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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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分析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持续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本文将对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经济的现状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多年呈现稳步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制造业实力雄厚,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其高质量和较低成本赢得了全球消费者的青睐。
此外,中国的互联网和科技行业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成为全球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力量。
二、中国经济的挑战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出现变化。
这对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其次,资源环境约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之一。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加大环保力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此外,中国金融体系存在风险和不平衡的问题。
过度依赖债务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对经济稳定造成潜在威胁。
为了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增长,中国需要加强金融监管,推动结构性改革,降低经济风险。
三、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广阔的潜力和良好的前景。
首先,中国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继续从规模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这意味着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其次,中国将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加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自身利益与世界共同发展。
另外,中国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已经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
中国将继续加大环保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利用。
孔丘必须‚死‛,老子必须‚活‛——关于中国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作者:黎鸣中国历史号称五千多年。
我把它分为四大段。
第一大段是最初的大约两千五百年,包括了中国远古时代的夏、商、周,即孔丘所谓具有‚大道之行‛的著名的‚三代‛。
第二大段五百年,大约为公元前700多年到公元前200多年,也即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第三大段两千二百多年,大约从公元前200多年(大约从秦统一中国)开始一直到公元20世纪末。
第四大段自公元21世纪开始,实际上也即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未来的某个年代。
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谈到,人类的历史,本质上其实都应该是思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突然有了一种非常清晰的中国历史划分的灵感,结果即是上述的四大段,实际上是把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总的分为三大段,而未来才属于中华民族历史的第四大段。
过去五千年的第一大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混沌期,语言、文字的发生即包括在这一大段之中。
这一大段的中国思想家的代表是伏羲,伏羲留下给予我们的惟一只有传说中由他所创造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的七十二个‚卦象‛。
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和周代的‚周易‛,全都是根据他的这些‚卦象‛而来,它们成了他们各代的意识形态的象征,而伏羲及其‚卦象‛即是它们全部总的象征,所以这个时代以伏羲为总代表。
第二大段,其实应是仅仅约五百年的一小段,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
不要小看了这一小段,它实际上是中国思想史的‚发煌期‛,顺便指出,中国思想史的‚发煌‛也全都因应于对传统伏羲的七十二个‚卦象‛的解说,在所有的解说之中主要分两大派:老子的自然解说派和孔丘的天命解说派。
这只是后话。
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出现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至今都不可忘怀的人物——哲学思想家,例如老子、墨子,以及事实上主宰了后来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们其实全都是天命血缘宗法人治的政治‚思想‛(权术——儒术)家,或曰儒家政治的‚思想‛(权术)家,或说得更准确一点:天命血缘宗法人治极权专制政治的政治‚宣传家‛、‚谋略家‛、‚权术家‛,例如孔子、孟子、荀子。
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 引言1.1 中国心血管病的严重性中国心血管病是我国居民的主要疾病之一,也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杀手,在所有死亡原因中位居首位。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群体中,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呈现出不断年轻化的趋势,其中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
中国心血管病的严重性主要体现在患病率高、死亡率高,而且威胁人民健康的年龄不断降低等特点。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预防,心血管疾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负担。
加强心血管病的防治工作,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2000字】1.2 防治心血管病的重要性心血管疾病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大健康挑战,其严重性不可忽视。
据统计数据显示,心血管病是中国居民的主要死因之一,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损失和社会经济负担。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心血管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对社会健康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防治心血管病显得尤为重要。
预防心血管病不仅可以降低患病风险,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还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及时的治疗措施对于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加强健康教育,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积极预防心血管病的发生;不断推动医疗技术的发展,提高心血管病的治疗水平,可以有效应对心血管病的挑战。
只有深入理解防治心血管病的重要性,才能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和社会稳定。
【字数:228】2. 正文2.1 过去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的现状过去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的现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在过去,心血管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逐年增加,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由于人们对心血管病的认识不足,健康教育不足,生活方式不健康等因素,导致了心血管病的高发和高死亡率。
在过去的防治工作中,主要采取的是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而缺乏对心血管病的全面管理和预防工作。
我们祖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六(2)班吴子捷我们的祖国拥有着其他国家未曾获得过的悠久历史,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过去了悠悠的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巨变,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收到了无数的侵略,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用我们独有的精神,坚持到了今天,开创了我们今天的新中国。
在过去的几千年时光中,虽然我们的祖国一直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度的控制之下,但还是获得很多的辉煌和成就,让所有的人类为之惊叹,为世界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发展。
在三皇五帝的时期一直流传着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尧舜让禅的佳话。
商代的盘庚迁都,周代的姜太公钓鱼,春秋战国的长勺之战、卧薪尝胆、周游列国、南门立木、田忌赛马、完璧归赵、窃符救赵、围魏救赵、荆轲刺秦王激励着无数的后来之士。
秦时的破釜沉舟,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飞将军李广、苏武牧羊、司马迁写史记、昭君出塞、投笔从军、张衡发明地动仪、医圣张仲景,三国时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煮酒论英雄、官渡之战、神医华佗、七步成诗,两晋时的闻鸡起舞已经吟唱了几千年。
隋代的李春修建赵州桥,让我们见证了古人的精湛技艺;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宋代的包青天、活字印刷术、资治通鉴,让我看到了当时的文化,韩世忠、岳飞,体现了宋代将领的爱国之心,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将宋代的诗词流传于天下;元代的成吉思汗开创了当时最大的帝国,天文学家郭守敬、纺织家黄道婆、书画家赵孟頫、作家关汉卿,体现了元代中国的发展;明代的郑和下西洋讲古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于谦、戚继光、袁崇焕又是一代爱国名将,徐霞客、李时珍编写明代的游记和医术;清代的康熙乾隆又创出一番新盛世。
这些过去的辉煌见证了我们祖国的过去,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耻辱,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的侵略、南京大屠杀让我们铭记,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次惨痛的记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展望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传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不同的朝代更迭和社会变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本文将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探讨中国的历史发展,并对未来展望进行展示。
一、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实行农耕经济,封建束缚严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特别是1978年以来,中国开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迅猛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率先探索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并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
这些努力使中国迅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展望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转型和升级的阶段。
中国将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同时,中国将继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二、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多次转变。
传统上,中国实行君主制度,国家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逐渐迈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使中国政治逐渐民主化和法治化。
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政府政策的调整,中国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
同时,中国在外交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了更多的声音。
未来展望方面,中国将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为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并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它始终致力于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增长。
本文将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现状以及未来的潜力。
一、发展历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推行市场化经济,推进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
这些改革有助于中国减少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为企业提供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自此以后,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和跨国公司,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成长。
二、发展现状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转型期。
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逐渐放缓,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国内消费和减少过度依赖出口。
随着新的市场增长的开发,特别是在线零售领域和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GDP增长持续稳定。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海洋丝绸之路的建立,中国将进一步把握作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桥梁和协调者的机会。
目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转型的不确定性和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等。
三、未来潜力尽管面临困难和挑战,但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潜力。
根据官方数据,中国过去的30年创造了约一半的全球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的经济趋于平稳,外商投资的持续增加、工业升级以及消费占比的增加,中国经济仍然有望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将继续向西部地区和农村推广,同时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创新项目。
同时,中国政府还在积极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以进一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
所有这些因素都证明,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着机遇和希望。
结语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府有信心和能力应对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以建立一个稳定、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
不断优化的政策和经济结构的改革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新市场和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崛起。
中国的发展: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对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析当前的发展状况,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二、中国的发展历程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的设立等,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结构逐渐从农业为主转向工业和服务业为主。
此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了国内市场,加速了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三、当前的发展状况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并成为许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此外,中国在科技、教育、卫生等领域的进步也十分显著。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如环境污染、收入不均等问题。
四、未来发展趋势
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
这些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
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
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以解决社会公平和民生问题。
五、结论
中国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变革的进程。
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与世界的合作与交流。
我们期待中国在未来能够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发展,为全球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菲律宾《当代亚洲》杂志第36卷第4期(2006年)刊登了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题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半殖民地到世界大国?》的文章,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政策未来十年中将迎来一次质变:为了防止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危机、中国的社会动荡以及美国的严重衰退或中美的军事对抗,跨国公司将从局部控制中国转向通过发动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全面控制中国: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部门;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这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努力将会遭遇失败。
相反,中国将变成帝国主义大国控制和争夺的对象,后者将利用政治精英、军队、学生等等激烈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将被迫改变。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方法论和概念的说明在计算中国的出口、投资、生产、融资和进口等时,几乎所有的学者、记者、顾问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都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混在一起。
此外,他们普遍忽视了如下事实:外资企业增长越快,它们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利润和对中国经济新增长部门的控制就越强。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深化和扩大它的自由化战略以来,这种状况尤为真实。
外资企业的增长意味着中国的投资、贸易、出口、融资、定位和决策越来越由跨国公司的全球需要决定,这些公司都得到了其母国的支持。
随着跨国公司的增加,它们对经济增长动力部门的影响也在增强。
相反,中国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却在逐步缩小。
更重要的是,就战略增长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跨国公司的增多很可能改变国家的本质,使中国减少“中国性”和更加迎合跨国公司的战略。
如果我们把跨国公司看作是主要帝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延伸,视为帝国嵌入中国经济中的前哨或飞地,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的扩张视为帝国增长的一部分。
这将降低中国经济表现的级别。
这表明,关于中国是否拥有挑战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实力的争论可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中国实力的增长是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的:在全融、制造和出口等战略部门中,由中国所有和控制的经济单位比帝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机构增长得更快。
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证明的那样,数据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假设。
另一个可疑的假设是:就像美国利用英国的铁路投资来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一样,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屈从于中国,并被用来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服务。
这个论证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部门的制高点,或者至少控制了一些关键企业的管理,因此,“利用”外国资本来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服务的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外国投资上,中国在21世纪的战略与美国在19世纪的战略背道而驰:中国把有利可图的增长部门让给外国资本,同时中国的财政又为高成本的、长周期的、大规模的、低回报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第二,中国的增长成就仅仅局限于某些地区和部分劳动人口。
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两个中国”:沿海和内地。
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性地区仅仅局限于与内陆矿产地区有联系的港口地区。
由于全国经济缺乏一体化并且沿海与外部大帝国(日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高水平的一体化,我们很难称中国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体。
当沿海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外资企业时,这种状况尤为真实。
在这些有限的地区内,最有活力的企业并不属于中国。
从分析上来看,所谓中国的增长毋宁说是外资城堡的扩张。
把中国作为一个无差别的实体来讨论它的经济表现,所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积累和分配过程中的阶级性问题。
极少数的外国和国内资本家阶级、国家的部分管理人员及其裙带关系网控制了整个积累、再生产、集中和分配过程,并且从中受益,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时期内迅速拉大。
一些精英以中国之名来行动,但却制定与其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发展政策。
在评价中国的生活标准时,人均货币收入掩盖了5%的最上层与75%的最下层之间的巨大不平等。
二、中国发展的诸阶段:从半殖民地到革命1、第一阶段:从殖民地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为持续和重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革命运动在打败日本殖民主义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并且在创立民族主权的过程中结束了欧洲人的势力范围和其在沿海地区的特权。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它结束了飞速的通货膨胀。
极端的腐败和对公共财产和金融体系的掠夺,为稳定的货币、财政秩序和运转正常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从而能够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
它消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
在民族国家的主权框架内,由于消除了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施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推动了工业、农业和贸易的高速增长,结束了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控制时期的大规模饥荒。
它带来了一些战略性的变革,为长期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它对各个阶层实施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和医疗运动,创造了一支受过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大军,包括数百万的工程师、科学家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同样重要的是,它把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城市产业劳动大军。
钢铁、煤炭产业和生产资料部门的迎难而上为轻工业和廉价消费品的顺利扩大创造了基础。
然而,在社会主义共识内,发生了秘密和公开的争论。
在群众中,反对这种共识的是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小业主。
在精英中,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共识的最有影响的人是党的领导干部、理论家和下级职员等重要的阶层。
这些力量之间的公开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从一开始,文化大革命挑战了对剩余农产品的“封建榨取”、苏联式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滥用以及“泰勒制的”工作组织形式。
斗争重新肯定工人在社会中的优先性,因而排除了任何走向市场的可能,至少将自由化延迟了20年。
在城市里,尤其是对青年的动员旨在结束公共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权力滥用——这些机构和人员垄断了教育、医疗卫生、科学和文化的公共机构——以便使它们符合平等主义的规范。
但大众动员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导致了群众运动的衰落和幻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出现转折。
2、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加强了喜欢市场开放的那部分官僚精英的地位,重新激活了社会主义政权所包含的资本主义残余,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干部提供了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外交政策恰好转而接受华盛顿,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了它的国际政策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核心地位。
技术官僚、市场取向的共产党官员、雄心勃勃的私营企业主、新的政治理论家和重新获得尊重的旧资产阶级构成了新的权力图景。
他们制定出一种分阶段自由化的战略。
这种新的权力精英尽力避免对社会福利体系和集体财产的正面进攻。
相反,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相互交错的自由化措施。
他们解散集体农场,乃至那些成功的集体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私人贸易、个人积累和渐进的土地集中。
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政府精英控制着财产的转让、合同、进口许可、土地使用许可、信托、贷款。
精英把这些额外利益分配给新资本家:腐败模糊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当大多数新资本家是政府官员的关系户时。
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受惠于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个健康、训练有素的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基础工业和轻工业。
一个有序、稳定和统一的国家能够捍卫民族主权。
基础设施和这样一个国家是资本起飞的主要条件。
此时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导致社会远离共产主义:20世纪80年代,精英的整整一代子女受到过国内外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教导。
他们学习市场经济模式,把“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自由化,并且知道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积极作用。
他们相信,效率即盈利和私有化,不平等是“能力”(或缺乏它)的结果。
受过教育的一些精英普遍地和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对资本主义优点的一切歌颂。
国家转型的基础是一种“原始积累过程”或对公共资源的掠夺。
到2005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
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三、自由主义时期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在“推动”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私有企业资本从政府承包合同、政府土地赠与、税收减免、国家控制的廉价劳动力和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尤其是在开始)获益巨大。
在这两种途径中,自由化既是市场导向的,也是国家驱动的。
干预主义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它的角色发生了从直接投资者到私人投资促进者的剧变。
新法规(或至少是惯例)取代了限制市场活动的法规,这给予了资本家土地场所、投资刺激和对财产权利的保护。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一个不变的情况是私人资本生产、出口、利润、投资比例的不断增加。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开放”在接下来的20年里转变成种种洪流。
到2005年左右,私人资本占非农产出的75%。
房地产和建筑业的繁荣把门路广泛的“企业主”变成百万富翁。
对国有企业的买断也促使了新产业资本家的兴起。
通过不择手段、诈骗、垄断市场和对劳动力进行无限制的掠夺,新资本家们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小企业主迅速变成企业大亨,不仅拥有多栋豪宅和奔驰汽车,还拥有情妇和海外账户。
对劳动力的高强度剥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和农民失业以及财富在10%的上层人口中的高度集中,使国内的需求开始受到相对的限制。
由于市场的重心在海外,发展最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区和迫使劳动力从内陆向沿海流动就是逻辑的必然了。
出口市场决定了生产地点,而后者又决定了国内人口流动的方向。
沿海地区的生产地点、港口、商业和银行中心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心,因此也是培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温床。
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工作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工作时间长、最差的安全条件、最低的报酬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
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而新的富人则由此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炫耀性的消费也变得司空见惯。
在中国乃至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阶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的私人财富。
与生产和分配的地理集中趋势相随的是财富、消费和政治权力的阶层集中。
“两个中国”观念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不再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分,而是指由新的大资产阶级控制的沿海中国和由成百上千万农民工组成并为沿海的加工、组装、出口和赢利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制成品的内陆中国。
四、外国资本建立前哨基地阶段与中国资产阶级精英的发展相随的是,外国大投资者在一些关键部门中建立了制造业的前哨和据点。
转折点出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规模地关闭国有企业的长期政策随之出台;与此同时,国有财产被私有化和转移到民族资本或外国资本的手里。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明确地改变了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均衡和后者的意识形态优势。
私人资本在产值、出口值和提供的就业机会上都超过了国有资本。
私人大公司开始从国有银行获得越来越多的贷款,而在过去它们则受到排斥或限制。
在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待遇平等的幌子和保护下,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进入到从面霜到高尔夫球场、从工厂到高技术企业的大部分经济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