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遇春翻译研究

直译加注释--评梁遇春的翻译风格
李双洁
【期刊名称】《凯里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3(021)005
【摘要】通过评介梁遇春的译著<英国小品文选>,认为"直译加注释"是他独特的翻译特点.
【总页数】2页(P105-106)
【作者】李双洁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9
【相关文献】
1.赛珍珠:直译的践行者,女性主义翻译的倡导者——论赛珍珠的翻译风格 [J], 王婵
2.唐诗直译加注释的策略分析 [J],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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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代文学的“材料与注释”——“光启读书会”评《材料与注释》 [J], 钱文亮;
5.论中学语文教科书现代汉语词语注释系统的编制——兼评部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现代汉语词语注释 [J], 张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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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以外的声音——梁遇春小品文翻译副文本研究摘要目前学界对梁译小品文的研究很少，对梁译小品文中的副文本研究少之更少。

副文本是法国文论家热奈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副文本是围绕在正文边缘的一些辅助性材料，为正文营造出变化的氛围，是读者进入正文的门槛。

本文借助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把握梁遇春的小品文翻译。

论文主要有四大章节：绪论，简要概括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梳理有关梁译小品文的文献资料，指出目前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出，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构想。

第一章梁遇春小品文翻译中的副文本。

按照热奈特对副文本的二级分法——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我们将出版商、序言、注释归入内副文本，将书评、书信和小品文创作归入外副文本。

结合各副文本要素的具体内容，分别对它们进行系统地梳理。

第二章副文本的翻译学价值。

梁译小品文，正文直译，副文本为其提供阐释说明。

但对于译文来说，各副文本要素各有不同的价值层级。

文本内，封面图像对译文做出抽象概括，序言预先处理译文一般性的细节，注释随文处理译文具体化的细节。

文本外，书评书信和个别小品文创作对译文形成跨文本的阐释。

书评继续介绍评价作家作品、小品文文体，书信为译文营造历史现场，小品文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模仿化用译文。

其次，副文本是译者现身的平台，它们记录了译者对于翻译的认识。

这些内容对于我们把握梁遇春的翻译思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章副文本的审美价值。

梁译副文本其本身的写作是倾注了梁遇春的才华和心血的。

总体看来，梁译副文本都呈现出絮语笔调，并显示出对个性主题的追求。

其此，梁遇春的注释方式具有中国古代评点文学的传统，梁遇春化身评点者对译文作出文内文外的评点。

第三，在梁遇春的封面图像、序言、注释、书评中，梁遇春对小品文的定义、种类、风格、题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它们无疑有助于小品文的理论建构。

由此，副文本在其工具性之外，是有自身的审美品格的。

第四章副文本的文化价值。

论梁遇春小品文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阮晶【摘要】梁遇春集译家与作家为一身,是二十世纪中国小品文译介的主力军,以其絮语式文风开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独特一派.梁遇春有“中国的伊利亚”之称,他散文创作中的诸多方面都受到其小品文翻译的影响.梁遇春小品文创作的主题、立意构思和独特的絮语式文风主要来源于他翻译的小品文.梁遇春在小品文写作中旁征博引、使用欧化表达和中英文杂合的语言特色,也是受到大量翻译实践的影响.【期刊名称】《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31)005【总页数】4页(P26-29)【关键词】梁遇春;翻译;创作【作者】阮晶【作者单位】闽江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10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梁遇春的翻译实践集中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期，“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之间具有亲缘般的密切关系，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

这一时期的一大批作家，如鲁迅、梁实秋、林语堂、郭沫若、徐志摩、郑振铎等，本身又都是翻译家。

他们通过翻译学习国外的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内容、文体风格、形式技巧甚至是语言结构，以此刺激并推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从而促进新文学的成长，构建新文学体系。

梁遇春也不例外。

通过对比梁遇春小品文译作和他自己创作的小品文，我们可以发现，其小品文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受到小品文翻译的影响。

梁遇春的小品文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创作内容、文风和语言三方面。

从内容方面来说，梁遇春的翻译活动对其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主题和视角两方面。

在其译作的影响下，梁遇春漫谈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看法，创作了个性化的人生小品。

就主题方面而言，我国古代散文以“宗经”“征圣”“载道”为本位，被视为载孔孟之道，代圣贤之言的工具[2]。

在此传统影响下，个人抒情言志的散文受到束缚和压抑。

而与之相对，英国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则是从个人立场品味人生世味，自由洒脱地表达个人的经验感想和生活态度。

从翻译操纵视角看约瑟夫·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作者：曾湘云来源：《现代职业教育.高职本科》 2016年第5期曾湘云（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摘要］采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康拉德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并考察外部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对译介的影响。

研究发现，三个外部因素不同程度地操控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其中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康拉德；译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603（2016）13-0094-02作者简介：曾湘云（1988—），女，汉族，广西平南县人，硕士研究生，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人们大多从语言和文本等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而笔者超越文本之外，从翻译操纵的视角，分析其作品能够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得以译介的外部因素。

为方便梳理，笔者探索性地将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24~1948）、停滞期（1949~1977）与发展期（1978~2012），以期为读者全面展现其译介情况。

二、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不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强调的是翻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等问题。

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名声的操控》一书中，他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勒菲弗尔，1992）他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一个是内部因素，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力量。

意识形态是反应特定阶级或社团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特定经济形态、特定社会生活的观念体系，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主题、体裁、象征、典型人物等的综合，二是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或观念。

梁遇春：谈“流浪汉”当人生观论战已经闹个满城风雨，大家都谈厌烦了不想再去提起的时候，我一天忽然写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观》。

这件事实在有些反动嫌疑，而且该挨思想落后的罪名，后来仔细一想，的确很追悔。

前几年北平有许多人讨论Gentleman，这字应该要怎么样子翻译才好，现在是几乎谁也不说这件事了，我却又来喋喋，谈那和“君子”Gentleman正相反的“流浪汉”Vagabond，将来恐怕免不了自悔。

但是想写文章，哪能够顾到那么多呢？Gentleman这字虽然难翻，可是还不及Vagabond这字那样古怪，简直找不出适当的中国字眼来。

普通的英汉字典都把它翻做“走江湖者”，“流氓”，“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但是我觉得都失丢这个字的原意。

Vagabond既不象走江湖的卖艺为生，也不是流氓那种一味敲诈。

“无赖之徒”、“游手好闲者”都带有贬骂的意思，Vagabond却是种可爱的人儿。

在此无可奈何的时候，我只好暂用“流浪汉”三字来翻，自然也不是十分合式的。

我以为Gentleman，Vagabond这些字所以这么刁钻古怪，是因为它们被人们活用得太久，原来的意义已消失。

于是每个人用这个字时候都添些自己的意思，这字的涵义越大，更加好活用了。

因此在中国寻不出一个能够引起那么多的联想的字来。

本来Gent1eman、Vagabond这二个字和财产都有关系的，一个是拥有财产，丰衣足食的公子，一个是毫无恒产，四处飘零的穷光蛋。

因为有钱，自然能够受良好的教育，行动举止也温文尔雅，谈吐也就蕴藉不俗，更不至于跟人铢锱必较，言语冲撞了。

Gent1eman这字的意义就由世家子弟一变变做斯文君子。

所以现在我们不管一个人出身的贵贱，财产的有无，只要他的态度是温和，做人很正直，我们都把他当做Gent1eman。

一班穷酸的人们被人冤枉时节，也可以答辩道：“我虽然穷，却是个Gent1eman。

”Vagabond这个字意义的演化也经过了同样的历程。

梁遇春散文中的中西文书目研究作者：解辛虔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1年第01期内容摘要：梁遇春是中国现代作家中风格独特的一位，他的创作和翻译均以散文为中心，既重视对欧美散文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也积极创作中国现代白话散文。

梁遇春的艺术思想和风格的形成与个人禀赋、生平经历和文学教育密切相关，“阅读”作为一种文学教育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梁遇春散文中引用的中西文书目既是探究梁氏人生观和文学观的重要“窗口”，也同样是论证梁遇春文学阅读和散文创作之间关系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梁遇春散文中西文书目阅读史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新世纪，随着梁遇春研究热度的增加与研究视角的多元，梁氏研究大致集中在其散文创作研究、文体研究、译作研究等方面。

目前，梁氏研究以其散文创作研究为主，其热度大于译作研究。

散文创作研究多集中在梁氏散文的艺术品格、创作风格，以及散文创作与英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上。

文体研究方面出现了“伊利亚体”和“杂谈式”随笔等观点。

译作研究上不仅对梁氏翻译风格及特色进行论述，还关注到梁氏译作与英国小品文间的内在关系。

梁氏现有研究虽多，但关于他阅读史方面的研究较少。

若能够在阅读史中了解梁遇春的阅读活动，对梁遇春人生观和文学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书籍史研究专家达恩顿（Robert Darnton）认为阅读史研究需要弄清楚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问：什么人读书？读什么书？在哪里读书？在何时读书？第二层次，问：为什么读书？是怎么读书？这两层次问题的解答即能折射阅读作为社会现象的存在意义或价值。

”[1]而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第一个层次中的“读什么书”问题，即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对梁遇春散文作品中出现的中西文书目及背景信息进行统计，来探讨梁遇春的文学阅读与散文创作的关系。

毕竟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寻求意义的途径[2]。

阅读文化与物质世界和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阅读史研究，既可探寻人在某个时间里接受和传承了怎样的文化，也可发现阅读对人产生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