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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影视学研究157音乐与表演 | MUSIC &PERFORMANCE 2021_01作为曾被泛意识形态化叙述的历史文本，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之内在肌理及复杂生态正为学界重新关注。
其间，作为“作者”色彩突出的编导，“联华影业公司”的孙瑜及其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场域中提供了一个充满悖论与张力的可阐释文本。
他被经典影史定位为“追求进步”“充满着反封建的意识”的左翼话语输出者，其30年代编导的作品《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体育皇后》《大路》也被认定为左翼电影，但在其时的某些左翼影评人话语中，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的空想”“新的意识的反对方面”[1]；他的影片有明显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影片《天明》曾被列入“赤色电影”名单，但观其每部影片，国家意识、民族情绪的“政治正确”充盈其间，其对国民政府主导性政治文化的自觉呼应远超同时代导演；他是政治主旋律色彩浓郁的民国导演，又是联华影业公司的“叫座导演”[2]。
“联华”的市场成功首先来自他的作品《故都春梦》与《野草闲花》，之后其多数电影中呈现的独特的身体叙事与喜剧情调稀释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苦戏传统，以乐感文化的张扬获得商业成功。
换言之，孙瑜30年代的左翼电影获得了在民间、官方、商业之间悖反性游走的特质。
本文感兴趣的是：在左翼话语、民族国家话语、商业话语的缝隙与冲突中，孙瑜的左翼电影是如何通过有效的叙事策略完成他的吊诡式缝合？这种缝合式左翼电影传统又对当代华语新主流商业电影提供怎样的镜鉴？而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重要耦合点——女性叙事及其模式分析进入，则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其电影的生成机制与内在密码。
论文集中以孙瑜30年代左翼电影为症候文本，因此进入讨论视域的主要包括1932—1934年的六部作品。
1936年，孙瑜拍摄的首部有声片《到自然去》受到左翼影评的批评。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左翼电影向国防电影转型升级。
多重吊诡下的孙瑜早期上海电影“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
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的眼光凝视着巴黎城。
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
”1 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早他70年而生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描述,这描述是如此适用于本雅明的同时代人--中国电影导演孙瑜,以至于只需把巴黎换成上海。
在中国电影界,孙瑜同样被誉为诗人,只是他用电影胶片写诗,1934年孙瑜在一篇题为《我可以接受这”诗人的桂冠”吗》的文中说,”假如那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我是极盼望那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2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最初20年以杂耍的姿态摸索前进,题材集中于神怪武侠和家长里短。
中国现代都市(主要指上海)则崛起于2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缝隙,30年代初刚刚浮出海面。
在这种背景下,孙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通过《野玫瑰》(1932)、《天明》(1933)和《体育皇后》(1934),对现代都市上海进行的意味深长的凝视,即便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早一批以上海为抒情诗题材的创作。
而考虑到一o二八淞沪抗战后,电影界日益左倾和抗战主题日盛,孙瑜对上海的凝视更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这些尚未过渡到阶级主题和抗战主题的都市电影,是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最佳标本,它们记录了现代性初临中国的历史,也记录了中国知识者面对现代性的复杂心态。
1、城市、电影与震惊:用现代性的方式表现现代性作为学术话语的”现代性”在中国被提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学界普遍感觉要给这个貌似简单实则涵义复杂的概念下个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热烈讨论之后,学界还是达成了如下共识:”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换句话说,现代性是”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老上海的电影和电影中的老上海
贾玺增
【期刊名称】《服装设计师》
【年(卷),期】2013(000)010
【摘要】20世纪初的上海．在风雨飘摇中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港口枢纽的地理位置．使上海成为西洋文化传入中国的前站。
随着霓虹灯，电灯．留声机．有轨电车等在沪上的应用，上海人较早地接触到资本主义物质文明。
当然，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老上海的电影。
【总页数】2页(PI0014-I0015)
【作者】贾玺增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U65
【相关文献】
1.老上海的电影辉煌 [J], 易珏
2.香港电影之老上海情结探析 [J], 陈国华
3.“双城记”：当代香港电影中的“老上海情结” [J], 陈静
4.当代香港电影中的老上海意识 [J], 赵心
5.怀旧的诗学:近几年怀旧电影老上海的城市书写 [J], 邢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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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瑜电影与上海(1932-1935)的开题报告题目：从“孙瑜电影”看上海影像文化(1932-1935)研究背景：上海影片制作发展于20世纪初期，其主要天地是山东路，故又称“山东路电影”，也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上海的电影产业虽经历了战乱和政治压制，但在某些阶段中也曾迎来过产业的繁荣。
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以女性为主人公、以“江湖”为背景的武侠片、以家族为主线的家庭片、以新时代、新思想为主题的现代片等，都被认为是上海影像文化的代表作品。
而在这部影像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孙瑜电影的诞生是一道不同的风景线。
孙瑜的电影艺术以现实主义表达为核心，注重题材的思辨性，挖掘出了新时代人民的个体性和普遍性特征。
然而孙瑜的电影作品，虽然在西方国家的电影文化中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却比较冷门，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史来说，更是不被广泛认识和重视。
研究目的：本研究将探讨孙瑜电影在上海影像文化的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分析孙瑜电影所呈现的时代背景、审美特征和思想内涵。
通过研究孙瑜电影文化的开端和发展历程，以及与其相关的文化、时代背景，期望传递孙瑜电影在上海影像文化史中的作用和价值。
研究内容：1. 上海影像文化史的概述2. 孙瑜电影的诞生与发展3. 孙瑜电影与上海影像文化的关联4. 孙瑜电影所呈现的时代背景、审美特征和思想内涵5. 孙瑜电影对上海影像文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本研究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文化分析法及影片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孙瑜电影为重点，研究上海影像文化的时代背景、审美特征和思想内涵，探讨孙瑜电影在上海影像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孙瑜电影对上海影像文化的影响。
论文结构：第一章绪论1.1 研究背景与意义；1.2 研究目的与意义；1.3 研究思路与方法；1.4 论文结构与内容。
第二章上海影像文化史的概述2.1 上海影片制作的历史沿革；2.2 上海电影厂的成立与发展；2.3 上海电影厂的兴衰史；2.4 上海影像文化的学术讨论与研究。
时代弄潮儿——浅析孙瑜电影《大路》的创新性陈向鑫摘 要：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盛行，孙瑜的电影也是如此，但是他又给电影注入了一些新的灵魂。
以电影《大路》为例，声音的创新性加入和运用，无声与有声的结合；多种形式的杂糅，用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特点来表现影片的现实主义内核，最后也体现了后现代的一些方面，同性恋的暗示，人物形象符号的拼贴和组合。
以上这三个方面使得《大路》比同时代电影的观念更加超前和创新。
关键词：孙瑜；《大路》；声音创新；表现主义；后现代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作为我国第二代导演代表人物的孙瑜，也是民国时期电影的重要导演之一。
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影都遵循着左翼电影的创作原则：反映工人阶级、农民所受到的压迫；表达强烈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怀。
孙瑜的电影也是如此。
但孙瑜早年在西方学习电影的经历给他的片子又注入了一些新鲜的灵魂，具有与时代传统不一样的特点。
以电影《大路》为例，创新性在孙瑜电影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本文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论述其比同时代影片更超前的表现形式和电影观念。
首先是声音的创新性运用，无声片与有声片的结合，默片中声音的表现方式；其次是多种形式的杂糅，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的现状，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发生在中国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以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惊人契合，实现了东西方电影的交融与会和，从而奠定了世界电影的现实主义道路。
[1]显然，支配3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主流的是现实主义，然而在影片《大路》中，却有着多种形式的混合，德国表现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也均有体现。
最后是后现代的初露端倪，抛开理论和主义，从整部片子来看，其反映了一些后现代的社会态度和艺术感受。
一、默片中的“声音”自从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诞生之后，中国的电影在声音方面也开始逐步探索，但是总的来说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当时阶段的许多电影也仍然采取的是默片形式。
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作者：张英进发布时间：2004-8-25 13:20:40一电影与「知识考古学」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的成功，使中国电影研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在西方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
与此相反，1949年以前的电影却罕有问津者。
本书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将学者的注意力转移到1910-40年之间的中国电影。
对民国时期城市文化语境下的早期中国电影进行持续的研究，将大大地扩阔中国电影研究的历史视角。
除此之外，本书的第二个目标是将电影建构为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化力量，并将电影研究与正在发展的上海文化史研究联系起来。
本书将论证，电影文化作为特定社会政治语境下的文化现象，是一个能为现代中国知识考古学提供丰富资源的据点。
我在这里引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的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1。
首先，民国时期的大众电影文化还没在中国研究领域得到深入探索，大量文献研究还有待于电影与历史学者去做。
其次，由于大批原创电影流失，早期中国电影的探索就像考古学一样旨在挖掘人文遗迹。
它必然根据那些繁杂的资料来源，像广告、影迷杂志、电影说明书、海报、影评、传记等，来描述这些文化现象在早期历史文本中的构造和功能。
第三，由于文献不能被彻底描述，这些被考古研究所披露的信息有待进一步提炼甚至修改。
而新文献的出现将对那些文化遗迹的制作、管理、发行、流通、运作的种种假设提出新的挑战。
有鉴于此，本书在方法论上与知识考古学相连接，系统地研究那些丰富的文化遗迹和文献，而这些文献往往是被现代中国的标准化的社会政治历史书籍所埋葬和草率处理掉。
本文将简述本书所集论文，并把它们分为三大主题：机构与革新、再现与实践、建构与争辩。
最后，我将通过对某些文献来源的概述，指出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二电影与城市文化：机构与革新本书的第一部分，「电影罗曼史：茶馆、影院、观众」，侧重于1910-30年间城市电影观众所感兴趣的家庭罗曼史。
论1930年代“联华”电影向农村题材的转向及两种创作类型——以孙瑜《小玩意》和费穆《香雪海》为例蒋佳音摘 要：在创作现实题材电影的主流要求下，19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出现了向农村题材转向的创作热潮。
孙瑜的《小玩意》和费穆的《香雪海》是“联华”农村题材影片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分别显示出“希望”的农村观与“堕落”的农村观，它们代表着“左翼”电影导演对彼时农村问题的两种分析思路，背后亦对应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小玩意》和《香雪海》尽管各有优点与不足，但都蕴含着“左翼”电影家身处复杂国情中，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积极的挖掘与思考，对电影艺术性与教育性综合把握的追求。
关键词：农村题材电影； 孙瑜；费穆；《小玩意》；《香雪海》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中国电影界1930年代出现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热潮，是立足于发展现实题材影片的主流要求之上的。
此前的早期电影内容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以才子佳人、神怪、武侠等题材为主，电影多为市民观众的消遣，是电影商人牟利的商品。
随着新兴知识分子进入电影界，电影同文学、社会与革命理论的联系日益密切，电影被赋予了教化大众的使命。
于是电影界产生了现实题材影片的主流创作观，在拍摄过一些优秀的都市现实题材影片后，影界人士，尤以“左翼”电影家为主，意识到电影若要进一步贴近现实，便需要到更“下层” 的农村环境中去创作。
其中“联华”影业公司及其导演群更是通过公告、采访和作品等，明确了他们农村电影题材创作的转向，并在这次转向中，基于对农村问题的认识，分化出了两种创作类型，孙瑜的《小玩意》和费穆的《香雪海》正是这两种创作的代表作品。
这两部影片不仅体现了“联华”导演对农村问题成因的不同分析思路，也彰显出彼时左翼阵营里的两种历史观。
一、20世纪30年代“联华”电影农村题材转向潮流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出现了向农村题材转向的大环境。
众多电影公司与影界创作者纷纷加入农村题材创作的阵营，如明星、联华、艺华等。
城市、电影与现代性：多重吊诡下的孙瑜早期上海电影(一)“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
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的眼光凝视着巴黎城。
这是游手好闲者的凝视。
”1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早他70年而生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描述，这描述是如此适用于本雅明的同时代人——中国电影导演孙瑜，以至于只需把巴黎换成上海。
在中国电影界，孙瑜同样被誉为诗人，只是他用电影胶片写诗，1934年孙瑜在一篇题为《我可以接受这“诗人的桂冠”吗》的文中说，“假如那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我是极盼望那一顶‘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2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最初20年以杂耍的姿态摸索前进，题材集中于神怪武侠和家长里短。
中国现代都市（主要指上海）则崛起于2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缝隙，30年代初刚刚浮出海面。
在这种背景下，孙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通过《野玫瑰》（1932）、《天明》（1933）和《体育皇后》（1934），对现代都市上海进行的意味深长的凝视，即便不是第一次，也是最早一批以上海为抒情诗题材的创作。
而考虑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电影界日益左倾和抗战主题日盛，孙瑜对上海的凝视更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这些尚未过渡到阶级主题和抗战主题的都市电影，是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最佳标本，它们记录了现代性初临中国的历史，也记录了中国知识者面对现代性的复杂心态。
1、城市、电影与震惊：用现代性的方式表现现代性作为学术话语的“现代性”在中国被提起，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学界普遍感觉要给这个貌似简单实则涵义复杂的概念下个定义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热烈讨论之后，学界还是达成了如下共识：“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换句话说，现代性是“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3什么是现代与古代的最大区别？或者说，现代化的最大标志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很多，但相信没人会否认“城市和城市化”在其中的分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城市是现代社会最庞大最醒目的标志！城市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基础，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和产物，是现代工具理性的滋生地和竞技场，是所谓现代文明的展览馆和集散地。
一句话，城市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
因此，当三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突然崛起在太平洋的西岸时，现代性也就同时被打包带来。
对进入城市或者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来说，“震惊”可谓城市这个现代性的庞然大物给他们的最大体验。
“震惊”抑或“惊悸”从词源上来说是一个很早就有的普通的词汇，它变得别有意味源于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在其《超越唯乐原则》（又译《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到一种“创伤性神经症”，认为构成其病因的“主要是惊愕和惊悸的因素”，所谓“惊悸”是“一个人在陷入一种危险时，对这种危险毫无思想准备”情况的描述。
4“惊悸”即“震惊”这一弗洛伊德的医学术语，被本雅明拿来用在波德莱尔身上，认为“震惊属于那些对波德莱尔的人格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经验之列”，“波德莱尔把震惊经验放在了他的艺术作品的中心”。
5然而随即，本雅明就意识到，波德莱尔的这种“震惊”体验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人们对现代都市的普遍体验。
他认为十九世纪中叶的革新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手突然一动就能引起一系列运动，他举了电话和照相机的例子，并认为“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而“这类触觉经验同视觉经验联合在一起，就像报纸的广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什么样的感觉呢？“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惊恐与碰撞中。
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就像电池里的能量”。
6毋庸置疑，本雅明对19世纪60年代巴黎生活的描述，融会了他自身对现代都市的感受，而这感受也完全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原因吧。
当然，城市让人震惊的不仅仅是路上的车水马龙，我们在孙瑜的电影里还看到了他刻意展示的高耸的大楼、闪烁的霓虹、工厂快速旋转的机器、轮船上巨大的烟囱……。
而且，别有意味的是，这种展示往往被置于一个城市初入者面前，例如《野玫瑰》中的小凤、《天明》中的菱菱、《体育皇后》中的林璎，从而借着这些初入者的“观看”表达出这种震惊。
在《天明》中，菱菱一行从乡间逃往城市，抵达城市后影片用了近十分钟的片段，展示了如下场景：（1）轮船高大的烟囱、飞转的机器；（2）城市里的垃圾收集和运输（以此细节表现城市文明，可谓有趣）；（3）工厂上工放工时的滚滚人流；（4）菱菱一行小心穿越马路，汽车从面前呼啸而过；（5）他们沿今天浦江北岸的东大名路边走边看、指指点点，高楼大厦作为背景或他们的主观镜头不时出现；（6）他们来到表姐的住处，对楼房结构倍感新鲜；（7）胖姐夫带他们到豫园观光，他们挤在人群中兴奋观景、菱菱更亲自体验一些游乐项目；（8）更有意思的是影片专设了一组“城市之夜”的镜头，在专门的字幕提示后展现的是闪烁的霓虹、旋转的灯柱、火龙般的街灯，当然也有路边迎客的小姐。
这样的画面同样出现在《体育皇后》中，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外滩楼群背景下，女主人公林璎乘坐的轮船从浙江抵达外滩码头。
然后观众跟随剧中人物开始寻找失踪的主人公，小姐哪里去了呢？顺着小狗的眼睛，爬在高高的烟囱上的林璎出现在画面里，这个镜头当然表现了林璎的好动、活泼，但与此同时，现代化轮船的烟囱也由于林璎的对衬，显得格外粗大。
随后林璎上岸，坐上敞篷小汽车穿行在外滩楼群中，这时候作者使用了一个移动的仰拍镜头，通过这组主观镜头，二十几层的高大楼房从眼前倏忽掠过、威严压迫，城市的进入者面对现代性的震惊感得到了最好的呈现。
引起外来者震惊的并不限于这些外在的都市景观，都市现代生活、现代时尚有同样的效果。
后者大多与人、与人体有关，包括波浪的卷发、涂红的嘴唇，尤其是女性的大腿——无论穿丝袜的或者自然裸露的都成为电影镜头乐意捕捉的画面。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体育皇后》，它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毋宁说是一部现代女学生生活的纪录片。
片中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女校学生队列练习，短跑、跳高、铅球、标枪等田径项目（特别是对短跑的展示，涉及起跑姿势、冲刺方式、发令及专用钉鞋等细节），篮球、足球等现代竞技运动的竞赛场面——包括一场现代运动会，还展示了学生生活学习的大量细节，诸如刷牙、洗澡、上音乐课等。
把这些穿短裤背心的女性人体展现在观众面前，把这些女孩子风风火火的运动场面展现出来，对30年代初的中国观众来说，难道不同样会造成一种震惊效果吗？就像波德莱尔对19世纪巴黎的震惊体验并不属于他个人一样，20世纪30年代上海给人的震惊体验既不仅仅属于孙瑜，也不仅仅在电影中得到了表现。
文学中，有都市圣手茅盾和穆时英的经典描写。
且看《子夜》的第一段，“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
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铁桥、电车、灯火，这正是城市的象征，而叫人"一惊"的是洋房顶上庞大的霓虹广告，它们共同展示着城市三原色"光-热-力"。
关于城市给外来者的震惊，最经典的莫过于《子夜》中吴老太爷初抵上海的一段描写，“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
吴老太爷向前看。
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
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当然，引起吴老太爷震惊也有我们提到的肉体，“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
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最终，这“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一切梦魇似的都市的精怪，毫无怜悯地压到吴老太爷朽弱的心灵上，直到他只有目眩，只有耳鸣，只有头晕！”可怜的吴老太爷终于忍受不住这现代性的刺激一命呜呼了。
7 文学之外，画报是另一种现代性的载体，翻翻1925年创刊的《良友》画报，驳杂的内容中很大成分是迷人的都市——百货大楼、电影院、跑马场、歌舞厅、公共电车以及各种现代理念的生活和生活用品，自然也包括时装和人体，在《良友》把上述现代性的象征展示给读者时，也就把现代性的震惊带给读者。
这是一种集体的展示，是现代性降临后各种媒体的自然反应。
但是在各种传媒中电影最直观、生动、真切，对震惊效果的传达最佳，由此，震惊就慢慢转化为电影的核心美学特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对刺激的新的急迫的需要发现了电影。
在一部电影里，震惊作为感知的形式已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原则。
那种在传送带上决定生产的节奏的东西也正是人们感受到的电影的节奏的基础。
”8这样，电影和城市一样成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他们的共同点是都给人一种“震惊体验”。
而电影尤为吊诡的是，它不仅因展示震惊而达致客观上的震惊，还常常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形式上的震惊效果——例如孙瑜电影里经常出现一些并非主观镜头的大楼与人体，《天明》则一改白字黑底的字幕常规，特别选择了一个明亮深邃的灯光隧道作为字幕的背景。
震惊成为电影这种现代艺术形式核心的美学特征，并因此反过来成为构成都市震惊效果的一种元素。
都市与电影，当它们作为现代性的表征时，它们就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这样，当孙瑜以新兴的电影集中表现新兴的都市时，它就创造了一种表里一致、相得益彰的现代性元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