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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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实践时期。
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为日后党的廉政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因此,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学术界早已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本文拟就1994年以来关于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情况作一述评。
从研究过程看,学术界对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主要在1994年以后。
从研究成果看,自1994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期刊网上有上百篇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尽管还没有专著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相关专著论述到这一问题。
一、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延安时期边区政府之所以能成为全国最民主、最进步的地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当时全国最民主与最廉洁奉公政府的各种举措,把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
对此,学者们对这一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刘志鑫〔1〕、彭焕才〔2〕、徐行〔3〕、刘迎春〔4〕、覃南图〔5〕、肖周录〔6〕、林仲仙〔7〕等普遍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围绕教育倡廉、以法保廉、领导示廉和监督出廉四个方面进行廉政建设。
(一)教育倡廉注重思想教育,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教育了广大干部,为建立清廉、务实、为民的边区政府打下了坚实的的思想基础。
对此,学者们首先注重这一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蒲晓光〔8〕撰文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工作归纳为四方面:第一,教育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要反对贪污腐化、廉洁奉公。
第二,教育全党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
第三,培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第四,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抵制不良思想侵蚀。
王合伦汤晓菲〔9〕则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干部思想教育概括为两点:第一,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廉洁自律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每一名党员真正做廉洁奉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延安时期的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举世瞩目。
中国共产党在廉洁方面提出政治目标,不断探索和完善廉政建设制度,巩固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建成了一个廉洁的、人民满意的政府。
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战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成功的基石,也为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参考。
一、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实践(一)持续完善法令、依法处理案件延安时期,政府主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1937年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以实施纲领的方式指出要创建廉洁政府。
同年,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明确贪污的数量和罪行的明细,以100元、300元和500元为界,分为四个等级,如此详细,就是要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是优化了司法制度,推行廉洁政治,不但推行减租减息,还涉及到婚姻家庭等各方面政策。
通过建立规章制度,有法可依,并在实际工作中切实执行。
对于腐败等违法乱纪的行为,即使是战功赫赫或者位居高位都绝不姑息、严肃处理。
战功赫赫的黄克功无视法律,枪杀女学员刘茜,中央维护党的法律法规,秉公无私处理了此事,处以黄克功死刑,全国各地都认为共产党公正无私、纪律严明。
肖玉璧是战斗英雄,身负80多处伤,但却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把粮油等奇缺物资私自倒卖给国民党军队,并挪用公款为国民党军官常崇耀招募士兵,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案件,党中央决定枪毙肖玉璧。
经过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贪污腐败的案件逐渐减少,陕甘宁边区风气清明,与国民党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毛泽东曾评价边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私营,没有萎靡不振之气,没有吃摩擦饭,没有发国难财。
”①(二)对领导和干部加强廉政教育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说:“中国共产党需要大量的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只有如此,才能完成战斗任务和历史任务。
”②所以中共积极培养干部,对干部加强廉政教育,通过对干部大规模的培训,使得党员干部能够抵挡住“糖衣炮弹”的诱惑,消除享乐主义和腐化堕落。
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摘要] 延安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非常重视廉政建设。
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学习延安时期的经验,对我们反腐倡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延安时期廉政建设一、党中央对反腐倡廉非常重视,制定了法规、制度、条例,有章可循。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条例。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央为把边区政府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政府,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作为大事来抓,并逐步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自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这个暂行条例试行后,经过修改,于1939年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要求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号召群众揭发控告。
《条例》还有“对发现同事中之贪污情事者,能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经查出确有实据者,酌予奖励”,“倘有违犯政府法令、徇情从私及滥用职权者,一经发觉,定行严厉处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等条款。
边区政府根据中央“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以更加发挥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的精神,于1943年4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
《条例》第三条规定:“各级政府干部之任用,以适应下列标准者为合格:一、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二、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三、关心群众利益;四、积极负责,廉洁奉公”。
第四条规定:“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处罪有案,未能改过自新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及启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從诸多方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全面推进。
重新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启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方面成就卓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尤其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
重新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一)从严加强思想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实现党内团结,稳定革命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措并举加强思想建设:一是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于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二是开展学习运动。
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重点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直接领导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
同时,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
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地总结民族历史遗产,学习抗日战争的理论和办法,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三是开展整风运动。
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上的突出问题。
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革命人生观,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
2021·04党的建设延安时期“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建设探析摘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解决危机,完成民族大业,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开始了以“政治清明”为目标的政治生态建设。
经过努力,培养了清正的干部,建立了清廉的政府,创造了政治清明的社会。
其经验可以概括为:领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延安时期“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建设的组织保障;民主选举“三三制”原则、人民监督、严惩腐败是延安时期“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素;清正的干部队伍、廉洁的公务人员队伍和一心为民的人民军队是延安时期“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建设的主力军。
关键词:延安时期;“政治清明”;政治生态;原由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7017(2021)04-0042-05郝坤安(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716000)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努力培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新气象。
”这是对我党百年自身建设经验的提炼。
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时期建设清明的政治生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延安时期,经过努力,打造了一支清正的干部队伍,建成了一个清廉的政府,“创造了中国第一个政治清明的崭新社会”[1]。
今天研究此问题对于实现以党风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从而凝聚党心民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力推进“政治清明”社会的形式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及其所领导的干部群体,具有高尚品德和超凡才智,他们胸怀天下,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把自己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别于其他任何党派组织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共产党牢牢占领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凝聚了党心民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共领导人及其所领导的干部群体的修养已经达到了“德配天下”的境界。
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要论
卜万红;赵蒙蒙
【期刊名称】《廉政文化研究》
【年(卷),期】2015(000)001
【摘要】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是边区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党坚持高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发展民主政治重视民主监督,加强制度建设实现依法管权,重视对党员干部开展持续的党性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实践,持续开展正风肃纪运动,大力建设廉洁政府,实现了廉洁政治。
卓有成效的廉政文化建设有效地克服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地位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成果熔铸到延安精神之中,成为我们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后来的廉政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总页数】6页(P79-84)
【作者】卜万红;赵蒙蒙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1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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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鉴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升廉政制度执行力 [J], 王锦霞
3.加强文化建设筑牢廉政基石——祁县廉政文化建设的做法与思考 [J], 兰苑;杨慧渊
4.论延安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 [J], 张用建
5.廉政文化建设:百年探索与当代价值
——"廉政文化建设百年历程和高质量发展"会议综述 [J], 兰洁;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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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的时代风范——论延安时期廉政建设的特点雷云峰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1935年10月19日到陕北吴旗起,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东北止。
前后历经12年5个月26天,习惯叫“陕北13年”,史称“延安时期”。
这期间,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领导中国革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伟大建树。
立党为公、清政廉洁,勤政为民,“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道德风尚,是这种伟大建树的组成部分。
尤其在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红军改编,边区改制,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特别强调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地主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潜移默化,政坛气象为之一新。
贪污腐化、损公利已,阳奉阴违、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之风为之一扫;政府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克已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作风人人奉行。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成为全国廉洁勤俭政治的模范。
毛泽东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老百姓为毛泽东敬献了“人民救星”的匾额;为边区政府敬赠了“人民政府”、“爱民模范”、“民主政治”、“廉洁政府”的锦旗。
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得到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而且羸得了国统区与全世界革命人士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延安时期廉证建设的特点是:一、法以护廉,惩治腐败的法规,逐步完善1935年12月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及时公布了1933年12月15日下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其中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扑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下者,处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与此同时,对上述犯罪者还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对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
对于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并重申了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举贪污运动,在发动本会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文件。
在当时军需紧张,给养困难、强药亦得补充的艰苦条件下,一方面向友军暂借(如向杨虎城借30万元),一方面堵塞漏洞,仅防贪污和浪费,一方面自力更生,这样保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1937年9月,西北办事处改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之后,更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政廉洁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逐步完善了惩治贪污,防止工作人员腐化的规章、条例,并由林伯渠、谢觉哉等几位老同志亲手办理和制定。
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1)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2)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3)盗窃侵吞公用财物者;(4)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5)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6)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7)违法收募税捐者;(8)伪造或虚报收支帐目者;(9)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10)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1)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2)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以下者,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有期徒刑;(3)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上述罪犯还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件”中规定:(1)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死刑。
(2)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死刑;(3)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4)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了税务人员奖惩规则中规定:发现同事中之贪污情事者,能及时向上级报告,并经查出确有实据者,酌予奖励。
并对税警人员要求“倘有违犯政府法令、徇情从私及滥用职权者,一经发觉,定行严厉处分”。
并号召人民控告揭发。
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要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这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为这一条专门作了三点解释:第一,我们主张抗日的工作人员一定要廉洁才行,如果有贪污腐化,借公报私,就一定要受到处罚。
讲面子要私情的也一定要禁止。
第二,如果共产党员犯了法,就要加重处罚,过去我们有些党员犯了法,有些地方政府不处罚他,说这样会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这种讲法是不对的,因为共产党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应该做遵守法令的模范,如果他犯了法,就应该加重处罚,这不但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威信,相反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认识共产党是讲道理的,这就更能提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对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家属,要保障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上学的机会,使他们能好好的快快乐乐的过光景。
上述这一系列惩治贪污分子的法规、条例、制度的逐步完善,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思想上建立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永远保持清政廉洁、艰苦奋斗、永不变质的铜墙铁壁和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二、执法必严,严惩腐败罪犯对于那些触犯刑律法纪,确实已腐败了的分子来说,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他们“赦罪”、开脱的借口。
1937年10月5日,延安发生了抗大六分队长黄克功杀害陕北公学女青年刘茜案件。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长的主持下,严加办案,认为黄克功为了个人恋爱,抛弃了过去艰苦奋斗光荣历史,不顾抗日救国的严重任务,以最残酷的手段杀害革命同志,严重破坏了红军的纪委为维护边区纪纲,判处黄克功死刑,并呈报党中央批准,黄得悉后于10月9日上书法庭,并致毛泽东信要求念他十年艰苦奋斗,留一条性命。
毛泽东接到判决意见及黄的信后,即召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细致审查了边区政府报告,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死刑,公审后处决。
毛泽东在当时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共产党与红军,对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所以,不能不从严惩处”。
对这些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享乐思想的影响,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走向犯罪道路的。
对于这些无视政纪国法,侵吞人民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受贿枉法者,一经发现,均必须照“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又如,1933年参加革命担任甘泉张家畔税务局分局局长的肖玉壁,在任内贪污公款3650元,1942年1月,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所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的一次报告中说:“对于一切假公济私、耍私情和仗势欺人,脱离群众的工作人员,必须给以无情的打击或切实的纠正,以更加发扬我们廉洁奉公和实事求是的民工主作风。
”根据这个精神边区司法部门严格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其中以各级政府人员中贪污粮食的现象为景多,在志丹、延川、固临、延长、安定、华池等17县、17个区的统计,贪污亏空的粮食有204.205元。
其贪污方式:或用大斗收入,小斗支出,把公粮掠为已有,如志丹县四区仓库主任高明顺用这种办法贪污30多石,延川禹居区仓库主任杨某和区长冯学德贪污30多石等;或共同舞弊伙分贪污粮款的。
如志丹五区仓库主任和区干部偷卖二石五斗,得108元,共同私分。
固临县保安队管理员等三人前后偷卖机关生产粮21石等。
或空收帐簿,虚报损失,如志丹县四区仓库本来粮十石,到二科长调换后,以为大家不知,反报告说,少了二十六、七石;或用买粮款做私人生意,在习粮时乘机渔利或少给群众粮价。
如延川县仓库主任刘竟成拿自己保管的粮款做生意;志丹六区仓库主任袁正春,把应给群众的几分或几角扣下,总计20余元之多。
至于因贪污了数目不对的,可以用许多方法支吾,如华池县水汽台区短粮14石7斗,向上级报说老鼠吃了12石7斗,另外坏3.4石等说法。
上述情形,虽给了必要的处分与纠正,也说明制度上还欠完备与周密,给这些人钻了空隙。
又如1940年7月华池县白马区书记崔凤鸣,贪污了100元被逮捕,悦东三乡支部书记贪污公粮已处理,白区三乡乡长王崇洁贪污了70余元受处理。
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惩处了8名贪污腐化的干部,当时虽然对一些案件的处理存在偏重与左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看是正确的,对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保证的作用。
由于执法严明,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为政清廉、廉洁奉公蔚然成风。
三、俸以养廉,官兵薪给差不远毛泽东说:“禹王做官也耕田,手上起了泡,叫做胼胝。
他为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
”○1“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2。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继承与发扬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的光荣传统,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对公务人员推行供给制,其标准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保证他们的家属必须的物质生活和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家属得到群众的代耕、慰劳和救济的优待,子女由政府免费上学受教育。
从边府主席到乡长,除了津贴差别以外,其他衣食住行,几乎完全平等。
谢觉哉说:“升官”与“发财”相连是中国政权机关腐化的根源。
列宁说:政府人员的最高薪给,不能超过一个工人:理由是政府人员并不需要比工人还多的长期训练。
中国有句古话“禄足以代其耕”、“休官的叫归田”。
做官的和耕田的,只是一时事业的变换。
苏区的代耕队替士兵、工作人员的家里种地,就是这个意思。
将武装部队仍保存这个办法,其他人员如给薪时,薪给只能“以代其耕”为限,即最高不得超过边区里一个熟练工人。
这办法好处是:一能够保持朴素耐劳的传统作风;二给工作人员生活以确定保障。
各级干部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边区政府每人每月2元9角;分区、县、乡干部每人每月1元5角的津贴旨。
每人每天都是一斤四两的粮食,4分钱的菜金;穿的都是自产棉布。
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分区每月15元,县政府12 元,乡政府只有1元,但财政簿上各级政府办公费却从无“赤”字,整个政府内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然并无薪金,每月收入就是上述的所得津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