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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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神会
商人以从事商业活动为谋生的方式,而以获得利益为商业活动的最终目标,求财逐利是商人这一行业最为普遍的特征之一,古今如一,中外同理。

由于商人以追求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为其商业活动的归宿,因而,对于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商人们而言,民间传说中掌管钱财的财神在他们心中,自有其特殊的份量。

于是,对于财神的崇拜便成为众多商人们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大理、下关一带的财神崇拜源于何时,今已难以考证。

或许是机缘巧合,清代末期,下关的三大商帮所机会之地“丝花会馆”,便设于财神殿内。

清末民初,下关商界“尚有古风,信义昭著,不论盈千累万之交易,双方一言为定,纵行情变迁,决不食言”①。

在每年财神会期间,商人们还乘机集中校准度量工具,使其“并无差少”②。

1872年,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滇西一带许多原来由回民所有的房产、田地便被作为“回产”而遭清政府没收。

之后,由于下关镇筹办警所,“虽经呈准设置,苦无办公地点,且乏起盖之资”③。

于是,下关一带的官绅及商民们便集议,由地方官绅将一块接近市区且空置的“回产”送给“西帮丝花会馆(即下关商会前身)”作为建盖警所的地点,建盖警所的资金则由下关“西帮丝花会馆”负责。

下关官绅在将此块空地赠与“西帮丝花会馆”时,便已经说明,由其负责“管理该业,任随起盖房屋,年收租息,以作办公之用”④。

于是,“西帮丝花会馆”便顺应地方人士的建议,接受了该地,并建起了三幢房屋,供给警员用于办公。

该地块建造了警所之后,还有一些空地,“西帮丝花会馆”经过商议,便在该空地之上建了三间铺面租给商号,每年办财神会所耗费的“香火钱”便来源于出租这三间铺面所收的租金⑤。

民国时期,每逢农历八月十五,财神会之日,下关各界便在下关以西苍山斜阳峰下的将军庙附近举行庙会,会期为三至五日。

承办者由下关镇西洱河以北关迤一带的社会上层人士轮流担任,财神会期间所需的经费主要由下关商会提供。

庙会期间的场景十分热闹:“请戏班子在庙内唱戏,摆宴招待各界人士;洞经会‘弹’洞经,老斋奶念佛,巫师‘上刀山’。

到时,市区内的饭馆、货店上山结棚设点,游人香客络绎不绝”⑥。

有时,下关商会也会通过财神会期间的活动借机会靠拢政府。

例如,1948年8月,下关商会给下关军警特警处处长郭某和凤仪县县长王开仁发函,称:“窃职会为庆祝政府实施新经济方案,经议决就财神会期于本月二十五日起至二十七日止业请下关雅集社就财神殿演滇剧三天,除呈报凤仪县政府/军警特警处并函请驻关军警维持治安外,特电函请鉴核备案”⑦。

①杨润清,李毓清,刘位三、李孟昌:《近百年来下关商业备徵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1982年5月,第296页。

②杨润清,李毓清,刘位三、李孟昌:《近百年来下关商业备徵资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1982年5月,第296页。

③《为呈覆西大街会产未便移作别用由》,大理州档案馆藏民国下关商会档案,20-10-6,1949年12月8日。

④《为呈覆西大街会产未便移作别用由》,大理州档案馆藏民国下关商会档案,20-10-6,1949年12月8日。

⑤《为呈覆西大街会产未便移作别用由》,大理州档案馆藏民国下关商会档案,20-10-6,1949年12月8日。

⑥吴棠:《四十年代的下关社会风貌》,大理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理州文史资料》(第二辑),1987年,第93页。

⑦《为呈报演剧庆祝实施新经济方案请鉴损备案由》,大理州档案馆藏民国下关商会档案,20-10-13,1949年12月8日。

举行财神会活动一方面能满足商人们求财求平安的信仰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商会领导层接触各界人士,融洽关系,增进了解的一种社交方式。

除了在将军洞附近举办庙会外,在此期间,下关商会还常常在其所在的财神殿内举办庆祝财神“圣诞”的宴会,并借机邀请大理、下关一带的实权人物们参加。

从1947年①下关商会举办财神“圣诞”庆典的一张请柬底单上可以看出,商会借助这个机会,几乎邀请了当时大理、下关一带县政府、镇政府及警察局的所有骨干领导,该请柬所邀请的人员依次为:王县长静夫、孙局长建民、甘局员(警局)、杨巡官(警局)、刘主席永康、杨镇长曙光、高副镇长述之、杨副镇长嘉文、严县长宝成、杨县长亚东②。

对于下关商会而言,以上诸人,都是在日常工作开展中经常接触的重要人物,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商会的有些工作开展起来可能会相对顺畅些,否则,如果他们不但不支持商会的事务,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商会的工作加以挚肘或刁难,各种额外的麻烦和压力便会接踵而至,防不胜防。

再加上商会领导层成员们自己也都有生意要打理,与当地的实权人物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减少人为造成的弊害,保证生意的顺利进行,在此意义上,这些实权人物其实也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财神爷”。

因此,举办财神会庆典活动,一方面可以满足种商人们(乃至一般民众)在精神层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借此机会与现实版的“财神爷”们融洽关系,因此,对于商会领导层而言,开展财神会庆典活动既具有精神层面的含义,又具有现实层面的含义,再加上经费基本有保障,财神会庆典也就成为下关商会成立后能够一直坚持组织开展的社会活动了。

①该档案原文未标注日期,但对比向天明(执笔),洪向贤,赵文辉的《中华民国时期大理警察机构概况》中的记述,文中的“孙局长建民”担任下关警察局局长的时间为1947年6月至1948年2月,因此,可以判断举办此次庆祝财神“圣诞”宴会的时间应为1947年。

详见:向天明(执笔),洪向贤,赵文辉:《中华民国时期大理警察机构概况》,《大理州文史资料第六辑》,大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年10月,第250页。

②《国历九月六日庆祝财神圣诞敬备菲酌恭候台光》,大理州档案馆藏民国下关商会档案,20-10-23,原文未标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