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生命教育

名人谈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近来成为教育主管单位积极推行的教育计划，各级学校目前也办理各种的研习与讨论活动，不管是教育主管单位或者第一线的基层老师，对于“生命教育”都有相当的认同。然而，什么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内涵又是什么？从教育主管、专家学者、再到第一线的老师，他们对于生命教育到底有何看法值得我们参考？为了让读者对于生命教育有基本的认识，本网站特别从许多的论文与资料中，选取菁华且具代表性的文章，将其有关生命教育论述的看法作一节录，希望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上述节录的文章，全部收录在本网站中，读者若想进一步浏览全文，可以直接在文末的篇名中点选，即可阅读全文。

曾志朗（教育部长）：展望新的一年，社会将更多元，人与人的关系也更形复杂，世界的距离越来越短，而新的价值系统也会一再的变化。如何才能使我们的下一代走出迷惑？“生命教育”的推动绝对是教育改革最核心的一环。（参见《生命教育—教改不能遗漏的一环》，联合报88.1.3）

陈英豪（前台湾省教育厅长、现为考试委员）：“生命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弥补现行教育制度中，偏重知识教育与理性教育，却忽略知识技能以外更重要的德性、艺术、人文之教育。使学生在受教过程中，不仅学习到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生命教育的涵养后，知识技能可以成为社会的用处，而不是拿来戕害社会的工具。（参见《安顿人心的工作》，生命教育网站与新讲台杂志，89.3.1）

孙效智（台大哲学系副教授）：不论是中文的“生命教育”或英文的“life education”，可以说都是相当新颖的概念，因此，不但欧美与台湾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出入，而且，国内推动者在这个概念的诠释上，也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并获得共识。

先谈国内外在理解上的出入。主要原因在于文化与社会情境的不同。西方国家明确标举“生命教育”概念（life education）的，大概是1979年在澳洲雪梨成立的“生命教育中心”（life educational center: LEC）。该中心目前已发展为一国际性机构（Lif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属于联合国“非政府组织”（NGO）的一员。他们所谓的“生命教育”可以由其设立宗旨看出，那就是致力于“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的防制。台湾生命教育的提倡背景与暴力有某些关系，但与毒品或艾滋病的关系则还不太大。这是因为台湾社会的药物滥用与艾滋病问题还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猖獗的缘故。当然，与艾滋病息息相关的课题如性关系方面的混乱，在台湾也早就到了日趋严重而不容忽视的地步。更令人忧心的是暴力问题，以台湾现况言，所谓暴力包含两方面，一是不尊重与伤害他人生命的暴力；一是青少年的自我伤害或自杀。这两类戕害生命的暴力事件在近几年来层出不穷，而且年龄层也逐渐下降，这是国内倡议生命教育的主要社会背景。

国内外生命教育在具体议题上固然有不同的侧重，但面对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则是互通的。LEC相信，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就要给他们一个正向而积极的生命起点；台湾社会从暴力或自杀防制的观点出发也一样肯定，反生命行为的真正制止并不在于防堵、监测、打击犯罪或通报系统的建立，而在于根本的防患未然。防患未然之道在于正面人生观的建立以及家庭社会的互爱互助。依此，真正的生命教育应从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着手，帮助青少年从小开始探索与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与珍惜生命的价值，热爱并发展每个人独特的生命，并将自己的生命与天地人之间建立美好的共融共在关系。（参见《生命教育的内涵与哲学基础》，辅仁大学生命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89.3.24）

二十一世纪的学校教育应以“生命教育”为基石。学校应透过有形与无形的“生命教育”课程来整合人生哲学、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三大内涵：

(1) 生命意义、目标与理想的探问与追求。这属于人生哲学与宗教哲学所关怀的课题。人生除了食衣住行育乐政治经济社会之外，还有生死意义问题有待安顿。因此，教育整体的目标不该只是帮助孩子找到一份工作或职业，而该去教导他们体悟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理想，从而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

(2) 成熟的道德思维与择善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必须融合道德哲学的思辨深度与理性反省，才能真正做到说理而不说教，并培养出成熟而具自律精神的人来。知情意行的整合。价值理念内在化之后(诚于中)，必须要能够活出来，落实于外在的实践中（形于外）。（参见《心灵重建与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网站）

从巨观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遗忘生死的后果更为可怕。在这样的社会中，教育体系不再提供真正的“生命教育”，顶多只是进行技术性的知识传授而已。至于做人处事的道理固然也在社会教化或维护安定的功能意义下进行，然而，由于碰触不到生命的深处，很难对人产生深度的影响。“年轻人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却对于了解生命整体意义，以及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主题，茫然无知，有哪件事比这个还要讽刺”与颠倒呢？不唯如此，遗忘生死的社会必然浅薄近利。当大多数人都习于今朝有酒今朝醉时，他们必定“肆无忌惮地为着自己眼前的利益而掠夺地球”（西藏生死书，二一至二二页）。

此外，在遗忘死亡的社会中，人们对死亡的过程与处理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死亡变得愈来愈非人性化与机械化。（参见《生死尊严与生命智慧》）

林思伶（辅仁大学教育学程中心主任）：国内一直到最近两年来在学术界及坊间才陆续出现探讨有关生命教育之相关论文与专书。首先，在生命教育的意义方面，孙效智（2000）在其《从灾后心灵重建谈生命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教育的意义是指“深化人生观、内化价值观、整合行动力”的一种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理想、与实践的教育。

林吉基（1998）认为生命教育是透过具生命内涵课程的教学与体验的历程，让学生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欣赏生命、珍惜生命，最后学习包容，接纳尊重他人的生命，营造出一个至高往上超越，天人合一的生命。

陈英豪（1998）在相关场合中也指出其所提倡的生命教育政策意义在于让每个人体会到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同等重要。

在学校生命教育的目标方面，钱永镇（1988）描述学校生命教育的四个目的在于教育学生认识生命，引导学生欣赏生命，期许学生尊重生命，鼓励学生爱惜生命，而其认为生命教育的四个基础概念分别为自尊的教育，良心的教育，意志自由的教育与人我关系的教育。

在生命教育的内涵上，生命教育涉及了伦理教育，宗教教育，生死教育等范畴，在李远哲等学者（1999）合着的《享受生命─生命的教育》一书中揭示，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肯定自己、接受痛苦与困难，在工作中完成生命，并明白生死的内涵。避免陷入谬思，走出疑惑，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命。

在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上，诚如曾志朗（1999）所撰《生命教育─教改不能遗漏的一环》文中所指出，在所谓快餐文化的新一代，他们已无力接受挫折，而缺乏情意教育的关注，教改将令人遗憾。孙效智（1998）也指出生命教育之所以重要在于无论我们的职业为何，作为医师、律师或企业领袖职责尽管重要，但你首先仍是一个人，而生命教育的重要正在于其强调教育应引导学生在思维训练上思考与生命素质息息相关的终极关怀与身心安顿的课题。

在推动生命教育的实务上，余德慧（1998）则指出并批判除非学校有一个组织运作，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