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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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之生死观中国古代之生死观2008-05-20 07:541、儒家之生死观。
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对中国影响也最大。
儒家很重视人德生命,《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其中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除此,还有“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
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
但他们认为还有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德”。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任,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朝问道,夕死可矣。
”(《里仁》)。
在孔子看来,人最重要的是“道”,是“仁”。
孟子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一点,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生在世,有比生更为重要得东西。
所以他常用“性命”来代“生命”。
当时和他辩论得告子认为“生之为性”,即认为生命就是性命。
孟子认为如果从生命上讲,则人与犬、牛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性上,才有区别。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离娄》)正因为“几希”,才是人与动物有了区别。
所以在生命与“仁义”做取舍得话,要“舍生取义”。
但他们并不是否定生和不重视生,不过在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后者。
在他们看来人活着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对于将来之死,不必关心。
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
汉代扬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
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
物无不死,人安能仙。
”(《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谈生论死:孔孟生死观谈生论死:孔孟生死观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汉族,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祖上为宋国(今河南商丘)贵族。
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论语·卫灵公》: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说:“先生,您讲的仁德、忠义都是极好的。
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
仁德我很想得到,但活在世界上也是我的欲望。
假如仁德与生命两者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孔子严肃地回答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
”弟子恭敬地给孔子施礼,表示敬服。
这时,孔子的学生子贡又问先生说:“仁德一定是很难得到的吧?我们应当怎样去培养它呢?”孔子回答说:“培养仁德可以从头做起。
比如说,工匠要做好他的活计,必须先有得心应手的工具。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应该选择那些大夫中的贤者去敬奉他;对于自己来说,就应该挑选那些士人当中的仁者交朋友。
这样,才会培养起仁德来。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
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译文:孔子在陈国断了粮,跟随孔子的学生都饿病了,不能起身。
子路气愤地对孔子说:“难道君子也有困顿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在困顿时仍然能固守节操,小人困顿便会胡作非为。
”孔子说:“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
儒家死亡观
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必然的生命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类生命的必然际遇。
儒家强调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珍惜生命,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来追求人生价值。
儒家认为,人死后并不是彻底消散或消逝,灵魂会永存于人们的记忆和后代中,因此,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们不断地为社会、家庭和他人做出贡献,超越个人的一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为后人传颂,流芳百世。
儒家对待死亡的观念,强调人生有所为,有所不为,思考人生意义与价值,珍惜时间,传承文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儒家传统的生死观与我国安乐死的合法化[内容提要]:儒家传统的生死观是一种重生恶死的生死观,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生死观属于典型的“生命质量论”。
儒家的这种生死观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观念和意识中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对当前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提供了意识基础和观念依托。
[关键词]:儒家;生死观;我国;安乐死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是近来学理界所广泛关注和论争的一个热点问题,[①] 也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立法者的难点问题。
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直接冲击和挑战人类传统生死观的社会行为,各国理论界一直对其褒贬不一,而立法界也普遍对其合法化问题持审慎态度。
那么,在当代社会中,安乐死是否应当合法呢?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显然不能单纯从某一个侧面去分析或论证。
笔者以为,安乐死合法化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耍性的,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文化等都非常特殊的国度里,安乐死合法化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这是因为,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的生死观为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提供了意识基础和观念依托。
以此种认识为出发点,本文拟对儒家传统的生死观浅作探悉,并拟在此基础上对安乐死在我国的合法化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儒家传统的生死观及其产生的原因1儒家传统的生死观首先,在对待生死方面,儒家特别珍视生命,因而是重生恶死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那里找到论据。
孔子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 [②]认为人应当谈生而讳言死。
被后人尊称为“亚圣”的孟子指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③],认为生是人的本能欲望,而死则是人竭力所欲避免的。
而儒家的另外一位大师荀子则进一步强调:“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
”[④]就是说,生不仅仅是人一般的欲望,而且是莫大的、竭力追求的欲望;死也不仅仅是人通常所厌恶的现象,而且是人极端厌恶、极端惧怕的现象。
这说明,在几位儒家大师那里,生命是受到珍视的,而死亡则往往为其所忌讳。
儒家学者如何看待生命与生死导语:儒家思想如何看待生死的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人生的起伏?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每个人生活在人世间,感知宇宙天地,认识大干世界,生息序活的经验、文化、科学便构成了人类的文明。
然而,有“生”就有:“死”,“死”是每种有生之物的最终结局,“死”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命运,是每个人无从躲避的宿命。
人一思到此,一念及此,便会恐惧不安,甚至万念俱灰,从而在人生中做出一些异常或反常的行为来。
生命是一部壮丽的乐章,死亡犹如一个休止符、对于人来说,这是最沉重的毁灭性的打击,是最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
为了否定生命的界限,于是人就去追求生命的永恒无限,那么,人类用什么途径与办法超越死亡以及摆脱死亡的痛苦与恐惧呢?中国古代儒家的贤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用显扬精神价值的办法来超越死亡的途径。
儒家学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命是宇宙大化生生不息之大生命的表现形态之一,人生显露了宇宙的仁爱之心,人死亦为自然造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人的死亡既为自然,也是必然,任何从肉体上达到永生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因此,人们只能在生前努力于建功立业,努力于道德的烙养与人格的塑造。
通过立德.立言、立功创造不朽,超越死亡,亦即在个体之我的肉体死亡、腐朽之后,仍然能以精神价值的形态而存在于世,对社会、众生、国家、民族产生经久不衰之影响.从而达到水恒。
但是,要经由儒家提供的这条途径实现不朽,其前提是人们必须学会区别价值的大小,确立人生过程中哪种目标最值得去追求。
许多人把个人的私利私欲的获取视为最高价值,并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那么就决然不可能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实现不朽了。
儒家的圣哲坚持认为,人类崇高的理念,如道德价值,是高于自我的生命价值的。
所以孔子教诲人们,凡是志士仁人,都不会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爱”,只会勇于牺牲来成全“仁爱”。
孟子则认为.保存自我的生命,是人人都追求的,实现仁义道德,也是人人都想做到的。
在二者不可以同时做到时,则应该舍弃生命而成全道德。
浅析儒家生死观作者:张珊来源:《山东青年》2019年第06期摘要:生命是我们生而有之、生而存之、生而伴之的。
对于生命的探讨从5000年前就已经开始,尤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入世态度来说,其生命观更是中国人民立身存世的根本向导。
本文从尊重生命、死而不朽、存顺没宁三个维度来浅谈儒家的生死观,审视生命的价值,积极入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尊重生命《易大传》里面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义”天下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这就是所谓《周易》之道,《周易》的一本一体,它就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不断地繁衍出新的东西,所以,天是乾元,它有大生之德;地是坤元,它有广生之德,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它其实赋予了我们人类。
所以我们人如何的和天地精神相匹配、相配合、相媲美,我们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宏大天性,全面地发挥天地赋给人的秉性和潜能,那就是我们就有一种刚健自强,自强不息的一种精神,这就是儒家的尊生、重生,主动的一个传统,所以《中庸》里面说,圣人可以做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和天地鼎足而参,和天地相参。
人类的理性,所可以设想的天道,那是宇宙万物,人类生命的本源,那时我们人的价值源头,一旦我们充分的护持,我们自己的生命理性,我们就能够全面地发挥,天赋给我们的潜能,我们以平等的精神,接纳宇宙间一切的存在,万事万物,我们尊重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价值,尊重他物,尊重他人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各说其信,我们最终可以通过“正德、利用、厚生”,“立德立功立言”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
奋勇拼搏,在现世,在凡俗的生活中,来实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所以儒家的仁学,儒家的志士仁人,他是用仁爱的仁,来界定我们天地人的人,所以,“仁者仁也”所以人在一定意义上他就是生命的感通,宋儒把它讲成像桃仁、杏仁这样的一个生命,中医讲麻痺不仁,那是不能感通,所以儒家他是要和天地人物我相互地感通。
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
儒家讲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生死观中所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儒家主张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却可以通过道德学问的修养使精神达到永存和不朽。
只要人在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社会服务,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可以安详自在、无愧无悔了。
儒家重视生命生前的价值,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
中国古代的文人,多数受其影响,因而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活着的时候,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把生命的价值作为对社会、国家的奉献,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这种思想,和爱国主义、奉献精神相结合,成为社会主流生死观,受官方认证。
如张思德、雷锋等虽然离开人世,因其生前的奉献。
达到精神的永存和不朽。
道家的生死观讲究的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
他们将生和死都视为一种自然现象。
老子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地保存自己的生命。
庄子认为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
道家重视活着这种状态,一个人怎样才能活得长久、活得顺心,活的和自然相和谐。
更多的是把生命融入自然,回归自然,讲究返璞归真。
对于个人生命的延续,也就是养生,有很多借鉴之处,也能使人生贴近自然,享受生命的寂静与安宁。
儒教的生死之说人事之大,莫过于生死。
生死关切,是人的基本焦虑,生死问题是人的根本问题。
《礼记》曰:“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
[1] 参通幽明,究明生死,此儒教大道所系。
究幽明之际,知生死之道,是儒教的重大教义。
1)原始返终,知生知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 许多人依据圣人这两句话,便断定儒教只关注现世,不关注来世,重生不重死,言生不言死。
认为儒教不关注死亡问题,把死亡之事与鬼神之事悬置不论。
这是对圣言的误解,是对儒教教义的误解。
其实,儒教非常关注也非常重视死亡问题。
圣人以神道设教,生死之道、鬼神之道是儒教的重要内容。
对死亡问题的重视,与对死后世界的关注,是儒教教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教有自己的生死观,有着关于灵魂世界及神鬼之道的系统阐述。
这些观点和阐述详见于儒教经典与先圣先贤的言论之中。
这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儒教既是入世间法,也是出世间法。
《礼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这里“明”是人间世界,“幽”则是人死后的世界,即神鬼的世界。
礼乐即“入世间法”,系指仁义礼智之性、“修齐治平”之道、“人伦纲常”之道;而鬼神之道,也就是出世间法。
依儒教教义,幽明相通,生死不贰。
入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以贯之,悉统于天道。
入世间法就是“生”之道,“生”之道即人之道。
人道本于天道,人道与天道相贯通,人道是天道天理在人世间的落实。
出世间法就是“死”之道,“死”之道即鬼神之道。
鬼神之道是天道天理在灵魂世界,在神鬼世界的落实。
故出世间法也与天道天理相贯通,神鬼之道亦是天道。
故依儒教教义,生之道即死之道,明之道即幽之道,人之道即神鬼之道。
幽明之道,生死之道都统于天道。
明有礼乐,幽有鬼神;明有善恶,幽有屈伸;明有正邪,幽有清浊;幽明相通,生死不贰。
故知生即可知死,知人之道就可以知鬼神之道。
故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话并非不关注死亡,恰恰相反,这正是究竟之说,是对生死之道的大彻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