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典危机公关危机公关传播理论认为，危机公关策略是影响危机公关成败的最直接因素。
危机公关传播的主要策略包括：尽快搜集并公布事实真相、成立危机处理小组、慎选新闻发言人、及时澄清负面消息和掌握议题建构的主动权。
危机的发展周期一般有四个阶段：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持续期和危机解决期。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例SARS病例时，应该是政府危机公关大有可为的时候。
但是由于其时面临喜迎春节、召开“两会”等与危机事件不协调的气氛，更由于经验不足，我们的政府危机公关基本上是不作为，既没有及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尽快搜集并公布事实真相，也没有对百姓抢购板蓝根、食醋等流言进行辟谣，甚至在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新闻发言人对记者提问给以指责的现象，可以说基本失去了对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从而丧失了在危机潜在期进行危机公关的最佳期。
等到三、四月份危机进入突发期，我国政府的危机公关传播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事件就是4月20日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担任新闻发言人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
高强言谈稳健诚恳，符合慎选新闻发言人的基本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发言人一改以前新闻发布会对事实真相遮遮掩掩的态度，对北京患病人数给以客观的公布，并首次承认“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卫生部对北京市的防治工作指导检查也不够有力”。
在随后的每天里，卫生部新闻办公室还定时向公众发布最新疫情报告。
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由省长、市长出面，接受传媒采访，及时公布防治进展情况。
这种开诚布公告诉事实真相的态度，既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政府危机公关的前提。
在这次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中，大众传媒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传播策略。
1、在激发公众情绪中实现危机传播的基调统一。
危机因其高度破坏性，天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激起公众的兴奋情绪。
在危机管理中，公众的兴奋情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波涛，引导得好，会向着危机管理的有利方面发展；引导不好，则不利于危机事件的处理。
媒体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导航员”。
4月20日后，我国的大众传媒顺应公众高度关注SARS危机的高涨情绪，对SAERS危机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报道。
报纸突出编排、广播滚动播出、电视强势冲击、网站集中发布，各种媒体及时传播各种动态消息，极大调动了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科学防治、战胜非典”的共同认识，进而激发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爱国热情。
2、在设置舆论焦点中塑造政府危机管理的良好形象。
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任何危机传播，总会形成一定的舆论焦点，影响人们的观念。
在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为公众设置了这样几个议题：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抗击SARS危机、各地采取了积极的防治措施、医护人员做出极大牺牲、科研人员正在全力攻关、国际合作全面展开等等。
所有这些，其实正是政府在危机处理中采取的积极措施。
这些措施，通过大众传媒传播的放大功能，深深地印在公众心中，也很好地树立起政府处理危机的良好形象。
在这其中，大众传媒特别树立了钟南山、叶欣等典型，将这些正面的传播符号，强烈地根植于公众心中。
3、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中保持社会正常运转。
稳定民心，保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是政府危机管理必须遵循的准则。
在这方面，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仅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
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各种事实的大量报道中，还要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
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让公众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正是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媒体保持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
在抗击SARS的危机公关传播中，大众传媒不断地向公众介绍各种防治SARS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措施，引导公众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政策的诠释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甲流危机公关今年4月一场爆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
截至11月1日，全球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至少已达6071人，而出现甲流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99个。
4月27日，世界卫生组宣布将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3级提高到4级。
两天后，警告级别又从四级提升至五级，6月WHO宣布将流感警戒级别由5级提升至最高级别6级，即宣布2009年全球甲型流感疫情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
截止至11月8日，我国内地甲流患者累计54927例，其中重症176例，死亡16例。
但这次的甲型流感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像2003年非典时的恐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信息公开、国际合作、加强监控、有效隔离等）本文主要分阶段简要评析我国政府应对甲流的措施。
我国政府采取的措施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流行一般分3个阶段：1、境外传播；2、出现输入性的散发病例、输入病例导致境内出现本土有限传播，病例有明确的感染来源，或散发病例间有明确的流行病学联系；3、出现病毒的持续人间传播和基于社区水平的流行和暴发。
第一阶段（境外传播）到第二阶段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这次我国对甲型流感的防治措施较之6年前对非典的防治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而这些经验也在这次对甲流的防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最高领导层积极快速的反应当墨西哥的甲型流感疫情一爆发中国还没有发现疫情时，中国卫生部就开始了监测，并于4月28日启动了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4月28日，胡锦涛就对做好防范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加强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工作。
5月5日，温家宝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前一阶段汇报工作，再次部署甲型H1N1流感防治工作。
5月10日，中国确诊首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患者。
随后，5月11日，胡锦涛再次就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工作做出指示，温家宝第三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防控措施。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登了记者布莱德什从香港发出的一篇题为《中国领导人对猪流感采取显眼步骤》的报道；报道说，能够证明中国是如何认真对待猪流感疫情的一个最明显迹象，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4月30日的上午，召开了全体9人出席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汇报和讨论对策，而且，将这个消息立即发布出去了。
该报道说，中国当局像这次这样，由官方来公开透露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情况，实属非常罕见；尤其是在会议一结束就这样做，更是罕见。
而这无疑是加强了应对这次危机的政治动员的能力，使得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地参与到预防甲流的行动中来，有效地制止了甲型流感在我国的传播。
比如5月1日晚，广东省卫生厅接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香港确诊1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
该病例曾乘坐墨西哥到上海的AM098航班，于200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而根据上海市卫生局通报，有同航班的41位旅客经上海到广州，其中11人下落不明。
于是行政体系开始迅速运作，不到一天的时间里，竟然在十几亿的茫茫人海里，将他们全部找到。
2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非典时对疫情的隐瞒不同，在防治甲型H1N1流感事件中，我国大力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加大对国外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与监测，及时与其他国家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比如，5月13日下午，陈竺部长应约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通电话，双方围绕甲型H1N1流感防控策略、本次疫情的特点和发展、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研制和储备等交换了看法。
中国每一步都与WHO保持沟通。
并且中国CDC也与美国CDC积极合作。
3、信息公开甲型H1N1流感信息的公开，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流感的信息来评估被感染的风险，从而采取理性的选择行为，避免社会恐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据观察，与2003年非典防治相比，中国在甲型H1N1流感防治过程中，大大地改进了信息公开的数量、质量和类型，实现了公共卫生处理机制的全过程信息公开和实时信息公开。
从应急预案，到应急处置，以及进一步的防治措施，都做到了向全社会公开。
《南方周末》报道，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5月11日凌晨，成都市政府着手准备新闻发布会，凌晨3点正式召开。
这种速度在以往是没有过的。
同时广大群众也都对我国采取的隔离措施表示赞同，积极配合。
疫区归国人员也都自觉的避免进出公共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疫情扩散的风险。
4、加强了跨地区和跨部门合作，形成协同治理的政府在对甲流的防治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协调，跨地区协调，跨部门协调。
这其中，信息网络机制是协调的重要途径，据报道，5月12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表示，北京能够很快获得与四川患者接触的信息，得益于遍布全国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网络，以及北京市卫生部门和民航部门出入境检疫局建立的防控信息实时通报制度。
5、用法律来处理危机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时，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包括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
并且随着危机的深入，强制性措施会加大。
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的处理法治化得到了加强，比如，通过修改和制定一些法律，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使得疫情监测、流行病调查和治疗实验等都有了法律依据。
据报道，在5月初，成都市疾控中心根据卫生部下发的《防治技术指南》和《诊疗方案》，已经对232名技术人员进行了全面培训，传染病医院也已经进行了4次演练。
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现阶段）5月29日，卫生部通报，广东省报告的1例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之一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该病例是我国内地首次出现的甲型H1N1流感二代病例。
我国内地首次出现二代病例后，卫生部高度重视，卫生部部长陈竺、党组书记张茅连夜召开专家会商会，部署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并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队的专家组于29日乘最早的航班赴广东省指导防控工作。
29日上午，卫生部召开视频会商会，与广东省卫生部门研判疫情形势，指导开展防控工作；29日下午，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系统视频会议，进一步部署全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