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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和实践作者：刘广栋程久苗时间：2007-08-14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一、引言当前，由于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推到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沿。
诺斯说，改革路径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经济的发展也是如此，无论是政治制度本身，还是信仰制度都与历史密切相关，它们的产生和演变受过去影响，同时也限制了当前和过去改革路径的方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过来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①。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答京城听众问》，载《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
」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政策调整以及学术界的有关理论脉络进行概括性梳理。
科学总结农村土地政策演变进程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对于中国未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中国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方向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二、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讨论新中国建国以来至2005年，学术界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从文献数量分布、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及主要观点来看明显分为五个阶段（图1）。
第一阶段：1980年以前。
这一阶段，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可谓水波不惊，近30年文献发表数量较少，主要是以纯学术考证为目的讨论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演变或对土地制度进行断代研究（例如朱绍侯，1960；邓拓，1963），以及关于国外历史上或者现当代典型土地制度模式的研究（例如潘先仍，1963；张甍，1980）。
该阶段的文献研究与现实结合很少，除了1978～1980年，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理论界对能否实行"包产到户"进行大讨论外，几乎没有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研究。
50年代，合作化之初，邓子恢曾经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最好形式之一是'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制度"，但在当时谈"包"色变的年代，其主张随即被淹没在合作化的汪洋之中。
布尔迪厄与场域布尔迪厄是继福柯之后, 法国又一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大师,他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和著述在国际学界广受重视,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 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学者的注意;布迪厄称得上学术杂家, 他的社会学中融入了人类学、教育学、哲学、艺术、语言学、历史、文化学等诸学科的内容, 可谓包容丰富、错综复杂;一般认为, 场域理论是他的基本理论, 在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布尔迪厄是享誉世界的法国社会学家,他在1990年出版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他最关心的理论问题：在人为地分裂社会科学的对立之中,最根本也是最要命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学家只选上述两元对立的其一;为了化解上述两元对立,布尔迪厄提出了场域、惯习和实践的概念,并且用场域和惯习来解释实践;场域的概念与特征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他这样定义场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架构;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利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同源关系等;”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有其自身的特征;首先场域是一个永恒斗争的场所;其次,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任何一个场域,其发生发展都经过了一个为自己的自主性而斗争的历程,这也是摆脱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控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场域自身的逻辑逐渐获得独立性,也就是成为支配场域中一切行动者及其实践活动的逻辑;布尔迪厄喜欢用“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阐释传媒权力的运作;如果说传媒与政治、经济等诸权力构成了的是一个宏观意义上的权力场,那么,社会行动者个体进入这个权力场就可视为微观意义上的建构;大众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权力构成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为“传播场”;传播场与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有相似之处,但范围要更为广泛;当一个人进入传播场是,就同时进入了与场项链的前提预设;场域在传媒领域的意义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非常擅长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他认为“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1新闻场是在十九世纪两类报纸的对立中构成的：一类优先提供“消息”,尤其是“耸人听闻的”或更佳的“轰动性的”消息,另一类则发书摘和“评论”文章,充分显示其“客观性”的价值;这是一个两种逻辑、两种合法性的原则相对立的场所;新闻场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但是,新闻场与政治场和经济场一样,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会受制于市场商业逻辑的裁决与考验;新闻场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渐渐地对不同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构成威胁;正是从这一角度,布尔迪厄分析了以电视为首的大众传媒怎样从民主的非凡工具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的;一、隐形的媒介审查;布尔迪厄认为电视自身的传播机制与广告、政府补贴等因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审查”,这种审查是匿名与无形的,但是它却形成一种无法改变的规范与机制,使电视传播的主体性丧失,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电视“行使了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种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2这种“象征暴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因为它以一种隐形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使媒介化的社会生活变得自然而然;这正是其特别有害之处;二、新闻场的场域支配作用;布尔迪厄认为,收视率是一个隐匿的上帝,它统治着新闻场,也成为记者的最后的判断标准;通过收视听率,经济逻辑置入文化生产之中,由此形成收视率的经济逻辑;因此,新闻场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和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同时,由于新闻场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新闻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大转变,“当利润、收视率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把越来越多的观众引向犯罪、暴力、灾难和名人新闻时,这种新闻就会泛滥”;3人们由此处于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而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限;三、通俗化的力量;布尔迪厄分析认为,法国五十年代的电视主要通过垄断给受众强加有品位的文化追求的产品,如资料片、古典作品改编和文化讨论会等节目形式,来培育公众的文化品位；九十年代,电视为了尽可能地招徕最广大的观众,则竭力地迎合并利用公众的趣味,给群众提供一些粗俗的产品,典型的有脱口秀,生活片段,赤裸裸的生活经历暴光等等,往往很过分,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人们为了一时露脸,都热衷于参与电视游戏,那怕只是作为普通观众;“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的公众,就越要磨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排斥性的内容;一家报纸越扩大它的发行量,就越倾向于不会给自己惹麻烦的公共话题”;4这种情况在英国大众传播中也曾出现,并引发相当广泛的争论;其中,“最普遍的非议是认为电视节目的制作因过于注重吸引观众而降低了公众的欣赏水平;它缺乏多样性和独创性,求稳不冒险,不愿尝试富于挑战性、要求较高甚至令人不快的主题和题材”;5我们知道,英国广播公司推崇其传播文化的品位,这就是由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特别是受过牛津、剑桥教育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标准和信念所组成的一种文化环境;尽管这些节目中夹杂了不少吸引下层的体育、流行音乐和娱乐内容,但它所提供的节目方式、场景和表演形式却地地道道刻着中上层有闲阶级的印记;6而英国商业广播为了拓展大众媒介消费,在重新界定了传播的大众品味,甚至为其传播的目标受众虚构了一个人物形象——多琳,她有个丈夫,她关注的事情不多,尽管并不蠢,但听收音机时总是心不在焉;她被假定对外部世界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除非它们对其超级市场的供应发生影响;为了迎合这一“人物”,广播的内容不仅有所不同,就是其传播形式也是不同的;7在布尔迪厄看来,最为重要的是,随着电视象征力量的不断增强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各电视台极尽犬儒主义之能事,纷纷追求轰动、奇特、耸人听闻的效果,且大获成功,致使形成了某种新闻观;这种社会新闻造成的后果就是政治的空白,就是非政治化,将社会的生活化为轶闻趣事和流言蜚语;因为这种电视新闻报道的总是那些能激起普通人好奇心,不需要具备任何特别的能力,尤其是政治能力就能理解的东西;作为社会学家与思想家,布尔迪厄对商业化新闻场的现状与前途的看法无疑是悲观的;二布尔迪厄认为,在新闻场商业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记者”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生产者,他们并不仅仅从工作中得到谋生手段,而是拥有对其他专业场施加影响的权力;这些“知识分子记者”处于新闻场与专业场之间的不确定的位置,他们利用其双重身份来回避两个领域各自的特殊要求,并把在其中一个领域内或多或少已经获得的权力来到另一个领域,“知识分子记者”因此可以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引入处于学院式奥妙主义和新闻式公开主义之间难以界定的两可范围内的新的文化生产形式；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批评性的评论,推行文化生产的某些评价原则,给市场的裁决披上知识权威的外衣,并增强了某些类型的消费者“从众”的自发倾向,从而对文化产品生产施加间接而长期的影响;8在具体的媒介操作过程中,“知识分子记者”与专家在进行一种“互搭梯子”的把戏,专家们可以随时听从召唤,扮演角色,回答一切问题,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专家以此来获得媒介知名度,积累出一种“文化资本”,从而得到圈里圈外的各种利益;同时,布尔迪厄还敏锐地观察到,“反智性主义”是新闻界的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现象,它促使记者们经常提出知识分子的谬误问题或是挑起争论,能发动的自然只是那些知识分子记者,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争论可以给那些电视知识分子提供机会,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得以靠媒介生存;由此,新闻业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传媒的力量”,亦即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与此同时,新闻场也就为新闻记者组构了一个新的活动场域,“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教育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9布尔迪厄并非赞扬这种文化力量,而是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新闻场域之中新闻记者的身份与作用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一些制作新闻,采写报道的默默无闻的小记者,他们越来越具有批判精神,因为他们经受了职业的市场逻辑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一个个都被用来做一些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事情;职业的压力与当初受到新闻教育所树立的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早饭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10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知识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三布尔迪厄对新闻场的批判基于其整体化的社会实践之中,因此,作为社会学家的布尔迪厄还是努力地为大众传媒的未来发展开出一剂救助“良方”;实际上,布尔迪厄并不赞同某些人一味留恋昔日那种教育人的、家长式的电视,因为他认为这种电视与民粹派的自发主义和怂恿蛊惑的手段一样,与大众的趣味,与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怎样才能表现“大众的趣味”并真正民主地利用传播工具呢布尔迪厄鼓励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求要求,恰正等于在政治领域受制于以民意测验为指导的蛊惑民众术;受制于收视率的电视有助于向假设为自由、清醒的消费者施加市场的压力,消费者们并不像那些犬儒派的鼓惑民众分子试图让人相信的那样,拥有表达清醒合理的集体观点,表达公理的民主手段;具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和负有为被统治者利益讲话责任的组织远远没有清醒地思考这一问题”;11可见,布尔迪厄希望的还是受众群体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而对于大众如何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 布尔迪厄并没有指出具体的方法;对于新闻场自身的问题,布尔迪厄认为,为了使新闻场的自主性免受威胁,同时抵抗社会的时髦要求,可以有两种策略：要么坚决划分各个场域的界限,设法恢复受到新闻界的思维与行动方式入侵威胁的场界,要么走出象牙塔左拉开创的模式,去推行当初进入象牙塔时所产生的价值标准,利用各专业场内、场外以及新闻场内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想方设法把靠自主性而获得的成就和战斗成果强加给外界;12我们注意到,布尔迪厄所提出的两种策略依靠的是各个场域的重新划定或者某种原有价值的强调与传播,那么,谁是其中的施行主体他要宣扬什么样的价值标准他又怎样实行呢对于这些关键问题,布尔迪厄同样没有给出具体方法;实际上,在如今各种场域更加紧密地相互交融与叙事主体更加体制化的语境中,布尔迪厄所给出的两种策略似乎又绝难实现;因此,布尔迪厄的新闻场域分析受到西方学界不少批评,认为他的批判方法过于经验主义;13实质上,这一难题不仅是布尔迪厄的困惑,也是整个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实践的矛盾所在;。
JohnLeviMartin何谓场域理论？John Levi Martin. 2003 .What is Field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1-49约翰.李维.马丁（John Levi Martin），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JLM的两部著作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2011）和Social Structures（2009）均获得ASA理论分会优秀图书奖。
场域理论本质上是通过相对于他人的位置来解释个人行动的规律性（regularities）。
场域中的位置可能会对人施加一种力量，但它是“从内部”施加的，而不是外在强制力。
因此，动机是行动（所隐含）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in action）的最主要例证，而不是偶然（chance）或自由（freedom）的遗留物（residue）。
场域理论兼具分析的洞察力和对具体事务的关注。
此外，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定义，场域理论的“解释”定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符合日常生活的用法。
一、西方社会学逝去的危机JLM认为，社会分析中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即（1）对于什么是好的理论缺乏明确的标准；（2）关键理论元素的本体论地位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s to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key theoretical elements），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3）经常将社会和政治分歧转化为关于事实问题的看似科学的争议。
理论方面的停滞，是由两个看似受欢迎，实则非常有害的趋势造成的。
（1）对假二元论和真二元论都作出妥协的广泛认同；（2）理论膨胀。
对于前者，近期关于传统对立的讨论（包括但不限于macro/micro, social/individual, nature/nurture, static/dynamic, structure/agency）都普遍地以“both”这种结论终结。
一、引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很大转变，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由“抓住办企业的权利”转向“抓住土地开发权”，从侧重工业化转向侧重以土地开发为主的城市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逐步由依靠企业转向依靠土地征收和土地出让[1-6]。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由工业化的“单引擎”转变为（高价）城市化与（低价）工业化的“双引擎”[7-8]。
这种由政府主导并高度依赖土地收入的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复杂的。
一方面，加快了中国城市扩张的步伐，提高了城市化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在1996—2010年扩张了19843.82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为5%，并且年均增速从1996—2000年的约2.7%增至2001—2005年的7.9%和2006—2010年的4.5%（见图1）。
城市化率则由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约30%提高至2010年的近50%。
经济增长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增速，经济总量一举跃升至世界第二位[8]。
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9-10]以及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11-12]是解释这一模式的主要理论。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指出了这一模式的负面影响：（1）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以及放松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引资，短期内提高了GDP，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无效率的“竞次”模式[13-14]。
（2）并不必然促进地方政府将收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反而加剧了地价和房价过快上涨以及城市生产和生活成本上扬，导致“土地城市化”快于“人的城市化”[1，8，15-16]。
（3）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以及中央银行的金融风险，放大了宏观经济波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府与农民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17-18]；造成地权不稳定并减少了农业投资，导致腐败加重并系统化[19]。
对于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模式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方面讨论：一是分析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制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的动机[1，4-5，20-24]，认为上述因素构成了地方政府扩大征地数量和范围的主观意愿，即地方政府变得非常有动力通过征用农地来经营城市。
格温群体研究中场域理论名词解释
今天为大家科普“场域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了场域理论（field theory），给研究新闻生产提供了一种全新范式。
“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
”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操作焦点。
从本质上讲，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其进行社会学批判的代表理论，作为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论建构（理论方法），场域理论应用于当前国内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的研究颇为有效，相关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基于“场域理论”对新闻学研究的诸种贡献，布迪厄提出了“新闻场域”的概念。
罗德尼·本森对之进一步阐释，认为本质而言，新闻场域从属于文化场域，其特殊性在于场域内部自治受制于外部政治、经济场域的权力资本。
简单说，可将“新闻场域”概述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生产者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客观关系，这种关系处在不同位置上，对新闻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或压力。
新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场域的转型带动议程设置方式持续发生巨大变化，议程设置从政府、媒体到公众的单向模式转变为多元的双向模式。
政府对媒体和公众的直接影响力均有所减弱，在突发事件之中，政府和媒体的信息在公众那里常常受到质疑，公众议程开始较大地反作用于政府和媒体。
在这种背景下，各方议程互动所带来的不仅是社会舆论的复杂性，也加大了社会舆论公共信息规制的难度，“减小场域冲突；重视舆论“暗场域”的冲突主题；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舆论场域中的良性议程互动也成为当代社会公共信息治理与社会共识形成的关键。
第八章论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摘要：场域、资本、惯习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三个概念的提出，使社会学的研究呈现新的视角。
布尔迪厄力图通过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从而超越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
本文思考焦点即为社会实践理论的这三个核心概念。
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实践Key word：Field，capital，habitus，Practice.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是当今社会学界炙手可热的大师，他和英国的A·吉登斯、德国的J·哈贝马斯一起被认为是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代表人物。
其著作《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实践理论的提出是与布尔迪厄的治学目标——超越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密不可分的。
他认为实践理论可以有效地将社会现象学的分析角度和社会结构主义的角度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既在认识论上做到逻辑贯通，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实践理论提供的理念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力图通过场域（field）、惯习(habtius)这两个概念连同各种各样的资本来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
在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中，有一些贯穿性的核心概念，其中从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从内部揭示构建行动者和各种性情倾向的“惯习”是三个最核心的概念。
布尔迪厄在论及场域、惯习、资本这些概念的时候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主张在理论的系统中以及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去界定概念。
他认为只有在关系系统中，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而决不能孤立地定义它。
一、场域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个体，也不是理想化的抽象社会，而是研究由无数个体所构成的“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综合性结构”。
从解释到解读：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与场域程鹏立【摘要】框架建构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从解释到解读等诸多的传统转向.框架建构论从微观动员的过程,对社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文化、话语和符号性行为等"框架"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并形成了一套具有全新视角和完整体系的社会运动理论.框架建构是观念、价值、文化和集体共同感等心理认知的重塑,使一群看似毫无关联、或相对疏散的社会群体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观念、价值追求、集体共同感的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场域视角可以用来分析社会运动中框架建构者主观意识之外独立的结构性因素,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政治结构和媒体等.【期刊名称】《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00)007【总页数】4页(P8-11)【关键词】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动员过程;场域;解读【作者】程鹏立【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社会学系【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31.9;X321关于社会科学研究，赵鼎新认为存在2个传统：“一曰解释传统，一曰解读传统”［1］7；解释传统的目的是“寻找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成果、辩证、对话型或历史关系”［1］7。
而解读传统的目的是“理解和厘清特定人类活动在特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与意义”［1］7。
西方学者对社会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从非理性到理性、从宏观到微观、从解释到解读的传统转变。
笔者以西方社会运动的第4代理论视角——框架建构论为例，在回顾框架建构论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分析框架建构论的动员过程研究的传统转向，以及场域视角引入框架动员理论的解释力。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经历了5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典型理论观点为代表，分别是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建构论和新社会动员理论。
集体行为论是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开端，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对社会运动研究具有绝对影响力的价值理论。
扬垴理圯财制度变汪的甬瞄齬—兼论农地产权认知“制度一心理”框架的构建仇重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摘要]文章以场域理论为切入点，分别从场域结构重塑、社会交易方式转变、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互动等方面，阐述了关系网络变构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研究表明：首先，场域关 系网络内源经济增长和外部利润的出现产生了对场域边际调整和网络结构软化的需求，进而诱发了制度变迁。
其次，制度变迁引致的网络关系变构内含了交易方式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的转变，而制度内生的非生产性激励则是由于制度稳健性需求造成的。
再次，制度变迁本质上由特定主体意向性建构的行为动机所决定，外在具象为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均衡路径演变实现的社会结构重塑。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共享心智模型”进行了拓展，并运用于农地产权认知研究领域，进一步探讨了农地产权认知形成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关系网络事物依附性，明确了情景分析在农地产权认知研究中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制度变迁；场域理论;农地产权认知;共享心智模型—、弓I言制度变迁理论一直以来受到制度经济学派 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高度关注。
在旧制度经济学 的概念中，制度实际上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 些关系或作用的一种思维习惯⑴，Veblen[2][3]将制度变迁的过程视为在技术条件变化下劳作 本能体现出的对现存制度阻碍的破除，并进一步 推动技术变革的过程。
简言之，凡勃论的制度变 迁的动力来自技术的变革和利益集团的推动。
与 之不同，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本质上是一 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说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了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4]。
而从North[5]最新著作中可以发现，其对制度的变迁理论已经发 展到“环境一信念一制度”的反馈模式，并着重强 调了共享心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类似地，Aoki[6]同样突出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共享信念的 核心地位。
与制度经济学派强调主体心理特征、技术进步及相对价格等对制度变迁重要性不同 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看来，制度或 者称之为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互动，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结构则由 经济基础所决定。
考虑到生产力的变动性和生产 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决定了制 度的变迁[7]。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出发，尽[作者简介]仇童伟（1991-)，男，安徽滁州人，博士，研究方向：农村组织与制度19管制度变迁也存在改良式的创新，但作为一种带 有浓厚阶级色彩的理论，它对社会结构变迁动力 的判析仍以阶级斗争为主。
综合考虑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对制度 变迁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制度变迁本质上来 自生产力变化所引致的外部利润的显化，为使得 外部利润内部化和重新界定利益的分配机制，行 为人所达成的博弈规则的均衡路径演变。
但正如 马克思理论所述，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行 动和互动均处于一^定的关系型嵌入结构中，对利 益的协调和社会主体的行为可行集合的形塑也 都是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而实现的。
布迪 厄等[8]的场域理论就曾指出，场域是位置间客观 关系的一张网络或一个架构，主体便是在客观关 系下按照特定的惯习进行符号竞争和个人决策 以占据关系网络中有利位置的。
这种建构在关系 网络中的行为人为不同偏好和目的所采取的工 具性行为和表达行为的均衡路径演变，最终决定 了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和社会结构的形态[9]。
鉴 于场域理论在关系网络变构层面可能对制度变 迁理论的有益补充，本文试图从场域结构重塑、社会主体交易方式、表达性行为和工具性行为均 衡路径变迁三个层面剖析制度变迁的社会关系 逻辑，为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对行为人互动和惯习 的形塑，以及嵌入型关系变构对制度演化的影响 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二、制度演化:场域结构的重塑制度演化实际上是伴随既有利益格局的调 整、规则的制定和行为人主观意向性改变而发生 的[4][5]。
从场域理论出发，制度或社会结构实际 上是浓缩在场域中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其中正式 规则和主观规范则是客观关系的结构化，并形塑 了行为人的行动可行集合和资源获取模式的选择 范围。
因此，制度演化实质上是场域关系网络变构 所引发的场域边际调整和“结构洞”位置的转移。
(一）网络节点的调整制度变迁是N orth[5]和Aoki[6]所述的彳了为主体为了将显化的外部利润内部化和实现利益 分配所达成博弈规则的具象形式。
其中达成的规 则一方面界定了社会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则通过 位置的变构形塑了个体对资源流和信息流的可 获性[8]，社会关系网络的变构则是改变了位置节 点的分配模式具体实现的。
其中，社会关系网络 可具体化为网络的广度、网络的顶端高度和网络 的落差。
从广度层面看，制度变迁实际上在实现 利润内部化方面无疑切合了林南[9]关于等级阶 层结构中资源总量的阐述。
社会关系网络在面临 外部资源库扩容时，行为主体自身和相互间的互 动将直接引致工具性行为对场域边界的拉伸，以实现关系网络资源的外延性增长。
此外，网络的 资源获取模式还包括内源性增长。
以井田制时期 农地生产绩效提尚为例，社会关系和层级结构下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制度的革新，实际上 通过内源地扩容了农地制度域的剩余价值实现 的[1()]。
此时，实现的网络顶端高度和网络落差的 增加实际上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利润内部化，和社 会主体网络位置及资源获取能力转变的重要动 力。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关系网络除了布迪 厄所阐述的扁平化的布局，还包括了林南所述的 纵向科层制结构，两者的区别在于对资源占据模 式所做的不同假设。
网络节点的调整不仅改变了嵌入关系中的 利益分配机制，同时也变构了行为主体间的互动 关系。
以“结构洞”为例，处于“结构洞”位置的行 为主体由于占据更多的弱关系、信息流和资源 流，进而控制了社会关系中大部分互动的发生。
制度变迁的发生则是通过改变现有利益格局，一方面填平了结构洞，另一方面改变了利益主体的 占据模式，从而实现了关系网络中强关系网络和 弱关系网络比例和交织结构的改变。
对于普通节 点，一方面是强关系在表达性行为资源获取能力 提高和表达功能弱化时实际上取代了工具性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弱关系网络在阶层资源和规模差异 扩大时，跨层级的互动弱化将导致社会关系网络硬20化，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的破裂和制度的变迁。
(二) 博弈规则的建构场域实际上是由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 度和规则等因素建构的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 系的一个网络[8]。
网络结构变构推动制度变迁的 关键在于，社会互动规则和利益获取原则的重 建。
在Aoki看来，制度是由不同的子博弈构成，制度的演变其实就是子博弈多重精练均衡的实 现，博弈规则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存在建构了行为 主体的共享信念及其行为可行集合[6]。
博弈规则的外生逻辑实际上体现在N orth[4]早期的研究中，考虑到制度形成所体现的行为主 体关系和主观规范演变的内生性，N orth[11]后期 的研究已然转变为规则的内生逻辑。
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规则，实际上是嵌入在各位置间关于信息 流和资源流流动去向的“控制阀”，不仅是社会权 力和利益界定的规范，也是行为主体关于社会关 系在主观认知中的具象表现。
换句话说，制度演 变实际上是在变构场域关系网络的过程中实现 的。
而作为关系位置界定和网络运行的内生性博 弈规则，实际上是随着行为主体的工具性行为和 表达性行为的均衡路径演变而发生改变的。
按照 N orth“共享心智模型”的逻辑，当社会关系环境发 生转变时，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行为主体的行为 偏好将发生转变，进而推动制度的变迁和形成新 的可感知的位置和关系结构。
因此，伴随制度演 化而发生改变的博弈规则，实际上是场域关系网 络内含关系的具象，通过形塑位置关系构建了社 会共享的心智。
但正如前文所述，内源和外延利 润诱致的场域边际调整通过变构网络环境，从主 观意向性层面引致了制度变迁的动力和需求。
(三） 新惯习的形成场域视角下的惯习实际上是一个持久的、可 转移的禀性系统。
惯习是建构在社会关系网络 中，并作用于行为主体认知模式的场域外显产 物。
一般看来，这种外显化的关系逻辑实际上是 North所述的非正式规则的具体体现。
而从制度变迁的层面来看，惯习是一种建构于行为主体认 知模式中的内在规范或心理框架。
制度变迁实际 上就是通过对惯习的边际调整实现的，并反映在 现实的规则和产权演变中。
从主客观关系层面辨析惯习变迁与制度演 化，主要的逻辑是场域建构了惯习，而惯习则使 得场域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并值得投资的世 界。
换句话说，社会关系网络内嵌的规则实际上 在主体认知层面形成了一种关于场域交易和资 源获取的合理预期，并相应降低了网络运行的成 本。
另一方面，作为位置关系的内源性架构，惯习 界定了主体行动的逻辑及社会交往的途径。
以福 山[12]的研究为例，信任作为镶嵌在社会大交往 中弱化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的惯习，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欧美长期的经济增长。
当然，从制度演变 的层面看，惯习的延伸性和稳定性，实际上强化 了关系网络的结构化。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子 博弈的多重精练均衡的形成实际上就是行为认 知的固化和心理框架的结构化。
只有当场域资源 变化引发关系网络边际发生调整时，位置结构的 变化才将导致主体意向性和偏好的转变，但一般 情况下也是发生在边际层面的调整[4]。
由此可 见，制度变迁的惯习逻辑实质上是以场域关系网 络的发生为依托，通过建构网络位置而实现的。
因此，制度变迁的社会关系网络变构的逻辑，实 际上可追溯到关系主体新的主观认知架构的形 成。
伴随规则和场域的演变，惯习边界的调整以 嵌入型的关系位置演化途径得以体现，并反作用 于社会交往方式和交易结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主体行为体现出的对不同目的性行为的偏好 和主观意向性。
三、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悖论制度变迁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与经济绩效紧 密相关，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伴随规模报酬递增和 交易费用的减少，有效率制度的变迁实际上唯一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那么这种绩效提高的逻辑是 否就必然来自于从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21中的第三方实施呢？那又如何解释新制度较之旧 制度未曾减少的非生产性激励？从场域视角出 发，网络系统中交易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表达性 需求和工具性需求的交织，结构化的网络则因为 存在表达性行为和非生产性激励对社会关系网 络的纽结才不至于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和解体。
(一）交易效率最大化的路径生成社会交往的扩大和形式的多样化是伴随社 会分工出现的，随着人类交往由原始氏族公社的 血缘关系网络逐渐发展到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 网络，最终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流动，人类的交易 方式也由人情关系型交易过渡到第三方实施的 交易。
其中制度的变迁为设定人类交易的合理预 期提供了保障，即North所述的“人们在非人际关 系交换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 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