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影响综述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总第110期）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影响综述刘燕燕（中央民族大学，北京100081）[摘要]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从经济影响、社会影响、资源环境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述。

在经济方面，农村人口流出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提高了农村流出人员的生产效率，流出人员将资金收入带回农村，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方面，民族地区农业一定程度上因人口流失而受损，人力资本流失对农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社会方面，农村传统社会观念正逐步改变，民族地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挑战。

另一方面，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得到改善。

但是，老龄化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尤为突出。

在资源环境方面，人口流出缓解了农村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农村发展[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566（2018）02-0018-05一、研究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在严格的户籍政策限制下，人口流动主要以国家规划为主，如“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后，随着政策限制放宽，以经济因素为主诱因的人口流动成为主流，流动模式基本表现为三种，一是由农村流向城镇，二是由小城镇流向大城镇，三是由农村流向农村。

其中第一种模式所占比重最大，体现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一过程。

人口迁移是否属于人口流动的一部分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异同，有的学者认为人口迁移不同于人口流动，认为人口迁移为户口迁移，是单程的移动过程，其终点是到达迁入地，即流而不动；而流动人口的过程带有双程往返的特征[1]；有的学者将人口迁移看作人口流动的一部分。

现有研究往往根据研究需要进行选择，本文则将人口迁移归为人口流动。

在中国人口流动大潮中，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也迅速发展。

早期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当属郑信哲和周竞红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城市民族关系研究》[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向少数民族地区各类城市的流动；第二类是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第三类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跨境流动。

这样分类的依据是地理范围，首先按照是否是民族地区内的人口流动；其次按照是否是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

这样的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距离是影响流动人口流动成本的重要因素，根据引力模型，两地的距离与流动成本成正比，与流动意愿成反比，对此国内学者已经进行实证检验，例如王桂新（1993）[3]。

在短时间内，第一类人口流动所占比重最大，汤夺先（2006）[4]调研发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来自距离大城市较近的西北民族地区。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较少离开出生地，即使离开，也多为近距离，出省者较少，数据显示：2000年居住在出生的市县区内的比例，少数民族平均为89.3%，[收稿日期]2017-12-20[作者简介]刘燕燕（1987—），女，山东诸城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居住在出生省以外地区的比重，少数民族平均为3.7%；尽管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率较低，人口分布相对凝固化，但发展迅速，表现为全国绝大部分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率超过甚至远远超过汉族，例如，1982年至2000年，浙江省汉族人口增长20%，少数民族增长150%；广东省汉族增长60%，少数民族增长583%，二者的差额部分主要是由人口迁移流动造成的[5]。

较长时间内，第二类人口流动比重将逐渐增长，例如，2000年，少数民族省际流动人口占少数民族总流动人口比重为24.51%，2010年，该比重上升为29.65%[6]。

少数民族由于其民族性，其人口流动特点不同于全国总人口流动的特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点可以概括为：第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量总体落后于汉族，发展速度快。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低，因而流动人口在总量上无法与汉族相比。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自2000年至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从1.21亿增加到2.21亿。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这期间翻了一番（表1）。

第二，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展情况不一。

由于各少数民族文化、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的差异，有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多，例如：壮族、回族、满族，根据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壮族的流动人口接近300万，回族和满族流动人口接近200万；有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较少。

第三，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性别结构方面，由男少女多演变为男女基本持平。

在全国范围内，人口流动在性别结构上开始表现为男多女少，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表现则相反（表1）。

这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是省内流动，而短距离的迁移中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省际迁移人口中则以男性为主[7]。

另外，随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婚嫁而迁至东部地区现象增多，也将导致少数民族女性流动人口的增多。

第四，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少数民族总人口，并且，愈是高的受教育水平，愈有更大比例的人口为流动人口。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占15.28%，高中学历人口占19.00%，总体上，初中及以上学历占72.68%。

对于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少数民族总人口中有32.96％为流动人口；对于高中学历者，少数民族总人口中有29.32％为流动人口；但是，对于未上过学者，少数民族总人口中仅有7.18％为流动人口，这揭示出人才流失的现实。

第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往往在具有民族特色的行业集中就业，相比于少数民族总人口职业分布，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更多元化，并且各职业的就业人员分布更均衡。

2010年，相比于69.31%的少数民族人口集中于农林牧渔水利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40.09%分布于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业，25.84%分布于商业、服务业，16.11%分布于农林牧渔水利业。

第六，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以青壮年为主，见表1，15-45岁年龄段占70%左右，这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非常年轻。

表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情况数据来源：何立华，成艾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基于最近两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J].民族研究，2016，（6）.总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以大规模高素质的年轻劳动力为主，主要在省内流动，并且，省际流动呈快速增长之势。

尽管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以农牧业为主，但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正在逐步改变这一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来讲，定性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对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进行研究，并辅以调研案例进行论证，例如，郑信哲、周竞红（2002）和汤夺先（2006）。

在定量研究方面，张善余和曾明星（2005）与何立华和成艾华（2016）运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特点进行了细致研究。

二、研究进展民族地区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发展的影响，既有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的普遍性，又有民族地区ٛ2000年ٛ2010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万）824.431683.86省际流动人口所占比重（％）24.5129.65流动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数量（个）1420流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数量（个）36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率（％）7.8314.77%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15-29岁年龄段人口比重（％）57.5541.3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30-45岁年龄段人口比重（％）20.1629.16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男女性别比79.88:100100.17:100自身所特有的特殊性。

下面将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方面对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一）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经济影响人口流动对农村发展的经济影响具有积极的一面，表现在：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直接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8]；有利于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缩小城乡差别，同时，农村流出人口以多种形式反哺农村经济，例如流动人口回乡创业，投资于农业和非农产业[9]。

农村流动人口往返于城乡，既在城市创造价值，又兼顾农村，对改善农村生活起重要作用。

然而，经济现象并非一成不变，总是随着时间变化，因而一定时期的经济结论往往仅适用于一定的时期。

就人口流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而言，蔡昉和王美艳（2007）[10]提出，农村已经不存在大规模和高比例的剩余劳动力。

由此可推知，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或达到峰值。

对于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言，虽然在理论上成立，但现实中，由于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超过农村发展的速度，城乡差距依然很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表6-16数据计算，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的2.95倍。

关于人口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当中，收入影响是根本性和决定性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其他各方面，就人口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李实运用经济学进行了实证分析，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在农村，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人均收入为2074元，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人均收入为2104元。

具体到各省，在19个样本中有13个省，前者高于后者，这比较符合理论假设，即外出劳动力在收入激励下外出打工。

对于其他6省市，前者低于后者，在这6省市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三个省市为：北京、浙江和广东，表现为两种家庭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例如在差距最大的北京，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人均收入为2627元，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人均收入为4824元，这与流动人口理论假设相悖。

李实[11]提出，决定家庭收入的因素，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有土地、生产性资产等其他生产要素。

此外，中国农村地域性差异非常大，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内部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也构成了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进一步，他采用收入函数的估计方法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收入增长效应做了估计，结果发现：外出劳动力对家庭总收入的边际贡献率明显地高于非外出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前者比后者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同时，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储蓄额在具有较高迁移率的地区增长较快，劳动力流动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来近四个百分点的收入增长[12]。

另外，外出劳动力不仅能够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率，而且他们的流动还会对家庭中其他劳动力的劳动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

人口流动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居民收入抽样调查，在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11，从个人可支配收入中扣除外出劳动力汇款后，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