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

科学统筹循序渐进—浅谈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忠县统计局当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已经成为我国近年来公众瞩目的焦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让“权力”和“阳光”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词语紧紧联系在一起。

所谓“阳光”是指使权力和财产公开、透明，能被社会各界监控和监督。

温家宝总理也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的报告制度。

因此，推进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势在必行，同时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推进，照搬国外的做法，必须针对我国的国情、社情、民情，因地制宜，加大国内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探索，逐步实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全面实施。

本文对现行的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制度的不足和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全面推进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做探究和思考。

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概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一“阳光法案”的制度来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

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推行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的国家。

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查看首相的财产及纳税清单。

1978年美国通过的《政府行为道德法》是当前最完备的财产申报立法。

目前美国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向社会公开申报高级官员和雇员。

另一类是秘密申报中、下级官员和雇员，申报材料有限制地公开。

韩国也在1993年后出台了《防止腐败法》，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

2009年的总统李明博捐出个人资产和前总统卢武铉自杀都彰显了韩国“阳光法案”的反腐功效。

总的来来看，它对反腐倡廉，树立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借鉴、完善和实施，已经成熟，堪称肃贪治腐的利器。

它一般是通过立法形式确定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义务，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都有强制义务在一定期限内申报个人的财产及其来源，接收社会大众的监督，对于惩治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发展的历程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

1995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阳光开始照进不透明的窗户。

2000年，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首先实行家庭财产报告制度。

2001年，国家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

2004年，财产申报制度写入公务员法问题列入了大常委会议题。

其后，国家出台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方公示申报人的常规收入和收礼情况，而申报人的其他各类动产、不动产等内容被列为秘密申报范畴不予公开。

同年1月，浙江慈溪市向社会晒官员的资产家底，700名副局(科)级以上的市管干部完成廉政情况公示，内容涉及各类财产24项。

2010年2月，重庆开县正式启动新任党政主要领导财产申报制，14名县级部门的一把手成为首批申报者，其中申报财产最低的为21万元，最高的为178万元。

申报的内容包括现金、存款、房产、汽车、股权股份、字画古董、经商办企业等9个方面的财产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投资、收益等情况。

2010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县处级副职以上干部，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家庭财产、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等事项，并明确规定瞒报谎报将受纪律处分。

三、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不足及原因应该来说，我国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上是借着月色走路、摸着石头过河，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以寻找最佳的模式和机制。

但是在电视上、杂志上甚至网络上，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专家，还是学者，几乎都是一个声音：我国的公职人员申报制度缺点甚多，与其期望相差深远。

这些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申报主体范围不全面，要求把全体公职人员乃至所有亲属都纳入申报范围；二是没有明确界定需要申报的“财产”，要把“收入”与“财产”全部界定；三是受理机构缺乏监管权威，指明申报人所属各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的监管权威不够。

四是指出目前的体制属于自体监督,缺乏群众参与和媒体监督。

五是强调问责环节缺失,认为对于违反制度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过于温和。

其实，笔者在很大程度上都赞同这些缺点，但是不难看出，这些缺点和不足都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而来，而忽略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实，我国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发展步伐之所以渐缓有着以下几点特殊原因。

（一）基本国情方面。

一是我国是直接从封建社会迈入社会主义，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磨合，而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做得比较好的国家都是经过了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有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机制和体制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

二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光是与财政挂钩的公职人员就有几千万，比一些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如果要全面建立科学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势必增设不少机构编制, 涉及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并且我们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路子，盲目的建立会导致成本的过高和浪费。

（二）文化思潮方面。

从社会大众来看，他们对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公开的期盼是十分迫切的，但是作为申报主体的公职人员群体则有较大的抵触。

一方面个人的自我保护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露财、不显富”文化和维护家人的意识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认为一旦露出了家底，自己的隐私权就受到了伤害，害怕周围的人借钱、惦记等等。

另一方面，当今在我国的主题文化教育下，大部分民众的产生了惯性思维，就是作为一个官员，就必须两袖清风、一生清贫，一旦公职人员财产的增加或者消费明显提高，都会认为是非法聚敛而来。

再就是近年来随着网络和信息的公开，个别公职人员的腐败和“官本位”的思想离间了人民大众和广大干部的鱼水关系，引发了信任危机，部分老百姓认为公职人员财产的申报和公示是玩玩形式，走走过场。

而申报的公职人员则认为，即使我如实的申报了，人民大众也认为我是瞒报的、虚报的，报了不如不报。

这其实都是公职人员和人民大众之间对财产申报制度认知的不对接，也是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的最大困难。

从国际上来说，一项制度如果遭到主体对象和监督对象的普遍不信任，其全面的开展和实施必将引起整体效率的下降。

（三）政治社会稳定方面。

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总体来说，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属于中高阶层。

有些高级公职人员，除了收入较高以外，还有一系列待遇享受，还有的国企干部，实行的是较高的年薪制。

这些一旦全部公示，公职人员比老百姓富的现象就会呈现在桌面上，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公职人员清廉的形象是有一定的差距，必定会导致社会大众心理不平衡，引起较大非议，很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挑拨党员干部同人民大众的紧密关系，引发对我们党执政的质疑。

同时在社会亚文化的指引下，“仇富”的心态依旧存在，较高收入的公示也容易被一些违法分子所利用，引发各类犯罪。

二是在公职人员群体中，内部利益也存在不均衡。

他们因级别、地区和领域的不同而存有较大的收入差别，特别是国企领导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公职干部，沿海地区高于中西部。

如果一并申报和公开，可能会引起干部队伍内部的心态失衡，导致队伍情绪化和不稳定。

三是目前大众所要求的申报制度将申报者父母、成年子女，甚至要求整个亲属团体都纳入申报范围，理由是国人重亲情，容易挪转财产，不把亲属纳入难以摸清其真实财产。

这话不无道理，但是从法律上看，对这些亲属是不公平的，因为申报人的父母、成年子女以及其他亲属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们有着自己的权利，一旦全部公示，势必引起这些亲属的强烈反对和极度不满。

四、关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一）提高认识。

当今社会，信息公开、行政透明逐步得到强化，对公职人员来讲，向公众公布个人财产并遵守相关的财务规定也是其应尽的道德义务，是其担任公职所必须承担的代价。

在实践中，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对于防范公职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以及官本位思想的滋生有着较好的防范作用，这一制度的实行是势所必然，无可推脱。

我们的政策制定部门应该意识到公职群体顾虑和抵触不能成为该制度无法实施的理由，同时各级公职人员也要意识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也是势在必行的。

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强调，“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政务公开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并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长期地保持下去”。

总理的这一表态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欢迎，也坚定了政府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上的决心。

（二）加强宣传。

一方面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反腐倡廉法规教育，深入推进以“唱读讲传”为载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扎实开展“三进三同”，做到“干部两眼朝下，群众民意上达”，培养出守法诚信、各守其职、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干部，营造阳光、信任、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

另一方面是要正面回应社会各界的迫切呼唤。

我们可以发现，很大一部分民众，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和学者经常向相关部门提出此方面的建议和做法，而我们的受理部门却没有及时回应，或者回应模糊，导致出现了一定的的信任危机。

我们除了要积极回应他们的建议和咨询，还要鼓励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参与研究和讨论，重视各类媒体的意见，建立互相信任的机制。

（三）配套行动。

要加强各种配套行动。

目前，干部选拔与任用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关系十分密切。

不断扩大的“公推公选”和“竞争上岗”全方位的增加了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形成了“阳光干部任用体制”。

我们可以明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融入到干部的选拔与选举后，对于干部任用制度的整体创新、坐实官员财产申报是极为有利的。

目前我国的干部按照级别能享受各种优待（专车、补贴、出国等），一部分官员打着国家允许的幌子另辟路子，权力膨胀、以权谋私，损害了干部的整体形象。

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行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和制约，你要占其位就要谋其职，谋其职就要正其身，正其身就要透其收。

其实我们除了干部任用配套联动外，还应该加紧进行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配套联动，从各个方面动员和出手，共同打出一套组合拳，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奠定基础。

（四）逐步推进。

要科学、全面而有效的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稳妥、最可行的做法就是基于我国的国情下，逐步完善，稳步推进。

一是法规先行。

在规章制度上可以进一步加强，建立统一的以制度形式规范公职人员行为的规章，同时强化落实已有的政策法规。

这无论是对于公职群体还是对政府行政都是一种适应和训练，我们可以积累经验，观察效果。

二是在制度的推行方面应该由个到总、由浅到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