所谓“进行叛国的文字宣传”之罪名,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随即,陈独秀被关进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名老虎桥监狱)。
之后,他的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女儿陈子美都曾去监狱探望。
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监时,由于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悲喜交加,激动得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唯有伤心落泪。
这时,陈独秀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严厉训斥他。
陈独秀对这个多年不见的儿子所讲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在一般人看来,陈独秀这样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实,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