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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哲学：东西方思想东西方思想的比较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话题。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比较东西方思想，并探讨其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一、价值观的差异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庭观念，注重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
东方哲学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善。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和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我实现。
西方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追求个人的幸福和成功。
二、人性观的差异东方哲学认为人性本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东方文化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的培养，追求心灵的平静和内在的满足。
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更加悲观，认为人性本恶。
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欲望和个人的追求，追求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成功。
三、知识观的差异东方哲学强调经验和直觉的重要性，注重实践和体验。
东方文化注重传统和经验的积累，追求智慧和内在的领悟。
相比之下，西方哲学注重理性和科学的发展，追求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西方文化注重创新和变革，追求现代化和进步。
四、时间观的差异东方文化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持久的价值，强调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
东方哲学强调人生的循环和无常，追求生命的平衡和和谐。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注重短期的效益和即时的满足，追求个人的快乐和成功。
西方哲学强调人生的线性和有限性，追求个人的成就和进步。
五、社会观的差异东方文化注重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强调社会的和谐和团结。
东方哲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责任。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强调个人的独立和竞争。
西方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追求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综上所述，东西方思想在价值观、人性观、知识观、时间观和社会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
了解和比较东西方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促进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
同时，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和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是世界上三大主要的哲学传统。
虽然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它们之间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下面将分别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对它们进行比较。
中国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派。
中国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的修养和道德伦理。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孝道和礼仪，提倡和谐的社会关系，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
道家思想强调顺应自然，追求无为而治，注重个体的自我修养和内心的宁静。
墨家则强调兼爱和公平，提倡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中国哲学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哲学思想。
西方哲学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强调理念世界和精神的超越，将理性和理想紧密结合。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实证和经验，提出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理论。
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现代哲学等不同的时期和学派。
现代哲学主要集中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领域，包括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尼采等思想家的思想。
印度哲学起源于古印度，包括吠陀哲学、耆那教、佛教和各种哲学学派。
印度哲学注重灵性和超越，强调解脱和涅槃。
吠陀哲学强调神秘的宇宙和神圣的存在，耆那教和佛教则强调生命的苦难和解脱的道路。
印度哲学也有不同的学派，包括尼亚亚伊卡哲学、瑜伽哲学、异象学派等。
印度哲学注重个体的内心体验和修行，强调人与宇宙的统一和平衡。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在一些方面有共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中国哲学注重社会和道德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西方哲学注重理性和个体的自由权利；印度哲学注重灵性和解脱。
中国哲学着重于实践和现实生活，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方哲学注重理论和逻辑思维，强调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印度哲学注重内心体验和修行，强调灵性的觉醒和解脱。
中西方比较法———社会公平与正义西方正义思想1.古希腊正义思想如果诸多其他问题一样，西方关于正义问题的探讨也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率先对公平正义展开讨论，奠定了公平正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基础地位，为后人的探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最早对社会正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叙述的哲学家是柏拉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正义的观点，并将正义总结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最好的贡献，也就是做分内该做的事情而不干涉别人”。
对统治者来说，正义就是运用自己的智慧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不计较私利。
对武士而言，正义就是就是发挥他们勇敢的天性。
对农夫，商人等劳动者而言，他们的正义就是要有节制。
他认为国家正义的实现是通过个人正义来实现的。
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能在智慧的统帅下，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协调一致，各司其职。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正义理论。
他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角度来论述正义。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正义就是平等。
“既然不公正的人与不公正的事都是不平等的，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
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区分了正义的不同学科归属。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作为品德的个人正义，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分配、法律的公正、正义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将具体的公正分为两类，即分配（钱财、荣誉）上的公正，以及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的公正。
矫正作用的公正又分出于意愿的和违反意愿的、强迫的矫正。
在政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公正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的。
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和不公正的区分为前提的” 。
所以当人们出现纠纷的时候便需要法律的标准来判断怎么样才能达到公正、平等。
所以说依法办事才能得到公正。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明确的把“正义”纳入了利益分配和调节利益冲突的范畴。
2.近代西方正义思想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近代西方思想家在古希腊理论的基础上对正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一、在哲学上：西方管理哲学重视逻辑推理，依靠科学试验，推崇实践方法。
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中，从古典管理理论开始，便首先表现为方法意识上的突破。
这就是泰勒“科学管理”思想的萌动。
当然，这种哲学思想不仅仅表现在管理上，而且也广泛渗透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
而中国传统管理完全有别于西方管理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
中国的管理中经常出现“大概”、“差不多”、“还行”等词，缺乏精细化的标准，导致执行不彻底，形成了粗放型的管理观念。
所以，中国的传统管理才不得不强调管理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根本原因还在于哲学层次的思考方式不同。
所以，如果说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
二、在文化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虽然学派众多，从根本上看，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万全之策。
从两汉开始一直以儒家为主干，儒道释交融，博采各家之长，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一的基本构架和模式。
这种构架和模式的基本点是管理的人本观、整体观、中庸观。
中国传统管理力求避免极端的管理方式。
形成了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
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的“过”或“不及”的状态，而能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
三、在组织上：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保持了一种封建的宗法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并积淀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心理力量和组织形式。
西方的管理法律条文重于道德教化，实际利益重于心理情感，职责分解重于整体效应。
这种管理思想在20世纪则发展成为以企业为中心，以明确的计划、组织、控制为内容，以经济效益为标准的西方各种管理理论和学派。
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如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及市场经济的有机联系；过分强调人在管理的中心位置，却不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一味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强调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自觉约束，却忽略了法制、契约和规范的强制力等等。
中西哲学的比较2000字哲学论文集虽然今年的毕业生已过了写论文，但是明年的毕业生还是需要写毕业论文的，下面请根据WTT提供的仅供参考哦!论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内容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
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智慧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
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
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
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
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
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
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
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
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
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
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
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和差异一、引言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代，这个时代被命名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地球上的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的区间内，如今日所知，各个地域的精神文明中都出现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几位哲学大家，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老子等。
由于历史现实条件所限，当时的中西方并不相通音讯，中西方的哲人们在追寻文明和哲思的路途中自然就会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
去年十月份，代表《山东大学报》采访范曾先生的学术报告会，听到范曾先生对这段时间的西方思想是这样解读的，西方是遵循逻辑的体系，一步步走向结论，由谬误达致真理。
的确，西方的哲学有数学逻辑的帮助，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论理，据我们所知，很多哲学家其实都是科学家，科学与哲学同在。
轴心时代的东方哲学思想，自然与西方不同，比如，老子大方无隅的哲思却是独立不倚、纵横自由、无所羁绊。
我个人认为，轴心时代的中西方哲学思想，当是一个感悟与经验相佐的感性主义文化，另一个则是逻辑与科学相携的理性主义文化。
根据系统论和结构主义原则，认识的意义并不在于描述对象本身，而在于揭示对象与其所在系统与结构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妨把这同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中西方哲学思想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进行研究，以期能够解读它们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二、轴心时代感性主义的东方哲学思想雅斯贝尔斯所指的“轴心时代”，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百家争鸣”，即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这段时期不同学派开始涌现，各流派之间互相争鸣论理，精神文明异彩纷呈，流派思想也因人而异，虬曲不一，仪态万千。
我们以最为著名的儒道学派为例进行研究。
西方各个时期的理性一、古希腊时期的理性古希腊时期尚处在西方的奴隶制时期。
这个时候的理性主要体现在智者学派及其发展者的一些观点之中。
当时的希腊正值民主制度的全盛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热衷于讨论各种问题。
而主流的思想——自然哲学观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问题在自然哲学观的体系中也已经得不到解答。
于是智者学派应运而生。
他们反对传统思想和宗教神话的束缚，否定神的意义和作用，肯定人的伟大和能力。
普罗泰戈拉认为神是不可知的。
他们极力贬低神的权威，抬高人的价值。
将“神学”变为“人学”。
从而树立起人的权威和尊严，成为西方人文主义的开端。
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观点，标志着人类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智者们对未知事物的研究，不再从神的角度出发，不用所谓的神的观点来解释，而从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很多新的有建设性的见解。
他们对事物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论证，不再仅凭感性思维。
亚里斯多德由此得到启发而创造出了伟大的“三段论”方法。
智者们勇于追求真理，为了知识而去求知，抛弃了外界环境的影响，使得知识更加纯净化。
同时，他们崇尚自然法，认为法律应该符合个人利益。
这对西塞罗的思想以及罗马法的精神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他们也肯定了人的自主性的重要性，进而肯定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权利。
他们提出了早期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启蒙运动打下思想基础。
由智者学派衍生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事物的关系是由某种数量关系决定的。
由此他们提出“美是和谐”的观点，成为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探究美的本源的学派。
他们的观点，使人们的思想逐渐脱离感性，渐趋理性。
此后的苏格拉底，继承并发扬了先贤们的思想。
当初智者学派更多的是讨论如何治理国家，而苏格拉底认为研究如何救国已经毫不必要，因此他转而研究人类本身，即人类的伦理问题。
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虚伪，等等。
他提倡“知善合一”，认为知识就是最大的善。
从哲学的发展史来看，理性主义、理性精神一直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人们理解把握哲学的一个主要的线索。
而中西哲学发展的异趣也集中表现在理性精神的差异上。
一、理性精神的含义
理性主义指哲学中崇尚理性、强调理性作用的理论观点或思潮。
理性主义把自己关注的焦点指向客观世界的意义，它追究客观世界的本原（本体论），表现为纯粹理性；它还关注人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产生了分析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它追究如何改造世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形成实践理性。
因此，理性精神应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纯粹理性，指人超出一已感官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思辨的问题，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包括本体论问题、事物起源、思维形式、存在意义等抽象的问题，形而上的玄思。
这种思辨探索，往往是非功利性的，更多地是为了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是出于对知性的追求，对完美和绝对的追求，出于创造的冲动。
二是实践理性，是人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在追求对人有利的结果。
这种实践理性既包含了工具理性，也包含了价值理性，它以人为目的，一切活动目的的确立，手段的选择和运用，过程的实施和终结，都是为了人的利益。
这是人自觉地从事合规律合目的的活动的精神。
但由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实践过程中的张力不同，导致了实践取向上的很大不同。
三是分析精神，是人自觉地区分主体与客体，并与之拉开距离，加以客观观照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目光透进客体内部，把它分解成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逐个加以研究，然后加以综合、概括，找出事物过程的内部联系，把握本质与规律。
四是实证精神，指在认识、研究的过程中，重视经验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重视理论的验证与实践，重视收集大量的材料，不迷信、不盲从。
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其理性精神在这四个方面是大异其趣的。
二、西方哲学理性精神的特点
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发展出了鲜明的纯粹理性精神，它是西方哲学的起点。
柏拉图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理性、灵魂、肉体，其中理性是三者中最高贵的、不朽的部分。
古希腊的哲学，即“爱智慧”，是对知识、对理性的追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欧几里德几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都是对世界本原的追究。
在中世纪，理性精神受到了压抑，但仍不绝如缕，各种异端、唯名论对理性的重视自不必说，正统神学家阿奎那的学说仍贯穿理性精神，通过理性的推理和证明，来论证宇宙本体“上帝”的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更是成为最高的法官，是向传统宗教神权、封建专制宣战的有力武器，理性精神再次成为主导性原则，思维着的理性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近代哲学，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则把纯粹理性推向了极致，他们认为，理性是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是内在于客观现实中的一种本质性结构，是世界的客观的秩序原则。
这种纯粹理性追求外在的超越，超越主体与客体、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对立，去沉思冥想，追求真、善、美的理念；同时又推崇创造，希望通过静默的沉思与能动的创造超越对立，实现统一。
西方主客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以理性的力量维系着人的价值与尊严，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只有人有能力进行纯粹的认识活动。
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以沉思默想、追求灵魂的安逸、虚幻的来世，获取人生的永恒为鹄的，而是造就了一种活泼自由地进行创造的进取精神，造就了重视现世人生价值，藉理性确立人的尊贵地位的价值取向。
因此形成了西方积极进取的实践理性，一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实践方式。
理性的挺立，使个人主义成为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个人主义不仅蕴含着个人的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而且还包括了个人为发挥人的禀赋与能力，不断地求新、求异、创造、发展的开拓精神。
这是西方实践理性的精髓所在。
它在发展造福人类的科学，推动西方社会的进步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在实践中，二歧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了灵魂与肉体的对立，理性与情感、意志的对立，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分裂，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带来了个性和谐的冲突，也为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的发展，并成为主流哲学，埋下了种子。
现代西方哲学非理性方向，实际就是对理性过分张扬的一种反动。
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中，主体要认识客体，就必须对客体进行客观地分析。
分析精神是一种知性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基本原则，这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而在分析哲学中体现的更为明确。
分析精神在西方表现为，注意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和结构、本质与规律、形式与内容（质料）、原因与结果；表现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表现为主客二分、灵肉二分、理性与感性二分。
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去沉思、去创造、去征服自然、改造世界，使自然为人所用；在分析精神的指导下，人们从事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活动。
分析精神所造就的这种永不安宁、不断
创造的浮士德精神，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这种分析精神，追求以纯“客观”的态度去分解一切事物，却抛却了人的主观价值、意味和对主体的人的终极关怀，造成了西方社会的“人”的长期失落，人的价值的迷惘。
实证精神、实证方法在西方是自古就有的，古代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就是代表。
到了近代，随着经验主义的兴起，实证方法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如培根就主张广泛收集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研究，重视经验，重视实证。
再如，现代的科学哲学主张“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是经验论用来克服把世界分为现象之物与自在之物的两分法的逻辑工具。
”在西方，经验与理性、实证与推理是互补的两极，都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实证讲义把可为经验所证实作为衡量知识的唯一的标准，在这里，人的价值、生命的尊严是无意义的。
由此，实证主义发展到极至时，导致了知识与文化的分裂，知识成为了文化、生命的对立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理性精神的特征
中国缺乏西方式的理性精神传统，我们的思维传统中，少有西方的那种思辨、超越、分析、实证的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的理性精神是一种“内求于心”的理性认识方法。
这种精神传统，很少去追寻对外在的世界本原的认识，而是重视“本心仁体”的自我觉知、自我体认。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个“道”的宇宙本体说，但那个“道”是不可“道”的，不可“名”的，只能靠体验与涵养来直觉领悟，单由理性思辩和逻辑推理是不能理解、证明和把握的，也即是不可分析，不可被证实或证伪的。
这就使得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带有了一些神秘性，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主宰我们民族理性精神的是和谐，而不是西方的那种两极对立。
我们的理性传统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国家的内在的统一，即“天人合一”。
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以对生命、宇宙的终极关怀为目标，是一种价值理性占主导的思想，这与西方所追求的外在超越截然不同。
儒家主张内圣外王，向内部求价值之源，求安身立命之地。
于是“善”成为中国哲学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即是道德的，政治人伦的，也是天道天命的体现，而且这种天道天命只能靠直觉、神秘的顿悟和当下的感受来把握，无法证实，无法进行客观的分析。
在道家、佛教中，天人合一仍是主流概念，直觉呈现是主要认识方法。
于是造成了中国哲学中对事物追根寻底的理性思辨、分析精神及逻辑思维、理论思维的不发达。
在缺少理性分析基础情况下的和谐追求，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呈现出一种直觉的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具有整体、圆融、系统的特征，但也同时造成了模糊、混沌、不精确的弱点。
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其知性、理性的发展是极不完善的。
中国文化中也强调实践理性的精神，但主要限于日常伦理、道德文章，讲“内圣”和“见贤思齐”，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以调节人伦秩序。
这种向内的实践理性，导致了安分守命、顺时听天、知足常乐的行为模式，助长了求中和（致中和）、怕犯错误的心理，因而缺乏了对外在于人的自然、社会的本原、本质的追寻和探索。
中国人重实用，但却少有实证精神。
实证需要科学理性来统摄，需要有怀疑的精神、探索的勇气，但我们的孔孟之道视科学研究为“淫技”，以“修齐治平”为正途，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走此路子。
于是探索自然，对认识进行实证，创造发明等，不被社会所重视。
作为新时代精神和世界观的近代科学及科学精神最终未能在中国产生，绝非偶然。
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理性精神的洗礼。
西方外烁的理性的过分挺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人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对立和紧张，造成了现代人整体人格的分裂、价值之源的枯竭、人生意义的失落，进而产生了非理性主义的反动，对理性的全面否定，形成了西方社会特有的精神、社会危机。
中国向内的理性特征，虽然确立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确立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但却压抑了人性中知性的冲动，妨碍了人的理性潜力的发挥，造成了保守、知足、缺乏“较真”、创造和开拓精神的民族性，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西方哲学的以非理性来取代理性精神的作法，矫枉过正，不是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过分注重于个人的内在体验，不利于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其固有的不足，也不是时代精神应有的方向。
我以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向内“的传统，与西方理性”外烁“的优势，加以融合、统整，形成知识与价值的统一，理性与人文的和谐，才是时代发展的正确轨道。
