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与湖湘学者论知行关系看阳明对朱子“知而不行”的批评(一)

中国古代知行观问王夫之对王阳明的批判都是什么？知行关系是宋明理学研究的一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丰富内涵的一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期,王守仁(又称王阳明先生)针对时弊提出了以"知行合一"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以前的知行观,尤其是朱熹和王守仁的知行观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建立了新的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承袭自宋以来的理学传统，他的卓越之处在于通过对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扬弃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尽管由于个人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制约，王夫之尚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而是仍停留在朴素唯物主义阶段，但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所做的贡献仍是无可比拟的。

王夫之学识渊博，包罗万象，涉猎极广，他一方面很好地继承了自张载而下的各理学家的正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周易》、老庄等思想中的辩证法的吸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总结并终结了中古独断哲学。

他的贡献可从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人性论和历史观五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理依于气”的元气本体论王夫之继承并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对理气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批判了宋明的理本体论。

王夫之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

他有两个重要命题：一曰“太虚，实者也”，一曰“太虚者，气也”。

在他看来，“气”与“实者”等同，赋予“气”以客观实在的属性。

王夫之的“气”较之自荀况而来的“气”其进步之处在于摆脱了“气”的具体物质形态的局限，而将“气”上升为物质一般水平，并且，王夫之还提出“实有”范畴，把“实有”作为最高的存在，这一范畴较之以往更具有抽象性。

理气关系问题一直是理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王夫之坚持“理依于气”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程朱的理本论。

程朱将理与气当做两物，认为理是最高本体，理超越气之上，理生气，理先气后。

王夫之否定了这种观点，他把理作为万物运动变化中稳定的必然联系，是气本身固有的属性，理不在气外，“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

下载之前请注意：1: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果有问题，请尽快和我联系2：如果遇到文件中有些地方图片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文档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和我联系，我将图片发送给你，给你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请邮箱联系：****************《论知与行的关系》《论知与行的关系》TAGS: 良知知行本体道德王阳明意念合一意义是非行快要考试了，马哲老师布置了一次作业，让写篇论文。

题目是：《论知与行的关系》。

要求1200字，兄弟我在网上搜了半天也写不出点东西。

希望哪位朋友帮个忙写一篇，兄弟我谢谢了！我的积分太少，不能多送，希望能帮忙的朋友见谅啊?⊥跹裘髦 泻弦还鄣囊庖宀 托碇槲渥浴渡惺椤に得 小诽?/div>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后，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历代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

在王阳明之前的传统儒家知行观中，笼统意义上知概念是人的心知的统称，精确意义上主要是指道德知觉，笼统意义上行概念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精确意义上主要指道德实践，知与行的关系是分离为二的。

其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的知行观。

王阳明明确反对前儒将知与行截然分离，首倡知行合一。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意义阐释，在知概念意义的逐层剖析和体知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知行本体”到“致良知”的变化发展过程。

一知行本体与知行合一宋代理学发生初期，由于理学家重视宇宙本原论的建构，知行关系问题并未进入理学家的研究视野。

直到二程完成天理本体论的创建，将天、理、心、性、命打通为一，赋予道德知觉与道德实践以复归心性本体乃至天理本体的意义，知行关系问题才引起理学家的高度关注。

程颐首先提出“知先行后说”，认为先有知而后有行，知是根本、前提，是行的指导，这与程颐在认识论上强调格物穷理的在先性是一致的。

程颐的知行观中，知与行是分而为二的，不过，程颐又提出真知说，认为知与行存在统一性。

真知与常知对待而言，真知指生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真切体会、真实体验、直接经验，与经过见闻或学习所形成的常知即间接认识、间接经验有本质的区别，真知绝假纯真，常知可真可假。

2024 年第 2 期第 64 卷（总 308 期）No.2 2024Vol.64 General No.308朱熹的“知”与阳明的“知” *──心性论脉络的“格物致知”诠释［日］藤井伦明摘要：历来学界对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理解并不一致。

有“认识论”脉络的诠释，也有“心性论”脉络的诠释。

在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格物”的第一阶段是以外在事物为对象而究明“所当然之则”的工夫，所以确实可以从“认识论”脉络解读它；但到了究明“所以然之故”的第二阶段，外物之理与内心之理相通，“格物”成为“知性”，因此无法单纯地将它规定为现代认识论脉络的“求知”活动。

关于“致知”，其工夫的对象、舞台不是外在物理，而是内在心理，因此无法从认识论脉络解读它。

朱熹所理解的“知”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体之性（理）展现为作用之情的灵妙机能，换言之，即“明德”或“良知”。

因此，关于“知”的基本意涵以及“知至”的境界，可以说朱熹与阳明的理解是一致的。

吾人不能轻易地将朱熹脉络的“格物致知”与阳明脉络的“致良知”视为完全对立、矛盾的工夫。

关键词： 朱熹； 王阳明； 格物致知； 认识论； 知识； 心性论； 理DOI ：10.13471/ki.jsysusse.2024.02.018序 言朱子学与阳明学，两者为学立场的基本差异，或许可以说是从对《大学》文本，尤其对“格物致知”一句的理解上的异同产生的。

对阳明来说，朱子学式的“格物致知”无非是“充广其知识”的工夫，也就是向外获取“知识”的修养工夫。

阳明认为朱子学采用这种工夫的背后存在着“理”（是非之则）在“心”外，“心”与“理”并不一致，因此吾“心”必须将“理”从外面获取进来当作自己的典范、规矩这种“心、理”观。

阳明将朱子学脉络的“格物致知”论视为“义外”说加以批判的理由就在这里。

笔者认为，关于将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视为以“求知”为基础的工夫，而从“知识论”或“认识论”的脉络解读这一点，当代学界的朱子学理解与阳明的立场基本一致。

2020-02文艺生活LITERATURE LIFE心与理，知与行———比较视角下的朱子与阳明曾奕（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要: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与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都是新儒学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朱陆之辩引发的理学与心学的论争也构成了宋明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

在比较视角下考察两人的认识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后发现，朱熹强调心统性情和已发未发，主张格物致知和主敬涵养的工夫论；阳明强调本心即理和发明本心，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工夫论。

阳明沿着朱子的路径开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二者尽管在心与理、知与行上有所差异，但都以回归性理为方向，不能将他们置于割裂和对立的立场，而应在比较的视角下中综合把握和考量。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心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图分类号：B248.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20）06-0003-02一、本体论的比较：外在的“理”与内生的“心”（一）朱子的“理”“理”是程朱理学讨论的核心概念，也是朱熹本人重点论述的内容。

可以说，朱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一个“理本位”的体系，“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根据、世界的主宰和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

现当代诸多学者都对朱熹的本体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冯友兰曾这样论述朱熹的本体论：“盖朱子以心乃理与气合而生之具体物，与抽象之理，完全不在同一世界之内。

心中之理，即所谓性；心中虽有理而心非理。

故依朱子之系统，实只能言性即理，不能言心即理也。

”在他看来，心与理分属两个不同世界，心是形而下的实在的具体存在，而理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概念存在，所以二者无法等同，不能承认“心即理”。

陈来质疑冯友兰观点的可靠性，认为用“形上形下”来分析朱熹的心性论有待商榷。

吕思勉认为朱熹持有的是所谓“性即理”和“心统性情”的本体论：“朱子谓‘性即理’而已。

惟其谓性即理，而心统性情也，故所谓性者，虽纯粹至善。

”朱熹的“理”是一种本原性的依据，先于世界万物而存在，是万事万物依据的对象，不依靠别的东西就能独立存在。

国学经典解读从朱子阳明子两家之疏解看中国的解释学我个人对近代以来西方由施莱尔马赫开创的解释学传统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本土有长久的解经传统。

中国的这种解经传统，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何异同？对中国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可以从西方的解释学借鉴一些什幺东西？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撰写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在这些方面提出一些疑问，以就教于同仁。

一、以《大学》为例：重新解释如何可能？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导言》中论及其撰写本书动机时称道:"本书的探讨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万能要求。

因而本书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的一切地方和经验寻求其自身证明的一切地方，去探寻超越科学方法论作用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

"1显然，伽达默尔在这里是把拒斥以求知为的矢的科学方法论作为建构解释学的起点的。

而如果我们可以把归纳法看作为科学认知的基本方法，那幺我们实际上可以说，科学认知处理的是共相与殊相之间的逻辑关系。

解释学拒斥科学方法论所提出的问题便可以理解为：“精神科学”及其产物——作品，在其出现之时固亦具个别性，属个人的情感、信仰或生存体验，然而它后来是怎样为他人普遍地接受，乃至获得真理性的意义的呢？依伽达默尔的看法，在“精神科学”中连接作者个人（表现为作品本文）与读者他人之间的信道，是理解。

解释学所讨论的，如保罗·利科尔所说，即是这种可以“从对作为解释的真实对象的意欲语境的理解中接收一种放大了的自我”2的“理解”现象，与完全排斥“自我”的科学认知方法的不同特点及其本体论意义。

然而，西方的这种解释学传统，毕竟是从研读神话、诗歌、戏剧之类属文学艺术范畴的本文引伸而出，尔后延伸到行为、历史等等具有某种“叙述”结构乃至“情节”特征的学科领域的。

3如果换入西方这种解释学框架讨论中国古典儒学本文，我们无疑首先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儒学本文有些什幺特点？对儒学本文进行解释何以是可能的？对儒学本文作出解释的有效性根据是什幺？有哪些成功的范例？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不可能对儒学众多的本文及其解释逐一予以讨论。

人人都谈“知行合一”，你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我们知道，“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知”与“行”的关系，是自孔孟开始儒家先哲论述的重点议题。

儒家学者都知道“知”与“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但一直都是将二者分开，各自论述。

学者们普遍认为“学问”是“知”，“实践”是“行”，“知”与“行”是两件事。

近年来，王阳明的心学因被肯定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受到大众的追捧。

在这股了解心学的热潮中，人人都在谈论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那你可知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真意？王阳明挑战朱熹：知与行是一件事到了朱熹的时代，学者们对“知”与“行”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微。

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说，认为必须首先认清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实践，否则实践就会变得毫无根据。

朱熹的这一认识在当时被认为是常识，是绝对的真理。

在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时代，王阳明针对思想发展的流弊而行补救措施，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学问”就是“行”，“行”也是“知”，知行是一件事。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行合一说”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王阳明的爱徒徐爱最初也难以理解老师的“知行合一”说，所以曾与自己的同门师弟黄绾和顾应祥展开辩论，试图去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最终不得不长途跋涉来到龙场，向王阳明当面请教。

徐爱向王阳明提问，知行很显然是两件事，怎么会是一件事呢？王阳明让他举例。

徐爱举例道：“现在的人都知道应当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但实际上却都做不到这些，所以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说：“这种人的知与行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来面目了。

世上从未有知而不行的人，知而不行，就是未知。

圣人和先贤教人知行之道，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来面目，并非随便地告诉你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

因此，《大学》举了一个真正的知行合一的例子给人看，那就是'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论王阳明良知本体对朱熹理本体的克服摘要：朱熹把理上升为超验本体，但当他把理推演到现实的人性物理时，却出现了问题。

为此，王阳明用良知取代理，把理收归于心，以良知为本体来克服理本体的问题。

良知是精神主体，其特性是虚、无，它超越理的道德本体而成为宇宙本体；主体作为本体，心与性、理、良知得到了统一。

因此，要达到主体与客体、人与天的合一，只需向内致良知，而不必到客观事物上去寻求。

本文主要从性与理、心与理的关系，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来论述王阳明良知本体对朱熹理本体的克服。

关键词：良知、理、心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继先秦哲学后又一巅峰时期，尤以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为代表。

从内在逻辑看，两者在本体论、心性论及知行观等方面有着必然联系，而从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路程来看，朱熹理学走向了衰微，阳明心学取代了理学在以后数百年里发挥着巨大作用，被梁启超比喻为“打药针”。

阳明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但其思想转换点则是在龙场悟道之后对朱熹理学的批判性思考。

因此，要理解阳明心学，必须从朱熹理本体思想切入。

一、理本体存在的问题理是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朱熹把理解释为所以然之理，并对理本体加以扩充，区别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更以所以然之理为根据，建立了宇宙本体论系统。

当他把天理推衍到人性时，理便成了所当然之规则，即性，也就是传统的道德准则。

正因为理有自然规则与道德准则的双重特性，朱熹才去调和二者，企图将性与理、心与理合一，达到天人合一，即圣人境界。

但是，他强调理是客观本体，心是主观精神，理在心外。

所以，朱熹理学体系并没有真正实现心理合一。

1.1性与理在朱熹哲学中，理是逐步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是宇宙本体。

气即阴阳二气是宇宙万物存在不可缺少的质料，理和气共同构成人和物，万事万物是本原的理借助气而派生出来的，理和气在事物之中是相依相分、不离不杂的。

理是绝对的、超验的、唯一的本体，万物共此一理。

万事万物正是禀受了“未有天地之先”的理而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