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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变迁作者：高小强来源：《柴达木开发研究》2009年第06期河西走廊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塞。
在政治、经济、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向来就为兵家必争之地。
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征匈奴起,汉朝便开始了对河西走廊大规模的屯田开发。
《史记•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令居、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
”这是河西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河西经济区形成的开端。
大规模的屯田有汉、唐、明、清四个时期。
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开发时期。
这时期统治者在汉、唐经营河西的基础上,对河西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区内民户增加,大力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开垦的地域甚至向绿洲边缘地段扩展。
这一时期无论是开发的规模,还是范围均超过了汉、唐两代。
但此时在开发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也日益加剧。
一、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一)移民屯田开发由于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为了防止蒙古残元势力的南侵和确保丝路贡使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政府在河西走廊置兵十万人左右。
为了减轻对外地运粮的过分依赖,明朝实行军屯与民屯相结合的屯田制度,规定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争取做到粮食的自足。
在屯田开发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以战保耕,以耕促战的耕战思想。
同时,为了维持河西农业的发展。
明朝还常用国库的银两,无偿为农民提供耕牛、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
如嘉靖元年(1528年),户部“拨银一万两,委官收买牛只种粮,制造犁铧,审堪贫且无力者,人给牝牛各一头,犁铧各一张,粮一石”。
为了移民屯田,推行“量地力而区别征科”的低税政策。
官府规定:“凡膏腴之田,一般每亩纳粮三斗六升左右”,被其它地区每亩五、六斗都要低,贫瘠之地之税则更低。
为了鼓励军民开垦荒地,规定新垦土地“岁不征科”,对于商人投资开垦的荒地(即商屯),待其三年成熟之后,只征收“十之一二”。
对于弃耕地,则鼓励垦殖,三年后征税。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演变给西部开发的启示文章思路：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开发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这一时期的开发也给河西走廊造成了沉重的生态问题：过度的开垦使森林草原植被被破坏；人口的大量增长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了水资源短缺；对绿洲边缘植物的开发利用导致了土地荒漠化加快等。
认真总结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开发的经验教训，对我们现在的西部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清两代是河西走廊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指导下，尤其是采取的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移民垦殖、兴修水利等政策及实施，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明清两代忽视了河西地区开发早、自然生态脆弱等特点，因而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本文就明清两代对河西走廊经济开发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影响加以论述。
给我们现在的西部开发提供借鉴。
文章提纲：
一、明清时期兵民屯垦的垦殖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二、明清时期水利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明清时期绿洲边缘植物的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四、明清时期向山区挺进的垦殖政策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五、明清时期河西走廊人口的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六、这样的开发给环境造成的演变以及给现在西部开发给与的启示。
金塔县王子庄相关问题考述殷媛媛（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张掖，734000)摘要：金塔县王子庄始建于北凉，历经1300多年岁月。
明王朝平定河西，在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设立15个卫所，王子庄先属于威虏卫，后划归肃州卫；正统八年至正德八年间，哈密地区的数万回回等民族为避难而不断内迁，一部分被安插在王子庄。
清代，统治者重视河西农业发展，在王子庄推行招民、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进一步开发了王子庄；乾隆二十七年，王子庄办公衙署搬迁到金塔寺堡，王子庄也逐渐被废弃。
关键词：王子庄；明代；哈密回回；清代；屯田金塔县王子庄遗址，今位于县城西北18公里处的中东镇政府驻地附近。
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典籍记载王子庄始建于北凉，历经1300多年岁月，直到清乾隆以后逐渐废弃，现今成为一座遗址。
本文就王子庄相关的两个问题作简要考证叙述，以期对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一、明代哈密回回等民族迁居王子庄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派冯胜下河西，平定了河西之地。
据《重修肃州新志·明朝建置》载：“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二十八年，开设肃州卫，隶甘肃行都司”[1]23-24。
明代取得河西后，先后在河西开设15个卫所，实行战耕一体，经略西域，扩展明王朝的声威。
在这期间，经历了长期战乱的王子庄得到修葺。
明初，王子庄归威虏卫所管辖。
在《肃州新志校注》中提到威虏古城时记载了王子庄旧址在“威虏旧城之西十余里”[2]682，这也证实了威虏城与王子庄相距很近。
而明代的卫所“军政合一，从而成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规模较小，视为小型军镇”[3]，威虏城在明初置卫，即成为明代当时设置的军事机构，作为军事机构的“威虏卫治威虏城，辖王子庄全境”[4]88。
后期威虏卫发生叛乱，民众遣逃，城堡也逐渐空虚，“永乐三年（1405年），裁革威虏卫，并入本卫（肃州）中右、中中二所”[5]，王子庄遂又归肃州管辖。
明代，哈密城一度发生战乱，当地的少数民族为躲避战乱不断内迁，王子庄被安插了一部分内迁的回回等民族。
金塔县王子庄相关问题研究综述殷媛媛（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张掖，734000)金塔县王子庄遗址，今位于县城西北18公里处的中东镇政府驻地附近，典籍记载王子庄始建于北凉，历经1300多年，直到清末废弃。
本文就金塔县王子庄为切入点，总结论述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
此领域作为河西地方区域史，原始资料相对有限并且集中，各学者大都依托原始材料进行一些论述，所得的专注并不是很多，论文也较少，难免存在重复论证、缺乏拓展的现象。
以下就学者对王子庄的研究作具体论述。
关于王子庄的相关历史问题，就原始资料而言，主要集中在明代李应魁所撰的《肃镇华夷志》和清代黄文炜编著的《重修肃州新志》中，另外在明代《杨一清集》和清代《清史稿》中也可以略见一二。
学者对王子庄的研究专注和论文并不多，大都是在研究其他领域时附带提到，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作为介绍金塔城建置和变迁史时，提到历史上的王子庄；二是在研究明代西域哈密回回等内迁民族时，提到作为安插内迁民族之地的王子庄；三是研究清代在肃州的屯田农业开发史时，提到王子庄的开发历史；四是辛亥革命爆发时，酒泉闻家圈人民为响应新革命，提到领导者祁得隆联络王子庄人民共同起义的事件；五是在研究金塔绿洲变迁史时，提到王子庄为较早的绿洲。
在研究金塔城建置变迁史中，大多学者都提到王子庄的历史。
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有桂发荣、王鸿国《金塔史话》[1]，梁世林、陶玉乐《金塔文物志》[2]，以及金塔县政协委员会编撰的《金塔文史资料》[3]，所论述的文章有桂发荣、丁建兰《金塔县建置历史演变》[4]，傅勋章《金塔城的变迁与发展》[4]，李圯《金塔地名溯源》[4]，陈思侠《王子庄》[5]。
其中桂发荣总结较全面，对王子庄兴衰沿革论述较为系统，阐述了王子庄的来历，语言生动，但对于王子庄在明清两代的开发论述较少且对原始材料引用不够严谨。
傅勋章则强调金塔城开发历史中王子庄所扮演的角色，李圯从王子庄地区的现存乡镇地名来源切入，侧面展现了王子庄在清代的水利发展状况，是一个比较新的角度，值得深入探究。
清朝的边疆政策与西域探险在清朝时期，边疆政策和西域探险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战略。
清朝面临的边疆问题很多，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清政府不断推行开疆拓土、巩固边防的政策。
同时，为了实现对西域的统治，清代的皇帝和官员们也积极地开展了西域探险。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探讨清朝的边疆政策与西域探险。
一、清朝的边疆政策清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和巩固国家安全，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边疆政策。
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向边疆派遣大批军队，修筑城池和长城，统一各地方官和巡抚的权力等措施。
其中，修筑长城可以说是清政府在边缘地区最为重要的防御工程之一。
清朝时代，长城东起渤海湾，西至嘉峪关，全长超过6000公里，曾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
由于长城的修筑，防御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对边疆地区进行开发和治理，积极推行移民政策，为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二、清朝的西域探险清朝在探险西域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西域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之一。
清政府为了实现对西域的统治和开发，积极派遣官员和船员前往西域进行探险。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清代的三次大规模西域探险，即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的西域探险。
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的西域探险，是清朝时期对西域的统治最为完备的一次。
在这次探险中，清政府不但建立了新疆的行政区划，还取得了对西藏、南亚以及中亚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此外，清政府还派遣了大批官员和商人前往西域进行商贸活动，其间的商贾互动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西域探险也丰富了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探险之后，清朝不仅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还从西域引进了诸如珠宝、香料、印度棉等物品，为国内的商品贸易活动带来了重要的购销市场。
作为清朝的重要国策，边疆政策和西域探险成为了清政府扩张领土和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
这些政策和措施，为清朝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丰富了清朝的历史叙述和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与寄住政策闫天灵边疆民族及地方政权持续内迁寄住是明清西北边疆史上的一大突出现象。
明代关西八卫除阿端、安定、曲先三卫遭河套蒙古亦不刺部袭破，部众被胁裹人青海外，其余哈密、沙州、赤斤蒙古、罕东、罕东左等五卫都有过向河西走廊内迁寄住的历史，其中哈密、赤斤蒙古、罕东、罕东左四卫卫制终结于河西走廊。
[1]清代继有土鲁番十七城畏兀儿全族东迁肃州威虏堡和安西瓜州五堡。
从时间跨度和内迁人数看，从明宣德十年1435开始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结束，期间大的内迁就有10次，内迁人121累计逾25000人。
为安置络绎而来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在河西走廊上经久不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中国历史上，零散的边疆民族人口内迁寄住屡见不鲜，但边疆民族连同地方政权这样长时间、高频率地内迁寄住情况却很少出现。
这一空前漫长的内迁寄住期，深刻反映了自明代北疆内缩以来西北边防的持续高压态势和中央王朝对其治边政策的积极调整，是研究明清西北边疆史的一个重要切人点。
关于明清时期关外民族内迁活动，前人在有关明清哈密、土鲁番历史和关西各卫内迁与裕固族形成的论著中多有涉及，并有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成果，但多是从民族迁移和政策得失的角度进行研究，[2]从类型学的角度将跨越300余年的关外民族及政权内迁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性质、历程及中央王朝治边政策等进行系统研究的还很少。
本文就此专题做一尝试研究。
一、寄住民族的基本概念“寄住”一词明确见于《明实录》、《明史》及明人奏议等史籍，基本含义就是在异地暂时居住。
经粗略统计，《明实录》中与河西走廊相关的“寄住”一词出现了22次。
在使用语境上，都是针对关外及西域民族人口东来暂住而言的，具体所指分两类：第一类是指零星寄住的人口，如停留在河西走廊的西域贡使、回回商人及关外零星逃荒避难者等。
[3]明朝对他们或是依服瞋例安置到各地夷馆，或是临时指地安插，均不存在集中安置的问题。
另一类是指随边疆民族地方政权集体迁入的人口，由官府修建城堡或指定牧区予以暂时安置。
[4]从移民学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一般性的人口流动或自发移民；而后者则是政府边防计划的一部分，带有明显的组织移民性质。
本文的“寄住民族”是专门针对后一类型而提出的。
寄住民族是指为躲避战乱，边疆民族连同地方政权在中央政府部署安排下的一种内迁暂住现象。
同其他民族内迁形式相比，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涵：第一，内迁的民族人口来自中央王朝管辖下的边疆地区，寄住行动由中央政府安排实施。
自汉武帝开河西四郡后，地处丝绸之路孔道的河西走廊就成了历代中央王朝就近处置西北少数民族事务的前沿阵地。
从历代河西走廊接受的民族人口看，域外民族占有很大比重，如汉代大批南来的匈奴人、唐代大量东来的中亚粟特人和明初不断内附的北元蒙古族等。
这些民族人口都来源于当时的中央王朝直接管辖区以外，中央王朝安置的目的要么是将其变为永久性属民对于内附人口，要么就不进行专门安置对于域外各族客商，总之都不存在由中央政府出面先负责内迁后再安排返回的问题。
明代以前，元代高昌畏兀尔内迁是寄住民族现象的一个典型。
为躲避海都、笃哇叛乱，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之子纽林的斤率其部迁居河西走廊的永昌府今武威市治以北30里的永昌堡。
[5]高昌畏兀尔亦都护是元朝中央政府下辖的一级民族地方政权，其东迁属于国内迁移的性质，与域外来人不同。
明代的关西八卫都是明朝中央政府封官授勃管辖的地区。
土鲁番在清康熙末归附后也变成中央政府管辖区。
这类民族人口在内迁之前均已效忠于中央王朝。
他们内迁避难有的系自行前来，有的由中央政府安排部署，最后都由中央政府进行集中安置，目的在于帮助其度过眼前困难后重返故土，重新担负起为朝廷守卫边疆的责任。
第二，寄住者不单纯是一批人，是人与政权的整体性内迁寄住，体现了中央王朝的治边政策。
这是寄住民族区别于一般性边民内迁的一个重要条件。
寄住民族原属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羁縻政权，担负有保卫边疆的军政职能。
中央王朝安排其内迁。
并不是以此取消了这项职能，而是要继续保有和最终还原这项职能。
因此，寄住民族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边疆难民流动，它是作为一个政治单位进行的。
这种单位可以是整个羁縻政权，如明代举族内迁的赤斤蒙古卫、罕东卫、罕东左卫和清代举族内迁的土鲁番十七城；也可以是羁縻政权中最忠实于中央王朝的那部分，如明代哈密卫的畏兀尔和哈刺灰两部。
内迁时，都是由中央政府封官赐劫的各部首领如王、都督等率领，成建制地进行驻地转移。
内迁安置后，原来的管理机构仍得以保持或重建，各头领原来的官秩封赏也照旧延续。
可以说，寄住民族除居住地点和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外，其他制度均保持不变。
必须明确，内迁寄住的整体性强调的是政治单元的完整性，而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多不重合。
因此寄住民族并不代表一个民族的全体，在外延上具体指一个民族经历过寄住活动的那部分成员。
第三，内迁寄住是边疆民族在边疆危局下的忠诚内向行为，因此不包括中央王朝强制下的内迁行动。
遭遇外族入侵是边疆民族内迁寄住的主要原因。
边疆民族不愿服属外族统治但又不能在当地立足，遂主动要求内迁避住。
明清时期关外民族内迁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自愿行为。
但也有中央政府强制实行内迁的，如明代沙州卫的内迁入关。
明正统十一年1446，因沙州卫都督签事喃哥“阴有叛附瓦刺之异志，恐构成边患”，朝廷令甘肃总兵官任礼等“相机收逋回甘州居住，善加抚恤，毋致失所”。
[6]这年九月前后，任礼率大军将其全部收入关内，共计205户1230余人。
为杜绝后患，这批沙州人在甘州南山短暂住牧后即被远徙山东平山、东昌二卫及青平、博平二县，卫制被取消。
可见，强制性内迁实质上是一种防变制裁措施，内迁后不复以原有体制相待，并阻断其返回故土的道路。
这与以最终送返为目的的寄住是不同的。
第四，寄住民族的安置地不一定是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地区，也包括防御条件相对较好的羁縻管辖区。
明代的寄住民族安置区一开始被严格限制在嘉峪关外嘉峪关是直辖卫所与羁縻卫所的分界点，直到正德朝关外局势彻底恶化后才转移到关内安置。
清代的土鲁番畏兀儿内迁也不是一举插入河西走廊的核心区，而是安置在荒芜人烟的关外地区。
寄住活动与关西地区军政建设是同步前进的。
概括起来，国内迁移、人与政权同步内迁及忠诚内向行为是寄住民族的三大基本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各种民族迁移形式的主要标志。
寄住民族是边疆民族内向而边陲不靖的形势下产生的一类特殊民族内迁现象，是民族人口迁移与国家治边政策相结合的结果。
二、哈密人四寄苦峪城与终居肃州东关厢哈密卫是明朝在关外设置距离最远的一个卫，受朝廷正规军的保护最弱而受瓦刺、土鲁番强敌的威胁最大，因而也是明代关西七卫中政权最不稳固、内迁寄住最频繁的一个卫。
明人所说的哈密卫“三立三绝”就是在此形势下出现的。
哈密每次被残破后，都有大批官民涌人河西走廊，形成寄住民族现象。
以正德八年1513为界，哈密人内迁寄住可分成以苦峪城为中心的关外寄住和以肃州东关厢为中心的关内寄住两个阶段。
1．哈密人四寄苦峪城明代的苦峪城位于今瓜州县桥子乡境内，这里的锁阳城废墟乃其遗址。
苦峪城一带本为一块著名的灌溉绿洲，唐代的瓜州州治就设在这里。
在明成化以前，疏勒河出山后，其干流不是走今天先北后西的大拐弯河道，而是由大坝冲积扇西缘经苦峪城径直西流，取直道。
[7]充足的灌溉水源支撑起苦峪城长时期的繁荣兴旺。
在明成化以前苦峪城虽水源减少，但前代城廓犹存而居民稀少，仍不失为安置哈密东来避难者的理想地点。
在哈密人寄住以前，苦峪城一度是沙州卫的避难地。
宣德十年1435，沙州卫都督困即来为躲避哈密、瓦刺袭击，曾率部众200余帐走附塞下，最后被安置到苦峪，“白是不还沙州，但遥领其众而已”。
[8]因此，沙州卫人实际上是苦峪城的第一批寄民，同时也是整个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出现的第一批寄住民族。
正统七年1442八月，鉴于哈密有引诱瓦刺来犯沙州卫的图谋，明朝曾遣官军对苦峪城进行首次修缮。
正统十一年1446，沙州卫部众被全部收入关内，整修后的苦峪城后遂成了长期用来安置哈密流离人口的重地。
明人所说的哈密卫“三立三绝”只是针对成化以来土鲁番的攻袭而言的。
此前的天顺四年1460，哈密卫曾被瓦刺袭破过一次。
因此，从天顺四年到正德八年1513，哈密卫实际上是“四破四立”。
四次被袭破后，均有大批哈密难民人寄苦峪。
第一次是天顺四年1460N成化二年1466，历时6年。
天顺四年，哈密忠顺王卜列革死后无嗣，居住哈密北山的瓦刺野乜克力部乩加思兰“乘隙袭破其城，大肆杀掠，王母臼昔弩温失里答刺率亲属部落走苦峪，犹数遣使朝贡”。
[9]这批哈密人一直住到成化二年1466才返回哈密。
第二次是成化九年1473到成化十八年1482，历时9年。
成化九年正月，摄行哈密国王事把塔木儿卒无后嗣，土鲁番速檀阿里乘机袭破其城，执王母，夺金印，据守其地。
为安置纷纷东来的哈密难民，明廷指定苦峪城为暂住地，要求流人关内的人口也向苦峪集中，令哈密都督罕慎统一掌管。
朝廷发给布匹、口粮、种子，帮助其度过难关和恢复生产。
这次前来的人口数量很大，以至于“哈密夷众流亡之余，存者无几”。
[10]最后甚至发生了苦峪“城小难容”的问题。
成化十三年1477十月，明朝对苦峪城进行第二次整修加固，在此重建哈密卫，将苦峪作为兴复哈密的基地。
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罕慎联合赤斤、罕东二卫人马夜袭哈密取得成功，罕慎还归哈密，哈密人第二次寄住苦峪结束。
但寄住苦峪的人口未全部返回哈密。
据弘治六年1493四月朝廷颁给侍郎张海等的勅文，“随罕慎内附者处之苦峪，既无复返，今又来奔”。
[11]“既无复返”就是指成化九年寄住苦峪的哈密人未全部返回。
第三次是弘治元年1488到弘治四年1491，历时3年。
罕瞋还居哈密五年后，弘治元年为土鲁番速檀阿黑麻所杀，哈密城第三次被夺。
哈密人不得不回奔苦峪，有的流散到沙州及关内地区。
[12]弘治二年1489，明廷对苦峪城进行第三次整修，将流人关内的哈密寄民遣人苦峪城集中安置。
弘治四年，在明廷薄其赐赍、却其贡物的压力下，土鲁番将哈密城印献还，苦峪寄民返回。
但同前一次一样，也不是全部返回。
第四次是弘治六年1493到正德八年1513，历时20年，是历次寄住苦峪时间最长的一次。
弘治六年四月，土鲁番速檀阿黑麻率兵夜袭哈密城，执新立忠顺王陕巴而去。
哈密失守，难民东来。
明廷仍指定苦峪城为集中安置点，并对苦峪城进行第四次整修。
弘治七年1494底，苦峪的寄民人数已达2000多人。
[13]寄住者中，回回、畏兀儿和哈刺灰三个族属的都有。
为加强管理，朝廷命令“回回都督签事写亦虎仙及失伯颜答管回回，委兀儿知院阿难答及指挥使苦木管委兀儿，哈刺灰千户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铁木儿及舍人迭力迷失虎力管哈刺灰”。
[14]在上统由哈密卫都督奄克孛刺掌管。
弘治八年1495左右，苦峪城发生大火，房舍被烧，哈密寄民被全部转移到苦峪以东的赤斤城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