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监修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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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隋唐时期,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了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私人修史受到了限制,皇家加强了对修史的控制,并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完善了相应的史官制度,管修实数成绩斐然。
第二,是史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步摆脱了经学的羁绊而卓然自立的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这反映在文献整理和科举考试方面尤为突出。
第三,是出现了对史学进行总结的专书,史学批评趋于成熟,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
第四,是在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典志体实数这一新的表现形式,表明制度史的撰述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扩大了历史撰述的领域。
第五,是通史撰述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和历史笔记开始发展起来。
史学发展中这些新的内容,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反映出历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史家自觉意识的增强,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唐初史馆的确立和官修史书的成就一、唐朝史馆的设立1、隋禁私修国史和唐初设立史馆隋唐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上都有明显表示。
隋文帝时期,大量收集和整理典籍史料,为唐朝官修前史打下了基础。
为了加强对史学的控制,开皇十三年下诏:“人间有撰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隋书、文帝纪》)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这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唐出史馆制度的确立。
自东汉到隋朝,虽已出现了官方修史的形式或机构,但始终未能形成定制。
贞观三年,,唐太宗因武德年间萧禹等人修史未成,认为很有必要加强史馆领导,建立史馆制度,并由宰相监修,“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
”(《旧唐书.职官二》)从此,这种官修形式成为定制,历代相沿,直至清朝,无一例外。
2、唐初设馆修史的原因(1)、政治统一。
自汉末到隋统一前,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至隋唐才重新统一起来。
《宋史》列传·卷二十三关于宋史《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
《宋史》全书有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共计496卷,约500万字,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卷二十三原文薛居正(子惟吉)沈伦(子继宗)卢多逊(父亿)宋琪(宋雄)薛居正,字子平,开封浚仪人。
父仁谦,周太子宾客。
居正少好学,有大志。
清泰初,举进士不第,为《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傥,识者以为有公辅之量。
逾年,登第。
晋天福中,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
遂凝兄遂清领邦计,奏署盐铁判官。
开运初,改度支推官。
宰相李崧领盐铁,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寺直,迁右拾遗。
桑维翰为开封府尹,奏署判官。
汉乾祐初,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威权震主,残忍自恣,无敢忤其意者。
其部下吏告民犯盐禁,法当死。
狱将决,居正疑其不实,召诘之,乃吏与民有私憾,因诬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
弘肇虽怒甚,亦无以屈。
周广顺初,迁比部员外郎,领三司推官,旋知制诰。
周祖征兖州,诏居正从行,以劳加都官郎中。
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
六年,使沧州定民租。
未几,以材干闻于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
宋初,迁户部侍郎。
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并留司三司,俄出知许州。
建隆三年,入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
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
会亡卒数千人聚山泽为盗,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议欲尽捕诛之。
居正以计缓其事,因率众剪灭群寇,擒贼帅汪端,诘之,僧皆不预,赖以全活。
乾德初,加兵部侍郎。
车驾将亲征太原,大发民馈运。
时河南府饥,逃亡者四万家,上忧之,命居正驰传招集,浃旬间民尽复业。
以本官参知政事。
五年,加吏部侍郎。
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又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
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成熟——隋唐五代史学一、史馆制度的确立和唐代官修史书的成就隋唐五代是中国封建史学的成熟时期。
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分裂割据之后,隋唐时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统一。
特别是唐代,经济繁荣,中外交往频繁,文化发达,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五代时期,中国再次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统治者重视史学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史学仍处于发展之中。
总之,这一时期封建史学的成熟表现在多个方面,史馆制度的确立和大量官修史书的出现,就是其重要的表现。
1、史馆制度的确立:①隋代的修史机构及史官制度:隋朝建立后,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国家的统一,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隋初,秘书监牛宏“请开献书之路”,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多方搜求,当时存放图书的“嘉则殿遂至三十七万余卷”,修史有了较好的基础,可惜一则隋文帝、炀帝对史学都不够重视;二则隋朝国运短促,大规模的修史还未及展开已经覆亡。
隋代的修史机构,继承了北齐以来设官修史的传统,以宰相监修国史。
但此时史馆制度仍未真正建立起来,宰相监修不过挂名而已。
只有隶属于秘书省的著作曹,才是真正的修史部门。
这一机构始建成于开皇初年,主要撰修前代史、国史和采集民间歌谣,撰集成书。
著作曹有郎、佐郎、校书郎、正字等,共14人(隋时人数时有变动,少时10人,多时达40人),国史撰修由著作郎主持。
除此,还有修史臣和同修国史等。
隋初由著作郎负责撰起居注、实录等,开皇十三年(593)后,以隶属门下省的员外散骑侍郎掌起居注。
大业元年(605),减内史舍人4名,加置起居舍人2名。
这是中国史官制度史上第一次设专职起居注官员,它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的记注制度,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上的重要事件。
它为国史撰修建立了一套官方史料系统,编年体实录、纪传体国史都是在此史料系统之上修撰写成的。
这种记注制度被一直沿用到清代,对后代修撰前代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隋朝虽有专职史官,但若遇有较大规模的编撰工作,还是会临时抽调大批才学之士参与。
于志宁--唐朝宰相于志宁介绍本名:于志宁字号:字仲谧所处时代:唐朝民族族群:汉人出生地:雍州高陵主要作品:《于志宁集》主要成就:教导太子,担任宰相于志宁是北周太师于谨的曾孙,隋末曾任冠氏县长,后因山东大乱,弃官回乡。
617年(大业十三年),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攻入关中。
于志宁到长春宫拜见李渊,被任命为渭北道行军元帅府记室,与殷开山等人一同辅佐李世民。
次年,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封李世民为秦王。
621年(武德四年),李世民加封天策上将,并开设文学馆。
于志宁被授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
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皇太子,不久继承帝位,是为唐太宗。
629年(贞观三年),于志宁担任中书侍郎。
当时,唐太宗在内殿宴请近臣,问道:“志宁在哪?”有司答复道:“敕令召见三品以上官员,于志宁只是四品官。
”唐太宗遂特命于志宁参加宴会,又加封他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公。
635年(贞观九年),朝廷欲设立天子七庙,群臣都建议以西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
于志宁却以李暠没有开创大唐基业为由,加以反对。
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欲任命功臣为世袭刺史。
于志宁进谏道:“这样做会使后患无穷,不是长久之计。
”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640年(贞观十四年),太子李承乾日益奢侈放纵。
于志宁为此撰写《谏苑》二十卷,进行劝谏。
唐太宗大喜,赐他黄金十斤、绢帛三百匹,又让他兼任太子詹事。
641年(贞观十五年),于志宁因母亲去世,辞官守孝。
唐太宗将他夺情起复,命中书侍郎岑文本宣谕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太子需要教诲,请你以国事为重。
”于志宁只得复职。
当时,李承乾在农忙季节命人建造曲室,数月不停工,又沉溺于歌舞。
于志宁进谏道:“如今的东宫是隋朝时修建的,那时人们就说它奢侈豪华,怎能再进行雕凿装饰。
工匠官奴都是犯法亡命之徒,他们带着钳子凿子等物来往进出,宫廷警卫不能盘问。
警卫在宫外,奴隶在宫内,怎不令人担心呢?东宫里多次响起鼓声,乐官乐工时常被留在宫里不让出去,前几年皇上的口谕告诫,殿下能不想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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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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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20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
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符合题目要求。
1.《论语·子罕》有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这反映了孔子A.具有尊卑等级的观念 B.拥有博爱节俭的美德C.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D.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2.《汉书·食货志》载:“民三年耕,则馀一年之畜。
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
”这反映了官员考核的主要依据是A.德政教化的成效 B.断狱决疑的能力C.博闻辩智的才情 D.慎独律己的修养3.《旧唐书》载,贞观年修五代史,移史馆于禁中。
史官无常员,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
贞观已后,多以宰相监修国史,遂成故事也。
天宝已后,他官兼领史职者,谓之史馆修撰,初入为直馆也。
这些措施旨在A.无为而治,道法自然 B.鉴往知来,文以化成C.礼法并施,三教合一 D.体恤百姓,休养生息4.《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士人追到洞庭不见,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描述此“戏”的是A.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B.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C.箫鼓声声且莫催,彩球高下意难裁 D.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5.元延祐元年(1314年)恢复开科取士,规定凡考经问或明经的人,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课本,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参考书。
由此,科举再次成为思想与权力之间的制度化链接。
此举意在A.尊重前朝传统文化信仰 B.争取汉族士人的政治认同C.缓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D.恢复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6.表l反映了表1 清代前期主要财政岁入一览表单位:万两(银)年代总额地丁银% 盐课% 关税% 杂赋%1685年(康熙3424 2823 82.4 388 11.3 122 3.6 91 2.7 二十四年)1724年(雍正3649 3028 83.0 387 10.6 135 3.7 99 2.7 二年)1753年(乾隆4266 2964 69.5 701 16.4 459 10.8 142 3.3 十八年)1766年(乾隆4254 2991 70.3 574 13.5 540 12.7 149 3.5 三十一年)A.繁荣背后潜藏危机 B.近代前夜发展停滞C.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D.土地兼并程度加深7.据表2可知,梁启超表2 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各国竞争的起因在于“欧洲全境”“生产过度”,其“所产物”在欧1898年洲已无销场,“不能不觅销售之地”。
房玄龄生平简介房玄龄,字玄龄,以字行于世,唐初齐州人,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房玄龄生平简介,供大家参阅!房玄龄简介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以字行于世,唐初齐州人,房彦谦之子。
房玄龄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
房玄龄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
武德九年,他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二月为尚书左仆射;贞观十一年封梁国公;贞观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廿四癸卯日,房玄龄病逝,谥文昭。
永徽三年,玄龄次子遗爱与其妻高阳公主被指谋反,遗爱被处死,公主赐自尽,诸子被发配流放到岭表。
玄龄嗣子遗直也被连累,被贬为铜陵尉。
房玄龄配享太庙的待遇也因而被停止。
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
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新唐书》本传对房的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
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
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
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房玄龄人物生平出身官宦房玄龄出生于官宦之家,其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
祖房熊,字子,释褐州主簿。
父房彦谦,好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是魏、齐间的山东学者。
年少有为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颇承其父遗风。
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工草隶。
18岁时本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尉。
乱世投主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任秦王府记室。
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
辅助唐王房玄龄为报李世民知遇之恩,竭尽心力筹谋军政事务。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北宋宰相吕蒙正生平简介吕蒙正是怎么死的
导语:吕蒙正(公元944年 - 公元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
北宋初年宰相。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丁丑科状元。
吕蒙正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
吕蒙正(公元944年- 公元1011年),字圣功,河南洛阳人。
北宋初年宰相。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丁丑科状元。
吕蒙正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
后三次登上相位,封许国公,授太子太师。
吕蒙正宽厚正直,对上遇礼敢言,对下则宽容有雅度。
卒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谥文穆,赠中书令。
北宋宰相吕蒙正生平简介
状元夺魁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吕蒙正被录取为进士第一名,任命为将作监丞、升州通判。
向皇帝辞行时,皇帝命令,政事如果有不便处理的,允许骑驿马前来上告,赐给他钱二十万。
待调回到京师,遇上宋太宗亲征太原,召他到行宫晋见,任为著作郎、直史馆,加任左拾遗。
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亲自任命他为左补阙、知制诰。
当初,其父吕龟图内眷很多,与嫡妻刘氏不和,把刘氏及吕蒙正一并赶出,吕蒙正母子非常穷困窘迫,刘氏发誓不再嫁人。
吕蒙正做官后,迎接父母亲同住,父母亲住在一个屋子里但不同房间,吕蒙正对他们奉侍得非常周到。
吕龟图不久死去,朝廷诏令起复吕蒙正。
不久,升为都官郎中,入朝任翰林学士,擢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赐给他丽景门的住宅一栋。
几度拜相
生活常识分享。
宋朝官职等级宋朝官职正一品:【职官】: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爵】:王从一品:【职官】:枢密使、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武散官】:骠骑大将军【爵】:嗣王、郡王、国公正二品:【职官】: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太尉【文散官】:特进【武散官】:辅国大将军、镇国大将军【爵】:开国郡公【勋】:上柱国从二品:【职官】:签书枢密院事、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六部尚书、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州牧、殿前都指挥使、节度使【爵】:开国县公【勋】:柱国正三品:【职官】:观文殿学士、翰林/资政/保和殿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左右散骑常侍、权六曹尚书【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武散官】: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勋】:上护军从三品:【职官】: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开封尹、尚书列曹侍郎、诸卫上将军、太子宾客/詹事【文散官】:银青光禄大夫【武散官】:云麾将军、归德将军【爵】:开国侯【勋】:护军正四品:【职官】:给事中、中书舍人、太常/宗正卿、秘书监、诸卫大将军、殿前副都指挥使、承宣使【文散官】:正奉大夫、中奉大夫【武散官】:忠武将军、壮武将军【爵】:开国伯【勋】:上轻车都尉从四品:【职官】: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侍制、左右谏议大夫、权六曹侍郎、国子祭酒、少府/将作监、诸卫将军【文散官】:太中大夫、中大夫【武散官】: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勋】:轻车都尉正五品:【职官】: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观察使、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文散官】:中散大夫、朝奉大夫【武散官】:定远将军、宁远将军【爵】:开国子【勋】:上骑都尉从五品:【职官】: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枢密都承旨、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殿前马/步军都虞候、防御使、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驸马都尉【文散官】:朝散大夫、朝请大夫【武散官】:游骑将军、游击将军【爵】:开国男【勋】:骑都尉正六品:【职官】:集英殿修撰、左右司郎中、国子司业、军器监、都水使者、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宣庆/宣政/昭宣使、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内侍省押班、枢密承旨/副承旨【文散官】:朝奉郎、承直郎【武散官】:昭武校尉、昭武副尉【勋】:骁骑尉从六品:【职官】: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左右司员外郎、右文殿/秘阁修撰、开封少尹、开封府判官/推官、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和安/成和/成安大夫、陵台令【文散官】:奉直郎、通直郎【武散官】:振威校尉、振威副尉【勋】:飞骑尉正七品:【职官】: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侍讲、直龙图/天章/宝文阁、枢密副承旨、武功至武翼大夫、成全/平和/保安大夫、翰林良医、赤县令【文散官】:朝请郎、宣德郎【武散官】:致果校尉、致果副尉【勋】:云骑尉从七品:【职官】:左右正言、符宝郎、监察御史、直显谟/徽猷/敷文阁、太常/宗正/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崇政殿说书、内符宝郎、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和安至保安郎、翰林医官、閤门宣赞舍人、判太医局令、翰林医效/医痊【文散官】:朝散郎、宣奉郎【武散官】: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勋】:武骑尉正八品:【职官】:秘书郎、太常博士、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敕令所删定官、直秘阁、著作佐郎、国子监丞、国子博士、大理司直/评事、训武/修武郎、内常侍、京府判官、京畿县令、赤县丞、太史局五官正、中书/门下省录事、尚书省都事【文散官】:给事郎、承事郎【武散官】:宣节校尉、宣节副尉从八品:【职官】: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太学/武学/律学博士、主管太医局、閤门祗候、东/西头供奉官、从义/秉义郎、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京畿县丞、诸州县令/丞、赤县尉、防御/团练副使、太史局丞/直长/灵台郎/保章正、翰林医愈/医证/医诊/医候、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文散官】:承奉郎、承务郎【武散官】:御武校尉、御武副尉正九品:【职官】:殿头高品、郊社/籍田/太官令、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律学正、太医局丞、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挈壶正、京畿县尉、诸州别驾/长史/司马、枢密院守阙书令史【文散官】:儒林郎、登仕郎【武散官】:仁勇校尉、仁勇副尉从九品:【职官】: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迪功郎、诸州县尉、城砦/马监主簿、诸州司士/文学/助教、翰林医学【文散官】:文林郎、将仕郎【武散官】:陪戎校尉、陪戎副尉宋朝官制1、北宋前期的朝廷政制官、职、差遣宋初沿五代旧制,官名与实际职务大体相符,担任与“官名”名称不符的职务,称为“差遣”,但为数较少。
中国历史要籍《隋书》及《牛弘传》一.作者《隋书》,由魏征、长孙无忌等人共同编撰,参加修撰的有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淳风等人,由魏征“总知其务”。
《隋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纪传,由魏征主编;二为史志,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前后共历时三十五年而成。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四史中写的较好的一部。
史书修撰质量高的原因:(1)集中当时有才之士:如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颜师古、李淳风等。
(2)修史离隋亡时间较近,史料尚可资证。
如王劭《隋书》、《开皇起居注》等。
(3)魏征号为“良史”,修史据事直书。
二.内容与体例《隋书》记事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到隋恭帝义宁二年(隋亡)(618年),记载了隋朝三十八年历史。
《隋书》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共85卷。
三.修撰特点1.弘扬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
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
这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
2.以史为鉴,注重总结兴亡教训。
对隋帝禅代则采取隐讳书法,以掩饰唐篡夺事实。
3.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史料。
(1)东夷、南蛮、西域、北狄为民族史传,记载了外族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物产风俗及与隋朝的关系,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十志多达三十卷,以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五种最重要,史料价值很高,向为学者所推重。
(3)其中,《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史志目录,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是研究汉唐间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文献。
《隋书•经籍志》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著录书籍,四部分类法在目录学上价值很高,对后世影响深远新旧两《唐书》《旧唐书》一.作者与成书《旧唐书》原名《唐书》,自北宋欧阳修、宋祁所撰的唐书问世后,为区别方改称《旧唐书》。
《旧唐书》,五代后晋官修,题刘昫撰,作者实为赵莹、张昭远、贾纬等人。
后晋石敬瑭天福六年(941年)下诏:有唐远自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
是宗佣兵准上宰相伴志勤朴为军事判官的文言文原文: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
父国华,自有传。
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
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
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
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独滞筦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
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无印可验,琦请复旧制,置传宣合同司,以相防察。
又每纲运至,必俟内臣监莅,始得受,往往数日不至,暴露庑下。
衙校以为病,琦奏罢之。
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
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
又请停内降,抑侥幸。
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曾闻望方崇,罕所奖与,琦闻其语,益自信。
权知制诰。
益、利岁饥,为体量安抚使。
异时郡县督赋调繁急,市上供绮绣诸物不予直,琦为缓调蠲给之,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活饥民百九十万。
赵元昊反,琦适自蜀归,论西师形势甚悉,即命为陕西安抚使。
刘平与贼战,败,为所执,时宰入他诬,收系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进枢密直学士,副夏竦为经略安抚、招讨使。
诏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发以制贼,而合府固争,元昊遂寇镇戎。
琦画攻守二策驰入奏,仁宗欲用攻策,执政者难之。
琦言:"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
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
"乃诏鄜延、泾原同出征。
既还营,元昊来求盟。
琦曰:"无约而请和者,谋也。
"命诸将戒严,贼果犯山外。
琦悉兵付大将任福,令自怀远城趋德胜砦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
及行,戒之至再。
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
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琦。
被埋没的宋朝名相庞籍作者:晏建怀来源:《领导文萃》2022年第02期庞籍,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菏泽成武县)人,28岁考上进士,官至宰相。
庞籍精通律令,擅长政事,执法严明,为人公正,曾出将入相,率军抵抗西夏,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庞籍刚刚入朝任职,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而且敢于言事,不畏权幸。
当时,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天下兵马,却将“带甲马”这种重要军事物资任由宦官杨怀敏私借和使用,时任群牧判官的庞籍,立即上书仁宗,对枢密院“以国马假臣下”的违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去世前,遗诏安排仁宗养母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庞籍时任殿中侍御史,认为仁宗早已年过二十,论才德和能力,足可将这个国家治理好,因此上书请求将垂帘仪制尽行撤掉并烧毁,停止一国二主这种非正常的制度安排。
仁宗亲政后,他又上书说:“辨邪正、防朋党,擢进近列,愿采公论,毋令出于执政。
”建议仁宗事必躬亲,不要偏听偏信,防止奸臣误国。
庞籍任开封府判官,仁宗宠幸的尚美人“后宫干政”,派内侍传话开封府,告谕免除工人市税。
庞籍上书说:还从没出现过美人给州府下令的怪事,这违反了制度,当杖罚内侍。
庞籍虽刚刚入仕,但敢于批评,又能批评到点子上,深得同僚敬佩,御史中丞孔道辅由衷赞道:言事官多观望宰相旨意,独庞籍不察言观色,真乃天子御史!庞籍对国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对外御敌,抗击西夏。
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为帝,国号“大夏”,与宋朝分庭抗礼,多次率兵攻打宋朝。
国家危难之际,庞籍出任陕西体量安抚使、知延州,兼鄜延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与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等儒将一起,分任各路马步军都部署和经略安抚招讨使,共同构筑起对付西夏的防御体系。
之前不久,宋朝反攻西夏作战,曾因为轻敌冒进等原因,先后在“三川口之战”和“好水川之战”中惨败,朝廷只好由战转为守,以招抚为主,作战为辅。
赵莹,华阴人也。
梁龙德中,始解褐为康延孝从事。
后唐同光中,延孝镇陕州,会庄宗伐蜀,命延孝为骑将。
将行,留莹监修金天神祠。
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明宗即位,以高祖为陕府两使留后,莹时在郡,以前官谒之,一见如旧相识,即奏署管记。
高祖历诸镇皆从之,累使阙下,官至御史大夫,赐金紫。
初,莹为从事,丁母忧,高祖不许归,以粗縗随幕,人或短之。
及入相,以敦让汲引为务。
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
少帝嗣位,拜守中书令。
明年,检校太尉本官,出为晋昌军节度使。
是时,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获蝗一斗,给粟一斗,使饥者获济,远近嘉之。
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迁少帝于北塞,莹与冯玉、李彦韬俱从。
契丹永康王代立,授莹太子太保。
周广顺初,遣尚书左丞田敏报命于契丹,遇莹于幽州。
莹得见华人,悲怅不已,谓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闻室家丧逝,弱子无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东京旧第本属公家,亦闻优恩特给善价,老夫至死无以报效。
”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
未几,莹卒于幽州,时年六十七。
莹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愿归骨于南朝,使羁魂幸复乡里。
契丹主闵而许之。
及卒,遣其子易从、家人数辈护丧而还,仍遣大将送至京师。
周太祖感叹久之,诏赠太傅,仍赐其子绢五百匹,以备丧事,令归葬于华阴故里。
(节选自《旧五代史·赵莹传》)1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3分)A.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B.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C.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D.功既集/忽梦/神召于前亭待以优礼/谓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爱/因遗一剑一笏/觉而骇异/11.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解褐,指脱去平民衣服,始任官职。
《新五代史》列传·杂传第四十三关于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
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
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
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杂传第四十三原文○刘昫刘昫,涿州归义人也。
昫为人美风仪,与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学知名燕、蓟之间。
后为定州王处直观察推官。
处直为子都所囚,昫兄暄亦为怨家所杀,昫乃避之沧州。
唐庄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为翰林学士,明宗时,累迁兵部侍郎居职。
明宗素重昫而爱其风韵,迁端明殿学士。
长兴三年,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昫诣中兴殿门谢,是日大祠不坐,句入谢端明殿。
昫自端明殿学士拜相,当时以此为荣。
废帝入立,迁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初,废帝入,问三司使王玫:“帑廪之数几何?”玫言:“其数百万。
”及责以赏军而无十一,废帝大怒,罢玫,命昫兼判三司。
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计文簿,核其虚实,残租积负悉蠲除之。
往时吏幸积年之负盖而不发,因以把持州县求贿赂,及昫一切蠲除,民间欢然以为德,而三司吏皆沮怨。
先是,冯道与昫为姻家而同为相,道罢,李愚代之。
愚素恶道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诮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刚介,遂相诋诟。
相府史吏恶此两人刚直,因共扬言,其事闻,废帝并罢之,以昫为右仆射。
是时,三司诸吏提印聚立月华门外,闻宣麻罢昫相,皆欢呼相贺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习典故。
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居俭辞以祖讳蠡。
冯道改居俭秘书监,居俭怏怏失职。
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有“闻名心惧”之语,昫辄易曰“有耻且格”。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王文淑【摘要】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期刊名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28)008【总页数】4页(P76-79)【关键词】官修史书;史馆;史通【作者】王文淑【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徐州22111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256.1在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官方编修史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书的记载分为官修史书和私家修史,两者共同促进史学的传承与发展。
“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
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卷三十五)[1]263阐述了历史上私家修史的成就,司马迁作《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新体裁,奠定了中国历史独立编纂的基础,其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史学宗旨编写《史记》,虽然其是私家著作,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其父亲司马谈为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的父亲逝世后,他继承父志,继续编写,他在书中探讨了历史上的成功、失败、兴盛、衰亡的教训,使得《史记》流传千古。
东汉班固修《汉书》,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家学传统,沿袭了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断汉为书,创立了断代史体裁,在东汉王朝政权更替的时候,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借鉴。
陈寿著《三国志》时,当时担任阳平令,也是利用政府提供的有利条件编写史书。
宰相监修国史历史蒙上尘埃
中国历史上的宰相监修国史制度,在初创时期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实行的一人独断修史事务,却使历史的真伪蒙上了尘埃。
浏览一下历代史馆监修所为,有以下几点特别令人深思:
第一,附庸风雅,假充内行。
这是不称职的史馆监修的通病。
史馆监修虽然不是一个肥缺,但在文人圈内却是一个地位很高的荣誉位子。
做监修的史官不一定能做宰相,但宰相有了史馆监修的头衔便会受到天下文人的认同,名声大振。
所以自唐初开创宰相任史馆监修先例后,历代宰相无不以兼任史馆监修为仕途之幸事。
这种官修史书制却是一场灾难,馆内正常修史秩序被打乱了:
其一,胸无点墨(指史学)的宰相可能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但在纷杂的历史现象面前却一筹莫展,往往是“每欲记一事、载一事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不知从何下笔。
其二,即便有过一点舞文弄墨经历的宰相,挂上史馆监修的头衔后,极易忘了自己的根底。
原先时政记一类的国史资料都是由一般史官编写的,中唐之后宰相戴了监修的桂冠,以为自己真的亦具备书写乾坤的本事了,独揽了此类史书的修撰。
纵览封建官场,大凡以官秩博学术名声者,忠君思想固然牢固,专业知识却往往低下,所以唐以后监修编的此类国史资料的资信程度很低,要么由于不通文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
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
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
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
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
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
对史馆内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
第二,忠君为上,政治取士。
平心而论,唐初史馆取士还是颇具史学眼光的。
这恐怕与唐太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胸怀有关。
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学的素养,“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而且还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具备文学家的功底。
这时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史馆可谓是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
当时精通儒术成了史官入馆的首选标准。
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术者一般个人素养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具有政治头脑,忠君思想牢固。
依靠这种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绝与统治者利益离德的现象。
况且,每每改朝换代,社会上便涌动着一批企图寻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读书人,他们到处吟唱:“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达何由达明主?”史馆藉此收罗一批专业子弟兵何乐而不为呢?
及至后代,所谓的“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几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了。
史馆选士看重的不再是个人的素养,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
诸如五代那种虽才智一般,但“议论刚强”,能够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为本的读书人,或者像明朝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鉴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馆的。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馆监修们选士的必需条件。
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亲是隋朝太子舍人、秘书丞,有过编书修史的经历,他遂以家学渊源初选入馆。
宋元之后,家学也被人看轻了,史馆更注重的是那些有权势的官宦或贵族出身的人,比如元朝的脱脱、阿鲁图并无多少史学才能,可因其祖上是豪门世家,便被纳为史馆监修。
显然,统治者需要的是有忠君思想的卫道士,而不是史家臆想中的直笔良史。
这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士或许是一个机会,但对那些直笔良史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
当时之史馆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笔直书、不隐善恶被人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弱于词而弃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则被视为有偏激情绪,专论“朝廷得失”。
连那些由科举入主翰林史职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复悚直”,将对朝廷的不满付之于言论被解除了史职。
而像明朝谈迁那样,苦心积虑几十年编成一书又非常人所能忍受。
读书人几乎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百般无奈之中只有放弃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独立去依附政治了。
“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
从史学发展来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们的赞誉。
唐后,正史为各代史馆专修,这种赞美之声却不多见了。
原因很简单:史馆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说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了。
这种做法虽然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但却因能体现君主思想和监修意图而被历代史馆奉为信条。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唯上统治了史馆的所有修史领域。
第一,限定修史范围。
史馆修史任务中以国史修撰最为责任重大,而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就是起居注和时政记。
这类史册原本为史官专事记录,待皇帝死后再编为国史。
史官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
但自史馆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权却受到了帝王和史馆的双重干预。
无论唐太宗、明太祖还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赞成史官“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笔直书了,帝王们又心虚得很,再三提醒史官要“不书吾恶,记朕功业”,并直言要史官改删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录。
而史馆监修则索性以防史料外泄为由,把起居注等编撰权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史官刚一提笔,就有如此众多的提醒,又如何以个性驰骋于史学天地?
第二,裁决史料取舍。
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项基本功,但自从监修们在史馆内提倡忠君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后,史料取舍变变成了气味很浓的政治活动了。
例如唐修晋史时社会上尚有18家晋书的本子,但到了《晋书》修成时,民间已见不到这些本子了。
清修《四库全书》征书12000余种,但到修成时约近万种书籍被悄悄处理了。
被毁掉的史书当然是因为“毁誉任意,传闻异辞”,与史馆的一切唯上有“抵触之处”。
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属于史家正常消化史料。
宋朝司马光修成《通鉴》时竟销化了整两书屋的史料。
但这种正常消失里还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试想司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抵毁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专供皇上看的《资治通鉴》中吗?显然不能。
可见所谓的裁决史料的取舍,同样是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务的。
第三,划一史书体裁。
唐初史馆撰修《晋书》后,曾为《晋书》的笔法和体裁着实兴奋过一阵。
作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语言华丽,又师法两汉书体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但是,如果浏览一下唐之后史馆所编写的正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体例、笔法都与《晋书》大同小异,毫无时代特征和史家特色。
同样的划一体裁也表现在史馆所修的典志体、会要体史书上。
作为首创者五代史馆的王溥确实功不可没,他在唐人苏冕的基础上推出了以帝王、礼、乐、学校、民政、食物、外国等15个门类的新会要体史书。
但遗憾的是,他的创新仅仅唤来了一批因循仿效者,这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秦会要》都没有跳出他的窠臼。
可见,对于制造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观——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划一史书体裁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划一体裁的作法,使中国史学失去了许多向西方史学靠拢和接触的机会。
第四,规范修史准则。
如前所述,史馆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如果史馆在修史中不能提高本朝威望,强化传统理论,史馆自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所以,以规范修史思想为名,把史学挤向政治,实在是史馆求得自己生存的一个交换条件。
以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为史馆之修史准则,统治者还是从中获益的,比如,能得到史馆美饰的身后名——实录,开明的君主或许还能从历史上得到维护统治的经验等。
但对史学而言,这规范的思想无疑是一个紧锢咒,它给中国史学带来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数以千万集的史料被销毁、被榨干、被过滤,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最后成了一本干瘪瘪的帝王家族史,人才济济一堂的史馆也由古代修史的最高权力机构沦为一架破旧的编撰机器。
对史官来说,所谓规范的修史思想又是一帖麻醉剂。
史官不必竭耗精力发掘史料、推敲文辞,也不用担心没有个性和创见为时代所抛弃,更不用担心编书不成断了生计。
只要以统治者一家之言为纲,哪怕它永远“汗青无日”也无妨,因为这已经成为社会相延成习的规矩了。
不难看出,官修史书的流弊对后世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体制上讲,这种大锅饭式的制度消磨了史官的锐气,助长了不思进取的懒汉史学和奉承史学思潮的发展,并极度挫伤了知识分子修史的积极性,说史馆利用制度扼人才并不为过。
而从史学上讲,其流弊更值得我们深思: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了一种思想、一种笔法和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并使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统统陷入史馆所设计的思维规范之中,这究竟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悲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