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作者姓名：王辰班级： 08劳动经济完成日期： 2012年1月【摘要】：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产生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政策，之所以能被中国古代帝制王朝推行两千多年，是因为它在道德、财政、政治、经济诸方面维护着王朝统治的稳定。
本文将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各方面的均衡利益等多种因素来分析重农抑商政策形成发展的原因及其所产生的诸多影响。
【关键字】：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经济基础中央集权重义轻利传统农业文化一、引言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当时农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
例如商鞅变法积极推行农战方针，采用各种手段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中国宋代、明代中期后都不重农抑商，所以这两个时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改朝换代后，资本主义萌芽消失了，重新开始了重农抑商。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而在这时，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商农发展对立起来，并在重农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这虽有利于国家稳定统一，巩固中央政权，却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这样就失去了其产生之初的进步性。
而在此，本文想要着重探讨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从各个方面来寻求该政策形成发展的原因及在此政策下各方面所受到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一）、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等等。
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一、战国时期，秦国奖励耕织；二、明清时期，统治者极力强化本末意识，实行专卖制度，等等。
（二）、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的原因1.经济方面：适应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需要（根本原因）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
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
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2.政治原因：有利于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统治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安定民生，从而有利于稳定和巩固其统治地位。
（其规律为：农业发展→农民生产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矛盾缓和→稳固统治；或者：农业发展→治民→治国。
）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
农业是国家富强．实力雄厚的源泉，又是国富力强的标志。
农业也为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
如西汉武帝用兵匈奴，如没有西汉前期农业的发展，钱粮的充足是不可想象的。
特点一：重农抑商。
商王非常重视农业，企求神灵河伯海神降雨以获得丰收。
如，李俚认为“尽地力之教”要求“治田勤谨”加强农业生产。
商鞅的“农战政策”的重农抑商的思想，重农思想到西汉初，已经达到顶峰。
特点二，重农抑奢。
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在论述重农思想及政策时，都会涉及抑奢问题。
重农思想的另一内容是孝弟力田论。
它是在重农抑奢的基础上形成的。
特点三，耕读结合的思想。
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且地租收入较稳定，是发家致富的最好手段；同时对封建国家而言，农业的发展可使人民安居乐业，人丁兴旺，使国库粮仓充盈，既可内无粮荒、动乱之虞,也可外无侵扰之虑。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与此同时，在封建帝王看来，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
3.文化原因：即“重义轻利”观念和中国一向重视农业的传统思想（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的影响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由于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之生计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
随着农业在社会经济中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我国古代的重农思想也日益发展起来，到西汉时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
和其他的农业文明相同，传统中国社会也是歧视商人的。
传统儒家思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农为本，商被视为四民之末。
4.有助于各方利益的均衡一．君主的利益计算。
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赋予君主个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把国库视为私产，由君主一家一姓世袭私有。
但国家利益并不等同于君主利益，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君主利益实现最大化。
卢梭曾说：“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而且永远不能抗拒国王。
”中国农村的小自耕农结构，因其分散性和固定性，恰是君主专制的理想土壤，也是君主榨取财富的主要源泉。
商人势力的任意发展，对自耕农结构的破坏是决定性的。
一方面，商人通过放贷、控制粮价等手段，使很多自耕农在市场波动中破产。
另一方面，商人为了分散风险和提高社会地位，会将经商所得利润，大量用于买房置地，从而加剧农村的土地兼并进程，挤压自耕农的生存之本。
因而，君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重农（保护自耕农）和抑商（催抑土地兼并，打压价格投机）。
二．官员的利益计算。
在中国少见的重商派人士当权时（如王安石、桑弘羊），重商政策即使得到了君主的首肯，也会受到中央到地方官员的一致阻力。
这有中国官员深受儒家典籍熏陶，从思想上排斥商人的原因。
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更符合官员自身利益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地位序列，农工作为分散孤立的小生产者，其力量不足以挑战“士”的统治地位。
唯有商人阶层，由于其广泛的交游、灵活的头脑和惊人的财富聚敛能力，如不利用政治特权加以限制，势必会对封建官僚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历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进程也恰如此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各朝大多实行官员低俸禄制。
以微薄的薪俸来满足开支已大为不易，要满足儒家礼教规定的种种等级排场，应付上下级间的应酬，在生活上盖过“低等级”的商人，几乎是全不可能。
对策无非有二：一是“开源”，即制定出一套官场潜规则，以种种灰色收入填补开支，满足官场等级需要。
二是设法压低商人的生活标准。
这些政策不仅是为了“辱商”，也是出于使“士”的生活标准能够超过“商”，从而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严肃性的需要。
至于“重农”，同君主一样，官僚阶层的统治基础和薪俸来源主要也在于农村的自耕农。
自耕农结构的稳定是其生存下去的必备条件。
因而，从官员的角度讲，提倡“重农抑商”有百利而无一害。
三．农民的利益计算。
从字面上说“重农”当然对农民有益。
但“抑商”也大大抬高了农民转行经商的机会成本。
假如没有重农抑商政策，由于“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农民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理应弃农经商。
这势必导致流通领域人力过剩，而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不足。
而农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在灾害频繁，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劳动力流失将成为国家粮食生产、粮食安全的致命威胁。
一旦爆发饥荒，最可能的受害者也只能是无权无势的农民。
国家通过重农抑商政策，一方面提高务农收益，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尽可能提高经商成本，使农民失去经商兴趣。
这对农民而言，从短期看，“重农”时务农的平均收益仍要小于“不抑商”时从商的平均收益，重农抑商使农民的短期利益受损。
但从长远看来，由于它保证了务农人数，减少了饥荒发生概率，因而对农民仍是有益的。
四．商人的利益计算。
从短期看，商人社会地位被限，可谓时时受压，步步被制。
抑商使商人利益遭受了莫大损失。
重农抑商政策是使中国的商人势力无从壮大，以致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商人依然是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受益者。
商人基本有着贪婪和短视两大致命弱点。
贪婪性要求其无限扩张，不择手段地将社会财富尽可能集中到自己手中。
短视性使其漠视被剥削者的基本生产、生活需求，以“杀鸡取卵”的手段对待困境中的小民，使其大量破产。
如不对商人势力加以限制，在生产力低下，生产结构单一的中国古代，由此引发的矛盾和仇恨将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的“抑商”措施，不足以使商人的扩张停顿，只是减缓了其财富积聚的速度。
从短期看对商人不利，但它也大大拉长了商人的成长——顶峰——衰亡生命周期。
使中国出现了一批如晋商、徽商这样世代经商，延续长至五百余年的商业家族。
如不在政策上加以克制，这些家族势必早已物极必反，盛极而亡。
“抑商”反而能使商人的事业得以延续长久。
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要求，重农抑商政策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不可能反而对社会基础起决定性作用。
五．国家的利益计算。
国家是由以上四大部分组成的，在分别分析了四大部分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后，有必要对其整体利益也加以分析。
一个王朝从建立到覆亡，大致要经过以下阶段：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王朝建立）——财富逐渐从底层集中到上层（经济发展）——两极分化明显（盛极而衰）——原有秩序被打破，财富再次分配（王朝覆亡）。
商人势力的任意发展，会使社会矛盾激化，自耕农大批破产。
封建国家的财政征收，以户籍制为依据，以自耕农为主要税源。
自耕农的大量破产流亡，必然将导致国家的财政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