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待_菊与刀_的文化心理历程_孙志鹏
- 格式:pdf
- 大小:246.19 KB
- 文档页数:6
从《菊与刀》看日本社会文化摘要:这是一本讲述日本人性格和日文章化最著名的代表作。
“菊”是日本的皇室家徽,“刀”则是象征着武家文化,这本书被命名成“菊与刀”,也象征了日本人性格的矛盾和两面性的日文章化。
这本书会给你呈现出一个真实的日本、矛盾的日本、善恶美丑共存的日本、一言难尽的日本。
尽管有些日本学者并不同意其中的观点,但1951年此书就已经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重印四十余次。
我们对于日本的了解以及对日本的态度,首先需要对其民族性格与文化模有着深入的研究,《菊与刀》在提供参考上,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键词:“菊”;“刀”等级制度下的日本人二战时期,许多的国家为了解不同地域的民族,通过借用社会学学者从事“一个国家民族性”的研究。
当二战即将接近尾声,日德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已经对战后日德的政策进行制定。
时令有两个问题摆在眼前:日本天皇究竟会不会投降?如果日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如果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可不可以通过对待德国的政策去对待日本?为了相关细节的制定,国民政府通过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来提出意见,其中也有这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他也正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她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今后两个国家的未来。
最终本尼迪克特用完美的答卷解决了问题。
日本最终会选择投降,且必须用日本天皇和政府去改变日本人民。
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对日本民族所作的分析,不能说最完善,但以最新的方法来探索-一个民族心灵的本质,有寻常的《日本论》类的书所不及之处。
据“译序”言,本尼迪克特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前,主修英国文学,并曾发表诗作。
故此书虽为一“科学”论著,但充满了文学的气息,但是书名《菊与刀》,便令人感受到饱含诗的象征,使我们在阅读本书之前,便充满一种审美的心情,来欣赏一位美国学者对一个东方国家的描绘。
(1)与我们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白意识;他们会把自己的细节记录下来,令人咂舌的坦白程度。
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一、引言《菊与刀》是美国人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书籍。
该书通过对日本文化中的耻感和羞耻观念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菊与刀》中所描述的耻文化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观点。
二、耻感与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1. 耻感的重要性在日本社会中,耻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它涉及到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
个人对于自身行为是否具有羞耻感,往往决定了他们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是否获得他人认可。
2. 羞耻观念对行为规范的影响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个体倾向于避免自己做出不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的行为,以避免被他人指责和排斥。
这种羞耻观念的影响使得日本社会表现出一种高度集体主义和社会压力。
三、耻文化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1. 个体自我控制与羞耻感在日本社会中,个体往往通过自我控制来避免做出可能引起羞耻感的行为。
个体更加注重保持外在形象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以符合社会对于高度集体主义的期望。
2. 社会关系与面子文化在耻文化中,个体追求维护面子和尊严,以避免被他人看低。
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了日本社会中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包括上下级、长辈与晚辈、同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3. 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菊与刀》中也提到了性别角色在日本社会中的重要性。
女性往往被期望具有柔顺、温顺、贤淑等特质,而男性则被期望具有坚强、果断等特质。
这种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发展。
四、耻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影响1. 积极影响:社会秩序与稳定耻文化促使个体自我约束,遵循社会规范。
这种自我约束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减少犯罪行为和社会冲突。
2. 消极影响:个体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耻感过重可能导致个体过度焦虑、压力增加,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五、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菊与刀》对日本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对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
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菊与刀》是一本由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引起了日本学者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该书以对比分析的方式,探讨了日本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一种文化观察的方法。
然而,该书在日本学者中引起了争议和不同的反应,引发了一场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菊与刀》的主要内容。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指出,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在根本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她将日本文化描述为集体主义、等级观念较强、强调忍耐和服从的文化,并将美国文化描绘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相对灵活、强调竞争和自由的文化。
本尼迪克特认为了解和尊重这些文化差异对于双方的关系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对日本文化的描述和分析引起了对本尼迪克特观点的争议。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存在偏见和误解。
他们认为,将整个日本文化简单地定义为集体主义、等级观念较强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日本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某种特定类型。
此外,一些学者还指出,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没有充分考虑历史和社会背景对日本文化形成的影响,从而导致她的观点片面和不完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初期争议和批评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并试图从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他们认识到,尽管《菊与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其对日本文化特点的表述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们开始更加客观地审视日本文化和社会,并尝试将以往的批评转化为建设性的学术讨论。
除了争议和批评,一些日本学者也对《菊与刀》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本尼迪克特的观点和分析对于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他们赞赏她的独特视角和对文化差异的关注,并认为《菊与刀》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更多思考和研究的起点。
——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有感隔三差五阅读一些和日本相关的文本,对这个国家以及国民有了更多的了解。
《菊与刀》就是其中的一本。
(一)20世纪的日本,有两件事情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一手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是创造了战后最大的经济奇迹。
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一个弹丸之地的岛国,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支撑其行为的文化逻辑是什么?《菊与刀》这本书可以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到1944年,日本战败已成定局。
美国已经开始思考对战败国日本的后续管理问题了。
为了确定对日的相关方针政策,美国政府需要对这个陌生的东方民族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向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两个问题,希望她通过研究给出答案:1.日本是否有投降的可能?2.如果日本投降,在战后是否有必要保留天皇?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出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于1948年病逝。
《菊与刀》一书出版后在美国、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以称之为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
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二)菊是日本皇室的徽记,由十六瓣菊花所形成的皇室标识,给人以柔美之感,会让人联想起《枕草子》所展现的日本传统生活之美,以及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温雅哀婉之美;刀是日本武士文化的象征,那些腰间佩刀以示英武的武士们,常让人联想起始于镰仓时代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不愿受辱剖腹自杀的行为。
菊更多地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刀则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一面。
当菊与刀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相融合的时候,所体现的就是这个民族静与动的交锋,文与武的融合,善与恶的争辩。
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从这书名中就能感受得到。
菊与刀文化的冲突菊与刀文化的冲突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菊与刀分别代表了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它们在价值观、行为习惯以及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文将探讨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分析其原因以及对社会的影响。
1. 菊文化的特点菊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内敛、自律、谦逊等价值观。
菊花象征着高洁、忠诚和崇高的美丽,被广泛应用于日本宗教、艺术和文学。
日本人崇尚精细、规范的做事方式,注重团体利益,强调秩序和纪律。
在菊文化中,个人感情表达较为保守,多以默默的行动来表达内心。
2. 刀文化的特点刀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和实用性。
在刀文化中,个人的意愿和自由至关重要。
西方社会注重个人表达和追求个人利益,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中,竞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
刀文化鼓励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尊重和重视。
3. 冲突原因菊与刀文化的冲突主要源于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差异。
菊文化注重群体利益和秩序,个人表达较为保守。
相比之下,刀文化强调个人自由和竞争,更加开放和直接。
这种差异导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和冲突。
另外,历史和文化背景也是导致菊与刀冲突的因素之一。
日本的封建传统和长期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历史使得菊文化在日本社会习以为常。
而西方文化的影响则是近代对日本的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结果。
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是必然的。
4. 冲突对社会的影响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文化冲突导致了社会的紧张氛围和矛盾加剧。
菊与刀两种文化的迥异使得人们在共同生活和工作时产生摩擦和不适。
其次,冲突加剧了社会分裂和不稳定。
不同文化的代表团体或个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对立,这可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不和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菊与刀文化的冲突并非完全是对立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逐渐加深,人们开始更加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文化。
许多人也尝试将菊与刀两种文化进行有益的融合,以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人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菊与刀文化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矛盾。
菊与刀观后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与思考菊与刀观后感: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与思考菊与刀是著名的日本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于1946年出版的一本书。
该书以独特的角度探讨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通过阅读菊与刀,我对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对比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产生了一些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菊与刀一书主要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特点。
根据书中的描述,日本文化被归类为“高度农业社会”,而美国文化则被归类为“摩登性工业社会”。
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使两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产生了许多显著差异。
首先,菊与刀指出了日本文化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日本文化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格外重要。
尊重他人、面子和和谐是日本文化重要的价值观。
与之相比,美国文化则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
美国文化中,人们更注重个人实现和个人权利,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其次,菊与刀中提到了对待规则与规范的态度上的差异。
日本文化强调对规则、规范的遵守和尊重,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更注重个体的创造性和自由。
美国社会更鼓励个人创新和表达自我,对规则和规范的要求相对较宽松。
最后,菊与刀还涉及了对待时间和空间的态度。
日本文化非常重视时间的管理和高效率。
在日本,准时和迅速是非常重要的。
与此相反,美国文化更注重“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更注重时间的高效利用和价值创造。
此外,日本文化对于空间的利用和分享也有独特的要求,更注重群体所属的共同利益。
通过阅读菊与刀这本书,我对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思考了两种文化的优势与不足。
日本文化注重集体、尊重和和谐,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而美国文化则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助于促进创新和进步。
然而,每种文化也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日本文化中过分强调群体和社会整体的利益,有时可能会限制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而美国文化中过分强调个体主义和自由,有时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和个人利益的碰撞。
万方数据
从福岛地震中浅析日本人的性格特征——读《菊与刀》后感
作者:张美华, 俞泳欢, 张洁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刊名:
魅力中国
英文刊名:CHARMING CHINA
年,卷(期):2011(11)
1.谢丽霞浅析日本民族性格——读《菊与刀》[期刊论文]-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13(5)
2.孙志鹏.SUN Zhi-peng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期刊论文]-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3.陈丹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2)
4.石婷婷《菊与刀》读书报告[期刊论文]-法制与社会2011(5)
5.张思宁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矛盾统一——读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有感[期刊论文]-东方企业文化2011(12)
6.张茂增.赵付立.ZHANG Mao-zeng.ZHAO Fu-li人类学家眼中的日本世界——从《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期刊论文]-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3)
7.贾凌云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看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期刊论文]-东南传播2007(2)
本文链接:/Periodical_mlzg201111193.aspx。
《菊与刀》日本教育哲学论文摘要:男孩子入学两三年后开始认真的训练,纳入日本成年人的严谨生活模式,学习各种生活德行,潜移默化地领会各种“情义”的道德教育。
男孩子懂得“自重”和“对世人的情义”,10岁开始学习对“对名誉的情义”,即开始懂得憎恶侮辱是一种美德。
一、日本人双重性格与日本启蒙教育本尼迪克特具有深刻精锐的观察力和慎思敏捷的感悟力,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她从人性的角度,从文化、制度的层面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
“菊”是日本皇室家族徽章,“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以此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敢于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1](P3)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
“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合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2]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格的特征。
正是这些养育习俗使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矛盾性,即两面性。
在育儿方式上,日本与欧美可谓是大相径庭。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
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
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续性造成日本男人行为中的明显矛盾,也在教育内容及德育方面有重要影响。
二、日本耻感文化与教育《菊与刀》是研究日本人生存方式的典型著作,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罪感文化”相比较,日本人具有一种“耻感文化”,文化模式的不同导致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相同事情的心理、看法、处理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日本人从小的教育中就潜移默化地渗透着这种“知耻”的教育。
读《菊与刀》体味日本人“崇尚精神至上”的思想学号:37司萌萌(政一) 读了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一书,该书主要研究日本的文化类型,分别用了两种象征性的食物“菊花”和“刀”一方面菊花象征着礼仪,日本人谦卑,崇尚礼节的一面,另一方面武士刀象征了日本人的崇尚武力。
用这两种事物来说明日本文化中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尊卑有序,崇尚礼仪的民族,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又是一群崇尚武力,叛逆革新的勇者。
正所谓事物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日本人的尚礼和重武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读此书我深深地被日本人的那种崇尚精神而轻物质的思想所赞叹。
书中讲到日本人不同于美国人,众所周知美国人是务实的,他们重视效益,关注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系,而日本人则认为精神是万能的,精神可战胜物质的信条。
在战时,日本的广播里经常宣传身体越疲惫,精神就越坚强,疲劳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纵使老百姓已经在工厂里干了十二个小时,老百姓们在防空洞里挨冻,大日本体育协会却在广播里号召大家做保暖体操,宣传这种体操的作用远远胜于被褥和其它的取暖设备,还可以代替维持正常所需要但却匮乏的食物。
也许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对此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斥责他们的盲目妄想,不顾客观事实地自我感觉良好。
因为现实告诉我们,真真正正地吃到梅子要比望梅止渴更满足与人们真实的官能感受,可是在斥责日本人的荒诞与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时,我们是不是可以去想想日本人这种崇尚精神是不对于我们有些许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想了想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归结为几个关键词:坚韧,信念,心态。
1.坚韧。
日本人在冬天穿的得很少,因为他们认为你自己觉得不冷,自己觉得我可以抵抗住这种严寒,日本的小女孩冬天都穿个小靴子把大腿露出来,他们会做一些保暖体操取代厚重的冬衣,他们觉得精神可以战胜严寒。
这其中不免有些糟践自己的地方,但是我想强调的不是这种挨冻的方式而是这种培养自制力和意志力的方式,而我们中国的小皇帝,通常都是全家人的宠儿,一人上学;两人去送,有时候还包括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从小的娇生惯养,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手里怕化了,而孩子真正进入独立的住宿生活时会不知所措,铺个床单,洗个衣服这种简单的生活打理都显得那么蹩脚。
《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是一本让人深思的书籍,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对比,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书中通过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描绘,展现了日本人的独特性和传统价值观。
菊花作为日本的国花,象征着纯洁和高贵,体现了日本人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敬畏。
而刀则代表了武士精神和忠诚,体现了日本人对勇气和荣誉的追求。
通过对这些符号的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与此同时,书中也对美国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与日本的集体主义和传统价值观有着明显的不同。
通过对这两种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如何在这种冲突中寻找共同点和和解之道。
在阅读《菊与刀》的过程中,我也深刻反思了自己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多样性,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传统价值观。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我们可以更好地融入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建立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总的来说,读完《菊与刀》让我受益良多,不仅增加了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了解,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
希望通过不断地阅读和学习,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交流,为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读《菊与刀》感想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淡定、儒雅、谦和的一面;刀则是日本武士的随身兵器,代表了日本民族中暴躁、嗜血、好战的一面,读《菊与刀》感想1500字。
作者用菊与刀做题,巧妙地揭示了日本这个民族的双重性和矛盾性。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日本的文化最初源自盛唐,为什么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到了日本之后却变得如此矛盾重重,甚至畸形?也许,只有对日本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理解日本人的一些决策和行为。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与日本侵华日本是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人民推翻等级制的愿望相比,日本人对他们的等级制是喜爱并且维护的。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尊严来自等级制,只有在严格分明的等级中,他们才能找到各自的安全感。
不同阶层的人们享受着不同的权利和自由,也承担者不同的义务和使命,每个人都能在其所属的阶层中生活得体面而自在。
因此,日本人极为推崇“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思想。
不幸的是,他们在强行对外输出这种思想的过程中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陷入道德困境。
日本因为地少人稀,历来便有很强烈的危机感。
因此,在看到欧美国家的日益强大后,他们便制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对外输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整个东亚地区,以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
而要实现东亚地区的强大与繁荣,首要的便是建立国际等级新秩序。
只不过,日本人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置于这个新秩序中的“长子”地位。
在日本家庭中,长子拥有和父亲一样的权威和地位,其他兄弟姐妹对长子不仅要尊重,更要服从,长子对“不听话”的兄弟姐妹可以随意训斥、责罚。
因此,日本又将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不听话”的弟弟的一种惩罚,从而完全没有丝毫的罪恶感。
相反,他们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感到愤怒和不解:我这么做是为了大家共同的繁荣,也给你安排了“合适”的等级,虽然给的等级低了点,但也能从中找到尊严和安全感,你为什么不但不感谢我,还这么不满意呢?这便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资料共享平台《读《菊与刀》感想1500字》()。
日本人如何看《菊与刀》作者:孙冬梅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33期摘; 要:《菊与刀》可以说是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诸政策的指导书,也是世界各国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
而作为这本书的主角“日本人”,他们是怎样看这本书的呐?本文以著名学者川岛武宜为主,通过分析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价,了解日本人对这本书的心理历程和看法。
关键词:《菊与刀》;川岛武宜;评论[中图分类号]:G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3--011.川岛武宜和他的评论川岛武宜,日本法学家,专攻民法、法社会学,写过许多启蒙性质的法学著作。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川岛的思辨性以及看待问题的角度是敏锐而又直观的。
川岛对《菊与刀》的评论既不像和辻哲郎那样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认为此书没有丝毫学术价值。
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持全面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对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全盘接受。
他在对《菊与刀》的评论中既肯定了本尼迪克特的学识能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同时也指出了本书的一些方法局限,还有一些细节性上的问题。
2.川岛武宜对《菊与刀》的评论2.1川岛对本尼迪克特及《菊与刀》的肯定川岛在对《菊与刀》评论的开头就写到,首先想要谈的就是著者的学识能力。
著者虽然没有去过日本,却能整理出如此多而又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是一目了然的事,但是著者并没有忽视它。
而是一点点地去分析它。
川岛在评论中提及到在战争中,他曾专心阅读过外国人写的各种各样的日本观和日本论,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张伯伦的多部关于日本文化的著作,由美赴日本潜心研究日本文化并与日本人结婚定居日本的小泉八云的许多著作等等,这些书目给了川岛很多启发,使其对自己的国民性进行反省。
在阅读了如此多的关于日本文化的书的基础上,川岛认为《菊与刀》中不仅有深刻敏锐的分析,更是带给他一种新的感觉。
可见他对《菊与刀》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2.2川岛对《菊与刀》中等级制度的评论川岛认为著者对日本文化的基础——等级制度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
菊与刀东西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菊与刀: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差异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饮食和礼仪等方面,还涉及到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而因为这些差异,文化冲突也屡屡发生。
本文将重点讨论菊与刀,即东西方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
1. 背景与概述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竞争和独立,注重个体利益和自我实现。
而东方文化则倾向于集体主义、合作和依赖,强调家庭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种差异在菊与刀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2. 菊与刀的象征意义在日本文化中,菊花象征着清雅和高尚的品质,被视为国花。
而在西方文化中,刀代表着力量、武力和侵略。
这两个象征在文化传统中的差异也反映着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
3. 礼仪与行为准则在日本,人们非常注重礼仪,尊重他人和社会的规则是本能的行为。
他们往往将私人事务和公共事务区分清楚,并尽量避免直接表达意见或批评。
相反,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使得人们更加强调表达自我和个人权利,更容易直接表达、争论和批评。
4. 思维模式与态度东方文化注重长远利益和维持和谐。
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人们更加注重整体利益和团队合作。
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个体利益和竞争,更加注重个人的独立和成就。
5. 时间观念西方文化倾向于强调时间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他们注重安排和计划,提前预测和控制时间。
而东方文化则更加注重灵活性和自然的时间流动。
他们更加注重当下和寻求内心的平衡。
6. 解决文化冲突的方法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理解和尊重是解决之道。
通过互相学习和沟通,双方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同时,也需要在合作和交流中保持灵活,逐渐融合和寻求共同的平衡点。
无论是菊花还是刀,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是丰富多彩世界的一部分。
通过了解和尊重,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合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做出贡献。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文章内容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菊与刀读后感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理解在读完菊与刀后,我深刻体会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理解。
这本书通过对日本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对比,揭示了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与联系,并探讨了文化冲突的原因及其影响。
通过阅读,我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认识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首先,菊与刀从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入手,解释了为什么东方文化为以集体为重,追求和谐、平衡;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人自由、竞争和个性发展。
这一核心差异导致了两种文化在价值观、社会结构、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日本和美国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在各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例如,在家庭观念上,日本强调家族和睦、尊重长辈,而美国则更注重个人独立和自主性。
这样的差异使得东西方文化难以融合,也容易引发冲突。
其次,菊与刀还通过对战后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的观察与分析,揭示了文化冲突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在战后,美国带来了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对日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尽管日本人对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感到震惊和困惑,但他们依然选择了接受和融合,以适应全球化进程。
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重建,不断寻求与西方文化的平衡。
菊与刀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唤起了我们对文化冲突与文化变迁的思考。
最后,这本书还引发了我对于跨文化交流的思考。
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人,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
通过跨文化交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消除误解和偏见,促进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
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进一步拓宽视野,提升自身的跨文化素养。
通过菊与刀的阅读,我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理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
只有通过尊重、包容和理解,我们才能实现文化多元的交流与共存。
这本书对于拓宽我们的思维和视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日本学者对待_菊与刀_的文化心理历程_孙志鹏2011年第3期总第251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No.32011SumNo.251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孙志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收稿日期]2010-10-25[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70005);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09SSXT017)[作者简介]孙志鹏(1982-),男,河南新乡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学者;耻文化;集团主义[中图分类号]K3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11)03-0093-06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使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描绘出一幅日本人形象:处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团主义”倾向。
“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就能很自然地实践德行。
日本人认为肉体和精神可以和谐共存,但这也同时造就了人格中的二元对立,总是以无原则的相对视角看待世界。
日本人的这些特殊性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儿童教育方式。
这种描述在战后初期成为认识日本人形象的基础,对此,日本学者从战后到现在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历程。
菊与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理解在我们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文化的碰撞和理解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理解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而《菊与刀》这本书,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引发了人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碰撞与理解的思考。
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Margaret Mead)在她的著作《菊与刀》中,深入探讨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作为一本具有经典地位的著作,《菊与刀》为我们揭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理解的复杂性,并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差异的反思。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究。
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差异。
东方文化,尤其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强调个人责任感和集体利益的平衡。
而西方文化则更加注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
这种差异导致了东西方在处理问题和作出决策时的不同方式。
东方文化更倾向于寻求共识和和谐,而西方文化则更注重个人的意愿和自我实现。
其次是沟通方式的差异。
东方文化重视含蓄和间接的表达方式,倾向于回避冲突和保持面子。
而西方文化则更加直接和坦诚,在表达意见和解决问题时更加直截了当。
这种差异导致了东西方在沟通交流中的困扰和误解。
此外,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体现。
东方文化中,社会结构通常是以等级和尊卑为基础的。
而在西方文化中,社会结构更加注重个人的权利和平等。
这种差异在组织管理、家庭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虽然东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理解和尊重对方文化是促进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前提。
《菊与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解决这种差异的路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通过对日本文化的深入研究,理解了日本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并试图找到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的方法。
在书中,安德森强调了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性,指出了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思考。
她认为,跨文化交流需要双方都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要尊重彼此的差异,并寻求共同的理解和解决方案。
菊文化——《菊与刀》读后感1000字:从日本的历史看,“天皇”就是一个半人半神的物种,日本各个阶层均对“天皇”绝对的效忠,虽然天皇一直扮演着“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却从未消失。
正如书中所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个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对陛下尽忠”、“让陛下为我们放心”的事,那边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天皇的存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
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
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
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的“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但作者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
然而,战时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
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作者拿中、日两国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日本人主要遵从“孝”和“忠”。
所谓“孝”是对家族的遵从,子女对父母的绝对遵从;“忠”日本民众对“天皇”的绝对遵从。
不管“父母”或者“天皇”做的对还是错,你必须遵从,这是渗透到日本文化骨子里的东西。
在当今的日本企业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下属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而在中国文化里,除了“孝”和“忠”之外,还有一个“仁”,“仁”是针对统治阶级的,如果皇帝对老百姓“仁爱”,实施“仁政”,那老百姓就支持,反之,则揭竿而起,推翻你这个皇帝,所以中国有了朝代的更替。
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
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
2011年第3期总第251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No.3 2011Sum No.251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孙志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0-10-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5JJD770005);东北师范大学2010年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09SSXT017) [作者简介]孙志鹏(1982-),男,河南新乡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学者;耻文化;集团主义[中图分类号]K31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1)03-0093-06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使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描绘出一幅日本人形象:处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团主义”倾向。
“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就能很自然地实践德行。
日本人认为肉体和精神可以和谐共存,但这也同时造就了人格中的二元对立,总是以无原则的相对视角看待世界。
日本人的这些特殊性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儿童教育方式。
这种描述在战后初期成为认识日本人形象的基础,对此,日本学者从战后到现在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历程。
一、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菊与刀》在日本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讨论。
1950年5月,《民族学研究》专门出了一本“特集”对此书进行探讨。
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菊与刀》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试图结构性掌握日本人这点上值得评价,但是她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1]263-270。
南博在《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中认为:本尼迪克特使用的资料以明治中期以后的文献为主,最多接触到大正初期的纯粹日本文化,她的研究流于观念论[1]271-274。
有贺喜左卫门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制问题》中认为:《菊与刀》注意到以天皇制为首的上下阶层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和地方自治的二元性存在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有必要对农村与都市的社会结构做更细致的探求[1]275-284。
和辻哲郎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DOI:10.16164/ki.22-1062/c.2011.03.023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1]285-289。
柳田国男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认为: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1]290-297。
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误解日本人的地方很多。
例如,不加批判地使用江户时代学者记述的传说和明治以后的军人敕谕;从前线的日本军人身上得出日本人好战的印象;本尼迪克特对“义务”和“义理”的分析也缺乏历史性的考证而将其作为同一概念对待等等。
最后津田认为本尼迪克特将各种概念进行平面整合以及使用超时间的方式抽取日本文化特质和原型的方法很难全面认识日本人的性情,“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用在无历史的、社会构成和生活状态都很简单的未开化民族,但是对拥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复杂社会结构和高级文化的日本人来说,恐怕就不合适了。
”[2]以上诸位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批判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第一,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日本史的专家,在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上造成很多错误。
第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把明治以前的历史背景和明治时期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没有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
第三,本尼迪克特试图构建同质性的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差别。
日本学者以上的批判确实指出了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论证严密性上的不足之处。
而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要以超越历史的视角来整体性地把握人类文化中不变的概念和结构,把在人类日常生活之中观察到的某些行为和倾向进行整合,对影响人类文化行为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究。
津田等人并没有站在与《菊与刀》同样的文化类型分析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探讨日本文化的问题,此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只是进行一般性的文本批判。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批评的一面,又有不得不接受的一面。
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正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重建的战后改革,因为有这样一种外在压力,在有保留的批评中接受《菊与刀》对日本文化的定位似成为日本学者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1956年,日本在《经济白皮书》中表示:“已经不是战后了。
”这种经济上的恢复增长了战后重建中日本人的自信心与自我肯定的趋势。
6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反思本尼迪克特使用“耻”的文化内涵:日本人对自身进行约束的力量只能求之于“耻”(外部规范)吗?日本人是否能像欧美人那样通过内向心灵的反省而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呢?这两个问题直接促使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第一次问题意识的转换。
日本社会学者作田启一把“羞耻”从“耻”中分化出来,认为日本文化并非“耻的文化”,而是“羞耻的文化”。
首先,他认为“罪”是以善恶为标准的,“耻”是以优劣为标准的。
其次,他认为“羞耻”虽然常常与“耻”相混同,但二者仍有区别,即“羞耻的体验源自现实的或想象中的他人的关注。
但并不是所有的目光都会引起羞耻的感觉,使我们感到羞耻的是一种特殊的关注目光。
”[3]299他对“羞耻”进行了解释式的定义:“当普遍化和个体化这两种期待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不一致时,便会产生羞耻的感觉。
”[4]最后作田总结道:“可以这样概括耻—羞耻—罪这个系列:当引起耻的目光以外又有与该目光的关注方面不同的、超越所属集团的另一种目光存在时,耻会转化为羞耻。
而随着对所属集团(对羞耻来说是非本质的)同伴的劣势意识的减弱,羞耻将接近于罪恶。
羞耻存在于耻与罪之间,发挥着连接两者的媒介作用。
”[3]304作田通过“目光的交错”将“羞耻”与“罪”置于同一逻辑的延长线之上,“羞耻”源于“耻”但高于“耻”,并且“羞耻”在逻辑上还可以向“罪”进行转化,将“羞耻”置于“耻”与“罪”之间,是试图为日本人也同样会基于内部约束形成规范进行辩白。
尽管作田并未直接否认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罪”与“耻”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羞耻的文化”中积极的侧面,由此形成了对“耻文化”进行价值逆转的契机,即对其进行肯定式评价。
之后,井上忠司、中村雄二郎、副田义也都从这种角度对“耻文化”进行分化衍伸。
例如副田义也认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是同时存在的,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5]日本比较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针对本尼迪克特指出的“等级制”和“集团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中根特意将日本与印度进行对比,中根认为,与印度社会注重“资格”(即种姓、职业、血缘等)相比,日本社会更注重“场所”(即家庭、公司、企业等)。
日本人通过在各种“场所”中的直接接触的人际关系,培养出了“自家人”和“外人”的意识,通过这种对“自家人场所”的认同与单一性归属,日本形成了一种以“纵向”的序列意识为观念核心的单一社会。
在这种重视序列的背后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观”。
这种“纵向”组织形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在各个组织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因此,与排他性的“横向”组织相比,“纵向”组织具有开放性。
最后中根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结构的特征做了总结:“我们可以说,在日本人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可能不存在以绝对性为前提的思考或逻辑的探讨,或是虽存在而水平很低,相反却强烈存在着一种以直接的、感情的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相对性原理。
”[6]91日本社会的特征就是,“联络感情优先于逻辑”[6]97。
实际上,中根所说的“纵向”社会结构正是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等级制”,只是中根将正面的价值注入了“纵向”结构之中,展现了等级制中温情主义的一面。
中根从概念范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重要影响,她们的区别只是本尼迪克特看到了硬币的背面,而中根却将硬币翻到正面。
中根进行“社会结构”比较的立意初衷是为了避免陷入欧美中心论的窠臼,将比较的视点由欧美转向印度,但中心的转移并非从根本上消除中心本身,而是在欧美中心之外另立中心,且以近代化并不成功的印度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相比的自然逻辑结果就是日本也成为近代化的中心之一。
这种从欧美到印度的比较中心视点的转换,即是从与欧美相比时的不输于欧美式近代化的自信到与印度相比时的对日本式近代化道路的不言而喻的夸耀。
日本精神病理学者土居健郎对本尼迪克特给日本文化的定位表示不满。
“首先,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中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感罪恶之文化’是注重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的行为规范,而‘知耻辱之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动规范。
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
其次,本尼迪克特把‘罪恶感’与‘耻辱心’看做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片面。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7]30土居认为在“背叛”的层面,西方人是“背叛个人精神内部形成的超自我”,而日本人是“背叛了自己的所属的集团利益”。
进而指出“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才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
”[7]32同时,土居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语言与无意识和心理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日语中独特的“甘え”(依赖)一词的分析,指出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被动的爱情希求”,即“依赖是要否定人与人本应分离的事实,企图减轻分离痛苦的心理活动。
”[7]51土居认为依赖心理是义理和人情的基础,既是造成日本人社会封闭性和逻辑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包含着宽容、包容和平等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