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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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人生演讲稿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艺术与人生,两者似乎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艺术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
而人生,就像一幅画,充满了各种色彩和线条,需要艺术来丰富和点缀。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艺术对人生的意义。
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表达。
它可以通过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形式,表达出人类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
艺术家们用他们的作品传递着对生活的感悟,对世界的理解,对美的追求。
而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碰撞,美的享受。
艺术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有意义。
其次,艺术对人生的启迪。
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美丽的画面或动人的音乐,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在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艺术作品可以给予我们力量和勇气;在我们陷入迷茫和疑惑的时候,艺术作品可以给予我们指引和启示。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是生活的镜子,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和世界。
”艺术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少一些迷茫,多一些方向。
最后,艺术对人生的影响。
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享受,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
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琐事所困扰,被功利所束缚,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的净化剂,可以让我们暂时抛开烦恼,沉浸在美好的艺术世界中。
艺术作品可以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我们更加积极向上地面对生活。
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没有艺术,生活将变得枯燥乏味。
”。
在结束我的演讲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生活是一种艺术,而艺术又是生活的映射。
”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艺术的美,让艺术来丰富我们的人生。
谢谢大家!。
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文学主张的再辨摘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是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文学社团,在成立初期就发生了激烈的论争。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被划分为“为艺术”和“为人生”两个“对立”阵营。
然而,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并不是简单而单一的“为艺术”“为人生”能够说明的,社团成员的文学创作也并不会完全是一个主张、一个主义,而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的。
关键词:创造社;文学研究会;为艺术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一,“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被认为是两种“对立”的文学观念,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对于代表这两种观念的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来说,它们暂时是不相容的。
实际上,创造社成员的文学活动并不完全是人们认为的“为艺术而艺术”,创造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代表了“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学观念。
那“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一)“为艺术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从字面来理解,一般是不为任何功利性,秉持着展现艺术性来作文艺作品,这种解释无形中就与浪漫主义画上了等号,是追求文艺作品的“美”。
关于“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口号最先被谁提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宋世明先生在《“为艺术而艺术”: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扩容运动》一文中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是先于法国库辛明确提出就已经存在的文化观念,这个口号的提出来自于康德的美学观点,是对康德审美无功利性的概括。
它涵盖了艺术独立性、艺术的无功利性、艺术与生活分离等,这一口号被法国库辛解释为艺术不为宗教和道德服务,这后来也成为唯美主义运动的解释。
[[1]]简而言之,“为艺术而艺术”是反对任何功利性的,艺术不为任何目的。
(二)“为人生而艺术”“为人生的艺术”注重文学的功利性,注重文学对于人生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因此,“为人生的艺术”也经常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
现实主义就逐渐成了“为人生”派的写作原则。
[早期周作人文艺思想的审美文化透析] 周作人简介关键词:周作人文艺思想审美文化摘要: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涨落,周作人完成了他从“为人生而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观念的转变。
他肯定了文学创作中人的情感、自由的重要性。
同时,他并不放弃传统儒家的理性和节制精神,兼顾理性、情感、自由三者的结合。
在美学思想上,周作人强调阴柔美、优美,认为“美”即是“真”,即是“自由”。
在人生态度上,他提倡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即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以艺术家的心态去理解、感受生活。
一、从“为人生而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1918年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正式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他指出“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纯艺术派”和“人生的艺术派”,认为文学应该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作家应该是“先知或引路的人”,他反对“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文学“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惟一之目的”,反对“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1}。
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宣言中他再次强调了以人生作为文学的目的,这些充分说明周作人初入文坛时的文学观主要是将文学作为研究人生问题、呼唤平民觉醒的工具。
然而,周作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想从一开始就有折中、调和的色彩。
总之,他认为“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
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受与人生的解释”{2}。
另外,周作人始终不忘个体情感在文学艺术中的核心地位。
谈到文艺的本源时,他说:“就文艺起源上论他(文学)的本质,我想可以说是作者的情感的表现。
”{3}谈到文学批评时,他不仅主张“印象的鉴赏”的“诗人的”批评和“文艺上的宽容”,还肯定了情感的抒发离不开个性的解放和身心的自由。
谈到传统文学流派时,他说:“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做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他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
为人生而艺术人生就像一幅画,而每个人在出生时得到的只是一张白纸,需要你在漫漫人生道路上为它增添色彩。
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件艺术作品,差别在于你想让它像高山流水般壮阔,还是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一样荒芜。
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斯蒂夫・乔布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电脑业界巨子,他的成就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人和整个世界。
他亲手创立了苹果公司并且把它打造成为世界顶尖的电子产品公司之一,他花费一生的心血严格地(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管理着“苹果”,让世人们能够用到先进便捷的iphone。
乔布斯的一生可谓辉煌至极,而所有这些骄人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人生的成功是由一件件有意义的小事累积而成的。
他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懂得如何开创自己的精彩人生。
他反复告诉我们:“你是否已经厌倦了为别人而活?不要犹豫,这是你的生活,你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来决定如何生活,不要被其他人的所作所为所束缚。
给自己一个培养自己创造力的机会,不要害怕,不要担心。
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做自己的老板!”如果把乔布斯的人生比作一幅画,我愿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去赞许它。
虽然乍一看平淡无奇,但认真品味,却可以辨认出每一笔都就是那样绝妙,那样恰到好处。
描绘自己的人生,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严谨的艺术家;其次是要有创造力,勇于挑战,正如不久前退役的姚明。
姚明的除役声明中存有这样一段话:“生活就像是一位凡塘,你不停地跟随他,他就可以为你关上一扇又一扇的门。
每扇门外都各存有各的相同,精彩极其。
今天我完结了运动生涯,但同时也关上了另一扇门,门外的风景等着我回去领略。
我今天的除役不能就是一个句号。
”姚明做为中国的一名篮球运动员就是顶尖的,但运动员就是一个残暴的职业,当你丧失了青春,便丧失了它。
姚明就是理智的,他决然地挑选选择退出,回去找寻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空。
姚明的艺术人生是在连续探索中进行的,就像一本连环画,不往下看,你永远不知道它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所以它吸引着你,不断地走下去。
“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人生”“艺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而艺术”,这在半个多世纪前,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早已有过定论,新中国文艺界的批判指向也总没有离开过这个核心问题,赖少其先生的艺术自然是“为人生的艺术”,但他一生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却是“为艺术的人生”。
所以“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人生”其实角度不同并不矛盾。
赖少其上世纪30年代初进广州美专读书,他是在鲁迅的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艺术青年。
中国现代新兴版画由于其艺术特点和产生的时代背景,使它比之于国画、油画更让人感到它与时代,与大众的紧密的依存关系,被鲁迅称之为“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的赖少其,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他是广州现代版画研究所的主要成员,他从事艺术的目的很明确,坚持为大众所需,坚持大众化,为人生而从事艺术,根子很正,他以“火一般的意志和热情”从事版画艺术创作,表现社会生活、社会变动。
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赖少其早年木刻,曾得到了鲁迅的肯定。
这些木刻的版画语言在当时与西方版画发展是相应的,特别强烈,有力量感,鼓舞斗志。
艺术是大众的精神食粮,为了大众,艺术要力求易懂。
“懂”才能以艺术的方式“感动”“感应”大众,所以“大众化”是一种广泛的艺术化。
赖少其在1936年4月15日《木刻界》创刊号写道:“木刻与大众连结起来才会使它成为有生命的艺术。
”观点非常鲜明。
他30年代的木刻,如彩色木刻《抗战门神》,利用中国旧有的民俗形式,用西方版画的艺术语言,加进抗战爱国的新内容,十分喜庆,颇合中国民众心理,很有创造性。
作为出色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高层文化领导者,赖少其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
他以刀代笔,用镌锐的刀法刻画出具有极强力量感的形象,鼓舞民众抗战的士气。
他是30年代的老革命,1949年34岁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可以说风华正茂,以后又任华东、上海的美协、文联领导职务,至安徽省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美协主席,1986年70岁后告老回老家广州。
为人生而艺术教案教案标题:为人生而艺术教学目标:1. 了解艺术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 探索不同艺术形式对人生的影响和启发。
3. 培养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创造力。
4. 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教学重点:1. 艺术对个人成长的意义。
2. 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和价值。
3. 艺术欣赏的方法和技巧。
4. 创造力的培养和发展。
教学准备:1. 幻灯片或多媒体设备。
2. 艺术作品的图片或视频素材。
3. 学生的艺术作品展示区域。
教学过程:引入(5分钟):1. 展示一幅艺术作品的图片,引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2. 提问:你认为艺术在人生中有何重要性?探索不同艺术形式(15分钟):1. 分组讨论:音乐、绘画、舞蹈和戏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2. 每个小组选择一种艺术形式进行介绍,并展示相关的作品或表演。
艺术欣赏与分析(20分钟):1. 介绍艺术欣赏的方法和技巧,如观察、分析、理解和解读。
2. 展示一些经典艺术作品,引导学生进行欣赏和分析。
3. 学生自由选择一幅艺术作品进行欣赏和分析,并分享自己的观点。
创造力的培养(20分钟):1. 引导学生思考艺术创作的过程和意义。
2. 分组活动:每个小组选择一种艺术形式,进行创作实践。
3. 学生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并分享创作的心得和体会。
总结与展望(10分钟):1. 回顾今天的学习内容,强调艺术对人生的重要性。
2. 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和参与艺术活动。
3. 提供一些建议和资源,帮助学生继续发展艺术兴趣和能力。
教学延伸:1. 组织学生参观艺术展览或演出。
2. 鼓励学生在课后继续进行艺术创作,并组织展示活动。
3. 邀请专业艺术家或文化人士来校进行讲座或工作坊。
教学评估:1. 学生的小组讨论和展示表现。
2. 学生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和分析报告。
3. 学生的创作作品和创作心得分享。
教学资源:1. 艺术作品的图片或视频素材。
2. 艺术欣赏和创作的参考书籍和网站链接。
为人生而艺术教案一、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为人生而艺术”的基本理念和内涵,掌握相关的艺术知识和技能。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
3.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价值观,培养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1.教学重点:使学生理解“为人生而艺术”的理念,掌握相关的艺术知识和技能。
2.教学难点:引导学生将艺术与人生联系起来,培养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三、教学过程1.导入新课:通过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艺术品,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引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题。
2.讲解新课:通过讲解艺术的发展历程、艺术的功能和作用,使学生了解“为人生而艺术”的基本理念和内涵。
同时,通过展示各类艺术品,引导学生欣赏和理解艺术的美。
3.巩固练习:通过让学生模仿艺术品、创作自己的作品、进行小组讨论等形式,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掌握。
4.归纳小结:对本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总结回顾,同时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点评和激励。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1.教学方法:采用讲解、演示、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活动。
2.教学手段:使用多媒体课件、实物展示等手段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五、课堂练习、作业与评价方式1.课堂练习:通过让学生模仿艺术品、创作自己的作品等形式,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掌握。
2.作业:布置相关主题的作业,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和学习相关知识点和技能。
3.评价方式:采用平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
六、辅助教学资源与工具1.教学课件:制作精美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包括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形式,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2.网络资源:提供相关的网络资源链接,引导学生自主查询和学习相关知识点和技能。
3.教学工具:使用实物展示、模型等教学工具,辅助教学和提高教学效果。
“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五四”时期,文学流派和文论思想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文学研究会,持“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另一派则是创造社,持“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浪漫主义的文学观。
这两种文论看似对峙,却都来自于西方近代文论的传统,都是对之加以中国化的转换的结果。
正如周作人所归纳:“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
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
……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
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艺术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
”虽然,这两种文论思想都着眼于艺术功能论,但是,“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实际上暗含着文学能够再现“现实的人生”的思想,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实则强调了文学能够作为“我的表现”而存在。
二者都打上了西方传统再现论的烙印。
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中国逐渐滋生蔓延,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是不可分的,与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是不可分的。
那时,社会的进步急需文艺的先行与振兴,故对传统“文以载道”的文论采取了激进批判的立场,但同时,这时的文论也强调艺术对人生所产生的推进作用。
不断涌现的关于“艺术——人生”的论文蔚为大观,如《美感与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一羽)、《由美学上所见之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雷颂常)、《艺术与生命》(穆时英)等等即可见一斑。
仅1919至1929年间的论文,以“文学与人生”为题的就有8篇,“文艺与人生”为题的5篇,“艺术与人生”为题的3篇。
这一思想的主流,就是主张“文学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这里的“人生”,或者“现代的人生”,其实就是沿着胡适“唯实写今日之情状”路线而生发的文学主张。
传统中国文学行至近代之前,似乎对“社会写实”的问题不太关心,而往往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闲物。
“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在我们追求艺术的过程中,常常会被两种态度所左右。
一种是“为人生的艺术”,即把艺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追求、享受,这样做的人通常会把艺术与他们的人生、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为【1.1】艺术而艺术的另一种态度则是“为艺术的艺术”,即追求艺术本身的美学、技术、创造性等方面的价值,这样做的人可能会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质,而非它们的实用价值或社会价值。
“为人生的艺术”把艺术看作人生的一部分,是一种更为传统的态度,也是较多人会选择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被看作是人生的一种补充,是人们通过欣赏艺术品来发掘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提供艺术品的技术和创造过程通常会受到很多关注,但更关键的是作品所传达的表达,比如有关文化和情感的元素。
这种追求一般不注重作品的实用性和经济价值,而强调作品的内涵和人文意义。
在“为人生的艺术”这种态度中,艺术的作用是启迪、感受和提升人们的生命品质。
通过创作与欣赏艺术,人们可以变得更加敏感,更有想象力,更多元化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些特质和技能在人们的个人生活、工作和社交中都可以被应用。
因此,把艺术看作“为人生的艺术”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帮助人们建立与世界和自己更紧密关系的方式。
“为艺术的艺术”相对于“为人生的艺术”这种态度,“为艺术的艺术”则更加关注艺术品本身,这种追求更注重艺术品所具有的独立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被看作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时空,只存在于创造和表达本身之中。
对于这种追求,作品要求更加抽象、更具象化、更富有形式美,所以它更注重艺术家的创造技巧、经验和才能,而更少注重创作者的背景和排位。
在这种状态下,艺术家通常会受到艺术史、美学以及先贤的作品等方面的严格约束和启发,他们会把目光放在艺术本身,而非作品将会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个问题上。
这种态度追求的是把艺术业精益求精的过程,感受艺术品的独立、无拘无束、无条件的美和表现力,提高的是观众自身审美的水平。
这种态度也彰显了艺术的自主性和价值,以及人类理性和创造力的高度。
“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五四”时期,文学流派和文论思想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文学研究会,持“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另一派则是创造社,持“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它阐述了中国化浪漫主义的文学观。
这两种文论看似对峙,却都来自于西方近代文论的传统,都是对之加以中国化的转换的结果。
正如周作人所归纳:“从来对于艺术的主张,大概可以分作两派:一是艺术派,一是人生派。
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
……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
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艺术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
”虽然,这两种文论思想都着眼于艺术功能论,但是,“为人生的艺术”的主张,实际上暗含着文学能够再现“现实的人生”的思想,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实则强调了文学能够作为“我的表现”而存在。
二者都打上了西方传统再现论的烙印。
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中国逐渐滋生蔓延,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是不可分的,与推崇“德先生”“赛先生”是不可分的。
那时,社会的进步急需文艺的先行与振兴,故对传统“文以载道”的文论采取了激进批判的立场,但同时,这时的文论也强调艺术对人生所产生的推进作用。
不断涌现的关于“艺术——人生”的论文蔚为大观,如《美感与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一羽)、《由美学上所见之人生》(杨昭恕)、《艺术与人生》(雷颂常)、《艺术与生命》(穆时英)等等即可见一斑。
仅1919至1929年间的论文,以“文学与人生”为题的就有8篇,“文艺与人生”为题的5篇,“艺术与人生”为题的3篇。
这一思想的主流,就是主张“文学现在也成了一种科学,有它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这里的“人生”,或者“现代的人生”,其实就是沿着胡适“唯实写今日之情状”路线而生发的文学主张。
传统中国文学行至近代之前,似乎对“社会写实”的问题不太关心,而往往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闲物。
作为一种反拨,呈现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就是“写实主义”,这是西方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中国的变形延续。
正如茅盾在《文学与人生》里所分析的那样:“近代西洋的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中国的写实主义的出现与对科学精神的推重也是同向的。
显而易见,这种文论带有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的倾向,它反击的是中国古代只将文学“视为抒情叙意的东西”,而要对文学进行根本的科学性改造。
其实,胡适早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就率先发出了“言之有物”的呼吁,抨击了旧文学“摹仿古人”、“无病呻吟”、“烂调套话”等等消极取向。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倡“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形态现实主义文论的先河。
早期的茅盾曾经主张“新浪漫主义”,但在胡适的“以写实主义作手段”的纠偏之下,也转向写实主义的主张。
为匡正文学传统远离现实和人生的积弊,1922年《小说月报》开展了一场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试图进一步推进“写实主义”。
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是由西方舶来的最新文学思潮之一,它也是针对中国古近代文学弊病而下的一剂急救西药。
“客观描写与实地考察”,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为中国文学界开的新药方,他们认为由此才能开拓一种“科学的描写法”。
但是,“自然主义”自有其不能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方面,这种“记帐式”的创作方法并没有为中国文学所真正接受。
陈独秀便说:“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
盖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
”但实际上,“写实主义”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虽有亲缘,却不能混为一谈,在西方意义上,不但写实主义文学有所“寄托”,而且自然主义文学也不能简单地指为毫无“寄托”。
茅盾后来的认识则更为清醒:“观察(observation)和想象(imagination)是文学的两大原则,自然派学问只重观察,在当时原可补救浪漫文学只重想象的偏失;但就文学全部看来,过犹不及”,“决不能靠它去创造更高格的文学”。
这种既不同于浪漫主义又迥异于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只能导向写实主义。
由此出发,茅盾认定:“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
科学家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
因为求真,因为重客观的描写,故眼睛里看见的是怎么一个样子,就怎样写。
”这里所说的是“写实”的摹仿的真实。
但是,“为艺术而艺术”派则将艺术真实转向了自我内心:“‘求真’在艺术家本是必要的事情,但是艺术家的求真不能在忠实于自然上讲,只能在忠实自我上讲。
”可见,“艺术派”与“人生派”的确具有表现自我与摹仿自然的差别,这显然和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之分殊如出一辙。
由此,“艺术派”对“人生派”总是颇有微辞。
“艺术派”对“人生派”的批评有二:其一是把艺术视为宣传的工具;其二是把艺术视为摹仿的手段。
针对“人生派”的两大缺陷,“为艺术而艺术”论者强调“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郁达夫语),提倡做“艺术至上主义的信徒”(郑伯奇语),艺术的创造“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成仿吾语)。
郭沫若则强调“艺术的精神”决不是在“摹仿自然”,决不是在“仅仅求得一片自然的形似”,反而,“艺术总要先打破一切客观的束缚,在自己的内心中找寻出一个纯粹的自我来”,因此,艺术是我的表现,“是艺术家的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尔的表现。
”可见,这种文学主张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论的中国翻版,它既强调了西方那种“自我”的表现,也没有离开华夏文论“缘情”的积淀。
梁实秋在1927年出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中便推崇西方浪漫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变体形态:“古典主义者最尊贵人的头;浪漫主义者最贵重人的心。
头是理性的机关,里面藏着智慧;心是情感的泉源,里面藏着热血。
……现代中国文学,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
”但是,这种中国式的“为艺术而艺术”并不同于西方原本意义上的“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说,这种纯艺术论并不是完全来自欧洲的“唯美主义”,而是主要来源于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传统,同时受到了“唯美主义”的一定的影响。
这样看来,创造社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更多关注的是“情感”而非“形式”,更关注的是作家的“个性”而非“摹仿”。
因此,这一派的主张才可以概括为——“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
”当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用当时文论的话来说就是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它们之间的分殊在中国人看来并不是绝对分立的。
中国文学理论学者一直以“调和持中”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
李安宅早已指出这二者建基在粗浅的“功利主义立场”与“艺术立场”上,而未窥见到“艺术生活”的境界。
创造社的创办者郭沫若虽是位“艺术派”,但却明言:“我是不承认艺术中可以划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
……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
”而这个“晶球”,在他看来,就是华夏文化意义上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
郑伯奇虽也认为“艺术乃是表现这么一个‘自我’的。
所以艺术虽不如‘人生派’所主张,是‘为人生’的,然而艺术却也不能脱离人生,并且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
”这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艺术与人生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反过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郑振铎,却也主张“文学本是情感的产品”,文学诉诸“情绪”而科学诉诸“智慧”,文学的价值在于自身而科学的价值则在于真理。
朱光潜也对“为人生”与“为艺术”之辩展开双向批驳,他站在更高层面来看待这种分立,认为“艺术派”只保持距离地表现人生,而无视美感的人与伦理的人共有生命,而艺术寓道德说忽略了人生有机体内审美和求知的价值。
显然,这一批评更具辩证意味和超然色彩。
如果说,在1917年到1927年这十年间,中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颉颃并进,文学再现观基本上分为摹仿外在现实和表现自我情感两类;那么,随着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的发展,作为独立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逐渐隐匿,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逐渐向现实主义归趋。
特别是在1937年到1949年这十几年间,历史证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未能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执新文学的牛耳,成为领导整个文坛发展的主流。
如此这般,由于社会他律与艺术自律的共同作用,中国文论也开始从“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二元对立逐步走向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
这样,文学再现观也渐渐归并为“文学再现社会现实”。
1933年,周扬在《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就奠定了这种文学反映论的现实主义文论的基石。
他指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真实的”,这是一种“社会的真实”,因此,现实主义之路就是“文学的真实之路”。
关键还在于“realism”这一词的译名,在20年代被中国学界译作“写实主义”,但在30年代则被改译为“现实主义”,这便同与之纠缠不休的“自然主义”文论彻底划开了界限。
瞿秋白在《高尔基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就已经区分出“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个译名,因为前者“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就够了。
而现实主义则不同,它并不要求摹本与原本的完全同一,而是要求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周扬为其注入了阶级分析的因素,“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次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
他提出:“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
”“文艺来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的确是中国化的现实主义的呼声,他主张文学就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且是更高地反映现实生活的。
这一发言,确立了现实主义文论的主导性地位。
正如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序言中所说:“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同时也是对当代中国文学再现观的最简明的阐释。
此时,来自苏俄的现实主义文论思想,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到高尔基的文论思想,开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
自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新中国文艺的方向——一种中国式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走上了唯我独尊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