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卷 第4期 天中学刊 Vol.17 No.4 2002年8月 Journal of Tianzhong Aug.2002收稿日期：2002-03-12作者简介：胡欣（1965- ），女，河南光山人，信阳师范学院教师。
《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胡 欣 （信阳师范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如果仅仅把《孔雀东南飞》中焦、刘的婚姻悲剧看成是个案，从社会学角度去切入来看的话，他们的悲剧形成应该说与其自身社会化程度的欠缺，有着密切的关涉。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社会心理学 Abstract: Seeing the marriage tragedy of Jiao and Liu in A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only as an individual case from the socio-psychology's point of view, We can see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ir tragedy i 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their lack in self-socialization.Key words: A Peacock Flying Southeast; marriage tragedy; socio-psychology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02)04-0034(03)《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长篇叙事诗的瑰宝。
其中所叙述的焦仲卿和刘兰芝生死以之的爱情婚姻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赞叹、传扬。
焦、刘之间的婚姻悲剧原因也一直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一般地讲，人们多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焦、刘婚姻悲剧的原因是封建礼教扼杀的结果，是社会原因造成的。
这种观点为数众多，且被写入非常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中。
我们认为，这固然有着很大的合理性和不容置疑性，但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性的作品，其形象大于思维，却可以让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看出其不同的哈姆雷特来。
仔细品读《孔雀东南飞》全诗，如果站在历史的昨天，仅仅把焦、刘的婚姻看成个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焦、刘的婚姻悲剧与他们的个人因素有着更为直接的关涉。
一社会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和个体互动影响的学科。
它认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其个性的形成，既来源于遗传因素，但更多的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任何一种社会环境都会影响、制约、规范每一个个体，让个体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产品”；而个体在一生中受社会影响制约而不断修正自己言行的过程，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是个体一生所必须不断进行的。
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都有着社会赋予自己的特定角色，角色规范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个体各种角色扮演的好坏，则直接决定着个体的生活质量和一生命运的顺逆。
焦仲卿无疑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学术界从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已经对他的形象及其意义作过不少分析研究，共同的结论是：焦仲卿对爱情异常忠贞，他的个性由于爱情的驱动作用，由单纯的软弱重孝道发展到以死抗争，从而完成了他的形象的反对封建礼教的历史使命。
应该说这种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造成焦仲卿与刘兰芝婚姻悲剧的主要因素，并不仅仅是其性格的软弱问题，并不仅仅是其性格的软弱问题，还有着他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其个体社会化过程完成程度的欠缺和对自己角色认知不清因而角色扮演不成功这两大个人因素。
先说焦仲卿个体社会化过程完成程度欠缺的问题。
焦仲卿的个体社会化首先就存在着先天不足。
他生长在一个慈父见背较早的家庭，因而，他的个体社会化早期的家庭教育就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有母教而无父教，从而带来他性格上的软弱性。
当然，慈父见背过早也可能使孩子养成桀骜不驯、刚强自立的个性，如范仲淹等。
但应当看到，这类人因父死过早、家境贫困而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生活重担这种因素在他们个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范仲淹，他母亲改嫁常山朱氏的行为，对他个性的形成更是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就是《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娘家的哥哥，尽管与焦仲卿一样父死较早，但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由于过早担负起胡欣：《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35・家庭生活的重担，所以，他的个性中则带有较多的阳刚之气。
而焦仲卿则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官僚家庭”，应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生活略有节余的家庭，所以，母亲的劬劳足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也不需要他过多地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这样，母亲对生活的全力担待导致了他的软弱个性的形成。
“寡妇门前是非多”，促使焦家母子不愿意过多的与人交往，也使得焦仲卿在处理人际关系方法上的欠缺。
其次，汉朝在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官方正统的统治思想，森严的封建礼教束缚制约着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言行。
而封建礼教的核心与基础要素之一，就是对“孝”的提倡与规范。
《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又云：“言人不忠于君，不德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
”又云：“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孝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每个社会个体的立身之本。
但就在这一点上，焦仲卿并没有很好地将之内化成自己的行为规范。
所以，当他从府中回来听了刘兰芝的一番诉苦后，就去找母亲，“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
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是一番貌似禀告实则指责母亲的话，而后来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则是他对母亲的威胁。
我们能够理解焦仲卿因为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贞而说出的过激之词。
但是从社会心理学上讲焦仲卿对母亲的说话，无论是方式上还是态度上都是孔子所说的“不恭”“不敬”。
这样焦仲卿对“孝”的理解和执行就明显地存在着个体社会化程度的欠缺。
正是因为焦仲卿的这种欠缺，才使得焦母“槌床便大怒”，进一步激化了家庭矛盾。
当然，客观地讲，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个体社会化程度不强，才使得作品和他的形象具有了强烈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蕴。
再说焦仲卿因对自己的角色认知不清而带来角色扮演转换冲突的问题。
从《孔雀东南飞》全诗来看，焦仲卿所要扮演的角色有：儿子、丈夫、哥哥、妹夫、女婿和小府吏这六个角色，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则是儿子和丈夫这两种角色。
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难以解决好的矛盾。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双方个性的不同和双方所接受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对于具有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焦仲卿来讲，确实难以解决好。
在封建社会中，作为丈夫和作为儿子的焦仲卿，实是处在两种文化背景中的过渡地带，他在母亲和妻子的双重文化背景的夹击下，基于对母亲和对妻子的爱，采取的方法应该是调和缓解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但是，他没有起到这种作用。
作为儿子这种角色，在当时的社会中，角色行为模式对焦仲卿的要求最主要的是对母亲的“孝”：听话、温驯。
但是，他对待母亲的行为上应该说有违背角色行为规则的地方：初次回家偏听则信，指责威胁母亲；在母亲的高压下，焦仲卿不得不默许了母亲驱赶刘兰芝的做法，可他从母亲处回到自己的房里，却对刘兰芝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
”这尽管是实话实说，但却进一步激化了婆媳之间的矛盾。
作为丈夫这种角色，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尤其是生死相爱的二人更应该如此，当然，在封建社会中，丈夫对妻子有着绝对的控制领导权。
但是焦仲卿怎么样呢？他非常爱刘兰芝，对刘兰芝一方面是言听计从：刘兰芝数说母亲的不是，他立即去指责母亲“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当母亲对他说刘兰芝的错误并且要他另娶时，他又冒出了一句“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以硬对硬，毫不退缩。
但另一方面他对刘兰芝也还存有怀疑专横的一面。
当焦仲卿听说刘兰芝即将再嫁的消息后，他匆忙赶来会见刘兰芝，尽管刘兰芝说出了再嫁的原因，但他不仅没有一点怜悯、同情和宽慰，反而说：“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夹枪带棒冷嘲热讽且以死相逼刘兰芝。
应该说焦仲卿的一番话是导致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的直接导火线。
二我们不否认刘兰芝的勤劳，不否认她的美丽，不否认她对爱的坚贞，不否认她的刚强，不否认她的率真，但是，我们认为刘兰芝对自己婚姻悲剧的产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她其实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昨天的角度，就会发现她背负着的责任异常重大。
依照当时人的观念来看刘兰芝，她触犯了“七去”（也叫“七弃”）中的两条。
《大戴礼记・本命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这是因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不可与其此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丈夫发现妻子犯有上述七条之一者，就可以将妻子离弃。
对照《孔雀东南飞》本文来看，刘兰芝犯了七去中的头两条：“不顺父母”和“无子”。
焦母曾说刘兰芝具有“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个性。
所谓“举动自专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很有主见。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的确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
作品一开篇刘兰芝在叙述了自己的修养、勤劳后接着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这段痛苦的申述，已经显示出她不能受婆母驱使之气，且对自己的将来已经有了打算。
果然，焦仲卿启禀母亲失败后，刘兰芝对后事的安排是从容不迫：两次说媒，第一次的断然拒绝，第二次的答应，母亲和哥哥都是在征求她意见的前提下进行运作的，否则连母亲也没有办法；焦仲卿在听说她答应嫁给府君儿子后赶过来找她，她以“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加以试探，当焦仲卿表明自己的心迹后，她又说“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连续的情节内容，充分印证了刘兰芝具有“举动自专由”的个性特点。
作为一个女性，在今天的时代里具有这种个性特点，是值得称赞和歌颂的，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社会中就是不孝的、应受指责的。
《后汉书・列女传》载：“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
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
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溯流而汲。
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因为遇到风这个客观原因而没有及时汲水回・36・胡欣：《孔雀东南飞》婚姻悲剧的社会心理学解读家，就被丈夫离弃，这种事情在今天看起来是荒唐至极，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正常的不为人指责的行为。
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应该说表现的程度要比姜诗妻更为严重。
而她不为焦仲卿离弃是因为焦对她的爱，但是，对焦母这个从做媳妇过来的受几十年礼教影响心理已经定型化了的人而言，刘兰芝的个性行为的确让她难以忍受，更何况，“共事二三年”的刘兰芝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已经犯了“无子”之过呢？（封建社会中男女结婚后不生育，人们常常归罪于女性）实际上，如果严格地对照“七去”来看，刘兰芝还犯了“多言”之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