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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及批判继承问题
乾嘉考据学派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它的历史作用和批判继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首先，乾嘉考据学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之一。
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乾嘉考据学派的批判继承问题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但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忽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等。
因此，学术界一直在对乾嘉考据学派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以更好地发挥乾嘉考据学派的历史作用。
论乾嘉学派“求是”“求通”学术风格的史学影响曹旻【摘要】乾嘉学派是清代学术全盛时期的代表,其学术风格可以用“求是”与“求通”来概括.这种学术风格不仅在经学史上影响深远,更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乾嘉学派与史学的关系,按照历史时序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即乾嘉学派产生之初的史学渊源、乾嘉学派与“新史学”、乾嘉学派与“新汉学”、乾嘉学派与唯物史观派.乾嘉学派“求是”与“求通”的精神始终蕴藏在史学的血脉中.【期刊名称】《理论学刊》【年(卷),期】2018(000)001【总页数】6页(P158-163)【关键词】乾嘉学派;史学;求是;求通【作者】曹旻【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07;B249乾嘉学派作为清代学术的重要代表，一方面以考据学的突出成就闻名于世，另一方面则是在考据的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义理。
在乾嘉学派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治学过程中，形成了“求是”与“求通”的学术风格与特质。
“求是”表现为追寻圣贤原意的“实事求是”精神，“求通”则为破除学科藩篱实现学科贯通的“通”学追求。
“实事求是”作为乾嘉时期学者研究经学的准则，是针对宋儒空谈义理而提出的。
当时所谓的“实事求是”，即从事学术研究应以事实说话，寻求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乾嘉学派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宗旨*陈居渊：《焦循阮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8页。
“求通”是乾嘉学者从经学研究出发，认为学者不宜拘守汉说，而应贯通诸家，以“通”学为指归。
他们将学术视角延伸到地理、金石、天文、历算、水利、国防、机械制造等领域，并将这些学科与经学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跨学科的“通”学特质。
这样的学术特点深深地烙印在乾嘉学派的学术基因中,而除了经学史上的影响之外，乾嘉学派“求是”“求通”的学术风格亦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乾嘉学派的史学渊源乾嘉学派的经学背景，使其更容易与史学发生共鸣。
摘要乾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
乾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
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著史旨趣及著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
关键词乾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乾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
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
剖析乾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乾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
一、史文繁简《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
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
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
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
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
乾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
总体而言，乾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著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
清代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的几个问题'\xa0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
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 期。
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
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等。
）。
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
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
）。
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
\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xa0\xa0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
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xa0\xa0\xa0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xa0\xa0\xa0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
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着差异。
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
）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
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
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
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
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
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
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
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
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论 坛
为：“山谷小行书自佳，盖亦从平原、少师
他对黄山谷小行书的态度是赞扬的，并且认为其能够从颜平原和杨少师两家得力，所以可以与坡公相比较。
颜平原与杨少师乃是山谷的师
着之病，可见他对魏隶具有崇尚之意。
余友钱鲁斯以书名海内四十余年。
初学董香光，继学李北海，后乃出入颜清臣、苏子瞻、黄鲁直，能扫尽世俗谬种流传见解，
论其主张的正确与否，这与前代赵孟所描写的“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
崇尚王羲之一脉[9]梁
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
画出版社，1979.
[10]吴德旋.
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
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11]钱泳.
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
.
选续编.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179.
[17]翁方纲.
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955. 。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
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 期。
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
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等。
）。
但是，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
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
）。
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
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
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
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
探析乾嘉学派之学派特点中的两个问题沈畅【摘要】乾嘉学派被前人划分为吴、皖两派,并作针锋相对的概括.但是,从吴皖两派形成的原因与时间,以及两派治学侧重点来分析,可以发现吴皖两派实为乾嘉学派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各自负担其面临的任务.从学人生存状况来审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诸多证据证明,由于学术与利禄的割离,形成纯学术目的的追求,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消除.【期刊名称】《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6(009)001【总页数】4页(P32-35)【关键词】乾嘉学派;分期;前后相承;实事求是;生存状态;纯学术【作者】沈畅【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92.49乾嘉学派作为清代最为著名的一个学术流派，一直被认为是清代学术的代表。
自江藩以来，对其论述阐释的著作汗牛充栋。
但是，对于乾嘉学派中吴皖两派的演变关系，至今尚未见清晰且正确的阐释。
同时，学者多从外部原因来关注乾嘉学派及其实事求是学风的形成，但是对其最为重要的内部原因却从来未见学者阐发，本文即就这两个与学派特点有关的方面进行探讨。
前人论乾嘉学术，多以吴派、皖派划分，此说或以为萌芽于江藩《汉学师承记》，或以为乃章太炎取自日人某氏之说。
不管这一观点渊源如何，历来吴、皖二派的关系，却常常被简单地看作是殊死争锋、势不两立。
但这一说法明显割裂学术发展内在的演变进程规律，因此，有必要冷静地审视吴皖二派学人学术轨迹及与前后学术风气的内在联系，从中洞悉其发展性的规律来。
任何一门学术均有其渊源起因，而不可能是凭空而来。
这种渊源起因，既是学派不祧之祖个人的师承学脉即学习经历的体现，又受到学派产生时代的学术风向与氛围的影响。
乾嘉学人作为清代第二代学人，上承第一代学人即清初学人的遗迹而来。
其学派学风自然会在清初学人的基础上找寻其所应行使的或继承或反动的历史使命。
清初第一代学人公认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领袖。
论乾嘉学派的史学成就。
(一．名称由来：由于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它是乾隆，嘉庆年间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起来的，以考据为主的流派，主要采用汉代儒生的训诂，考据的史学研究方法，它与当时着重于宋明理学不通，所以又称”清代文学”，又因其文风朴实，注重考据，又称“朴学”或“考据学派”。
二．治学方法：重视客观资料，广泛搜集资料，归纳研究，细致总结，继承了两汉经学的考据治学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发展，主要以经学为主，以汉代儒学的经为宗，学风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韵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古韵-训诂-明经。
顾炎武为开端，中经发展，又到惠栋，戴震，形成了此学派的学风，直到段玉裁等人时发展到鼎盛。
注意音韵，文字，训诂，进而扩展到史集和诸子等，对辨伪作了贡献，还留意于金石、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
三．史学成就：A 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它把考据学推向了高峰，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征。
它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为标榜。
唐代的孔颖达注重考据的训诂，唐代著史之风盛行。
B 对前代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为后人阅读、利用这些文典做出了贡献。
涌现了众多的学者和著作，在各方面都留下了可以借鉴的宝贵成就。
C 有许多严肃的学者，他们在治学态度上、方法上严谨，而且开创了近代史正史学的先河，学派的成就与这些态度、方法密不可分。
继承发展了顾炎武的学风，认真读书，不尚空谈。
四．奠基人：大致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
顾炎武是开创清代考据之风的人，他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提出经世致用，但到了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逐渐丢弃了经世致用，只继承了他的考据学。
分为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
但两派学风上有很大差异。
吴派重视收集汉儒经书而疏于考证；皖派则重视“三礼”中的制度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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