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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大学生的性问题也变得愈发复杂和突出。
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大学生性问题的现状，并从五个大点进行详细阐述。
概述：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性问题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一方面，现代社会对性的认知不断深入，年轻人更加开放，性观念相对于过去的改变令大学生更容易接受性并保持积极的性态度；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大学生更容易接触到各类性信息，从而导致性问题的增加和多样化。
正文：一、大学生的性教育现状1.1性教育在我国大学中的地位：性教育在大学中的地位并不够重视，往往只是作为一门理论课程存在，实际操作不足。
1.2性教育的障碍与困境：保守的性观念、家庭的封闭教育以及缺乏专业的性教育师资等，都成为限制大学生性教育发展的障碍。
二、大学生性心理健康问题2.1性别认同与性别焦虑：对于自己的性别认同存在困扰，以及社会对性别形象的带来的焦虑。
2.2性自卑与自尊心问题：大学生在性方面的经验不足和自身条件的不自信增加了性自卑的情绪，对自尊心产生负面影响。
三、大学生性行为与性传播问题3.1性行为的开放程度：大学生性行为的开放程度较高，性交易等非法行为屡禁不止。
3.2性传播疾病的蔓延：大学生在性行为中对于性传播疾病的防范意识普遍较低，导致性传播疾病的蔓延。
四、大学生性侵与性骚扰问题4.1性侵与性骚扰的定义：性侵和性骚扰的定义有待进一步明确，导致大学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容易感到困惑。
4.2基于权力关系的性骚扰：大学生中存在基于权力关系的性骚扰，如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等。
五、大学生性健康与保护问题5.1性器官健康与保护：大学生对于性器官的健康保护意识普遍不足，容易导致性传播疾病的发生。
5.2性行为保护措施的普及：避孕措施和安全性行为的普及度不高，增加了性健康问题的风险。
结论：我国大学生性问题的现状呈现出多方面的复杂性。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大学生性教育的力度，提升大学生的性心理健康意识，加强性传播疾病的宣传与防控，明确性侵与性骚扰的定义以及加强对性器官健康的保护和安全性行为的普及等措施。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潘绥铭 黄盈盈提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并分析其发展背景、逻辑、重要意义,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
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关键词:性社会学 主体建构 本土 研究视角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
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①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
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 )②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
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林林总总的具体成果,而是研究视角的一个重大革命:从“科学主义”走向“主体建构论”。
471①②Sexaulity 在中文中目前没有统一的译法,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翻译。
在本文中,我们用加引号的“性”来指称sexuality ,以区别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sex )。
但是在词组中,例如性生活、性文化,性字就不再加引号了。
“性”研究是跨学科的,很多研究很难被分清到底属于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其他学科。
有的研究者虽然是动物学家、行为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文化研究者,可是做出的研究却是社会学的。
学科的划分是一种人为的硬性规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本文不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阐述“性”研究,而是侧重分析研究视角的分野。
但是,基于我们自己作为社会学研究者的立场,我们希望“性”研究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受到更充分的重视,尤其希望“主体建构”的视角可以在性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发展。
学校性教育的现状——中国性教育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从近几十年来，中国性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性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我国已经有几十所大学在开设性教育课程；另一方面，从1989至今，中国社会对性健康话题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
尽管中国的性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教学模式的单一化和性教育的局限性。
本文将从中国性教育的历史现状入手，探讨当前性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性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
一、中国性教育的历史现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研究和实施性教育。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开始宣传“自然”婴儿性识别教育，开始把性教育作为一项正式教育课程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由于此时正值文革时期，“自然”性别识别理念成为官方认可的教育模式，由此引发了性别观念的极端和大规模的性教育。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性教育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重视性健康的重要性，实施性教育的内容从性别观念转向性健康.从1989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进一步促进了性教育的发展，逐渐对性教育有了宽容态度。
二、当前性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近些年，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方面，近几年来，我国的高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可以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的“有组织”性教育；另一方面，社会对性健康话题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逐渐形成对性教育的正面态度。
尽管中国性教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国家现行性教育政策仍缺乏联系和统一，缺乏宏观思考；另一方面，性教育主要偏重于知识传播，技能训练和技巧培训忽略；同时，家长及孩子对性教育的认可度仍偏低，缺乏对性教育的信任。
三、未来性教育的发展建议建议一：加强国家统一性教育政策的制定，建立性教育宏观规划，加强性教育的管理。
同时，应加强性教育的质量控制，进一步强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
I S S N1940–9869(P r i n t)全球发行I S S N1940–9877(o n l i n e) /cshthome (简体) /iacmsp/（繁体）2008年12月15日 第16期 编委会主任：阮芳赋 主编：邓明昱 编辑部主任：裴谕新本期责任编辑：玛丽、徐晓阳美国.东西方性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Oriental-Western Human Sexuality, USA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exologists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al Specialists & Psychologists世界艾滋病日谈艾滋病防治教育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美国协调员邓明昱博士今天（12月1日），是第21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为“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发动世界各地的人民，以便提高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认识并在面临艾滋病大流行时显示国际团结。
该日是最引人注目的机会之一，供公立和私立部门伙伴传播关于大流行现状的认识并鼓励流行率较高的国家和世界各地在艾滋病毒/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护理方面取得进展。
艾滋病的英文全称是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即“获得性免疫系统缺乏综合症”，简写为的“AIDS”。
这个简称的字面意义也是“援助”的意思。
自1981年美国医学研究人员发现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逐渐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
多年来，国际社会为防治艾滋病作出了不懈努力，并取得积极进展。
2008年７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的《2008年全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指出指出，全球艾滋病防治在2007年首次出现了“明显的重要进展”，艾滋病病毒新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有所下降。
视频：该不该婚前守贞主讲嘉宾：邓明昱博士（美国华人性学家、心理学家）【核心提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有关性的社会大讨论：一次发生在1979年6月，导火线是一张电影的接吻剧照。
另一次发生在2008年4月，导火线是一堂婚前守贞课。
第二次的规模涉及全球华人，有50多个国家的华人参与。
这次大讨论，开始是在国内的网站和媒体上进行，然后由旅美华人性学家邓明昱博士担任主编的《华人性健康报》发起全球规模的华人大讨论，参加人数超过百万。
第一视频特别邀请邓教授现场和观众见面，现场答疑：该不该婚前守贞】。
【观看视频】/s/blog_4c1f4a1f0100bb70.html（以下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已通过邓明昱教授审阅、修订）丁丁糖：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午夜讲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丁丁糖。
今天在我们演播厅里邀请来我们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我们的性学专家，邓明昱教授。
邓教授您好。
邓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
丁丁糖：邓老师，他是我们国际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的理事长，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的副会长，美国东西方性学研究所的所长。
丁丁糖：您的国际上这样的一些职务是很多的，好像同时也在做《华人性健康报》的这样一个网上的报纸，是吗？邓教授：对，这是我们的一份电子报。
丁丁糖：好像我就是在《华人性健康报》上面，看到有一期关于全球范围内的婚前守贞这样的一件大事件的讨论。
引起了上万网友的争论，提出不同的意见，您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邓教授：好的。
婚前守贞教育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作为我们中国一个东方文明古国吧，很多年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实际在美国呢，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这次大讨论，是源于今年的4月11号到13号，中国的浙江大学，开展的一个为期三天的婚前守贞教育的一个培训课程。
邓教授：这场面向大学生，以婚前守贞为主题的这样一个教育，可以这样说，当时在浙江大学就引起很大的轰动。
培训开始时，有150多人报名，那么后来呢，逐渐减少。
中国性学发展史中国性学发展史一、始源于远古商周：宇宙间当生物出现就有了“性”(不管它是单性生殖或两性生殖)。
当进化到人类，我国原始部落曾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过渡，并有着“性”的催化作用的因素，故人类“性”的存在远远超前于人类文明史诞生的岁月。
在古老的原始社会，人类直接受自然的影响远过于今日，故对于自然现象不能不深切关心，尤其是对动、植物的繁衍生殖作用更感惊诧。
久之，由此而悟出宇宙的基本原理：一是主动的，一是受动的，在生物为雄与雌；在人类为男与女，父与母…故古人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带有二元性，都有着阴阳的相对，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等，从而便用阴阳来理解宇宙的一切现象，并认为有似动、植物雌雄结合孕育新的生命一样，宇宙间万事万物也由阴阳的结合而产生和发展，因而把表现阴阳作用的人体的一部分—男女生殖器官，视为神圣而渐衍成性器崇拜的习俗。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古老民族，对“性”的张扬与性器官的崇拜是较普遍的。
1988年，在我国的内蒙古境内，曾陆续发现了一批性器崇拜的岩画。
这些大多出自3000多年前青铜时代的岩画，内容可分为男根女阴、男女交媾，感生脚印，求育舞蹈等四类，反映出阴山远古居民生殖器崇拜的特有心理状态。
在性文化方面，我国远古即有“一阴一阳之谓道”(意即阴阳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等黄老学说的概括。
此外，在周《易序卦》中云：“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并以美、柔、弱作为女子的自然属性。
《易.家人》云：“女正乎内，男正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义也”(女的正常职责是搞好家内事务，男子则主外务，男女的这种内外分工是天地间自然的道理)。
这说明远古即有根据性别差异而作不同社会分工的规定。
现在，虽然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已有较显著的变化，但男女最佳适应的社会工种仍还是不无区别的。
在男女间的情爱方面，远古常将“男女”喻为两性性生活的代词。
如《礼.礼运》中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即反映了这一概念。
六十年代的中学生中国当代性学发展的萌芽阶段（1949-1979）----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一）邓明昱博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性学空间并未完全封闭。
公开出版的一些性知识书籍，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可以很容易地看到。
与此同时，地摊书摊还出售着四十年代的一些情色书刊和裸体画册。
1954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在座谈节育问题时曾说，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宣传节育知识。
1955年出版的由北京协和医院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是中华人民MDCFGH共和国建国后第一本有关性知识的书籍。
最早的一版内容较为丰富。
比如，有男女生殖器官性交状态时的剖面图，还介绍避孕套的用法。
然而，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扩大，人们把性和罪错联系在一起，科学的性知识的获取日渐困难。
1957年改版的《性的知识》里，删掉了一些内容和很多图片。
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的性质被空前严重化，可以用来打击一切男女。
尽管《性的知识》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但只是偷偷摸摸地看。
一旦被发现，要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严厉批评。
1963年3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儿少卫生专家叶恭绍教授、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皮肤性病专家王光超教授等十来位专家开了一个座谈会。
周总理指示：一定要把青春期的性卫生知识教給男女青少年，让他们能用科学的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周恩来还说，要在女孩子来月经之前，男孩子发生首次遗精之前，把科学的性卫生知识告诉他们。
从1963年起，叶恭绍教授等在一些报刊上介绍了一些性发育、性卫生的知识，反响十分强烈。
在文章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收到全国各地青少年的一千多封信。
开始，叶教授每天一封封回信。
后来因为信太多，只好整理成文公开发表。
当时，在全国带动了性咨询的研究。
即后，在中学讲授性卫生知识课，也逐渐开始。
1966年“文革”开始，刚刚萌芽的性咨询和性教育被打入冷宫了。
王文彬、赵志一和谭铭勋医生编写的《性的知识》受到批判。
其中一个作者在还挨整了，就是因写了这本书，被说成是流氓。
1973年，周恩来又向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询问实施性卫生教育的情况。
并且要求中学教材上不仅要有这一章的内容，而且在讲课时应有大幅彩色男女生殖器的挂图，便于形象说明。
尽管当时中学二年级的《生理卫生》课本有“生殖器官”这一章，还加了插图，但在大多数中学，仍未讲授。
当时，王文彬医生等编写的《性的知识》，仍然在大、中学生中流传。
这是一位朋友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30年前（1973年），我正上高一。
那时，班上有一本《性的知识》在传阅，一时间搅得我六神无主，一种本能的渴望驱使我期盼那本小册子能早点传到我的手中。
于是，上课时我开始分神了。
终于，有一天上晚自习时，这本书传到我这儿了。
我像做贼似的夹着那本被揉得十分破旧的小册子，躲到厕所里，蹲在那里假装“方便”，慌慌张张地看了起来。
灯光虽然昏暗，但我看得却非常清楚，特别是看着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图解，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在“文革”期间，年轻人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公开约会被视为思想品质不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必须是致以革命敬礼。
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性学研究和应用几乎处于空白，性教育也几乎等于零。
尽管少数医学和教育的专业人员也默默地把性学知识应用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人们解除性苦恼，但只是一种“半地下”工作。
严格地说，中国当代性学的兴起，是八十年代才起步的。
首届全国性心理健康教育讲习班（1988年，广州）主要教师。
左起：北京医科大学王效道教授、重庆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邓明昱助研、南方性学研究所所长胡廷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潘绥铭讲师中国当代性学发展的起步阶段（1980-1985）----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二）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性学的起步是以性教育为突破口的，然后逐步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性咨询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进行学科和侧重面不同的性学研究。
八十年代初期的性教育，以报刊的科普宣传为主要形式。
一批从事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的专业人员，针对人们生活中反映出的各种性问题，撰写了一些科普文章。
一些性教育的书籍也开始问世。
1980年第1期《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医院郎景和医生写的《新婚性卫生》一文，人们在小范围内欢呼：性禁区被打破了。
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江西胡廷溢编著的《性知识漫谈》，该书于1985年和1988年再版，发行总数达280万册。
1980年8月，王文彬等编著的《性的知识》也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到1981年3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
1980年，两个表面看起来与性无关的事物却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
其一是新《婚姻法》的颁布，其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
由此，确立了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二是，从这一年开始，“计划生育与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国策。
计划生育政策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而推广顺利，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
可以说，中国人性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原因就是生育与性的分离。
这个时期，有一本重要的性学专著出版。
这就是1982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教授等编译出版《性医学》一书。
这本书是根据美国医学院校的教科书《性医学教程》编译的，书中删除了“同性恋”全章，同时删去的还有变性欲、异装癖等3章。
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性医学和性治疗在中国的开始。
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发表，是《父母必读》杂志于1983年第4期发表的著名而少卫生专家叶恭绍写的“周总理关心性教育”。
文章回顾了周总理从1963年到1975年对青春期性教育的多次指示。
并提出，在女孩月经初潮前、男孩首次遗精前，应该让他们了解性卫生知识。
这对孩子们的生理保健和心理健康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这篇文章，为开展青春期性教育吹响了号角。
1983年，中国大陆完成了首例变性术（男变女）。
该病例由北京医学院阮芳赋安排、北京安定医院杨华渝医生作精神病学鉴定、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王大玫和夏兆骥医生手术完成，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不久，上海长征医院也开展了变性手术。
1984年，在全国婚姻家庭座谈会上，费孝通等著名社会学家就性问题进行了社会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性教育的必要性。
同年，中国军队系统举办的全军首届医学心理学师资班在福州开班，由北京医学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王效道（时任全国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持教学。
王效道与杨华渝商定，编出《性心理卫生》教材，由杨华渝主讲。
该课程原定只讲两个单元，但学员反映热烈，要求多讲。
于是晚上加班讲课并讨论。
之后，全国各地的医学心理学讲习班，都把性心理卫生纳入讲题，为开展性教育培训了许多师资。
1985年，北京医学院阮芳斌主编的中篇科普书《性知识手册》出版，是当时最全面地性教育书籍。
同时，从西方引进的“性学”书籍和文章开始在中国公开出版。
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性学三论》等著作被译介到国内，掀起一阵弗洛伊德热。
这一年（1985年），全国各地的性学和性教育的讲习班及专题讲座纷纷涌出，下面几例是至今仍在从事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专家教授：北京：研究生毕业才不到一年的青年教师潘绥铭，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性社会学”课。
一时间，几乎成为人民大学的爆炸新闻。
多数学生反映良好，但也有人劝他停课，也有人审查他的身份。
他坚持讲授“性社会学”课，从此走向性社会学的研究和性教育的道路。
上海：上海计划生育协会和上海社会学会在上海中医学院举办了性教育讲习班，洪嘉禾、蒋蕴芬、刘达临、姚佩宽、樊民胜等担任讲员。
尽管这只是学会的一些社会活动，但听众反映强烈，讲习班办了好几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主讲人之一刘达临（时任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也从此走向性人文学的研究和性教育的道路。
西安：青年医生王友平，对大学生、高中生和初中生进行了性心理现状的调查，并由陕西医学会出面，举办了“性心理卫生”的讲座。
社会反响很好。
王友平也从此走向性心理卫生的研究和性教育的道路。
重庆：在当年召开的四川省心理学会年会和重庆市心理学会年会上，刚从医科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的青年医生邓明昱，主讲了“性心理卫生与性教育”。
出席会议的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反应热烈，要求多讲。
于是，晚上加班讲课，并展开讨论深夜。
深夜12点以后，还有一些会议代表要求个别咨询。
然后，邓明昱在近10所大学面向大学生讲授了“大学生性心理卫生”。
尽管有的学校领导也提出非议，但学生和多数老师反应良好。
他的论文“试论我国性心理学的普及与研究”在全国第四届医学心理学学术会议上交流（1985年11月，广东肇庆）。
邓明昱也从此走向性心理学的研究和性教育的道路。
中国性学会（筹）第四届学术会议于1990年6月在广西桂林召开。
图为学会秘书长邓明昱研究员作专题报告中国当代性学发展的开创阶段（1986-1993）-上篇----中国当代性学发展概论（三）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工作是自发的，并注重于个人专业的特点。
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学术交流日益增多。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已近100篇，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上交流的论文已超过500篇，在科普报刊上发表的性教育文章近800篇。
在这种形势下，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工作需要相应的专业学术团体进行组织和协调。
1986年6月，在上海计划生育协会下成立了上海性教育研究会（二级学会），洪嘉禾任会长，蒋蕴芬、刘达临等任副会长。
这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性的性学团体。
1986年10月在江苏太仓，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召开全国首次性知识教育研讨会，会议由吴阶平教授主持。
会议确定了中国性教育的目标、内容、对象、重点等一系列问题。
1986年底，中国性学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性学学术团体—中国性心理健康研究会（筹备组）在北京筹备成立，这就是中国性学会的前身。
1986年11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首届全国青少年心理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交流了邓明昱、王友平、王向群、邸晓兰、罗正理等10余位青年学者关于青少年性教育的论文。
与会代表倡议，筹备成立“中国性心理健康研究会”，并推选邓明昱和王友平牵头组织。
当时邓王二人都是不满30岁的青年医生，自知难以胜任全国学术团体的牵头工作。
邓明昱此时正在北京医科大学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心理学师资进修班进修。
他将这一信息带回北医，分别与诸位老师商议。
时任北医医学心理学教研室副主任的王效道教授欣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12月，“中国性心理健康研究会”筹备组成立，王效道任组长、邓明昱任总干事、王友平任副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