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_社会工作的视角

思想战线S IX I AN GZ HANX I A N2007年第1期第33卷№11,2007Vol133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钱宁(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　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用社区能力建设的模式尝试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发展;以内源发展能力缺失的新贫困范式,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帮助贫困社区解决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以克服一般发展理论和方法过于宏观的发展策略、过于注重技术和经济手段的干预而忽视人本身的改变和社区自身资源的利用带来的弊端,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方向,也是需要实践的行动领域。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扶贫;内源式发展;社区能力;社会工作视角中图分类号:C913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01-0020-07 在新农村建设中,将社会工作方法和理论介入其中,假设把生活在农村社会中的人们和农村社区,看作是一个由于受社会环境和自身能力的限制而需要外界协助的弱势群体。

通过运用专业的助人技巧,社会工作能够帮助那些处在生活困境中的农村贫困人群(社区)改善社区条件,获得自助能力,从而起来解决其发展问题。

但是,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中,这种理想化的行动理念和方法论假设,往往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遭遇困难。

各种因素中,对农村发展问题准确把握是首要的影响因素。

本文以贫困问题为例,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农村贫困的新形式和新特点,探讨农村社会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和推进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策略,并对近两年来我们在农村的社区发展实务进行理论反思,以期推动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深入。

一当前的中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结构转型。

“中国现在已是工业化的中期阶段”[1],在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流的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下,农村传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经济的结构开始从传统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转向以经营农业为目标的市场化经济;农村逐渐打破传统的自我封闭的状态,开始形成与外部社会和城市之间的资源、信息、人力和商品的交换与互动,即使在边远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也不再是与世隔绝,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处处打上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印记。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城乡贫富分化为特征的农村新贫困、或者说以贫富之间财富占有02 收稿日期:2006-07-12基金项目:200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社区能力建设与民族贫困地区社会资本的构建”作者简介:钱　宁(1954-),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福利与社会问题研究。

悬殊和收入差别不断扩大为特征的“丰裕中的贫困”也发展起来。

就农村情况而言,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过去曾经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村社会,政企合一、农工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一方面释放了农民空前的积极性,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那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低劳动生产率和低收入造成的农村普遍贫困。

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农民从一种严格控制的组织状态下解放出来。

人民公社被村民自治制度所取代,这既使农民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并具有较多的自由,也使农村社区组织变得松散而缺乏对个人的凝聚力。

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基本上成了个体化社会。

而农民的个体化也使他们失去了过去曾保护他们的制度屏障,而直接暴露在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冲击面前,他们成为中国社会最脆弱的群体。

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这一系列变迁中,社会工作者所关注的农村贫困问题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传统的以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保障的生存型经济贫困,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基本解决,代之而起的是由信息匮乏、人力资源的流失、社会资源与支持网络不足、政策偏差、文化教育和权利保护缺位,以及农村生活价值的失落等因素而导致的新型贫困。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也就成了现代社会中人们进行权力、利益交换活动的最重要资源,而社会控制的最有效手段也就是阻断信息来源。

因此,在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今天,农民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才能取得好的收获,已经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而是信息。

但是对于中国的广大农村而言,农民由于信息的匮乏而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掌握信息的强势集团并受其支配。

从我们在进行农村社区发展的实践看,农民信息的匮乏表现在他们无法掌握市场信息,因而无法根据市场变化来组织生产。

尽管他们并不缺乏资金和技术,也有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积极愿望;但是,由于不掌握信息,他们往往受商业集团和各种中间商的盘剥和控制,无法获得公平合理的利润,也就难以积累资金,获得改变自己贫困现状的机会。

而这种现象并不只是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存在,即使在农业比较发达的东部农村,农民也深受其害。

比如,在许多地方都流行的“公司+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中,“老板们”为了维持其利润的最大化,常常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农民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市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

而这些所谓的“商业秘密”,正是他们以“公司+农户”模式控制当地信息,操纵市场,打着天灾人祸、国际问题等风马牛不相及的幌子欺骗处于弱势的农民。

一篇网络文章作了这样的揭露:“非典”时期,日本对日本市场的中国蔬菜产品没有任何抵制,价格稳定,需求平稳,但当地的老板们却联合起来,封锁任何的日本市场信息,胡说什么日本不要我们的蔬菜了,拼命压低价格,仅几天的时间,就将一元一斤的大葱压低到五分钱一斤,大发国难财,谋取暴利,事后,日本客商才打电话询问我们当地的实际价格,那巨大的中间利润被老板们获得了,农民却永远是受害者[2]。

除了公司控制信息的戕害,农民也缺乏来自政府的政策信息和相关的经济信息。

政府部门要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一般说来农民是无法知晓的,甚至直接关涉农民利益的决策和工程建设,农民也不可能得到基本的信息,以致于他们只能完全被动地听从政府的安排,并由此产生了对政府的依赖。

在我们所在农村的一个社区,就碰到这样的情况,铁路建设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但是,直到施工的推土机开始推农民的耕地,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

事前没有任何的协商和征询意见,事后也仅仅是以8000元一亩的价格将耕地永久地征用了。

至于农民今后怎么生存,没有人关心,更没有必要的规划。

在日常工作中,地方政府对信息的发布往往只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农民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没有协商对话,也没有沟通交流。

“三农”问题难以解决,今天农村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农民与政府和外部世界不对称的信息关系有关。

信息的缺乏限制了农民摆脱贫困的愿望和行动的可能性。

农村也是最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地方。

在我们工作的农村,土地承包以后,农民就处在“自家管自家事”的个体化状态中。

他们传统的社区自我支持系统已经被瓦解,过去所依赖的村社集体也已解体,村民小组除了应付村委12会布置的工作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作用。

村民们希望发展经济,但他们又害怕市场风险,不知道怎样避免风险;他们也不知道向谁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在他们的周围除了和自己有同样际遇的人外,没有可以表达的对象。

而社会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来帮助农村居民解决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困难。

农民完全处在一种无助的状态中。

我们知道,社会的弱势群体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

而社会政策正是作为调节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行动原则被指定和实施。

像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如果得不到政策保护,陷入贫困就带有某种必然性。

具体地说,当前农村中的政策偏差问题,一个是受地方和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牵制,有关保护农民利益和发展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事业的政策无法落实,各种坑农、害农事件屡屡发生,农民基本权益不断受到损害。

二是关于“三农”政策的协调机制不配套、不健全,使得已有的政策无法发挥作用。

三是缺乏相应的监督调节机制来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公正有效地执行,因人而异的人治现象仍然是阻碍中央政策有效贯彻的最大障碍。

以国家大型建设工程中的征地补偿为例,中央一再强调在大型工程的征地中,应保护农民利益,避免农民失地而失去生存条件,要为他们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但在实际操作中,相关政策往往会因为这些工程建设所牵涉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各取所需而无法落实。

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博弈中,农民常常是作为弱者而被牺牲利益的一方。

而本该作为农民利益保护者的地方政府,也往往会以为牵涉自己的利益而与开发商和建筑商结成同盟来对付农民。

比如,我们所在的农村有一个苗族社区,地处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的交汇点。

由于铁路和公路扩建,需要征用该村的土地。

在此之前,他们的土地已经3次被征用,人均可耕地已经不足半亩,被征用的土地都是该村最好的耕地,剩下的大多是按照生态保护的要求应该退耕还林的坡地。

此次征地,又是在农民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突然通知的,说他们的耕地已经被铁路建设占用。

引起村民极大不满,出现了围堵施工现场的冲突。

最后,虽然事态得到平息,农民也拿到补偿款(仅8000元一亩征地补偿费,就使他们永久地丧失了耕地或生计依靠)。

但当问起他们如何使用补偿款时,他们大多回答买米买肉,或给孩子交学费。

我们提出是否考虑将钱用于发展生产,否则钱用光了,土地也没有了,今后的生活怎么过?他们的回答非常简单,“生活没有着落就找政府,政府不会不管的。

”在这个个案里,除了反映出农民的弱势地位,我们还看到政策偏差的另一种表现,这就是由于政府过多地干预社区事务,扮演仁慈的家长带来的另一种贫困现象:农民对政府的依赖。

不是以积极的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希望由政府来帮助解决问题,以致于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不再有自主性。

由此看来,当前农村的贫困,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贫困,也不是靠单纯的经济援助可以消除的贫困,而具有“丰裕中的贫困”①特征的更复杂的贫困这种贫困不仅需要政策上的调整和制度创新来解决,更需要通过人自身的发展、消除社会歧视与排斥、赋权等方面的社会行动来解决。

在这些行动中,开展社区能力建设,以赋权的方式来增加和扩大贫困社区人们的行动空间,帮助他们发掘和发展自身的潜能,培养他们行动的能力或内源发展能力,对消除贫困具有根本的意义。

二针对农村贫困这些新特点,我们在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研究中,提出了“以社区能力建设为中心的内源发展道路”研究思路,并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的行动研究中进行了探索。

“内源”一词,从其原本的意义来讲,是指生物有机体发育的内部自组织过程,而外部的因素可以起推动作用,但不能决定生命有机体自身的发展[3]。

因此,内源发展的观点强调“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4](P120),必须是社区自己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