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啼笑因缘》中凤喜的人物(汉语言文学专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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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啼笑因缘》中的女性形象《啼笑因缘》是一部描写女性形象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展现了她们的坚强、聪慧、温柔、善良等多面性格。
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中的女性世界和角色。
下面我们将就《啼笑因缘》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读。
在《啼笑因缘》中,作者着重塑造了女主人公苏小小的形象。
苏小小是一个坚强而聪慧的女性,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有一颗善良的心和对正义的追求。
在小说中,苏小小经历了种种磨难和不幸,但她始终不失勇气和乐观的态度,展现出了超越一般女性的坚强和毅力。
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女性的赞美和鼓励,塑造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女性形象。
在《啼笑因缘》中,还有许多其他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具特色,展现了不同的性格和命运。
苏小小的朋友娥眉,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性,对自己的丈夫和家人十分关心和照顾,展现了传统女性的美德和责任感。
又如,苏小小的仇人白玉堂,她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机深沉的女性,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展现了女性的复杂和不可预测性。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女性世界,展现了女性的多面性格和命运,使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女性的内心世界。
在《啼笑因缘》中,作者还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在小说中,女性经常受到男性的压迫和剥削,她们的地位低下、权利受限,往往成为男性的附庸和玩物。
通过这些对女性的描绘,作者让读者意识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和不平等,呼吁人们对女性多一点关爱和尊重。
解读《啼笑因缘》中的女性形象
《啼笑因缘》是一部由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所著,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该小说以许多独立的故事情节组成,其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反映了明代社会中女性
的不同地位和命运。
本文将聚焦于《啼笑因缘》中部分重要女性角色形象的解析。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存在着一些孤儿、寡妇、贫困女子等形象,她们多是生活在弱势
地位,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受人欺凌和歧视的群体。
如小说中的玉英和夏柳,虽然都是美
丽和善良的女性,但她们却不得不面对各种不同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处于生死关头。
由此
可见,在明代社会中,女性仍旧受到了极大的不平等对待和贫寒的生活环境。
总体来看,冯梦龙在《啼笑因缘》一书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涵盖了社会上不同层次的女
性角色,以及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条件和命运。
正是这些形象的丰富多彩,才使小
说深刻地反映出了明代社会中关于女性地位及命运的现实问题,并为当时的读者感性地呈
现出知性与幽默有机相融的美妙文化世界。
一路走向凄凉--简析冷清秋、凤喜、月容的命运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4班曾娴静学号:07内容摘要:《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夜深沉》中的月容,是张恨水笔下三个典型的人物形象。
她们的命运都非常凄凉,让人感叹不已。
造成她们悲剧的原因,有社会大背景,也有她们生活圈的小背景。
同时他们的悲剧,还与其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金钱与感情中,她们没有把握好其中的平衡度,最终陷入魔窟而不能自拔,使自己的一生一路走向凄凉。
关键词:凄凉;清高;情深意志薄;夜深沉;幸福正文:张恨水先生的三部传世精品《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夜深沉》为我们塑造了冷清秋、沈凤喜、月容这三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三个身上背负着一个共同的字眼——凄凉。
清秋命薄,始嫁薄情郎,终是分离,带着孤儿清苦一生;凤喜命凄,始弃有情人,终是受虐,被逼成疯,红颜薄命;月容命凉,始跟负心汉,终是被骗,回不来原来的安定平和生活,逃不出虎狼之口。
三人的命运,使读者暗生爱怜之心,催人泪下!清秋:清高女士凄凉命冷清秋是张恨水笔下一个典型的女学生形象,她的命运主线是恋爱-仓促结婚-逃离。
她之悲哀,集中体现在与金燕西的婚姻中。
冷清秋与金燕西结合,一方面是金燕西对冷清秋的热烈追求,另一方面却是冷清秋性格中尚未根除的一点虚荣心。
清秋依恋于金燕西的甜言蜜语以及金家之财势。
但是,清秋性格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清高,而金燕西纨绔子弟的本性,花钱如流水的习惯等使冷清秋在婚后生活中倍受委屈。
金家是有人喜欢清秋的,比如金铨、道之三姐妹。
然而,金铨一语道破其命运主线。
初见清秋照片,即曰:“可惜命薄了些。
”仅是面相,就已被认为福浅。
果不其然,豪门深似海,清秋在金家如屡薄冰。
她在金家的小心翼翼,低调行事却换不来妯娌之间的和睦相处,反而不经意间成为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丈夫的宽容与谅解,却换不回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反而纵容了金燕西的花天酒地、胡作非为。
婚姻前期的容忍,让清秋身心疲惫,在后期,更是倍受煎熬。
浅析《啼笑因缘》中的文化对抗与融合《啼笑因缘》是近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的代表作之一,同张恨水先生的其他作品一样,《啼笑因缘》也是以章回体的形式书写的,东方文化的含蓄、中庸和西方文化的开放、极端在这部小说中产生了激烈的对抗与冲突,这种对抗与冲突也对书中人物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
最终何丽娜从西方文化的窠臼中逃离,回归到了东方文化的怀抱,东方文化似乎占据了上风,但沈凤喜的凄惨结局又将东西方文化的对抗拉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事实证明,两种文化的对抗是根本不能分出胜负的,妥协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一、小说题目中的文化对抗与融合这部书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它的题目,是《啼笑因缘》而非《啼笑姻缘》,就“因”而弃“姻”,这样的书名在无形间扩大了本书的思想范畴、提高了本书的思想高度。
姻缘指的是婚姻的缘分,正所谓“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姻缘更像是爱情的象征。
而因缘则来源于佛教,指佛教产生结果的直接原因和辅助促成其结果的条件,缘分到的时候,“因”、“缘”能和合,能生“果”。
大因缘生大果,小因缘生小果。
更多的是强调因果,这相比于姻缘无疑更为深刻。
在这部小说中因缘处处可见,因为深爱樊家树,为了何丽娜不得不一再让步去迎合樊家树的喜好;沈凤喜因为社会经验的不足和对金钱的向往,而使得自己和樊家树的爱情无果而终。
在这两人的人生轨迹中不难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融合。
何、沈二人由最初的全面对立到最后的渐趋类似,两人的形象渐渐重合,两人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也最终融合于一体。
其实细细品读全书我们就会知道,姻缘不过是因缘的一个方面,姻缘是“绿叶”,因缘才是“红花”,在这本书中,因缘也不过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融合而已,至于它的本源文化意义则早已被“雨打风吹去”了。
二、人物形象中的文化对抗与融合在《啼笑因缘》中,何丽娜和沈凤喜这两个女孩儿堪称本书中东西方文化对抗与融合的一个缩影,沈凤喜“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复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
解读《啼笑因缘》中的女性形象作者:刘悦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11期摘要:《啼笑因缘》是张恨水的近代通俗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以樊家树为中心与三位女性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集言情武俠社会小说因素于一体,拥有庞大的和多层次的读者群,同时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本文就三位女性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进行形象分析,由此窥探张恨水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张恨水;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意识一、自我沉沦的沈凤喜沈凤喜无疑是《啼笑因缘》中结局最为悲惨的女性,然而她悲剧命运的形成并非偶然。
沈凤喜处于社会底层,对上层社会的生活无疑是向往并期待的,当发现可以通过婚姻这一捷径可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放弃樊家树转向更高地位的刘德柱。
沈凤喜面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没有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学堂时没有努力接受新思想提升自己,相反,每日的生活便是和身边的朋友互相攀比,由此可见她没有做好进入上层社会的准备,自然刘德柱也只是看中了沈凤喜的外表,并不能做长久夫妻。
沈凤喜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女性,她认为只要倚仗着有钱有势的男人,自己的今后的生活便衣食无忧,自己的命运会被改变。
然而,正是她这种男权主义思想,使她在男人之间盘旋摇曳生姿,而忘了自身改造的力量,一味地受制于男性的心理状态使她的命运也只能由男性对她的态度决定。
沈凤喜也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她不仅没有胆量对抗这个社会,同时她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她的父母。
当她的父母要求沈凤喜向樊家树开口要房租的时候,她并没有制止父母的这种行为,相反她按照父母的想法过起了自己精打细算的生活,把经济的压力甩手给樊家树,表现出了无忧无虑,高高在上的虚幻状态,此时她所感受到的爱情的甜蜜,不过是自欺欺人,得意忘形而已。
不成熟的沈凤喜没有意识到“始于颜值,忠于人品”的内涵,已为人妻,却仍与樊家树私自约会,被刘德柱发现后虐待成疯。
二、侠义精神的关秀姑关秀姑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一个侠女,无论是救出沈凤喜还是为民除害杀死军阀刘德柱,都体现出关秀姑身上的侠义精神。
读《啼笑因缘》之沈凤喜只因虚荣误终身因着最近没休息好,这两天听书比较多,便把这本《啼笑因缘》听了个大概,中午听到落泪了都。
故事主要讲了一个男主与三个女生之间的纠葛。
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位女主,沈凤喜。
她可能是这本书里最惨的人了,被刀的太狠了。
所以即便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也完全恨不起来。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男主名叫樊家树,家境殷实,算是新时代的知识分子。
而男主与别人不同的在于,他并没有太多关于门第出身的观念,即便是对于家境贫寒的底层人也没有太深的歧视,当然在那个环境中。
如果说完全没有歧视,可能不太现实。
初次见面,凤喜在天桥卖唱,周围人也就听个热闹,听完也没人打赏,樊家树便于心不忍,给了几块银钱,凤喜一家便感恩戴德,家树见凤喜犹如见一块璞玉,他相信稍加雕琢,这姑娘一定会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果然如此,也许他若猜到以后发生的事,恐怕也不会刻意去雕琢了。
家树时长关照凤喜一家,常来常往,一来二去的,彼此也就情深意笃了。
家树甚至资助凤喜去学校读书,为凤喜一家解决吃穿用度,按常理来说,凤喜一家应该,已经知足了。
毕竟不是谁都这么好运气,可世间事总不能以常理度之。
尤其是经历过物质极度贫乏后,突如其来的好运,可能激发的不一定是人的善念,反而是贪欲。
就仿佛那些一夜暴富的人们,往往也抓不住这短暂的财富一样。
家树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凤喜的叔叔便财迷心窍,联合财阀刘大帅,将凤喜强娶了去,其实说是强娶,也是凤喜自己动摇了,为了钱和虚荣心逐渐走到了为她量身定做的陷阱里,终致无法回头。
当家树得知此事,虽然伤心,却也体谅凤喜,以为凤喜定是被迫的,一个弱女子如何与军阀对抗呢。
还一心牵挂着凤喜,想要救她出这牢笼。
却不知凤喜早已准备与他决裂,安心跟随刘大帅。
家树与她相约,想要确定她的安全,连带她走的路线都规划好了。
结果得知凤喜根本没这打算,不由的惊了,原来他还是低估了财势的影响力。
其实只要凤喜过得好,他还是会尊重凤喜的意愿的,可凤喜却急于和他撇清关系,拿了家树付出银钱的双倍还给家树,彻底激怒了家树,惹的他怒撕银票,愤然而去。
读《啼笑因缘》有感文史课上,刚好介绍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先生,借此机会拜读了他的著作《啼笑因缘》。
读后颇有感受,写下读后感。
在《啼笑因缘》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沈凤喜这个角色。
凤喜出生在一个大鼓世家,有一个吸大烟的叔叔,这种家庭,注定她与樊家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但樊家树却对沈凤喜是一见钟情,决心要跟她在一起,他对凤喜说:我们的爱情决不是建筑在金钱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看来,沈凤喜并没有真正爱上樊家树,她对家数的感情,在一开始就是建筑在金钱上的。
不然她怎么会接受家树频繁的在自己和家人身上使用金钱?她怎么会听母亲指使,频繁向家树试好?在家树供她上学后,还不断的向家树索要奢侈品?我不排除日子久了之后,凤喜确实对家树产生了感情,深深依赖于家树。
但在整部小说中,凤喜更看重的是钱。
也是钱,导致她最后结局悲惨。
凤喜恋钱,与她得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她从小生活拮据,深知生活不易,沈妈也是爱钱之人,久而久之,树立了她不正确的金钱观。
而樊家树从小生长在富贵家庭,衣食无忧地长大,其实对金钱并不看重,因此他认为他们的爱情与金钱无关。
樊家树更在意的是精神层面的交流,所以她送沈凤喜去上学,希望借此他们能进行精神交流,令彼此更贴近。
但凤喜显然不理解家树的苦心,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与其他女学生攀比上。
在樊家树和沈凤喜的故事中,我体会到其实古话说的:门当户对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因为家树与凤喜之间家庭相差悬殊,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凤喜最终与家树结合,凤喜将面临樊家大家族的考验及无法融入家树交际圈的苦恼。
而家树需要面对凤喜娘家的不断索取和凤喜因孤立无门而产生的抱怨。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生活将会被柴米油盐包围。
因此也不见得会幸福。
因此,我觉得,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
家树与何丽娜的结合,在我看来是皆大欢喜。
何丽娜家庭与家树相似,受到长辈们的一致同意,并且都接受过新式教育,能够很好的交流,今后的婚姻将会比与凤喜结合更美满!一个人的家庭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精神层面的高度和三观的发展。
浅论《啼笑因缘》中三位女性的形象【摘要】《啼笑因缘》通过一男三女的爱情模式,讲述了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
与男主有关的三位女子:关秀姑、沈凤喜、何丽娜,可以说,这三个女子身上也代表了三种文化。
关秀姑是一种旧式豪侠式的传统文化,沈凤喜身上虽也带有很多传统的影子,但总得来说,是两者相结合的。
而何丽娜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
樊家树对三人的选择,实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
本文围绕三个女子,分析他们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金钱十三妹文化选择《啼笑因缘》里的三位主要女子,沈凤喜,关秀姑,何丽娜。
此三人,皆先后与樊家树有过情感纠葛。
可以说,这三个女子身上也蕴含三种不同的文化。
首先出场的便是关秀姑,关秀姑身上,有种旧式豪侠的传统文化。
紧接着,便是凤喜,凤喜身上虽代有很多传统的影子,但总得来说,是偏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
而最后出场的何丽娜,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
樊家树对她们三人选择,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
此观点在后面会作进一步的阐明。
我将沈凤喜与关秀姑定为悲剧形象,所谓的悲剧形象,这一悲剧二字,这两人所体现的皆不同。
但绝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不同。
沈凤喜的悲剧,更多的是种人生的悲剧。
而关秀姑和何丽娜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比较相像,我们称可以之为爱情悲剧。
然而,却终究是不一样的。
关秀姑的悲剧,带有很多性格方面的原因。
而相对来说,何丽娜则悲喜结合的一种境况。
一、沈凤喜出身下层贫苦人家,她以唱大鼓书勉强支撑生活。
樊家树的出现,是她苦难生活的一个救星。
不仅解助她日常生活的囊中羞涩,更是给她置了房,搬了家,供其读书。
此时的沈凤喜,身份地位简直和以前翻了天。
由在天桥底下唱大鼓书的沈凤喜,摇身一变,成了学堂念书的女学生沈风兮!命运打个弯儿,她遇到了樊家树,过上了好日子。
然而命运又打个弯儿,她遇见了刘德住,最终被折磨至疯。
(一)爱情里的幸运儿,命运中的悲惨者。
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此三人,可以说,凤喜并不是最优秀的一位,却是获得樊家树青睐的一位。
张恨水《啼笑因缘》读后感我对于《啼笑姻缘》的记忆,在没有看过原著之前,只停留在民国剧热的时候,胡兵和袁立的扮相上。
今天看完之后,有种想写些文字的冲动。
一本小说,简而言之是一个男人与三个女人的爱恨纠葛。
沈凤喜,我认为是整本小说最大的悲剧人物。
她和樊家树的恋爱是最纯洁的,也是全书唯一两情相悦的爱情。
沈凤喜这个人物具有作者赋予的美丽与童真之气,还不乏天桥唱曲女子的妖艳。
正因为这样,樊家树才喜欢她,也因为这样,刘将军也看中了她。
沈凤喜的悲剧是自身不可避免的悲剧,是她和樊家树的爱情悲剧,也是整部小说的悲剧。
可以说,整部小说如果没有沈凤喜的悲剧,也就没有全书的高潮了。
关秀姑,从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到最后竟变成了我最喜欢的人物,或者说是最想成为的女性。
秀姑从一开始单相思,到后来一直帮助樊家树和凤喜复合,到最后樊家树对她有好感时她却携父离开。
她最终没有得到她爱的男人,但是她却成了那个男人永远忘不了、永远得感谢的女人。
所以有时候,得不到的才是最深刻的。
何丽娜,一个摩登时髦,家境殷实,长相酷似凤喜的女人。
在我看来,整部小说的结局是何丽娜与樊家树最终生活在了一起。
他俩的爱情,其实只是因为门当户对,外人看来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罢了。
由此看来,樊家树的婚姻也是悲剧的。
樊家树,全书的男主人公。
他爱过凤喜,对秀姑有好感,对于何丽娜,不过只是觉得她与凤喜长得像罢了,然而樊家树并没有厌恶何丽娜。
细想之下,何丽娜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结婚对象,只是没有得到樊家树的爱。
也许,何丽娜也是家族联姻的无辜受害者。
因为对剧情一无所知,所以我看的十分认真。
而作者引人入胜的写法,也带领我一步步去探寻四人爱情的纠葛。
直到看完最后一个字,看到四人最终的结局。
在凤喜疯后的章节中,有些剧情太过伤感,竟让我有些许想哭的冲动。
其实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也不仅仅是男欢女爱,又也许,作为女性的我,对于这些言情小说,会更容易动情。
近代文学史的作品是今人再也无法超越的高峰,而我对于那无可复制的民国情景竟爱到不能自拔。
论《啼笑因缘》中凤喜的人物形象 (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09-13 15:38:57)分类:学生毕业论文库(汉本)论《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的人物形象内容摘要: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作为生存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其一生前后时期分别扮演了任人玩弄的物品性天使形象和惨遭弃置后被禁闭的疯女人形象。
而这正是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两个男性樊家树与刘德柱对作为第二性——女性沈凤喜这种角色的转换与确认。
本文从沈凤喜角色转换、被禁闭的疯女人等方面剖析了沈凤喜的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独特的男权社会的“女性真象图”。
关键词:天使疯女人女权主义解读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诞生于欧美国家的一种西方文艺批评思潮,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深入到文学领域里的产物。
它要求以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文学传统,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强调追求女性的价值、尊严与独立;它发现了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它声讨了男权主义传统对女性创作的压抑,第一次对几千年来以男权制为中心的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颠覆。
女权主义批评在80年代传入我国,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头。
它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女作家的作品上。
其实,分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用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的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这个观点引发下,所有的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特别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更是我们批评的对象,甚至包括一些通俗作品都是我们批评的对象……实际上,女权主义批评可以对一切作品进行分析。
”下面笔者试以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来解读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一、角色的认同与转换《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出身于一个社会底层的大鼓世人家庭,在当时的社会里,她是一个赤贫无产者。
她的独特之处是偏偏生有令男人神魂颠倒、渴望据为己有的女人的“花容月貌”,而这正铸就了她命运的急剧起伏的变化。
在沈凤喜人生的前后两个阶段,她分别扮演了“天使”与“疯妇”两个不同的角色,而这正是樊家树、刘德柱两人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的男性完成了对作为第二性——女性角色的认同与转换。
撇开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人物的政治、文化、道德内涵不谈,我们先着眼于他们与女性对立的男性共同点上。
两者对沈凤喜“天使”形象的认同与界定都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
樊家树在初次相识沈凤喜时,一下子就被沈的少女青春魅力所迷住:“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虽然十分寒素,自是有一种清媚态度,可以引动看的人。
”樊家树在当时的社会里算得上是高高在上的,樊沈之间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悬殊极大,然而是什么使沈凤喜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樊家树的心、并且使樊家树摒弃一切世俗利害关系而死心塌地爱上她呢?答案正如上面所说,沈凤喜的“色”是维持两人爱情的唯一纽带。
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双方爱好、兴趣、文化层次、精神情感等和谐一致的基础之上的。
保加利亚伦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把产生的爱情“吸引力”因素分为五个层次,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五:社会特征(阶层、阶级等属性);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思想和世界观的信仰;道德准则和价值体系;审美价值体系;智力水平、文化程度;天分、教养、日常社会交往的举止、服饰、外表”。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文化精神层次的门当户对原则更具备相当的合理性。
用此观点来分析樊沈的爱情实质,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份爱情致命的缺陷: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没有相互的理解作为基础,而缺乏精神文化共振的爱情必定是飘浮无根的空中楼阁。
(沈凤喜后来与刘德柱结合,也有一方面是沈的原因。
)樊家树到北京来投考,而后在一高等学府接受了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
而沈凤喜经济地位低下,没有进过学堂,只“稍微认识几个字”,文化层次差异使她无法和樊家树在内在精神层次上取得沟通,这种无形的裂痕注定在以后的爱情发展过程中产生负面影响。
樊沈产生爱情的出发点是绝不相同的,车晓勤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动机理论)分析樊沈之间爱情的实质,他认为:“导致樊家树沈凤喜之间爱情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俩对爱情的需求不同……樊家树迷恋的是沈凤喜的朴实、清秀的自然美,而沈凤喜及其家人惊喜的是樊家树慷慨解囊的金钱……一个爱自然美,一个爱铜臭钱。
”此说言之有理。
樊家树后期用钱供沈凤喜上学是潜意识里觉得沈凤喜的文化层次太低,那股清纯之色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这一点刘德柱倒无所谓),也就满足不了男人潜意识里膨胀的虚荣心。
中国传统的“士”(才子)理想中的女子应才貌双全,既貌美绝伦,又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样样略通一二;既可了却男人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心愿,又可满足其占有秀色的欲望。
樊家树自然不能排除此列,他心想:“这女子实在可人意,只可惜出在这唱大鼓书的人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温柔之间总不免有点放荡的样子。
”“等她上学之后,再加上一点文明气象,就越发的好了。
”他的表面动机是为沈凤喜着想,实际上他的潜在动机是使他所嗜好的“色”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以期显得更体面光彩一些。
总之,樊家树产生及追求这份爱情的心理动机是建立在他对沈凤喜“色”的欣赏与占有的基础上,当然也不排除樊家树本身也有急公好义、救危济难的无私品格。
二、“物品”天使与被禁闭的疯女人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爱情”(甚至不能称之为爱情)实质就使人一眼能看穿。
刘德柱对沈凤喜的着迷及霸占更是赤裸裸地建立在沈凤喜“色”的基础上。
他第一次见到沈凤喜时,“……早是浑身的汗毛管向上一翻,酥麻了一阵,不料平空走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刘德柱和樊家树一样,对沈凤喜几乎是一见钟情,一见心动。
所不同的是,樊的慕“色”套上一层对少女清纯之美渴望的诗情画意。
樊平民化了的大少爷的身份,樊沈所谓郎才女貌的相配,两人年龄的相当,及张恨水对笔下人物的褒贬导向,使读者把同情宽容的目光投向了樊家树。
刘德柱对沈凤喜“色”的霸占完全撒破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不像樊家树那样一点一点地投资,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及金钱轻易地霸占了沈凤喜。
正如小说中写道的:“刘将军道:‘有主儿要什么紧,漫说没出门,还是人家大闺女,就算出了门子,让咱们爷们爱上了,会弄不到手吗?’”而后又投其所好地选择了金钱这种手段来笼络沈凤喜及其一家人(当然还有强制的手段)。
他的财产数额是樊家树只能望其项背的。
在刘德柱兼施各种软硬手段之后,沈凤喜欣然接过了刘德柱的家私账本,从肉体到精神被她人生中的第二个男人所俘虏。
在樊和刘的眼里,沈是一个天使,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
樊家树虽是一个锦衣玉食的大少爷,却始终看不惯表嫂何丽娜华贵、奢侈、铺张的生活作风,也不欣赏秀姑那老老实实的样子,而对沈凤喜的清纯、淡雅的女性之色深深沉醉。
刘德柱的需要显得更赤裸裸更动物化一些。
两人一旦有了这种需要,就欲将之付诸实际。
这时,沈凤喜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尊严、价值、情感与意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能轻易得到的天使般的“物品”。
沈作为一个悲剧性别角色注定无法逃避这一被占有被操纵的命运。
当这两个男人如愿得到这个“物品”,就一方面怜惜爱护这个物品,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地使用摧残这个“物品”。
其中,樊多怜惜,刘多摧残,但两者的共通点是建立在对“物品”赏玩的态度之上。
樊送沈上学,花钱帮沈家把旧屋装饰一新,每月供给沈家五十块钱的家用,给沈买手表、两截式高跟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玳瑁边眼镜、金戒指等,不能说他对沈没有感情,但是潜在动机还是建立在樊觉得沈这件“物品”可赏玩的认识上。
他投资的真正目的是使这件“物品”更加赏心悦目,更加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更符合他对女人这件“物品”的构思与想象。
樊自始至终都珍爱这件“物品”,一直到沈被刘霸占之后,樊还是念念不忘。
如果说沈这件“物品”在与樊的关系中还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那么在刘那里,沈是被更彻底地“物品”化了。
在沈被霸占的初始阶段,刘对这件中意的“物品”倒是十分怜惜的,他让沈锦衣玉食、仆役服侍,其豪华奢侈是沈以前所不敢想象的。
刘这种炫富式的疼爱无非是让这件“物品”更大程度地归顺于自己。
刘想使沈象个温驯的金丝鸟,仅仅在自己所圈定的金丝笼里走动,以其小巧可人的清媚来讨得金丝笼主人的欢心。
当这只金丝鸟稍有出格不安份之举,就有被逐被抽打被消灭的危险。
既然这样,那么,当沈与樊的秘密会见被刘得知之后,沈这件可任意处置的“物品”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三、对沈凤喜疯妇角色的认同与界定现在,我们再谈谈樊家树、刘德柱这两个男性人物对沈凤喜疯妇角色的认同与界定上。
美国女学者吉尔伯特和古巴尔合写的女权主义批评经典名作《阁楼上的疯女人》第一章里,评述了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
她们认为,关在大庄园顶楼里那个蓬头垢面、形同野兽的疯子伯莎·梅森其实就是简,这两个表面对立的人物其实就是一个形象的两个侧面。
吉尔伯特和古巴尔从多方面论述了简和伯莎的关系。
她们从书中意象、事件、情景、词语的前后照应与互相渗透来找出两者之间的各种联结点。
她们认为,《简·爱》的中心故事不是关于简和罗彻斯特的爱情,而是“简与伯莎相逢遇相认知并相冲突的过程”。
伯莎的每次出现都是简感到愤怒或必须压抑愤怒的时候。
例如,简梦到过桑菲尔德的毁灭,照吉尔伯特和古巴尔的说法:“桑菲尔德是罗彻斯特权力的象征,是简的被奴役地位的象征,简摧毁这大宅的潜在愿望,后来由伯莎付诸实施[4]。
”伯莎所做的一切,正是简无意识中想做的事。
综观《阁楼上的疯女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简是个追求女性独立价值的女子,她自幼便对男权社会的压迫本质有一种高度的直觉,而这正形成了她沉重的思想负担。
于是,她感到窒息,以至被折磨得快要发疯,胸中有股怒火在猛烈燃烧,而疯狂的伯莎一次次替简把不可遏制的反抗怒火猛烈烧向这禁锢压迫女子的男权社会。
总之,每个温顺、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公都直接间接地拖着一条狂癫的影子。
吉尔伯特和古巴尔把囚禁在阁楼上的伯莎拖到前台,置于聚光灯下,意在抨击传统的男权文化对妇女的精神毒害和摧残,并揭示妇女身上被压制、被异化的一面:她们超常的痛苦与愤怒。
我们再回到《啼笑因缘》。
当沈凤喜这件“物品”突然在刘德柱的眼里不再有赏心悦目的新鲜感时,也就是说刘玩腻了这件“物品”时,它就随时有被弃置的危险。
事情起因于沈寻盟旧地和樊了结旧情,遭到刘的无情蹂躏和毒打。
他在疯狂地摧残这件本要对他俯首贴耳的可远观亦可亵玩的“物品”时,何曾有半丝怜惜?我们且看小说的描述:“这里秀姑看凤喜身上,左一条红痕,右一条红痕,身上犹如画的红网一样。
”沈的遭遇可令我们联想到《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