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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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的渊源唐律的渊源甚为久远,某些内容可以直接追溯到西周的吕刑或更早的上古之法。
但是,如果就总体而言,则当推产生周、秦之际的法经为第一祖本。
根据《左传》、《国语》及《史记》等史籍的记述,春秋末年,各诸侯国为了保护新兴的封建制,纷纷制定和公布刑法,称为刑书。
唐律是春秋战国以来,历代封建法典相承发展的结果。
《法经》、《九章律》、《泰始律》、《北齐律》,集南北朝诸律之大成的隋《开皇律》五者对《唐律》的孕育最具关键意义。
《旧唐书·刑法志》即有唐开国之初,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采用开皇律为底本编撰唐律。
《唐律》的编撰唐律的编撰始于唐高祖武德,定于唐太宗贞观,从唐高宗永徽起至唐宪宗元和间有曾多次修改、刊正,仅明诏颁行并为史志所收录者即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垂拱律》、《开元律》五部。
见诸史书的大大小小的修改有不下13次之多,《唐律》终唐一世都在行用。
唐高祖夺取政权后,废除大业律令,暂用隋开皇律令,颁布了五十三条新格对开皇律中的某些内容进行补充、修改、。
变通。
同时命裴寂等人以开皇律为基础更撰新律,前后历时六年,参加撰著者续有增加,至武德七年(六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勒成奏上,同年四月一日颁布实施,这就是武德律。
武德律在唐律的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选定隋开皇律作为底本,加以删改,为唐律的制定提供了正确的基础。
唐太宗即位之初,即命长孙无忌与房玄龄等人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改为断趾,后又诏令房玄龄与裴弘献等人全面检讨武德律,重加删定,前后历时十年,至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始告完成,奏上颁行,这就是贞观律。
贞观律对武德律所做的调整和删改,确立了独特的风格。
永徽元年(公元六五0年),唐高宗诏令长孙无忌等人删定律令格式之不便者,前后历时二年,至于永徽二年(六五一年)闰九月十四日毕,勒成新律十二卷,奏上颁行,这就是永徽律。
永徽律系贞观律略加删改而成,删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也涉及内容的改定而不仅限于文字上小有改变。
一、《唐律疏议》(亦称《唐律疏义》)成为唐律代表的原因1、是唐朝最强盛的时候制定的(一般认为即《永徽律疏》,也有认为是《开元律疏》),反映了盛唐时的社会面貌2、完整地保存了唐朝的律文和疏解3、保存了大量的令、格、式等内容二、《唐律疏议》法条的格式——律条——疏文(议曰、问答)——注文三、《唐律疏议》的篇章结构:《名例》——相当于刑法总则《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相当于实体法《捕亡》、《断狱》——相当于程序法四、《名例》内容介绍(57条)1、《名例》在封建法典中名称、位置的变化:2、《名例》的主要内容(1)确认封建五刑制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五刑二十等——绞:用帛、绳等勒死,或作绞刑架绞死,可保留全尸,西周时就有。
作为法定刑罚最早见于北齐、北周。
由弃市发展而来,魏晋以后弃市即绞。
以后除元以外,各代均有,包括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曾规定死刑用绞。
(2)规定“十恶”不赦罪名(3)规定对贵族官吏犯罪减免刑罚的原则和制度A、议——八种贵族犯死罪,司法机关必须报请皇帝裁决,犯流罪以下可减等执行刑罚。
明清规定犯流罪以下也必须奏请。
亲、故、贤、能、功、贵、勤、宾B、请——三种贵族官员犯死罪,司法机关可以提出建议,仍由皇帝决断,犯流罪以下则减一等执行刑罚。
——皇太子妃大功亲以上亲属——“八议”之人期亲以上亲属——五品以上官员C、减——三种贵族官员犯流罪以下罪行可减一等执行刑罚,始于隋律。
——享受“议”、“请”的贵族官员——六、七品官员——五品官以上贵族官员的直系亲属D、赎——三种贵族官员犯罪可用钱赎罪——享受“议”、“请”、“减”的人——八、九品官员——享受“减”的贵族官员直系亲属D、当——即“官当”,品官依官职高低减免刑罚施行原则:——贵族、官员犯罪可先适用议、请、减,然后再适用官当,最后适用赎——贵族、官员犯十恶不享受议、请、减等优遇(4)确立定罪量刑主要原则A、老幼残疾人犯罪减免刑罚原则老:70岁以上、80岁以上、90岁以上幼:15岁以下、10岁以下、7岁以下废疾:——一级:一目盲、耳聋——二级:痴哑、侏儒、一肢残——三级:癫狂、二肢残、双目盲原则:——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废疾一二级犯流罪以下,可收赎——80岁以上,10岁以下及废疾三级犯死罪,可上请——90岁以上,7岁以下犯死罪,一般不予追究B、“公罪”从轻、“私罪”从重原则二者的区分,最早见于秦汉,唐律将其法典化、原则化公罪:由于承办公事不力、失误或差错造成的犯罪私罪:为了私利而犯罪(如盗窃、假公济私、曲法徇情、营私舞弊、诈欺皇帝等)C、自首减免刑罚原则秦代已有,汉代趋于成熟,唐律达到详备唐律关于自首的规定a、自首的方式——罪犯本人自首——罪犯请人代为自首——依照法律应当为罪犯隐瞒罪行的人代罪犯自首或提出控告——犯“缘坐”之罪期亲以内的亲属将罪犯捕送官府并对其提出控告注:缘坐——古代连带处罚罪犯一定范围内亲属的制度。
浅析《唐律疏议》【摘要】纵观中国历史,唐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是古代中国法典中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唐律疏议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议、故唐律疏义,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
下面就其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从法律思想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关于《唐律疏议》内容和结构的研究导读:本文关于《唐律疏议》内容和结构的研究,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合。
唐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思想与以往封建统治者的重刑思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三、对《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的研究钱大群在2000年发表的《唐律疏议结构及书名辨析》一文中,对唐律的结构及书名的来历做了严谨细致的考证和分析。
文章总体以通过分析唐律的结构、特别是“疏”的结构来辨析和评议今传唐律的书名。
唐永徽三年为“律”制定的“义疏”系解释和说明律文及注文的,疏的内容分为职能不同的“议”及“问答”两种形式。
义疏制定后,律及疏统称为《律疏》。
《律疏》一书到宋代逐渐被称为《唐律疏义》,尚与“义疏”原义及唐时解经传统相符。
至清代则趋向称《唐律疏议》,盖时人见“疏”下有“议曰”字样而牵强名之,实脱离了唐“义疏”之本义。
钱大群指出,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唐律疏议》这一部刑律之内,合为一体,包括律文、注文、疏文三部分。
从三者的关系上说,“注”是对律文中罪名的罪状、律文的适用等所做的补充解释和说明,在《律疏》制定前就已存在;“疏”是在《永徽律》制定之后对律文包括注文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律和注可以离开疏而单独存在,但疏文不可以。
魏晋以来对权威文献含义的解释称为“义疏”,这种情况在唐代已经很普遍,对律之义疏则简称为《疏义》,“义疏”的作用是对律与注所做的全面解释。
《唐律疏议》的版本中,就目前所见,最早的滂熹斋的宋刻本称为《唐律疏义》,但在宋朝元朝时期也有称为《唐律疏议》的本子传世。
《律疏》在清朝的称谓并不统一,《四库全书》在收录时遵照元代已定本卷首书名作《唐律疏义》,也有民间传抄或传刻的《唐律疏议》,而后者的影响更大。
究竟哪个书名更合理、更准确?钱大群指出:“议”与“义”文殊,实际上是结构分析上的分歧与矛盾。
从《律疏》的内容结构上看,疏是由“议”和“问答”两部分组成,疏下首先是“议”,对律文及注的意义用议论的方式做分析和阐发,“议”之后常常设“问答”,即列举实例以做解释。
唐律疏议相关内容《唐律疏议》原名律疏,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
一起来看看古诗相关内容,仅供大家参考!谢谢!主要内容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殴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第十篇《杂律》,凡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建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的精神实质和律文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颁行。
《律疏》与《律》合为一体,统称《永徽律疏》(宋元时称作《故唐律疏议》,明末清初始名为《唐律疏议》)。
《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此后《律》文无甚改动,诸帝的增损、编纂多为“令”和“格”、“式”,可谓《唐律》已基本定型。
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传世,余均亡佚。
此后又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注释,并附在律文之后,称作疏议。
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称《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
关于《唐律疏议》内容和结构的研究摘要:一直以来,《唐律疏议》都是法制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颇丰。
通过分析和归纳王立民对其内容和钱大群对其结构及书名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他们都是运用微观与逻辑的方法,从一个点出发,由小及大,从而揭示《唐律疏议》的实质问题。
这种对基本问题的透彻研究能为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持和最基本的方向。
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风格,不仅透彻的揭示了问题,也体现出严谨的文风。
关键词:唐律疏议;永徽律疏;唐律中国法制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在唐朝存在的300年间,唐高宗永徽时期是唐朝立法的高峰。
永徽初年,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唐朝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
二者融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
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
因此,《永徽律疏》就称为唐律的代表。
元朝以后刻印的这部法典称为《唐律疏议》。
一、《唐律疏议》的产生及其影响《唐律疏议》的正式名称叫做《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三年编订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唐律疏议》的完成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完成绝不是一朝一夕之笔,既继受了《武德律》《贞观律》的精华,又再现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法制的现实面貌。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做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考虑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不同,每年举行的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没有一个权威统一性标准的情况,于是唐高宗下令召集律学方面的人才和一些重要朝臣对《永徽律》进行逐字逐句地解释翻译,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所取得的现有成果,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撰写了《律疏》30卷,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经高宗批准,后来将疏议分别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宋刑统》与《唐律疏义》的区别是什么
1、刑罚制度不同。
在刑罚制度上,《宋刑统》创制了“折杖法”,即用决杖来代替《唐律疏义》中的笞、杖、徒、流这些刑罚。
2、民商事法律制度不同。
《宋刑统》中的“户绝资产”门、“死商钱物”门、“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婚田入务”门,都是唐律中未有规定,予以新增的。
3、内容侧重点不同。
《宋刑统》的内容侧重于刑事法律、民法等,《唐律疏义》侧重于礼教与法治的的结合,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
扩展资料: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即《宋建隆详定刑统》。
宋朝初年沿用后周《显德刑统》,后因其“科条浩繁,或有未明”,诏令窦仪等人重新修订。
建隆四年(963年)完成,刊版印刷,颁行全国:《宋刑统》在体例上模仿了唐末《大中刑律统类》和后周《显德刑律统类》,采取律敕并重,令格式合编的体例。
是秦汉隋唐以来法典编制体例上的一大变化,《宋刑统》从《显德刑统》中删除令式宣敕一百零九条,重新恢复原《唐律疏议》的律疏全文,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很多内容。
但原篇首回顾历史沿革的文字仍删去不录,《宋刑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刷的法律。
我谈《唐律疏义》关于隋唐,我敢断言是每个炎黄子孙都会骄傲的时代,诗词歌赋、衣食住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在这个时期都发展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那是时的都城长安,更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因此出于对隋唐的热爱,我便特别关注隋唐的一些东西,于是乎,借以选修课的机会,继续着我对隋唐的浓浓兴趣,选择修听《隋唐文化》,使我对隋唐的饮食、宗教、服饰、建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涉猎,通过老师的悉心教授,使我对隋唐有了更深的了解。
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法律人,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执法权却在执法机构工作的我——现阶段还在大学课堂里继续学习着法律,基于特有的习惯,喜欢用法律特有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和现象,也洗完能看到一些与别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于是乎,关于隋唐,我就想谈谈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或者说代表作《唐律疏议》。
一、《唐律疏议》简介我们都知道,唐初的法律制度基本是沿袭隋朝的。
唐高祖武德六年(618年)六月诏废隋《大业律》,同年十一月颁布五十三条新格,对隋朝《大业律》进行了修改补充,同时命令尚书仆射裴寂等人,以《开皇律》为基础,更撰新律,至武德七年(624年)三月编成,四月颁下实施,此即为《武德律》。
贞观元年(627年)三月,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参酌隋律,以“宽简”“平允”和“画一”为原则,对《武德律》加以修订,于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颁布,是为《贞观律》。
贞观律的刑罚比较轻,律条也比较完备,确立了独特的风格和体系,时唐律的奠基。
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人修《永徽律》,永徽二年闰九月完成新律十二卷,奏上颁行。
显庆二年(657年)前后,唐高宗根据实际需要,又进行了一次小的调整。
武则天时期及以后有分别颁布了许多《唐律》,但改动都不大,成就都未超出《永徽律》。
《永徽律》共十二篇,依次为《名例律》、《禁卫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和《断狱律》等共500条文。
浅谈《唐律疏议》中“义绝”离婚制度以及其现代意义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集中了中国法律传统的很多精华,其在立法技术,律文内容等方面也已相当完备,对后世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律疏议》在很多方面比照前朝都有创新和提高,但本文只就婚姻家庭方面的“义绝”制度进行论述。
1《唐律疏议》中婚姻家庭法的背景
唐律规定了两种离婚方式:一是强制离婚,即“义绝”和“七出”。
二是协议离婚,即“和离”。
“义绝”作为一项离婚制度,虽然在汉代就已形成,但首次被完备在《唐律疏议》之中。
谈到离婚制度首先就从唐朝时期的婚姻家庭的立法探究起,那么也就必然涉及当时整个时代的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
追本溯源,封建社会婚姻家庭法的渊源是成文的律法和不成文的“礼”并用,尤其是到了唐代,礼教性的立法调整婚姻家庭关系达到了一个相当全面的状态,另一方面,儒家法律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历代统治者也是以儒家法律思想为指导制定法律并付诸实践,《唐律疏议》就是儒家“纲常礼教”“礼法结合”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的婚姻家庭法的内容主要涉及对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处罚,以达到维护婚姻家庭秩序,维护社会、国家安定的目的。
同样地,“义绝”也是具有相当浓厚的封建伦理法属性。
2“义绝”含义的具体探究
“义绝”制度是中国传统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制度。
1)从含义层
面来看,由于《唐律疏议》中关于婚姻家庭的立法, 完全是在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的支配下制定的,这也就决定了“义绝”是对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婚姻基础条件的一种抽象性的概括,其内涵本身就是充满宗法伦理色彩的;2)由其立法条文看:《唐律疏议·户婚》“义绝离之”条: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
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可见,它是官府强制离婚的法定理由,是指所缔结的婚姻关系本身合法有效,但由于夫妻一方对对方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实施了侵害行为或夫妻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发生了侵害行为,使得夫妻之间的情义依据礼法来看,夫妻情义已尽,不适宜在做夫妻,经官府认定后,不论夫妻双方是否愿意离婚,一概依法强行解除婚姻关系。
违者,一律视为犯罪,要给予处罚;3)从其作用上看,“义绝”作为古代一项颇具特色的离婚制度,从古人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夫妻的关系是以“义”为连接的,是夫妻对对方的一种基于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是与当时的封建伦常相互呼应的。
当无“义”存在,这种连接基础也就不在了,婚姻的解除就是一种必然了。
当时的礼教观念非常浓厚,这种“义”的违反,也被视为对礼的违反,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义”应当被视为一种用来维护夫妻关系的道德和法律
上的义务。
3通过对比“义”和“感情”来阐述“义绝”制度的现代意义
虽然,这一制度是古代的一项婚姻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当时时代立法观念的一个缩影,从对“义绝”含义的探究也发现其主要反应出来的是宗法人伦,纲常礼教等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是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的。
从古代的“义”和当代的“感情”分别作为婚姻关系基础条件对整个家族关系的作用来看,通过前文叙述可知,“义”是夫妻关系的维系基础,是通过其连接起来的,但探究其核心是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家庭秩序,“义”深化和强调了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依附性,这样的婚姻关系是放在整个家庭生活的全部去考量的,如此是符合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的。
婚姻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应该依附于家族的,是以家族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
婚姻关系的侧重点放在家族关系的基础上是非常现代意义的。
婚姻并非单单是夫和妻之间的关系,而是涉及到夫和妻背后所维系的家庭。
置于当代来说,我们也经常说结婚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因为这牵扯出整个家族关系网,是以人伦为基础。
因此,将婚姻关系置于家族的全部,既是对夫妻双方及其相互之间的情感好恶的关注,也是对其家庭成员藉于婚姻关系之上的正当价值需求的关注,这样的婚姻法才是正当性、约束性的。
随着时代不断推进,人们的观念逐渐得到释放,越来越正视感情在婚姻关系中的维系作用,人们主观的认为感情让他们在婚姻中更加具有主动性和支配性,逐渐的感情就
被抽象为婚姻的支柱,相应的,这种反应映射到立法中,感情就正当的成为了中国婚姻法的基础条件。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存在的问题就是人们侧重在关注夫妻双方及其相互之间的情感好恶,恰恰忽视了其他家庭成员藉于此婚姻关系上的正当价值需求,问题也就油然而生。
这样只关注感情,实际上也就弱化了家庭成员间的依附关系,如此引发的问题可能是老人的赡养问题等。
此外,从立法技术角度来看,对比同样抽象为婚姻基础条件的“义”和“感情”,“义”更具有合理性。
“感情”这一概念并不是来自法学家的创设,而是来源于日常生活,是人们在反复的生活经验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道德情感的基础之上。
人们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也无法确切的对其进行界定,它的范围也是相当模糊的,虽然当今《婚姻法》对“感情破裂”的范围进行了范围的说明,但这一说明还是不具有全面性的。
“义绝”之“义”既关注家庭的伦理性,有能很好的表达婚姻基础条件的共同特征,我们通过《唐律疏议》中的条文可以明确的看出,“义绝”之“义”的界定范围是非常确定的,它可以避免感情的不确定性为在法的调节中的不便。
而且“义”本身丰富的内涵也比照与情感更加具有合理性。
“义绝”这一制度虽然还是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其中所显露出来的现代精神和价值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推敲的,从本身的内涵也好,从立法的技术也好。
虽然这一制度最终在清末废除,但其中还是有值得我们现代立法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