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法治三十年

法治开启中国新三十年改革2015-04-15 10:24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田飞龙1070次点击:我要评论从“继续革命”到“经济建设”再到“法治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显示出饱满的政治意志与自主性。

这种性格既来自于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与坚韧不拔，亦来自于执政党历经20世纪革命与建设锤炼出的政治领导与决策传统。

2015年两会再次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政治的一个焦点，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它延续并推进的是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奠基的“新法治”主题。

2014，法治成为年度关键词，成为中国改革史新的主题与历史节点，成为未来三十年中国政治社会转型发展的底线共识与秩序基准。

这一转折来之不易，既是改革三十余年社会多元化与秩序演进的自然要求，也是执政者与时俱进、秉持回应伦理的适时决断。

法治在新中国历史中的重新确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来自于对1949、1978两次秩序转型的理性扬弃与综合。

1949，“时间开始了”(胡风)，六法全书尽废，革命新法制出炉，运动、政策、计划、领袖、指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国际主义等等，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治理秩序的古典理解与对民国法治的短暂体验。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似可成为计划体制的理性基础，革命的剩余激情与超国界的抽象国际理想亦一度焕发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奉献热忱，但大破大立之际，法治成就不彰，人权与秩序遭受践踏，革命本身认定的民主平等富裕之价值亦被反噬。

这是一个“继续革命”的时代，一个充满道德理想主义而又悲怆哀怨的时代，其正面绚丽和负面阵痛同样突兀昭彰。

1978，“春天来了”，文革终结，改革当立，道德理想主义陡转为经验实用主义，一切的政治思考与决断开始重新“接地气”，从中国政治最基本的问题——民生(温饱)出发，重建国家体制与合法性。

这是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法治重建的目的只是为经济“保驾护航”，其自体价值尚不昭彰。

其中，经济建设之功能不限于民生，“国家能力”之面向日益清晰和主导化，这本身又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新问题。

江平：法治兴，则中国兴●江平(进入专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促成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执政者正确决策的个人因素，也有历史恩赐的机遇因素，也当然还有法律等方面变革的制度因素。

短时期的建设成就及其原因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很容易让当代中国人——至少是部分当代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并产生两种错误的认识。

一种错误认识是把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路径作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固化下来，以便提炼一种可以值得自我骄傲和对外宣扬的价值观。

另一种错误认识是很容易夸大政策和偶然性因素的功效，而忽略了制度因素的根本性。

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多年的繁荣与发展只不过是匆匆过客。

对于一个国家的长久兴衰而言，政策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更像是一个“药引子”。

而真正能够让国家养成“健康体魄”的还是制度性的因素。

其中，法治又是制度建设的核心，重中之重。

法治的要义包括依宪治国、保障私权、程序正义、司法独立与社会正义。

在当下的历史关口，中国领导人是否选择法治、建设法治、依赖法治，将最终决定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繁荣与发展是否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真正前奏曲。

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犹如一条大船正航行在“历史三峡”的最后险滩。

唯有走向法治，中国才可能最后平稳地渡过历史三峡，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并开创新的太平盛世。

具体来说，法治至少可以发挥如下几个方面的历史性功效。

首先，在经济建设上，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合同履行的法治将激发中国人新一轮的创业与投资热情，并通过释放制度红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反过来，如果政府对私权的保护不能加以改善，中国的精英阶层将继续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到其他国家去“做梦”。

因此，如果不走向法治，中国经济之持续繁荣将不会有制度保障。

其次，在政治建设上，崇尚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法治将为中国公民提供底线社会正义，为将来潜在的大规模政治冲突提前安装“社会减震阀”。

美国国会第325宪法修正案“拆迁：每百户中可以强拆一户，且不给予任何补偿”法治与法治政府演讲稿1936年，梁启超先生大声疾呼：“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法治主义言之成理，最少亦须有如现代所谓立宪政体者以盾其后”“法治之目的，凡以使百姓被其利而已”。

1946年，法学家蔡枢衡痛言：“从历史的观点言：今日中国显然彷徨于法治之门,而不得入。

四十年来的中国史似乎启示我们：到法治之路是条迷津。

目前社会现实，似乎还没有发现迷津中的正确路线，更谈不到有效的实践。

”60年过去了，什么是法治？怎样在中国实行法治？依然还是一个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难题。

60年后的今天，江平先生在回顾中国30年法治历程的时候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无非就是两个主轴：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法治。

究竟怎样理解法治精神？我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和法治更多是在和国际趋同。

市场是什么？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同样，法治也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准则，也应该在国际上有一个共识。

他认为，法治精神中最基本的，无非是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基因。

60年后的今天，站在今天的讲坛上，我要说：与其说，我们站在21世纪中国的学术讲坛上，不如说，我们站在100多年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上。

1949年上溯至清朝末年的中国历史是充满着战乱、痛苦、血腥的历史，然而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和学术界最繁荣、最伟大的时期之一。

列宁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我们在被篡改的和失去记忆的历史中走过来，也由于我们被迫失去了独立的思想能力，我们多数民众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优秀的传统，忘记了我们的先辈们一百年来对幸福生活和美好制度的孜孜以求。

特别是，我们经常忘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法治和人权思想的卓越贡献。

风雨百年，岁月囫囵，历史难忘。

中国的法治路线怎么走？今天，我不准备发表个人的观点。

因为，在先辈的面前，在历史的深处，我的任何个人观点都是肤浅而无力的。

答案尽在历史中。

中国法治30年
佚名
【期刊名称】《法制资讯》
【年(卷),期】2008(000)012
【摘要】<正>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虚无主义经济观察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如何评价这三十年中国所走过的法治历程?江平:要说这三十年,恐怕要从三十年之前的
【总页数】5页(P48-5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0.0
【相关文献】
1."纪会改革开放30年暨《政治文明建设30年》《法治中国30年》出版发行"座谈会召开 [J],
2.中国法治30年的经验与思考 [J], 侯欣一
3.中国践行国际法治30年:成就与挑战 [J], 曾令良;;
4.中国环境法治的历史、现状与走向——中国环境法治30年之评析 [J], 常纪文
5.第二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论文集《中国法学与法治发展30年》出版 [J],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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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中国法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中国法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作者:郭起干时间:2013-01-26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谈到中国法治的进程，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核心的目标是四个：第一个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第二个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第三个是公权和私权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法制和法治。

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从人治到法治是改革最初的目标，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

因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初的动机、最早的由来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那场灾难，这场灾难对于我们当代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沉痛教训。

所以最早的一个目标就是不能够由个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国家命运必须由制度来掌握，依法才能够保障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的目标就是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在这三十多年来，进展还是蛮大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大体达到了。

有法可依，原来我们没有多少法，现在法律制度比较完善了，或者说原定的目标到2010年，我们国家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上做到了。

但是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这三个方面，现在离我们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为什么说相差甚远？就是人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人治之所以不能够彻底解决有三个原因：原因一：执法是在人，是靠人的意志。

有了规则还是要靠人去执行，但在现实环境下，有了法律我们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潜规则，有了政策就必然有一些土政策。

因为法律太刚性，法律是一个条文，条文是不能够轻易改变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出现法律规定已经过时了，很不合理了，你执行不执行呢？合法，但可能不合理。

我们现在无在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就，甚至有人把它叫做中国模式。

怎么来看待这个中国模式？如果说中国模式是确实有，也确确实实存在，那能不能说这个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呢？或者说中国的模式就是能够引起其它国家来模仿的这种模式呢？这个问题现在争论很大。

法学大家江平人生写照：法治是唯一信仰江平：法治是唯一信仰即将80岁的老人，历尽人生波折。

在他身上，既有法学大家的操守，也不乏应对复杂现实的策略。

他会用智慧的表达，以期事半功倍。

江平说自己不至于为了某一理想走上最决绝的道路，除了没有这个勇气，他也考量了这种方式的效果。

无论政治还是民粹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江平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它是民主与自由的载体。

江平说，经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看政治也好，看国家前途也好，都有两方面的经验，这是他人生很大的特点前不久，《南方周末》举办中国梦践行者致敬典礼，法学家江平是其中最年长的践行者。

他从幕布后走到前台时，没看清脚下的台阶，踉跄了一下，险些摔倒。

主持人白岩松不失时机地借题发挥：江老师一路走来，虽然也有坎坷，但是，你看他依然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舞台中间。

这个插曲，倒真像是这位老人的人生写照。

去年年底，年届80的江平患了中风，出院后腿脚不如以往灵便。

送记者出门时，他走起来有点摇晃。

其庞大的身躯对于饱经风霜的两腿，像是一个负担。

腿脚给他带来的麻烦，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但这却往往让人因之对江平更添几分敬意。

1990年12月底，江平60岁生日。

在学生们为其操办的生日晚会进入高潮时，大家要求江平表演一个节目。

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看起来不太灵便，却非常坚定地走上前来，唱了一首英文歌曲，叫我们决不动摇。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升华！当时在现场的学者说。

几番剧痛，看淡得失江平人生的前两个分水岭，都与右派有关：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被打入敌对的阵营；1978年右派摘牌，他又被拉入人民的阵营。

1990年被免职后，他不希望自己属于任何一派，完全独立。

对江平来说，1957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与他相熟的几位业内人士表示，江平此后的很多行为，或许都能在这年找到解释。

1956年，江平带着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苏联学成归来。

江平1951年被选中赴苏联留学，不知5年后国内风云已变。

当时，中国正在以整风的名义引蛇出洞，给党提意见一时风行。

世相人物今年85岁的法学教授江平，每年仍然带着3个博士生。

虽然慢慢开始减少出席活动的频率，但这并没有减弱他发出的声音。

廉政瞭望记者日前在一次会议上所见到的江平，思维清晰，表达顺畅，有时语速还很快，岁月似乎不曾在这位老人的语言表达里留下印记。

虽然他曾经历过太多人生的跌打，以及时代的坎坷。

他对公共事务的敢言，和只与法律为伍的意念，使他在法律的“江湖”里，一直被认为是“教父”。

吃“知识饭”，不吃“政治饭”上世纪50年代，江平曾被公派留学苏联学习法律，本是六年的基本学制，他提前一年学完归国，回国前几天夜不能寐，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顶冷冰冰的、沉甸甸的“右派”帽子。

随后，因政治压力新婚妻子离开，在五七干校劳动被扎断了一条腿，都成了他一生中最灰暗的记忆。

所幸，他最终能回到校园，在学术研究与教学中，践行知识分子的本职。

在中国的法学院，他是首讲罗马法和商法的第一人。

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前院长钱瑞升教授，在江平来学校执教的时候，判定他是吃“知识饭”的，不是吃“政治饭”的。

而一路走来的立法参与，最让江平叹息不已的是民法典的三次流产。

“从一个国家正常的发展来说，建国60多年还没有一部法典，这是个笑话。

”对江平影响至深的一位师友，著名学者李慎之当时给江平说了一句话，对他影响甚深。

“你们搞法律的人对法律研究越深，就越会感到和政治的碰撞，法律人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江平在近期的一个活动中，重申这样的观点：依法治国核心的就是处理好党政关系。

他在用现有最大的空间，直面着政治这个不能躲避的问题。

只站在法律一边历史的图景中，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个有公心的知识分子，有时并不会被所有的人民所接受。

江平在《八十自述》中说道：“不昧权，也不讨好舆论。

”他对“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观点，曾推他至大众舆论的刀刃上。

这是《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的第一案，一对重庆夫妻不肯搬迁，认为政府没有将土地作为公共利益之用，并对补偿费用不满意，网上充满了同情和声讨。

江平：三十年中国法治的轨迹和曲线2008年11月08日10:25新京报【大中小】【打印】加大对私权利的保护江平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京报讲堂第39期(新京报、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国家图书馆合办)第1部分人治和法治要对30年的法治进程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把它归纳为四个轨迹。

第一个轨迹是循着人治和法治进行的。

我们国家是长期皇权、专制的国家，皇帝、领袖容易被当做神来崇拜。

要破除这种神仙化的思想，必须要提倡法治。

改革开放一开始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法律建设一切都不能谈起。

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就是想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决策。

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做到相对长治久安呢？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就在于制度的完善，或者是解决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凌驾在制度之上，而是所有人都在制度之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就是从建立制度开始的，就是从限制和解决个人过分庞大的权力开始的。

从政治上说就是分权的思想，权力要分制，不能集中在一个人、一个机构身上。

市场的制度也好，任何其他方面的制度也好，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建立一个国家要靠制度，不是仅仅靠人，制度比人更加重要，制度是决定一切的。

法治思想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可以从制度可靠进一步想到法律的可靠。

如果我们要解决好制度和人的关系，第二个就要解决制度和法律的关系，可以说制度就是体现为法律上的规则。

法律上建立的规则，应该就是制度稳固的一种体现，只有制度完善了，法律也才能完善，或者说只有法律完善了制度才能完善。

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法律完善的口号是什么？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是当初的法律思想。

现在人们回忆30年前的法律教育，只有7个法律，光靠7个法律能够治国吗？光靠这样松散的东西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吗？所以我们看到，这条轨迹走下来必然首先需要完善法律制度，所以那个时候讲的是法制。

中国法治三十年演讲稿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法治三十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这三十年来中国法治的演进。

首先，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的制度性进展。

在1997年，中国开始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法，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随后，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实施条例》和《全民守法教育条例》，进一步加强了法治宣传与教育工作。

这些法律的实施，为推进法治进程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其次，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果。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源头”到“终点”的转变。

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次拥有了一部完整的宪法，这为推进法治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级法院系统和法官队伍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培养，终于成为了国家权力机关中的独立组织，实现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同时，各种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实施，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

最后，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十年来，法治建设不断深入人民群众，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提升使得社会秩序更加规范，人民群众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逐渐提升。

展望未来，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在保持法治建设持续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和法律意识的教育，推动全民守法的理念深入人心。

只有这样，中国法治才能迈上更高的台阶，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