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与民意的对接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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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刑民规范的适用是否相互影响以及在何种范围内相互影响。
或者因为民事违法概念的体系定位与适用缺陷,或者因为会导致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的形骸化,处理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违法论”路径欠缺合理性。
刑民交叉的连接点不是违法性,真正的连接点是法律效果;以评价对象为主线,刑民交叉实体问题的解决路径应从“违法论”转向“法律效果论”。
只有当刑法和民法评价的法律事实具有同一性时,二者的法律效果才可能无法兼容。
此时,若刑民规范目的整体一致,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同,则只需对刑民法律效果进行综合考量;若刑民规范目的明显对立,对法律主体的惩戒或保护方向相反,则需要在案件事实层面进行拆分,为刑民规范适用划定不同的案件类型,从刑民交叉回归刑民分立。
关键词:刑民交叉;违法论;法律效果论;法秩序统一性目录一、问题的提出二、“违法论”之批判三、“法律效果论”之构建四、“法律效果论”之适用结语一、问题的提出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刑事案件会同时涉及民事救济,刑事制裁与民事赔偿作为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手段,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在同一案件中,同时涉及刑法与民法的规范适用(广义的刑民交叉),是司法实践的常态。
不过,在某些场合,两种规范的交错会导致实体法上的适用难题(狭义的刑民交叉),具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刑法规范对民法适用的影响,即刑法上成立犯罪是否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二是民法规范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即民法确立的权利归属是否影响刑法的犯罪认定。
狭义的刑民交叉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第一种类型主要体现为,行为人为实现犯罪目的以欺诈手段签订民事合同。
若成立犯罪,是否影响合同效力?如果影响,合同无效;如果不影响,合同效力根据民法规定独立判断,合同可能有效。
两种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中均有体现。
不过,随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的出台,主张成立犯罪不影响合同效力的裁判和观点日益增多。
浅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作者:丘启武马婷婷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16期摘要:在“民意”影响审判过程乃至结果的大背景下,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成为公正审判的必须。
刑事立法、执法阶段,应让法律充分考虑民意,在刑事司法阶段则应让法律处于独立的位置,严格按照法律,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罪行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使个案公平司法审判。
关键词:民意;刑事司法;刑法解释;刑法的基本原则作者简介:丘启武,中山大学医学部办公室科员,中山大学本科毕业,研究方向:行政管理;马婷婷,广东警官学院刑法教研室副主任,武汉大学诉讼法专业硕士毕业,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6-108-02随着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进步,民众的意见越来越多步入政治、司法等领域。
何为民意,从新闻学理论上讲,一种观点认为,民意通常表达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区有70%以上公民赞成的一致意见。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意又称民心、公意,是社会上大多数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物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
笔者认为,民意是社会上多数民众意思的表达、意志体现,同时反映了大多数民众的最急需、最根本的利益体现。
刑事司法是“刑事”和“司法”的组合。
刑事规定了司法的内涵与外延,司法限定了刑事的范围。
刑事法学是从最广义的刑法学来说的,是研究有关罪犯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一切问题的学科。
而狭义的刑法学,仅指刑法解释学。
司法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司法包括狭义的司法和“准司法”。
狭义说认为,司法是法院或法官行使国家裁判权力的活动。
笔者认为,刑事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来处理触犯刑事法律的裁定和审判的专门活动。
一、我国对刑事司法与民意关系的处理(一)贯彻“国家以民为本,重视民意”的精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周年华诞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浅谈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作者:王蕊来源:《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07期摘要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话题。
民意对刑事司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某些层面上又会对司法起到消极的妨碍作用。
因此现阶段,我们既要尊重民意,又不能轻信民意,民意介入司法应该正当有度。
本文试通过“平顶山天价案”“许霆案”“邓玉娇案”作为引子,然后分析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如何正当处理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民意刑事司法司法公正作者简介:王蕊,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律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
中图分类号:D9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146-02随着网络科技越来越发达,社会普罗大众通过网络对司法进行监督和评议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的舆论监督方式。
舆论监督是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的普遍共同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除了影响力之外,民意、舆论监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司法公正,甚至是民意左右了司法结果,但这个影响也包括正面和负面。
下面,笔者就“平顶山天价逃费”案、“许霆”和“邓玉娇”案引发的民意与刑事司法的问题试做浅论。
【平顶山天价逃费案】据悉,为谋取非法利益据知,为牟取非法利益,河南禹州农民时建锋于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安装假军牌免费通行高速2361次,合计逃费金额为人民币368余万元人民币。
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万元人民币。
此案经媒体报道后旋即引起社会轩然大波,更有甚者质疑“法院量刑过重”,一时舆论哗然。
随后,平顶山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河南省高院也问责了相关责任人。
许多学者曾认为此案时民意促进司法公正的典型案例。
对再审进行现场直播,体现了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个案例可以说是民意有效地监督和促进了刑事司法。
【许霆案】我们再看几年前发生的“许霆案”2007年底,许霆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
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案件的审理路径-中国法院网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的现象由来已久,处理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交叉在程序上存在很多争议。
今年公布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未就此问题作出新的的规定,本文在此主要是讨论实践中审理民事纠纷过程中如发现涉嫌刑事犯罪事项,哪些情况下应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哪些情况下应当继续审理的问题。
一己之见,抛砖引玉。
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民、刑案件可以分别受理、审理的原则已经得以明确。
但在“重刑轻民”、“刑可止民”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先刑后民”对司法工作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反而使“刑民并用”得不到应有的强调。
接下来,笔者将结合审判实践,具体谈谈哪些情况下适用“先刑后民”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哪些情况下可以“刑民并用”,继续审理;而“先民后刑”又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有限适用。
一、“先刑后民”之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司法实践中,审判部门应慎用驳回起诉,更不能一有刑事犯罪嫌疑,就裁定将起诉驳回。
只有在民商事纠纷与刑事犯罪属于“同一事实”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驳回起诉。
在这种情况下,民商事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本身就是刑事犯罪的嫌疑人,而所谓的“纠纷”,实质上就是犯罪,为节约司法资源,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利益,避免民、刑判决发生冲突,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整起案件移送公安、检察部门处理,是可行的。
问题在于,由民事审判部门来判断“刑事犯罪嫌疑”,并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也可能造成“以刑阻民”的情况[2]。
因此,未来修订司法解释时,可考虑将“驳回起诉”修改为“中止审理”,给民事救济途径留下回旋的余地。
试论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的司法程序内解决彭海青2012-10-30 19:37:15 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作者简介:彭海清,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以“沟通”取代“隔离”已经成为目前解决多发的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的共识性思路。
将刑事裁判与民意冲突纳入司法程序,无疑是最为常规、最为规范、效力最为显著的方式,与现有解决方式相比,司法方式在规范地解决冲突、和平地解决冲突,以及增强冲突处理结果的共识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而可以在突破与更新传统刑事诉权理论与刑事司法民主理论的前提下,从适用案件范围、诉讼方式、程序启动的期间和理由以及受理法院、程序的进行、刑事裁判的效力、判后答疑机制等方面建构民意表达程序。
关键词:刑事裁判民意冲突民意表达程序一、问题的提出根据社会学关于社会舆论形成的原理,社会舆论的形成是由于人们心里早就潜伏着对某些社会矛盾解决的需要与愿望,这些需要一旦遇到某种信息,就被唤醒进入意识领域,最后接受这种信息,并形成初步舆论,进而迅速地扩散与传播,形成社会舆论{1}。
刑事犯罪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涉及公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其本身以及国家职权机关对其处理的结果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安问题、农民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矛盾非常突出。
这些问题隐藏于人们内心,一旦遇到某些信息,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与愿望就被刺激而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在言论自由的宽松社会环境中,这种需要与愿望就得以表达。
刑事案件常常与这些问题相关联,因而就往往成为这种刺激信息的重要来源。
因此,目前人们对于刑事裁判格外关注,通过网络、报刊、专家意见书、口头评论等形式发表意见,并极易扩散、传播,形成所谓的“民意”。
[1]近几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若干刑事案件,如辽宁刘涌特大黑势力团伙案、陕西邱兴华杀人案、广州许霆盗窃案、孙伟铭醉驾死刑案、李庄伪造证据案等,基本上都存在刑事裁判与民意的冲突问题。
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困境与出路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困境与出路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司法制度逐渐完善,司法公正也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意介入司法裁判也是一种困境。
本文将从司法裁判困境和出路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民意介入的司法裁判困境司法裁判是法律的最终适用程序,司法决策旨在实现对案件争议的公正、合法解决。
然而,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却一把切割了司法公正的根基,导致了一系列的司法裁判困境。
1. 司法裁判易受舆论影响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常常表现为舆论的猛烈冲击,这会严重影响司法裁判的公正性。
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在大众传媒的广泛渲染下,公众的情绪愤慨很容易被放大,从而对司法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司法人员的裁判需要考虑社会对判断的反应,因此舆论影响司法裁判现象时有发生。
2. 司法裁判涉及多种利益,难免产生人情因素在司法裁判中,并非所有争议都是与法律有直接关系的,其中包括道德和情感因素。
民意介入的司法裁判,受到情感等非法律因素的影响,裁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以偏袒某一方。
3. 司法裁判缺乏行政保障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系统常常受到政治与行政因素的干扰。
有时司法裁判的某些决定被政治对立的力量所驱动,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与激愤。
就是相当于行政部门的行为干涉司法部门,导致司法裁判缺乏自由度和独立性。
二、民意介入的司法裁判出路对于上述司法裁判的困境,有以下出路:1. 做好司法工作的宣传教育司法工作是与广大公众直接相关的工作,很多司法困境的产生实为公众对司法工作的不理解或不相信。
因此,做好实事求是、公正司法的宣传教育工作可以有效减少民意介入因素的干扰。
只有通过正确的宣传教育工作,才能够加深司法和公众的互动与理解。
2. 完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不完善和不严格通常是司法困境的重要因素。
因此,加强法律监管能力和法律准则完善能力,紧盯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将法律适用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框架下,从而减少民意介入的困扰。
刑事司法与社会民意的融合近年来,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刑事司法的期望也逐渐增加。
传统的刑事司法主要以罪与罚为中心,关注罪犯的定罪和判刑,而社会民意的融入则是以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期望为出发点,试图使刑事司法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实现司法公正和有效。
本文将从司法改革的视角,探讨刑事司法与社会民意融合的意义、挑战以及可行性。
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社会民意的融入可以增进司法机关在司法事务上的公信力。
当社会民意得到妥善的反映和尊重,人民群众会更加信赖司法判决,从而提升整个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其次,融入社会民意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求。
刑事司法应该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罪责追究,也应该是满足社会人民需求的工具。
通过倾听社会民意,司法机关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对正义的期待和对罪犯的惩罚要求,使司法判决更加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和准则,更加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
然而,实现并不容易。
一个主要的挑战是社会民意的多元性。
社会民意是由人民群众的不同声音和观点所组成的,各方的意见不尽相同。
因此,在将社会民意融入刑事司法时,需要权衡不同的意见,避免个别观点的主导,以及避免人民群众进行滥用式的审判。
另一个挑战是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应独立于政治权力和社会压力的影响,以保障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然而,当社会民意过分介入司法审判过程,司法机关可能会面临种种干扰,导致公正的判决受到威胁。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应积极探索途径。
首先,可以通过法律教育和司法宣传等途径,提高社会对刑事司法的认知和了解,减少对司法判决的误解和不信任,从而增加社会民意对司法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建立起政府、司法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关切和诉求能够得到有效的回应和处理。
例如,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借助于媒体、公众听证会等,在特定案件中听取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意见,并酌情在刑事判决中予以考虑。
最后,可以加强司法公开和透明度的建设,让人民群众对司法过程和判决结果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提升司法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刑事审判与民意的对接路径探析
摘要: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是双刃性的,有鉴于此,民意与刑事审判之间既不能完全融合,也不能完全分离,要积极架构刑事审
判与民意的有效对接机制,使民意与审判成为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刑事审判;民意;对接
近年来,公众对司法裁判的关注度日益加强,作为社会最基本因素的“民意”在法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刑事审判的“民意”是指当某一刑事个案受到社会各界格外关注,社会公众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价值形成的具有普遍倾向和较多道德成分的观点或主张。
由于刑事犯罪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基本权利,涉及公民的根本利益,民意与法律产生的“撞击”在刑事审判领域表现得尤为强烈,成为影响刑事审判公信力的双刃剑。
首先,民意对刑事审判的消极影响客观存在,因为民意容易造成道德与法律的混淆,使法
律显得疲软乏力;民意容易借助发达的信息传递技术形成舆论暴力,给法官和法院带来巨大压力,损害审判独立性;民意容易被部分别
有用心人士利用,使裁判失去正确性。
其次,民意之于刑事审判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被掩盖的,因为民意可以反映民情,使法律的制定
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时代性,使司法判决尽可能与社会公共价值标准契合,并对犯罪行为起到抑制作用。
如何使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转弊为利”,笔者认为,理想的模式是在民意和刑事审判之间架构一个有效的对接沟通机制,使审判独立于民意,但不能远离民意,两
者成为良性互动关系。
一、确立非正式的法源,理性对待民意对于惩治犯罪的道德诉求
非正式法源则是那些具有法律意义的资料和值得考虑的材料,
如正义标准、推理和思考事物本质的原则、衡平法、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倾向和习惯法。
最高法院一再强调,各级法院在裁判时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就要求法官根据案件背景,在适用法律时,尽可能地考虑非正式法源在审判中的作用,使司法
尽可能地与社会公众的期待相一致。
但吸纳民意并不是对民意的简单妥协和接纳,当民意与法律原则明显相左或民意明显是根据道德标准做出诉求时,法官都必须冷静理性,严格接受法律规则约束。
例如我国历来有“杀人偿命”的报应心理,但在我国刑法中,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故意杀人罪
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此,法官就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做细致扎实的工作,不可简单地迁就被害人亲属要求或者民
意的道德诉求。
二、建立刑事案例指导制度,引导民意回归理性轨道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通过权威发布,相对于抽象而稳定的法律和
司法解释,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及时地将抽象法条具体化,以案释法,有助于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并适用法律,同时,它通过个案提炼形成裁判规则,统一裁判的尺度。
在民意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层面上,应当对典型案件进行集中收集,并对判决说理方面详细阐述、论证。
在有典型刑事案例指导的基础上,刑事法官自觉比照,从而做出“同
案同判”的裁判结果,并以此说服民意,引导民意回归理性轨道。
当然,随着法律的不断变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指导性案例也
要相应地修改、补充、废止。
三、规范疏导民意表达渠道,缓解民意渗透于刑事审判的冲突
首先,开通民意沟通的电子商务途径。
如最高法院开通了民意沟通电子信箱,部分法院通过网络直播庭审实况,进行民意调查等。
建议通过建立法院网站,让网民对所关注的刑事案件畅所欲言,并建
立网络信息阅评员和网络阅评工作制度,专门处理网络民意的收集与回应。
其次,参照美国“法庭之友”制度,构建民意机构。
民意机构可吸收法律专业人士,并建立备选人员数据库。
审理刑事案件时,提前三天随机从地方的电话簿或者选民登记簿里抽选9名满18周岁,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案件当事人不存在利害关系的公民,并从备选人员数据库中抽选2名法律专业人士,以此两者构成临时民意机构。
允许民意机构成员在庭审过程中作笔录和对当事人或证人进行询问,但应有时间限制。
庭审后,允许民意机构成员对案件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四、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搭建民意作用于刑事审判的桥梁
一是严格筛选制度,选任陪审员时,适度强调陪审员资格的专业性。
二是对陪审员进行思想教育,消除对职业法官的权威趋从心态,鼓励陪审员在符合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三是明确陪审员和法官的各自职责。
如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负责事实的裁定,而法官则负责法律的适用,两者各自独立地行使职权。
此外,
我们可以根据自身实际创新一些吸纳民意的形式。
如河南省高院在死刑二审中,就开始尝试邀请案发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庭审,并请他们对一审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发表意见。
这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死刑量刑的民主性、透明度和公正性。
五、增强刑事审判的透明与公开,寻找法律与民意的最佳结合点
首先,建立司法新闻信息发布制度。
对于民众有疑惑或有社会影响的案件要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以法院新闻发言人的名义答复记者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问询等形式主动释明;对于新闻媒体的负面批评报道要认真对待:正确、善意的报道要虚心接受,积极整改,并通过媒体予以后续报道;不正确、失实的报道,要积极回应,要求媒体予以更正。
其次,增强文书的裁判说理。
法官在文书中不仅要对案件的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回应,还要对当事人各方的请求作出支持或驳回的答复。
若是民意关注甚或有所影响的案件,还可包括对民意的采纳与否的意见与理由。
再次,做好判后答疑和判后回访。
可以分别由案件承办法官、刑事审判庭庭长、分管院长对当事人或民众的判后疑问依次进行口头或者书面答疑。
针对冲突比较激烈的案件,要做好走访回访,做好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思想沟通工作,对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给予适当的救助。
参考文献:
[1]王淑静:《论民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影响与协调》,载《兰
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版,第21页。
[2]蔡永彤:《刑事司法审判中的民意渗透及限制略论》,载《法治论坛》2010年第2期,第352页。
[3]范愉:《从司法实践的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论法与社会的互动》,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报》2005年23卷1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