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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海外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开展海外投资与业务拓展。
然而，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着诸多复杂的安全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可能对企业的正常运营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危及企业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进行全面、科学的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对于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稳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海外安全风险的主要类型（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首要风险之一。
不同国家的政治局势不稳定、政策变化频繁、政府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等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些国家可能发生政权更迭、政治动荡、社会冲突等事件，导致企业的投资项目受到干扰甚至被迫中止；政府出台不利于外国企业的贸易保护政策、税收政策调整等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产生负面影响。
（二）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包括汇率波动、市场需求变化、通货膨胀、利率风险等。
汇率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企业的资产价值大幅波动，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导致企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则会对企业的资金成本和投资收益产生直接影响。
（三）社会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包括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威胁、民族宗教冲突等。
一些海外地区社会治安较差，犯罪率较高，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面临较大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的频繁发生也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民族宗教冲突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法律风险法律风险主要涉及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司法制度和合同执行等方面。
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存在差异，企业如果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可能会陷入法律纠纷，导致经济损失；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执行效率低下等也会增加企业维权的难度；合同执行方面的风险则包括合同条款的模糊不清、对方违约等情况。
（五）自然灾害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包括地震、洪水、飓风、火灾等不可抗力因素。
一些海外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企业如果没有做好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应急预案，可能会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
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1. 引言中信保（China Export & Cred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贸易提供风险保障和信用保险服务。
国家风险分析报告是中信保根据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研究所编制的一份重要报告，旨在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各国家的风险状况，为其海外投资和贸易决策提供参考。
2. 数据收集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的编制过程首先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各国家的经济指标、政治稳定性、金融体系强度、自然灾害风险等。
数据收集的渠道包括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行业研究报告、国际组织和机构发布的数据等。
3. 数据分析收集到的数据经过整理和分析后，中信保的专业团队会对各国家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分析。
他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对每个国家进行打分和评级。
评估过程中会采用统计分析、趋势分析和定性分析等方法，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4. 报告编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中信保的专业团队会编写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几个部分：4.1 概述报告的开头会对整个报告进行概述，介绍报告的目的和背景，以及编制报告的方法和数据来源等。
4.2 国家风险评估报告会根据中信保的评估结果，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和分级。
评估结果通常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展示，以便读者能够直观地了解每个国家的风险水平。
4.3 风险因素分析报告会对各个国家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等。
分析将会详细介绍每个风险因素的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和对企业的影响等。
4.4 建议和预测最后，报告会根据对各个国家的风险状况和风险因素的分析，提供对中国企业的建议和预测。
这些建议和预测可以帮助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贸易决策中更好地预防和管理风险。
5. 报告发布和使用中信保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通常会通过内部渠道进行发布，供中信保的客户和相关部门使用。
基于ICRG数据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价分析1李媛汪伟苗琛（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沈阳110870）摘要：在综述四个国家风险评估机构及其评估方法基础上，建立了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估体系，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三个一级指标和22个二级指标，创新性地利用层次分析思想确定一、二级指标权重后，利用ICRG的2012年6月的原始数据计算了140个国家的国家风险得分，由此得出结论：世界各国风险得分呈现正态分布；亚洲国家风险水平较平均地分布在50分到90分之间，欧洲国家风险整体水平最低，非洲国家风险整体水平最高，美洲国家风险水平整体较稳定；优质风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发达国家占67%，发展中国家占33%。
最后对中国“走出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启示。
关键词：国家风险；海外投资；ICRG一、问题提出经过十多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已经达到907.1亿美元，同比增长16.8%。
在“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政治风险咨询专家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分析中国在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和伊朗等国的投资行为后得出结论：“由于同一些不稳定的国家进行交易,中国的全球投资策略正在付出代价。
而且随着中国全球姿态的提高,代价也将提高”。
1沈阳市科技计划项目”沈阳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与风险控制机制研究（F12-276-5-11）”研究成果作者简介：李媛（1964-），辽宁沈阳人，沈阳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服务贸易。
2011年1月14日，苏丹南部独立使我国在该国投资建设的完整的石油产业链被分割为两部分，如今油田较为集中的南北交接地带又成为冲突多发地区。
2011年2月17日，利比亚内战使我国在该国大规模承包工程企业的营地和工地经历战火洗劫后“满目疮痍”，而恢复合同和索赔商谈迄今仍无结果。
2014年3月16号，克里米亚进行全民公投，公投结果脱离乌克兰并以联邦主体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该地区的外资企业命运充满了不确定。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是指外国投资者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政策、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的评级报告。
这种报告通常由专业的投资机构或咨询公司编制，旨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客观、全面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投资决策。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通常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经济环境，包括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通货膨胀率、汇率稳定性等方面的评估。
2. 政治环境，涉及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法治环境、政府对外资的政策支持程度等内容。
3. 投资环境，包括法律法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税收政策等方面的评估。
4. 行业分析，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产业进行分析，评估其发展潜力和投资机会。
5. 风险评估，对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汇率风险等进行评估，并提出风险防范建议。
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阅读这些报告，投资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投资环境和风险，有助于他们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同时，这些报告也可以帮助目标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了解外国投资者的需求和关注点，促进双方的合作与交流。
总的来说，外资投资评级FIR报告在促进国际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投资者、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发布5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发布《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涵盖了占中国海外投资流量九成的114个样本国家（不包括避税港），从中国企业和主权财富的海外投资视角出发，延续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五大类共42个子指标的量化体系，全面评估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国别风险情况。
2023年的风险评级结果中，评级最高的国家是瑞士，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家分别是：新西兰、丹麦、卡塔尔、韩国、挪威、瑞典、阿联酋、德国和澳大利亚。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较多的国家中，德国、新加坡的排名有所下降。
排名进步明显的国家如南非、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排名分别上升20位、16位和13位，主要是因为对华关系良好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
本次报告还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子报告，以及RCEP专题。
本年度评级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大体不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华关系得分虽显著高于整体水平，但个别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值得注意。
RCEP成员国的国家风险评级得分好于整体水平；但纵向比，RCEP成员国的投资风险有所升高。
部分RCEP成员国的政治风险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需重点考量的因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风险与对策［摘要］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稳步推进，亮点纷呈。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体制建设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缺乏有效的投资保护政策，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都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应加强战略对接，创造良好投资合作环境；落实顶层设计，提供投资合作支撑；共建合作平台，促进投资便利化；畅通投资渠道，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对策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现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缓慢以及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有所下降，但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日益紧密，并提振双方投资合作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中国对外投资的目的地已累计吸收中国500多亿美元的投资，与中国新签额度达3049亿美元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支持，9个贷款项目额度为17亿美元；中国成立的“丝路基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达40亿美元。
2016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145.3亿美元，较上年下降2%，占同期总额的8.5%，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马来西亚为主要投资目的地。
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与中国企业新签了8158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达1260.3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36%。
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中的份额达到51.6%。
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较上年增长9.7%。
中国海外投资报告
根据中国海外投资报告，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增长的趋势。
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430亿美元，同
比增长4.2%。
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
资国之一。
报告还指出，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
其中，制造业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要行业，占总投资金额的40%。
科技投资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领域。
报告还提到，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私营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主要力量，占总投资的80%。
其次，
投资方式趋向多元化，包括并购、绿地投资、股权投资等。
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对海外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
然而，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包括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市场准入障碍等。
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还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总体来说，中国的海外投资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制造业和科技领域。
然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前仍需要认真评估风险，加强管理和合规措施。
2018中国外商投资报告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去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同比增长27.8%。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去年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质量提高，成为促进外资增长、优化外资结构的亮点。
去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超过六成，整体占比约三成，较上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
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去年，中国高技术服务业领域新增外商投资企业5990个，同比上升81.9%，实际使用外资260.7亿美元，同比增长106.4%。
高技术制造领域新增外商投资企业1032个，同比增长29.3%，实际使用外资98.9亿美元，同比上升7.6%。
自贸试验区成为外商投资热土外商投资区域布局更趋优化。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东北、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招商引资也再上新台阶。
而自贸试验区正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去年全国11个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6841家，占当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19.2%，其中以备案方式新设企业占99.2%，实际使用外资15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7%，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正日益突显。
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税收、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去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18391.4亿美元，同比增长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4.8%。
其中出口9775.6亿美元，同比增长6.6%，占全国出口总值的43.2%；进口86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占全国进口总值的46.8%。
上书房信息咨询市场调研中心致力于市场调查研究十余年之久，拥有一流的专业调研执行团队，已累计为500余家各类客户提供了研究咨询、调研执行、数据分析等专业信息服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支持。
我国将继续大力优化投资环境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扩大吸引外资，继续大力优化投资环境，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
2018年国际投行海外投资市场调研分析报告2018年国际投行海外投资市场调研分析报告目录前言 (5)第一节外资投行海扩张背景 (6)一、国际国内市场发展存差异，促使投行开始海外扩张 (6)二、全球金融市场不断开放，推动投资银行国际化发展 (7)三、技术和金融创新发展，加速投资银行业务国际化 (8)第二节高盛集团的海外扩张 (10)一、高盛集团海外扩张模式及线路 (10)1、高盛的海外扩张线路 (10)2、从点到面，由“此”及“彼”的扩张模式 (11)3、与当地政企和机构合作，以传统优势项目抢占业务市场 (12)一、高盛海外收入超四成，重点布局欧洲和亚太 (13)1、金融危机后国际业务保持稳定，海外收入超四成 (13)2、海外市场主要布局欧洲和亚太地区 (14)第三节摩根士丹利的海外扩张 (16)一、摩根士丹利海外扩张模式及线路 (16)1、摩根士丹利的海外扩张线路 (16)2、布局金融核心城市，追随“经济增长中心”的扩张模式 (18)3、投行业务为核心，综合机构投资和零售经纪 (19)二、摩根士丹利海外收入情况 (19)1、海外业务呈阶段性增长趋势，收入贡献接近三成 (19)2、亚洲地区快速增长，收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20)第四节美银美林的海外扩张 (22)一、美银美林海外扩张模式及线路 (22)1、美银美林的海外扩张线路 (22)2、以二带一，不同市场交替发展的扩张模式 (23)3、收购整合资管业务，专注全球化财富管理 (24)二、美银美林海外业务稳定，收入贡献13% (25)第五节外资投行海外扩张经验 (26)图表1：1929年后，美国资本市场经历20余年的萧条 (6)图表2：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证券市场快速发展 (7)图表3：20世纪70年代末起，各国相继放松金融壁垒 (7)图表4：高盛集团布局欧洲市场 (10)图表5：高盛集团日本市场的形成 (10)图表6：高盛集团亚太-中国市场的形成 (11)图表7：高盛从点到面的模式图 (12)图表8：高盛由“此”及“彼”的地域选择 (12)图表9：高盛海外业务布局 (13)图表10：1997年-2016年高盛海外业务营业收入和占比 (14)图表11：1997年-2015年高盛营业收入地区分布 (14)图表12：摩根士丹利在欧洲市场的扩张 (16)图表13：摩根士丹利在日本市场的扩张 (17)图表14：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市场的扩张 (17)图表15：摩根士丹利追随“经济增长中心”的扩张线路 (18)图表16：摩根士丹利海外业务布局 (19)图表17：1998年-2016年高盛海外业务营业收入和占比 (19)图表18：1997年-2015年摩根士丹利营业收入地区分布 (20)图表19：美银美林区域交替布局 (22)图表20：美银美林以二带一的海外扩张模式 (24)图表21：美银美林以资管为海外业务核心 (24)图表22：2008年-2015年美银美林海外营业收入和占比 (25)图表23：三大投行海外扩张线路及时间轴 (26)图表24：外资投行进入海外市场的路径 (26)表格1：金融创新方向与产品 (9)前言近年来，券商传统的经纪业务受到同业竞争加剧、互联网金融崛起、佣金率下滑等多种因素冲击和挑战，行业转型迫在眉睫。
International FinancingNovember 2018 国际融资Sinosure Published 2018 National Risk Analysis Report 中国信保发布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中国信保最新国家风险报告发布10月11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在京发布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该《报告》是中国信保以政策性金融全方位服务中国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出口，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而推出的核心研究报告，自2005年12月8日首次正式对外发布，迄今已进入第14个发行年度，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读报告全球国家风险水平有所上升2018年新版的《报告》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8—国家风险评级、主权信用风险评级暨62个重点国家风险分析》，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营商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对国家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并详细阐述了评级变动原因。
下册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8—全球投资风险分析、行业风险分析、全球企业破产风险分析》，从国别、行业、企业等多维度、多层次展示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附以大量案例帮助读者了解相关风险，同时提供管控建议。
总体来看，201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国家风险水平有所上升。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三是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累积，四是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
2018年，国家风险水平下降、评级调升的国家有七个，包括朝鲜、韩国、泰国、希腊、葡萄牙、哥伦比亚和吉布提，评级调升的原因包括部分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部分国家的政局稳定性增强，不确定性下降，再加上部分欧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持续改善，财政改革取得成效，国家风险管控效率有望提升等。
国家风险水平变化不大、评级保持稳定的国家有178个。
国家风险水平上升、评级调降的国家有七个，包括约旦、卡塔尔、土耳其、巴巴多斯、秘鲁、特利尼达和多巴哥、莱索托，评级调降的原因包括部分海湾国家矛盾分歧日益扩大，政局稳定性下降，不确定性上升，使得经济增长受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加剧社会紧张局势，国家风险管控效率可能降低等。
２０１８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特征分析周丽华摘㊀要:近年来ꎬ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强ꎬ特别是 沪港通 深港通 沪伦通 ㊁Ａ股纳入ＭＳＣＩ新兴市场指数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对ＱＦＩＩ投资规模限制的利好政策的实施ꎬ刺激了非居民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ꎬ与之相反的是在全球经济金融发展分化㊁金融市场波动不确定性等市场预期的影响下ꎬ我国居民对外证券投资更加趋于理性ꎮ２０１８年ꎬ我国居民对外证券投资５３５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的９４８亿美元减小了４１３亿美元ꎮ本文通过对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及结构的分析ꎬ重点分析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减小的原因㊁结构特征ꎬ得出其是否安全的结论ꎮ关键词:中国ꎻ境外ꎻ证券投资ꎻ特征中图分类号:Ｆ８３２.５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Ａ㊀㊀㊀㊀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４２８(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２２－０２一㊁引言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ꎬ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与深化ꎬ促进了中国对外证券投资的步伐ꎬ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政策㊁货币政策的分化格局ꎬ金融风险及金融市场的动荡等客观因素的变化ꎬ２０１８年中国减少了境外证券投资的规模ꎮ虽然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变化不大ꎬ但是内部结构的调整及变化比较明显ꎬ调整的结果是加大了对债务证券的投资ꎬ减少了短期证券投资ꎬ加大了对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稳定的欧洲㊁开曼群岛㊁英国维尔京群岛的投资ꎬ减少了对经济金融发展波动较大的美国和英国市场的证券投资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结构的变化会对其安全性的影响如何?基于以上思考进行本文的分析研究ꎮ二㊁规模分析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为４９８０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４９７７亿美元ꎬ增加３亿美元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股本证券投资规模为２７００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３０３５亿美元ꎬ减少３３５亿美元ꎻ境外债务证券投资规模为２２７９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９４２亿美元ꎬ增加３３７亿美元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长期证券投资２００９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５８５亿美元ꎬ增加４２４亿美元ꎻ境外短期证券投资规模为２７０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３５７亿美元ꎬ减少８７亿美元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各大洲的证券投资规模分别为:北美洲２１８３.２１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２２２９.９亿美元ꎬ减少４６.６９亿美元ꎻ大洋洲１０１.４４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９８.９５亿美元ꎬ增加２.４９亿美元ꎻ非洲１０.７１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２.１１亿美元ꎬ增加１.４亿美元ꎻ南美洲２５.９５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２８.９４亿美元ꎬ减少２.９９亿美元ꎻ欧洲７３６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６９３.０１亿美元ꎬ增加４２.９９亿美元ꎻ亚洲１８７８.０３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８８１.６亿美元ꎬ减少３.５７亿美元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最大的前四个国家分别是:美国１３２０.２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４５２.５亿美元ꎬ减少１３２.３亿美元ꎻ开曼群岛４２９.３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３８４.７亿美元ꎬ增加４４.６亿美元ꎻ英属维尔京群岛３６９.８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３１５.２亿美元ꎬ增加５４.７亿美元ꎻ英国１５９.３亿美元ꎬ较２０１７年末的１７６.１亿美元ꎬ减少１６.８亿美元ꎮ三㊁结构分析(一)工具结构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中的股本证券投资占总投资的５４.２２％ꎬ债务证券投资占总投资的４５.７６％ꎮ(二)期限结构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中长期证券占总投资的４０.３４％ꎬ短期证券占总投资的５.４２％ꎮ(三)区域结构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中对北美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４３.８４％ꎻ对亚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３７.７１％ꎻ对欧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１４.７８％ꎻ对南美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０.５２％ꎻ对非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０.２２％ꎻ对大洋洲的投资占总投资的２.０４％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北美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６.７７％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３.２３％ꎻ对亚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６１.６３％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８.３７％ꎻ对欧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６０.０５％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９.９５％ꎻ对南美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３.７２％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６.３２％ꎻ对非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２.３９％ꎬ对非洲的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７.６１％ꎻ对大洋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３.６５％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６.３５％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北美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０.９１％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３１％ꎻ对亚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９.９５％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８.４３％ꎻ对欧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５.７％ꎻ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２５％ꎻ对南美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３.５５％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７７％ꎻ对非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４.６２％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９９％ꎻ对大洋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７.９４％ꎬ对大洋洲的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８.４１％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美国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４.５３％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５.４７％ꎻ对英国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６０.３４％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２２１金融观察Һ㊀３９.６６％ꎻ对开曼群岛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５８.９４％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１.０６％ꎻ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股本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７６％ꎬ债务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９５.２４％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美国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４３.８８％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１.５８％ꎻ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８８.７１％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６.５４％ꎻ对英国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６.５６％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１％ꎻ对开曼群岛的长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３９.９３％ꎬ短期证券投资占其总投资的１.１３％ꎮ四㊁特征分析(一)总体规模变化不大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和２０１７年基本持平ꎬ仅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３亿美元ꎮ(二)股本证券投资减少ꎬ债务证券投资规模增加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股本证券投资的规模减少较多ꎬ较２０１７年减少３３５亿美元ꎬ同比下降１１.６９％ꎬ股本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较２０１７年减少了６.７６％ꎻ债务证券投资的规模增加较多ꎬ２０１８年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３３７亿美元ꎬ同比增长１７.３５％ꎬ债务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较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６.７６％ꎮ(三)长期证券投资增加ꎬ短期证券投资减少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长期证券投资增加较多ꎬ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４２４亿美元ꎬ同比增长２７.７５％ꎬ长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８.４９％ꎬ短期证券投资略有减少ꎬ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８７亿美元ꎬ同比下降２４.３７％ꎬ短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较２０１７年减少１.７５％ꎮ(四)区域投资有增有减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中第一位是北美洲ꎬ第二位是亚洲ꎬ第三位是欧洲ꎬ第四位是大洋洲ꎬ第五位是南美洲ꎬ第六位是非洲ꎮ同２０１７年相比ꎬ中国增加了对欧洲㊁大洋洲和非洲的证券投资规模ꎬ增加幅度最大的是欧洲ꎬ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４２.９９亿美元ꎻ减少了对北美洲㊁亚洲和南美洲的证券投资规模ꎬ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北美洲ꎬ较２０１７年末减少４６.６９亿美元ꎮ同２０１７年相比ꎬ中国增加了对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证券投资ꎬ分别增加了４４.６亿美元和５４.７亿美元ꎬ减少了对美国㊁英国的证券投资ꎬ分别减少了１３２.３亿美元㊁１６.８亿美元和１.８亿美元ꎮ(五)股本和债务证券投资各有所长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亚洲㊁欧洲和南美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大于对债务证券的投资ꎬ其中亚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占比最高为６１.６３％ꎻ对非洲㊁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债务证券投资大于股本证券的投资ꎬ其中非洲的债务证券投资占比最高为５７.６１％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美国㊁英国和开曼群岛的股本证券投资大于债务证券投资ꎬ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债务证券投资ꎬ债务证券投资所占比重高达９５.２４％ꎬ股本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仅有４.７６％ꎮ(六)长期证券投资为主㊁短期证券投资为辅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非洲㊁北美洲㊁南美洲㊁欧洲㊁亚洲和大洋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均大于短期证券投资的规模ꎬ其中ꎬ非洲的长期证券投资的规模所占比重最高为５４.６２％ꎬ大洋洲的长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最少为２７.９４％ꎻ大洋洲的短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最高为２８.４１％ꎬ北美洲的短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最小为２.３１％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对美国㊁英属维尔京群岛㊁英国和开曼群岛的长期证券投资均大于短期证券投资的规模ꎬ特别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长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最高为８８.７１％ꎬ短期证券投资所占比重最低仅有６.５４％ꎮ五㊁结论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整体规模变化不大ꎬ比２０１７年略有减少ꎬ但是结构调整比较明显ꎬ一是在减少股本证券投资规模的同时ꎬ增加了债务证券的投资规模ꎮ二是加大了对长期证券的投资ꎬ减少了对短期证券的投资ꎮ三是加大了对欧洲㊁大洋洲和非洲的证券投资规模ꎬ减少了对北美洲㊁亚洲和南美洲的证券投资规模ꎻ增加了对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的证券投资ꎬ减少了对美国㊁英国的证券投资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呈现股本证券和债务证券投资并驾齐驱ꎬ股本证券投资略高于债务证券投资比重的特点ꎬ一是对亚洲㊁欧洲和南美洲的股本证券投资大于对债务证券的投资ꎬ对非洲㊁大洋洲和北美洲的债务证券投资大于股本证券的投资ꎻ二是对美国㊁英国和开曼群岛的股本证券投资大于债务证券投资ꎬ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债务证券投资的结构特征ꎮ２０１８年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呈现以长期证券投资为主㊁短期证券投资为辅的结构特征ꎬ一是对非洲㊁北美洲㊁南美洲㊁欧洲㊁亚洲和大洋洲的长期证券投资均大于短期证券投资的规模ꎻ二是对美国㊁英属维尔京群岛㊁英国和开曼群岛的长期证券投资均大于短期证券投资的规模ꎮ通过以上分析ꎬ得出２０１８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整体风险较低ꎬ股本证券投资主要集中于具有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的美国㊁英国以及国际金融市场最为活跃的离岸交易中心开曼群岛ꎮ债务证券投资主要集中于英属维尔京群岛 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之一的加勒比海地区ꎬ与此同时ꎬ中国境外证券投资以长期证券投资为主ꎬ短期证券投资为辅的期限结构ꎬ呈现出投资具有稳定性的结构特征ꎮ参考文献:[１]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Ｒ].２０１９.３.２９.[２]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８年末中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分国家地区)[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５－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ｆｅ.ｇｏｖ.ｃｎ/ｓａｆｅ/２０１９/０５３１/１３３５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５.３１.[３]国家外汇管理局.２０１７年末中国对外证券投资资产(分国家地区)[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５－３１]ｗｗｗ.ｓａｆｅ.ｇｏｖ.ｃｎ/ｓａｆｅ/２０１８/０５３１/９２１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６.３.作者简介:周丽华ꎬ女ꎬ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商务学院金融学教授㊁硕士生导师ꎬ研究方向:国际金融ꎮ３２１。
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特征分析2018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境外证券投资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和中国政策的调整下，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本文将对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特征进行分析，以期为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参考。
首先是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规模。
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规模较上年有了显著增长。
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居民个人境外证券投资余额突破了1.2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0%。
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居民对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仍然十分旺盛，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了较高增长。
2018年中国机构投资者对境外证券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证券公司对境外证券的投资规模较上年同期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这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对境外证券市场的认知和参与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对于境外证券投资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
其次是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结构。
2018年，中国居民和机构投资者对境外证券的投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投资品种的多元化。
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品种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加剧，投资者不再满足于对传统股票市场的投资，更多地将投资目光投向了境外固定收益、商品以及另类投资等多元化投资品种。
这一趋势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分散投资风险，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
其次是投资地域的广泛化。
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除了传统的欧美市场之外，中东、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市场也成为了中国投资者关注的对象。
这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结合有关，中国投资者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新兴市场，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
2018年中国境外证券投资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逐渐从单一管理转向了多元化管理，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和收益的有效对冲。
经合组织公布关于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报告2018年10月，经合组织公布了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报告，主要的结论包括：·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为4320亿美元，相比2017年下半年下降了35%，同比2017年上半年下降了44%。
其中，2018年第一季度下降了9%，第二季度下降了38%。
·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主要受到美国税改的影响。
国外子公司向美国母公司的收益返还导致了大量的负再投资收益。
这种下降在短期内对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经营影响较小，因为它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处置或销售，而非实际资产。
·流入G20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保持稳定，但流出下降了65%。
属于经合组织地区的G20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下降幅度更大，达75%，而非经合组织地区的G20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19%。
·经合组织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下降了36%，流出下降了65%。
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下降主要受到美国税改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下降则受到股权资本和公司内债务的影响。
·与经合组织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相比，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下降了7%，流入下降了6%。
·经合组织地区居民“特殊目的实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连续四季度保持负数。
一、最近趋势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为4320亿美元，相比2017年下半年下降了35%，是自2013年上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8年第一季度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为2660亿美元，第二季度为1660亿美元，分别下降了9%和38%。
其中第二季度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动仅为过去四年来季度平均水平的1/3至2/3。
2018年上半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动的下降主要受到美国税改以及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向美国母公司的收益返还的影响。
2017年《美国减税和就业法》包含了若干条对美国直接投资产生即刻和长期影响的条款，其中的关键一条即是对2017年第四季度未分配的国外收入征收一次性税收，如果将国外子公司的收益返还至国内母公司，则美国母公司无需在2018年年初时缴纳额外的税费。
II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tudies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Working Paper No.201801January23,2018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CROIC-IWEP）国际投资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1月目录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 (4)一、评级背景 (4)二、各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综述 (5)（一）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简介 (5)（二）评级对象 (6)（三）评级指标体系 (6)（四）评级方法特点 (7)三、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9)（一）指标选取 (9)（二）标准化、加权与分级 (13)（三）评级样本 (14)（四）本评级方法的特点 (16)（五）未来规划 (19)四、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结果总体分析 (19)（一）总体结果分析 (20)（二）分项指标分析 (22)五、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主要排名变动国家分析 (30)（一）泰国（↑12） (30)（二）塔吉克斯坦（↑12） (31)（三）乌兹别克斯坦（↑12） (32)（四）乌克兰（↑6） (32)（五）保加利亚（↑5） (33)（六）柬埔寨（↓13） (34)（七）蒙古（↓10） (34)（八）伊朗（↓8） (35)（九）南非（↓7） (36)（十）希腊（↓6） (36)“一带一路”国家风险评级子报告 (38)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原始指标 (48)表1GDP总量 (48)表2人均GDP (50)表3GDP增速 (52)表4GDP5年波动系数 (54)表5贸易开放度 (56)表6投资开放度 (58)表7Chinn-Ito指数 (60)表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62)表9失业率 (64)表10基尼系数 (66)表11公共债务/GDP (68)表12外债/GDP (70)表13短期外债/总外债 (72)表14财政余额/GDP (74)表15外债/外汇储备 (76)表16经常账户余额/GDP (79)表17贸易条件 (81)表18银行不良贷款/贷款总额 (83)表19扮演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程度 (85)表20内部冲突 (87)表21环境政策 (89)表22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 (91)表23劳动力市场管制 (93)表24商业管制 (95)表25平均受教育年限 (97)表26社会安全（每十万人谋杀死亡人数） (99)表27其他投资风险 (101)表28执政时间（任期还剩几年） (103)表29政府稳定性 (105)表30军事干预政治 (107)表31腐败 (109)表32民主问责 (111)表33政府有效性 (114)表34法治 (116)表35外部冲突 (118)表36贸易依存度 (120)表37投资依存度 (122)表38是否签订BIT (124)表39签证情况 (126)表40投资受阻程度 (128)表41双边政治关系 (130)2018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主报告CROIC-IWEP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家风险评级课题组一、评级背景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达到1961.5亿美元，蝉联全球第二，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了34.7%，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比例的13.5%，首次超过10%。
自2003年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权威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4年实现增长，在2002-2016年期间的年均增速达到35.8％。
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再次超过同期利用外资流量，连续两年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同时，2016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3573.9亿美元，排名比上年前进2位，位居全球第6。
2016年也是中国对外并购最为活跃的一年，数量金额创历史之最。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企业海外竞争力的逐渐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也将释放出更多投资活力，与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共赢。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多次因东道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风险因素而遭遇挫折。
例如，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下，特朗普总统根据该委员会的建议直接驳回了中资背景的峡谷桥基金（Canyon Bridge）对于半导体公司莱迪斯（Lattice）的收购案；德国经济部重新评估福建宏芯基金6.76亿美元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最终导致福建宏芯基金对爱思强的收购要约失效；中国投资的英国利物浦新华埠重建计划濒临烂尾，投资成本恐怕难以收回。
因此，做好风险预警，进而准确识别风险，有效应对相应风险，是中国企业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重要前提。
4二、各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综述（一）发布国家信用评级的机构简介国家信用评级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美国。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市场上形成了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三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垄断的局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
标准普尔是全球知名的独立信用评级机构，拥有150多年的历史并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
目前，标准普尔对126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进行了评级，并于每周更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权信用评级。
穆迪主要对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评级，分支机构遍布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总计约7000人。
惠誉是唯一一家欧洲控股的评级机构，规模较以上两家稍小。
如今，经历了数次并购和巨大增长之后，惠誉已成长为世界领先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全球设立了50家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致力于为国际信用市场提供独立和前瞻性的评级观点、研究成果及数据报告。
与此同时，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评级机构也实现了蓬勃发展，它们通过差异化竞争在市场上谋得了一席之地。
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经济学人信息社（EIU,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以及环球透视（GI,IHS Global Insight）。
EIU是“经济学人集团”下属独立单位，主要进行经济预测和咨询服务，覆盖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
EIU风险服务的目标客户是由于从事借款、贸易信贷以及其他商业活动而面临跨境信用风险或金融风险的机构。
ICRG自1980年起便开始定期发布国际国家风险指南。
目前，该指南的国别风险分析覆盖了全球近140多个国家，并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数据更新并逐月发布。
GI于2001年成立，目前为3800多家客户提供详尽的国家风险分析，主要针对在海外开展营商活动的投资者。
GI评级的覆盖范围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家付费咨询机构，分析的风险对象涵盖范围极广，包括国家的营商、主权信用乃至一国某个地区的运营风险。
5由于评级体系的构建对方法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多样性有较高的要求，且评级数据的采集和处理较为复杂，目前评级市场仍然由发达国家的评级机构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评级机构大多处于起步阶段。
这其中包括了中国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简称大公）于1994年成立，拥有自己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定期发布主权信用评级报告。
到目前为止，大公已经发布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等级报告，评级对象主要来自亚洲、大洋洲和欧洲，其中具有AAA级的国家和地区有7个。
（二）评级对象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针对的是主权债务的综合风险。
大公国际和ICRG也遵循着类似的原则，对主权债务风险做出判断。
在金融市场上，主权债务风险的具体表现往往是一国国债的违约概率、预期损失和回收率。
EIU评估的风险包括主权风险、货币风险和银行部门风险。
ICRG的风险评级更具独特性，主要考察的是直接投资风险，其评级除考量除金融市场因素外，还往往涉及到和当地经营直接相关的因素，比如治安环境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考量了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的风险，这与目前中国海外投资形式的多样性紧密契合。
（三）评级指标体系尽管三大评级机构和大公、EIU、ICRG和GI这七家评级机构的评级对象各有不同，但指标体系都可以大致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模块。
在经济方面，一国的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经济基础。
而一国的外债占进出口比重、财政收入赤字占GDP比重等指标可以反映该国的短期偿债能力。
经济基础和短期偿债能力共同构成了一国的总体偿债实力。
6在政治方面，各大机构都会对政治稳定性、参与度、治理有效性等指标做出考察。
政治风险在本质上衡量的是一国的偿债意愿。
即使一国财政实力充足，资源丰富，但由于政治动乱依然可能加大该国的偿债风险。
在社会方面，不同的评级机构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大部分机构注重考察社会的弹性程度，也就是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这往往在种群和谐程度、法律健全程度等指标上有所反映。
对于衡量直接投资风险的GI评级体系来说，社会弹性是尤其重要的指标模块。
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综合了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并引入与中国关系这一指标模块，力求更为全面、综合，从而有针对性地衡量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
（四）评级方法特点在制度偏好方面，标准普尔、穆迪与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和ICRG都将政治因素视为国家信用评级标准的核心，将政治自由化程度、民主政治观念和体制等作为评判一国政治好坏的标准，同时强调经济开放对于一国信用等级的正面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各国的具体国情。
大公在评级时特别突出了国家管理能力这一指标，力求避免完全以西方政治生态为标杆的评级模式。
但由于缺乏一定的评判标准，如何对各国的治理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的衡量成为摆在大公面前的一道难题。
EIU在经济实力的评价上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欧元区国家做出了区分，采用不同的评级标准，对制度偏好的问题有所改善。
GI则更加强调制度的实际效果，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小，在制度偏好上较为中立。
在客观程度方面，由于客观的定量因素不能完全衡量一国的国家风险，因此定性指标是必须的。
这对于无法定量衡量的政治与社会风险来说尤其重要。
所有7个评级机构都采取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级方法，其中定性指标的量化通常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并且最终的评级结果也都由评级委员会通过主观调整后给出。
这不可避免的会引入分析师的主观判断因素。
此外，几乎所有的评级机构都是盈利性机构，向客户收取的评级费用和年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而被评级对象为了获得高级别，也会甘愿支付高额评级费用。
因此，双方利益的驱动或对评级7的独立客观性造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